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叔《晚年札記》摘抄（2）

03-14

1992年

……

1月2日

……今天俄羅斯與烏克蘭實行物價的「震蕩療法」，日用品平均漲了三倍，甚至有漲到十倍的。早一天在電視上看到莫斯科市民們爭購食物的鏡頭。又在《衛報》上看到一位不滿的路人說，「這會造成少數幾個百萬富翁，同時造成幾百萬個窮人」。這想法應該是非常普遍的。葉利欽決心實行這個「療法」，他相信幾個月之後情形會由壞變好的。飢餓憤怒的群眾會容忍得這麼久嗎？人們普遍相信，這療法會產生「社會動蕩」。如何對付這動蕩呢？用鐵腕來高壓。這就給一個新的墨索里尼或皮諾切特造成上台的條件。

1992年的舊蘇聯內部會發生層出不窮的事變。會出現各式各樣的人物：「鐵腕」軍人和軟骨政客（愈來愈露骨地為西方帝國主義者充當買辦），多半將輪替出現，或相繼出現。直至有一個真正夠格的拿破崙出現為止。戈爾巴喬夫復出也不是絕無可能；帝制復辟看來卻是絕少機會。我們所希望的是在諸般力量的分合與抗爭中，真正代表十月革命傳統的、目前還處於極端弱小地位的「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會迅速地成長起來。

這是「教徒式」的祈禱嗎？不是的，遲些早些，我相信歷史會證實這個願望，實現這個「祈禱」。

1月5日

蘇聯瓦解過程，終於證實了托洛茨基關於蘇聯國家性質的看法。

還是在五十六年之前，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說過如下的話，下了一個長長的定義：

「……《被背叛的革命》，第184頁，柴金榮譯本。……」

寫下了上引這一段文字之後，托洛茨基又生存了四年。在此期間，由於斯大林主義制度的醜惡更多暴露，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益臨近，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與非同志們更充分地研究與討論了蘇聯的國家性質問題。托洛茨基在這個問題上採取的基本立場，完全根據並堅持上引的九點。唯一增加的只是明確地指出，蘇聯如果想從現狀前進道社會主義，必須通過一次政治革命去推翻官僚統治。

反對托洛茨基見解的，主要有兩種意見：1、將蘇聯國家看成為一種歷史上新的現象，它將開始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它既非資本主義，又非社會主義，而是官僚集產主義。這個主義不是代表著人類歷史從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去的一段彎路；而可能構成一個獨立與漫長的歷史時期。2、便是把蘇聯以及後來出現的同類國家的制度，統統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

現在，蘇聯與東歐諸國的崩潰、瓦解，終於證明出這種制度確實是介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一種矛盾的社會。它既不曾、不能造成一個相當長的、獨立的歷史階段；也不曾、不能與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和平與自然地溶合到一起。

官僚集產主義的主張者現在已經不很多了；但國家資本主義論者還是不少。他們如何解釋斯大林主義制度的崩潰呢？很簡單：這是獨裁的國家資本主義讓位給民主的自由的資本主義！事情如果真的如此簡單，那又怎能解釋在此讓位過程中，與一些群眾性的爭民主反專制的運動同時，我們又看見全世界的一切反動勢力：從歐美帝國主義國家的領袖到第三世界的一些小獨裁者，從羅馬教皇到東正教的大僧，正從羅曼諾夫家族的遠方後人到東歐一些國家的流亡王子們……都出來齊聲歡呼，這個「民主與自由」的「讓位」？

難道這些當前的與過去的統治者們，這些一貫在物質上與精神上奴役勞苦大眾的老爺們，都突然變成民主、自由與人權的衛士了？顯然不是的。

斯大林主義制度崩潰之所以會引起「普天同慶」，主要原因，我以為，在於蘇聯以及同類國家的性質，直至它們傾倒之前，基本上還是托洛茨基當年所指出的九點所代表的那個充滿矛盾的集體。其中含有可憑以前進至社會主義的因素，又含有可憑以退回到資本主義的因素。

