閑談近代早期的奢侈消費

寫在前面：本篇是很久以前的某個回答的重置版，查了一堆資料然後發現不知道該怎麼兼容起來了……於是就成了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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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30磅重的黃油蓋蛋，

他們的鯉魚喙餡餅，

他們把用龍涎香浸泡腌制的野雞和3隻肥閹羊搗碎做成肉鹵，

僅僅是為了做一隻孔雀肉的調味汁。」

凡勃朗在《有閑階級論》（1900）中最早提出了「炫耀性消費」這樣的概念：「要獲得尊榮並保持尊榮，僅僅保有財富或權力是不夠的。有了財富與權力還要必須得出證明，因為尊榮只是通過這樣的證明得到的。」

長久以來，歐洲的貴族們一直堅定地奉行著莊園內部自給自足的消費標準，但是在商品經濟的大潮襲來之時，他們日益發現自己正在作為消費者的主力而融入市場經濟，如同他們作為消費者而融入市場經濟一樣。改進的道路條件與交通工具使得共同市場成為可能；更強大的國家機器則使得這樣的共同市場更為可靠。

奢侈的表現

勞倫斯·斯通在《貴族的危機》中，足足用了一整章來講述英國貴族們的奢侈行為【1】：

對於貴族群體而言，大多數富有的貴族能夠以驚人的速度復甦；但對於鄉紳這樣的小貴族來說，情況則有所不同。貴族們現在能夠在國王的宮廷或者城市中彼此看到對方，無論是報紙，雜誌還是馬車與宅邸。一個鄙視鏈自然而然地產生了：他們嘲笑那些裝作身份高貴卻跟不上高雅時尚的人——這些人喝劣質的葡萄酒，吃多筋的肌肉，趕不上服裝、傢具和建築方面的時尚。窮貴族們一方面要儘力維持他人眼中「所必要的體面」，但另一方面，他們的品味與舉止甚至閱讀習慣都是被嘲笑的對象。

富貴族與窮貴族之間在消費習慣上形成的差距，扭曲了曾經將貴族團結成一個階層的封建依附關係，富有的貴族們也逐漸不願意維持對窮貴族的這種「人身庇護」一樣的接待與資助。在上諾曼底，貴族數量在整個18世紀下降了大約1/2，但這一地區貴族的平均人數卻上升了，很顯然，最窮的一半貴族跌入了破產並最終被驅逐出貴族階層甚至消失【2】。

對奢侈的討論

17-18世紀的「奢侈」現象引發了思想家與經濟學家們的密切關注。歷史上的道德觀念發展常常會落後於時代發展，在「奢侈」的問題上同樣如此。除了新教徒慣有的沿襲下來的道德批判以外，批判奢侈的一個出發點以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頗為有趣：

「我們應該謹防在飲食和衣飾上過度消費外國貨。時尚多變，帶動外國貨的使用，更增加了浪費和開銷。這些惡習在當代遠勝於過去的年代……吞雲吐霧，交杯換盞，豪餐宴飲，時裝時尚和在悠閑享樂中浪費時光，違背了上帝的律法，與其他國家的用度也截然相反。」

—— 托馬斯·芒《英格蘭財富及對外貿易》（Thomas Mun，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1664）

在英國17世紀後半葉的辯論中，貿易與傳統道德觀之間的衝突，因為英荷的貿易競爭而顯得尤為重要。英國人發現他們的主要出口毛織品逐漸受到荷蘭的競爭對手的排擠，時人給出的一個解釋是，英國人的道德（民族性）不及荷蘭人的道德（民族性），荷蘭人之所以能夠做到貿易順差，就是因為他們的勤儉節約的風氣。出於遏制進口（保護國貨？）的出發點，在持類似觀點的經濟學家們看來，外國奢侈品的進口是道德退化的緣由，所要滿足的必需品完全可以由國內產品供應，而糖、絲綢和香料這些進口產品都屬於「不必要的需求」，會敗壞英格蘭的民族精神，導致國家財富流失。

但是即使是最虔誠的清教徒最終也要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儘管奢侈對於個人而言是「邪惡的」「墮落的」，但是奢侈因其對工商業的刺激作用而造福於人類集體。在慾望去道德化討論的基礎上，巴爾本（Nicholas Barbon）在《貿易論》（Discourse of Trade，1690）進一步提出，貿易回應了慾望的需求，而慾望又試圖得到無限的不可想像之物，那麼禁止弗蘭德斯的花邊並不意味著人們就會買英格蘭的毛紡織物。時尚的流動性意味著一種奢侈品被禁止，另一種又會取而代之，於是巴爾本成功地駁倒了貿易平衡論的鼓吹者。時尚與奢侈品的變幻無常的特性反而增進了商品流通與貿易，而貿易收益又因為對社會福利的正面影響而成為合理的。