一切反對派之所以歡欣鼓舞，因為他們看到了前一類因素的最後消失，看到了後一類的因素的全面勝利。

如果蘇聯的崩潰僅僅表示甲類資本主義轉變到乙類資本主義，那是絕對引不起全世界反動派的如此同情的。同時，也無法解釋，何以國家資本主義蛻化為私人資本主義，會使現時代一切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思想與運動，遭遇到巨大的挫折與衰退。

（這一則札記由1月5日開始寫，經過多次中斷，直到1月26日，才補寫完成）

[根叔儘管正確地判斷出這次史無前例的慘敗會給社會主義運動帶來的巨大挫折與衰退，卻還是沒有想到這挫折與衰退居然是如此巨大——長達三十年，整整一代人的時間，群眾疏遠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統治空前鞏固了。]

1月8日

Baruch Hirson寄來托洛茨基於1934年1月29日寫給李福仁的信稿。這是有關當年伊羅生與上海斯大林派合辦《中國論壇》所引起的策略問題的。為了刊物的存在，有必要對合作者作出一些讓步。但是讓步得有個限度。這個限度該怎樣決定呢？在這封信中，托洛茨基給規定一個原則性的標準。他說：

「一個遠離現場的人，雖然很難對實際工作問題表示意見，但我還是覺得你的做法是對的。納就是儘可能長地設法把《中國論壇》搬下去。但在與人妥協這一方面我們要走得多遠呢？這是一個很微妙的問題。如果你真有希望建立起你自己的基礎，那末，我覺得，為了不把重要的地盤過早地讓給人家，即使對斯大林派作一些較大的讓步也是允許的。但若你沒有希望能在那裡建立自己的基礎，而斯大林派又愈來愈固執，一再提出他們的要求，那末為了保存生命而付出生命的意義作為代價，這在政治上說是不智的。在這樣情形中，讓它光榮地死去倒比較好些，那就是，索性以左派反對派精神出版戰鬥性的最後一期。」

……

2月11日

……

蘇聯與其他一切「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方面的經驗，至少告訴我們一點，公有化（或國有化）與私有化二者的本身並不能解決全部問題。重要的還得看是怎樣的公有？是落在誰的掌握中的公有？是靠什麼階級與怎樣的人來操作的公有？至於私有制，在由資本主義制度轉變到社會主義去的過渡時期內，特別在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內，是不可能廢除或禁止的——在某些部門與某些時候，甚至還得加以提倡呢。但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第一、私有化終究是輔助性質的；第二、它必須在社會與國家的監視之下，只能讓它起有利作用，不能投機倒把，欺騙盜竊，為非作歹。

……

2月22日

……

曼德爾給超的信寫得很好，正如他十年前讀了我的回憶後寫給我的信一樣，熱情洋溢，令人鼓舞。但若將他和皮埃爾·弗朗克相比，我還是更歡喜後者些。弗朗克沒有曼德爾的學養文采，但他更厚道，更切實。拿他當年對我這本回憶的態度來看吧，幾句評語，幾句讚許，都非常中肯，十分妥切。其中沒有絲毫客套，也沒有任何宣傳意味。曼德爾的信卻大有對自己人也進行宣傳之嫌。

……

3月3日

把老超回答曼德爾的信寄出了。本來想寫一封較長的信，把超寫給我的信中所說的意見寫上，再加一些我自己的意見，一併寄給曼德爾。只因精力太差，無法寫長信。把一些必要的話告訴班，讓他給我代筆。對第四國際十三屆世界大會的宣言，據超信上說，上海的朋友都不滿意。他們認為這個文件「沒有明確地分析現時形勢和指示前進方向。」接著，超又說：

「文件用了許多篇幅在保護環境和提高女權，尚可說，在革命低潮時代，群眾只能進行這種低姿態的活動，我們也參加這種活動；但文中幾處提到男女的同性戀愛，又應當怎樣說呢？男女同性戀愛同革命運動，同一般政治運動，又有什麼關係呢？我活了九十多歲，看了不少革命組織發表的文件，此次所見是唯一提到同性戀愛的。」

這個批評基本上我完全同意。關於同性戀問題的不同看法，很有趣地暴露出文件寫作人的「歐洲中心主義」。這個文件的寫作者（大多是卅幾歲的年輕歐洲人），當他（或他們）把反對歧視同性戀的要求寫進這個世界革命組織的主要文件中去時，根本不曾想到，在像中國那樣的國家中，亦即在第三世界的最大多數國家中，首先，男女同性戀根本不是一個普遍現象；相反，它是一個極稀有的現象；其次，同性戀既然只是少數私人之間的事，並不構成社會問題。沒有所謂歧視，亦無所謂反歧視。再則，如果一個革命組織在此情形中提倡同性戀，縱使不會使它在群眾中喪失信仰，至少不會因此而獲得任何力量。

[在這個問題上，我不能贊同根叔與鄭老的意見。歧視不但存在，而且很嚴重。]

第四國際的新一輩領導人，似乎忘記了，或者根本看不起《過渡綱領》。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過渡綱領起草於1937年年底，經過討論、修訂，正式通過於1938年9月在法國舉行的國際會議。綱領總結了「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即蘇聯共產黨內左派反對派的思想和政治鬥爭的經驗，作為一切真正馬克思主義者此後鬥爭的基礎。半個多世紀來第四國際的活動，都是遵循這個基本文件的。誠然，我們的鬥爭沒有在世界的任何地方獲勝，而半個多世紀來的世界革命與反革命的實際情況，又在不少地方證明了《綱領》的「錯誤」。最大的「錯誤」，是把世界資本主義說成是處於「垂死掙扎的痛苦」中。如今「社會主義陣營」崩潰，「共產主義」的蘇聯瓦解，證明出資本主義不但不曾處於「垂死掙扎的痛苦」中，相反，它正處於「欣欣向榮」的狀態中了。既然大前提已經站不住，從這個前提引伸出來的戰略、策略也就站不住了。

問題是否如此呢？決不是。

給資本主義的壽限定錯了日期，不自托洛茨基與托派始，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犯的。這個「錯誤」，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的一次新版所作的序言上就承認過，而且解釋過了。最高明的醫生也不能明確無誤預言某一病人的斷氣時刻；但這決不妨礙他憑病人生理上的種種癥候，預斷病人終將死去。

[工人國家陣營覆滅後，資本主義是空前鞏固了。可是它依然不能克服自己與生俱來的缺陷，依然會反覆造成嚴重的危機。]

正像共產黨宣言之於一般的共產主義運動一樣，《過渡綱領》還變成為今後世界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基本文獻。當然，它必須在近數十年來革命的成敗經驗的參照之下，作完全必要的檢討與修訂的。

……

3月11日

劉山青來，談了半天，相當失望。他成了「民運」機構有心製造的「英雄」之一。人還是老實，但無深度。他的前途：或者於一度喧囂之下，像肥皂泡一般地消失，或者，終於被造成一個香港馬路政客。前一可能大，後一可能較小，因他並不具有馬路政客的必需條件也。

[根叔的眼光太准了。有的人即使能承受十年牢獄的折磨，卻還是會被另外的方法腐蝕。]

不過，在幾小時的談話中，我還是說了我應該說的話。主要是給他潑了一盆冷水。臨別贈言是：人不怕罵，只怕捧；當你周圍只聽到一篇贊捧之聲的時候，應該特別警惕的。

這是進入聾人耳朵的聲音吧！

……

4月9日

生平第一次投選舉票。選工黨。

（不明白為什麼要這麼做？作為共產主義者，在沒有代表工人的候選人的情況下，難道不是應該工黨和保守黨都不投的嗎？）

……

8月29日

終於將札記中論及舊蘇聯國家性質，戰後資本主義何以有了空前發展等等問題的段落複印寄春，請他轉寄老超。老超提綱中還有兩項意見；我們對民族問題以及對宗教問題的態度，將來也想和他討論一下。我以為我們必須反對反動的民族主義；但並不因此忽視民族問題的複雜性。重視民族問題，與贊成民族主義完全是兩碼事。把二者看成是一碼事，或簡單否認民族問題的存在，那是不對的。這態度非但不能解決客觀存在的民族糾紛，而且更糟的，它恰恰會在客觀上幫助最反動與較強大的那些民族去壓迫較為弱小的民主。在這個問題上，列寧立場確實比盧森堡立場正確得多。過去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目前正在展開於前蘇聯與前南斯拉夫的可悲情況，更會從正反兩方面去證明這一點。