柏拉圖曾對「軟弱氣質」大加批判，對斯巴達尚武精神充滿讚頌之詞。「阿姨之友」休謨卻提出，斯巴達的力量來自於商業與勤奮的匱乏，但人的「性情」「被軟化」正是人性增長的體現，他暗示了斯巴達人實際上不能稱之為文明的人。慾望增長的一個結果就是對城邦「士兵-奴隸」結構的瓦解，這種奴隸制是不利於人的幸福的，而這種幸福，最直接的來源就是物質福利，商業、貪婪、奢侈品的組合在這一過程中帶來了人的自由與國家的強大，人民的困苦是專制君主制國家統治的必然結果。從休謨到亞當·斯密等人的思路在接下來的幾百年內，逐漸發展出了為大眾接受的現代性的觀點：滿足人的物質需要和促進物質福利是至關重要的【3】。

如何解讀歷史上的「奢侈」？

與開篇我們提到的凡勃朗的思路類似，在布爾迪厄看來，奢侈性消費正是上層階級與中層階級用來把自己和別人區分開來的策略。社會階級不是只根據一個人在生產中的地位界定的，而是依據與那個地位具有「正常」關係的階級習性界定的。對於階級的界定而言，階級的意識與階級的存在一樣重要，階級的消費——不一定是奢侈性的、符號性的——與階級在生產關係中的地位一樣重要。

不同於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布爾迪厄認為，階級身份不僅僅是物質層面建構的產物，同樣是一種知覺與概念性的東西，「紙面上的階級」只有在符號的與政治的勞動中賦予它認同與動員時才可能成為「現實的階級」。因此，文化，趣味與生活方式的指標都應該歸納進社會-階級的框架中，表面上的浪費實際上是將經濟資本轉化為政治，社會，文化或者「象徵性」資本的手段（以上的結論更多用於分析小布爾喬亞）。這一路的理論我們可以通俗地簡化為：炫耀式消費是一個群體顯示他們自身比另一群體高貴（顯示B格）的策略。

但炫耀式消費的功能是否僅有這一方面？勞倫斯·斯通就觀察到，都鐸王朝與早期斯圖亞特王朝的貴族們，維持著一種慷慨的「半公共性」的中世紀貴族的生活方式。1554年，威尼斯大使觀察評論說，「在鄉村，他們保持著巨大的家業，這不僅是就他們有大量足以供自己消費的豐裕食物而言，而且還因為他們有如雲的僕從，在這方面他們是任何其他國家都無法相比的。」

如果我們從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與E.P.湯普森的「道德經濟學」出發，考慮到人類學方法下「扮演角色」的思路，就應該得出結論：這種奢侈象徵的庇護性的主僕關係是「家長制的統治」權力表達的一部分。與18世紀末到19世紀的革命相比，近代早期貴族與平民們的兩極對抗並不明顯；貴族對平民的權力行使不僅僅在於強制性的經濟控制，更在於奢侈等一系列儀式化行為構建出來的貴族的「民眾保護者」的形象，以及民眾對這一權威形象的認可與服從，也就是所謂的「文化領導權」【4】：

「精巧製作的假髮和香粉,用作裝飾的衣服和手杖,甚至還有再三排練過的貴族的姿勢和傲慢的舉止及腔調,所有這一切的立意都是在向平民展現權威並強求他們服從。」

在這種形成已久的傳統的習慣與共識中，貴族在施加這種「文化領導權」的時候，民眾也在反向地，間接地對貴族施加壓力：我們之前所看到的貴族「不得不」選擇奢侈，即使在破產之時仍然維持這樣的生活，不僅僅是簡單的對於更上層的貴族的攀比模仿，也是這種「家長制」中民眾與貴族締結的交換契約下的所必須承擔的角色，如果他們不按照這種方式行事，他們就難以行使權力。

參考資料：

【1】勞倫斯·斯通《貴族的危機：1558-1641年》，P253，P256

【2】喬納德·德瓦爾德《歐洲貴族：1400-1800》，P119

【3】克里斯托弗·貝里《奢侈的概念》，P101-P145. 黑格爾-馬克思提出了一種與休謨-斯密截然不同的超越性的奢侈概念解讀思路。

【4】E.P.湯普森《共有的習慣》，P89

PS：

寫這篇的時候粗略翻了一遍《笛福文選》，看到這個虔誠的清教徒痛心疾首地批判英格蘭自詹姆斯一世以來的道德敗壞風氣，簡直想笑。

順便溫習了一波維爾納·桑巴特與馬克思·韋伯的爭論，不過他倆的觀點我都沒放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