對宗教的態度亦然。簡單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口號去反對一切宗教糾紛，行動上採取打倒一切宗教，以為這樣便能解決種種因宗教差別而引起的一切政治和社會矛盾，那是非常天真的。文革中紅衛兵們的反宗教鬥爭如何取得了極壞的反效果，至少告訴了我們簡單叫喊反宗教的口號是反對不了宗教的，它只能取得反效果；大大加強一切反動與愚昧的宗教勢力。

反對宗教是一個漫長的鬥爭。宗教絕對不能用政治與軍事的手段來反對。它必須在文化與經濟的普遍提高中，逐漸地減消其影響，乃至最後使它自行歸於消滅。在這個極長的歷史過程中，任何一個進步的政黨或政權，一定要嚴格保證信仰自由。不然的話，只能助長宗教的存續時間，至少幫助它發揮更大的反動作用。

……

11月22日

讀《列寧全集》，無意中翻到了第22卷中的一篇文章：《論尤尼烏斯的小冊子》。尤尼烏斯是盧森堡的筆名，小冊子是《社會民主黨的危機》。列寧……指出了小冊子中兩個錯誤。第一個錯誤，作者沒有提到社會沙文主義同機會主義的聯繫；第二個錯誤，在於作者認為在帝國主義的環境中，民族戰爭已不可能或不可能終於貫徹的。

列寧批判了這兩個缺點。在所有提出的反駁論據中，最獲我感到興趣的是下面這些話。

「不言而喻，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會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條件的和可變動的，沒有任何一種現象不能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自己的對立面。民族戰爭可能轉化為帝國主義戰爭，

反之亦然。例如，法國大革命的幾次戰爭起初是民族戰爭，而且確實是這樣的戰爭。這些戰爭是革命的：保衛偉大的革命，反對反革命君主國聯盟。但是，當拿破崙建立了法蘭西帝國，

奴役歐洲許多早已形成的、大的、有生命力的民族國家的時候，法國的民族戰爭便成了帝國主義戰爭，而這種帝國主義戰爭又反過來引起了反對拿破崙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

「只有詭辯家才會以一種戰爭可能轉化為另一種戰爭為理由，抹殺帝國主義戰爭和民族戰爭之間的差別。辯證法曾不止一次地被用作通向詭辯法的橋樑，

在希臘哲學史上就有過這種情況。但是，我們始終是辯證論者，我們同詭辯論作鬥爭的辦法，不是根本否認任何轉化的可能性，而是在某一事物的環境和發展中對它進行具體分析。」

當1940年我提出「抗戰變質」的意見時，根本不曾見過列寧這篇文章。由民族戰爭轉化為帝國主義戰爭的一部分這個事實我是從當時的具體情況中看出來的。可從來不曾想到過帝國主義戰爭也可以轉化為民族戰爭。列寧的這一見解值得深思。

[根叔在這個問題上，還是沒能擺脫抽象的理論思考。]

11月28日

給老超寫的長信中我說我是「科盲」，又是「經盲」，有的朋友見了說我「謙虛」。非也。這是實情。我一見數字就頭疼，拿起一本經濟學書來會睡覺。自己深知這個毛病，幾次立志糾正它；但因這習慣（或者可以說「趣味」）孩子時代養成，「積習難返」了。不懂得科學，不懂得經濟學，根本就不能成為紮實的馬克思主義者。我深深知道這一點，但不能做到這一點。這該是我的一生憾事之一，是最大的憾事之一。

可是，倘若有人因此而說我根本不配做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那我決不能接受這個非難。馬克思主義是多方面的。很少幾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能夠在所有方面都具有足夠的馬克思主義的知識。馬克思主義有似一座巍然聳立的高山，有通往絕頂的，乃至登上半山許多途徑。人們可以循著各條途徑，憑各人具有的力量和決心登上某一高度，成為某一程度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一百多年來真正稱得上全面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少而又少。大多數是幾分之幾的——甚至有更多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都只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罷了。然而沒有這一大批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社會主義的與共產主義的革命是絕對不能成功的。

我究竟是幾分之幾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究竟我是循著哪一條山徑爬上這座高山，很難說。首先我想是由於我所生息的時代和環境，又由於我從來看不慣人間不平的性格吧。至於知識方面，我覺得，在政治分析與觀察上，在思想的辯證應用上，似乎最容易理解和體會馬、恩、列、托幾位大師的著作。

……

1993年

……

3月14日

俄羅斯的危機又在總統和國會之間的鬥爭中爆發。斯大林主義的統治崩潰後，這個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危機一直在擴大和加深，看不見有任何轉機徵兆。……

老牌的斯大林主義者多半會告訴我們：要統治像俄羅斯和中國那樣的國家，那裡一般地沒有民主傳統，那裡原有的經濟基礎比較薄弱，要想使政局安定，經濟發展，除了用極權、專斷的統治之外，別無其他辦法。

戈爾巴喬夫也許在後悔當初不曾順從那些8月政變的軍政領袖們的計劃……吧。

葉利欽和國會裡的各派頭頭們，事實上已各自在準備建立自己的獨裁製，藉以實施各自的「民主改革」了。

過去是用個人獨裁來建設「社會主義」；現在要用個人獨裁來建立資本主義。這是歷史的嘲謔，是人類——特別是那些落後國家的人們今天說遇到的似乎無可避免的悲慘命運。……

……

5月18日

這幾天讀了第四國際為準備明年召開第十四次大會而起草的一個文件：Building the

International Today。相當失望。教派態度當然要不得，但是完全放棄自己傳統，企圖在一些非常起碼的政治要求上統一起來——至少把自命為托派的所有派別統一起來，非但不可能實現，即使實現了也不一定是好事。這是我初讀文件的一個印象，希望不久能再仔細讀一遍，也許它沒有我初讀時所得影響的那麼壞。如有力氣，希望能把再讀時所得的意見寫下來，跟朋友們討論。

5月28日

友人借給我一本曼德爾的新著，《權力與金錢》。才讀了那篇導言，覺得很好。準備慢慢把全書讀完。……

曼德爾自是一位會寫文章的人；但我每次讀他的文章，總覺得不夠暢達，不夠通俗，有時嫌他太愛「掉書袋」。和列、托相比，在這方面曼德爾確實差得多。列、托的文章，很少從別人的文章出發，而總是從直接分析或批判事物出發。因之他們的文章有力，易懂，其中可以說句句有用，無一廢話。曼德爾似乎帶上太多的學究氣與書生氣。

在這一點上，陳獨秀與毛澤東都比他高明得多。

……

6月8日

……

白克曼寄來了一本大書：《國際托洛茨基主義》。全書共1123頁，著者Robert J Alexander，美國Rutgers大學的退休教授。內容是記敘1929年至1985年全世界各國托派活動的歷史。以一人之力，寫了這麼一本「百科全書式」的大書，確不容易。

翻閱了一下中國部分，這卻使我非常失望。他完全依靠一個名叫米勒的彭述之的美國朋友所提供的材料，將中國托派歷史簡單寫成為彭氏夫婦倆的「豐功偉績」。陳碧蘭那篇一派胡說的文章《回顧與彭述之相處的二十年》，成了他寫中國托派運動史的主要根據。「吾不欲觀之矣！」

班要我寫一篇文章來批評，我不能，也不願。把十分有限的力氣去批評如此糟糕的作品，不值得。陳碧蘭的狗屁文章，我早已批駁過了。

[老彭夫婦也許地位更高、錯誤更少，但是，要說流傳給後輩的精神遺產，他們卻遠遠不及根叔和鄭老。]

……

9月7日

湯普森（E.P.Thompson）死了，報紙上的反應遠遠不及一個普通電視演員之死所引起的。英國是出人才的國家；但這裡的上層社會對人才的重視卻不會比中國好許多。特別是對於那些左派的人才。

很遺憾，湯普森的大作《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我拿起放下地讀了好幾年，卻始終不曾讀完。這是我一生所犯的最壞毛病：不能把喜愛的作品一口氣從頭至尾地讀完。他的死又讓我記起這本書來，想認真地再讀一遍。可是精力愈來愈差，這個心愿多半只是我無數同樣的無法實行的心愿之一吧了。

湯普森是一個有創見的歷史家；又是一個具有詩人氣質的革命家。除了那部研究和敘述英國工人為何從一個「自在」的階級成長為一個「自為」的階級的巨著之外，他主要還寫了英國的二位革命詩人的傳記：威廉·莫里斯與威廉·布雷克。他寫這二位詩人的傳記，研究他們的生平和思想，主要目的是要證實他的一個想法：英國工人階級之階級意識，特別是其中趨向於社會主義的流派，是從兩個傳統來的，一個是經濟的與政治的；另一個是文史與宗教的。湯普森本人之同情工人階級，擁護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乃至反對核武危害，首先也是由於後一傳統。

馬克思主義者中間流行著一種想法：自從馬克思寫了資本論，確立了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後，一切空想的社會主義，一切從感情出發的、反對資本與其他壓迫的社會理想，都無益於工人階級覺悟的提高，而只能替一切剝削者與壓迫者起麻醉作用。這種說法，其實是偏頗的。發展到極端，甚至有害。

不但在完整的馬克思主義體系出現之前有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便是在它出現並在工人運動中起了決定性影響之後，也還有這一類的非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懷有這些思想的人，大多最初是從感情出發來接受社會主義，然後在理智上來了解社會主義，以此接受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當馬克思主義不僅在思想上戰勝了一切僅從感情出發的社會主義派別，而且在實踐上組織了工人階級，爭取到廣大的勞動群眾，而且還在一些國家中，首先在俄羅斯進行社會主義的革命，並進而企圖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以後，人們之走向社會主義與接受社會主義，也還有不少是從感情出發的，這些感情的社會主義者，在實際鬥爭與繼續的理論思考中，很多能進一步成為全面的馬克思主義者：可是仍有不少一部分人，始終停留在感情階段。這些感情的社會主義者，歷史證明，對社會主義的革命曾經起過，而且將來也還能起著相當大的作用。

9月13日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與以色列政府今天在華盛頓簽了和平協議。如何看待這個協議，不但在巴勒斯坦人中間，而且在以色列內部；不但在一般的國際輿論上，而且在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隊伍中，都發生了相反的看法。從社會主義者的觀點看，「Zionism（猶太復國主義）」是一種使歷史倒退的運動，本質上是反動的。二次大戰之後英帝國主義者扶植起以色列這個新國家，顯然是為了反對中東阿拉伯民族的反帝鬥爭，為了繼續維護它在這一地區的利益，因而在這個地區強行安下一枚忠於英美帝國主義利益的棋子。這個作用事實上是發揮了的。首先在英國的，接著在美國的積極扶助下，由300萬左右的猶太人組成的國家，居然對抗了中東地區所有阿拉伯人的聯合進攻，居然阻止了蘇聯在這方面的勢力進展。

全世界一切進步力量反對以色列的為虎作倀，反對它特別對於原居民——巴勒斯坦人——的殘暴壓迫，那是理所當然的。

可是半個世紀過去了。中東形勢，乃至整個世界的形勢發生了極大變化。首先，原來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其他阿拉伯國家，先後離開了這個反以陣線，紛紛同以色列的撐腰者，特別同美國和解了。其次，以色列這個國家逐漸成了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最後，從來即使不是從革命社會主義的利益出發，而只是從謀世界均勢的立場出發，曾經多少給過反以色列鬥爭以若干援助的東歐與蘇聯集團，也不但不再支持，而且自己和以色列謀取妥協了。終於其自身土崩瓦解了，到了這個地步，怎麼能使勢單力薄的巴勒斯坦人繼續作不妥協的鬥爭呢？

形勢所迫，「巴解」是非改變態度不可的。

光是大叫抗爭到底，絕不妥協，顯然在情在理都已不符實際的了。

我想全世界革命社會主義者今後的任務，應該支持巴勒斯坦人取得真正的獨立自主，反對以色列統治者的擴張和壓迫巴勒斯坦人；同時鼓吹以色列勞動階級與巴勒斯坦的勞動者聯合起來，實行社會主義的革命，實現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聯合的社會主義共和國，以此作為中東未來社會主義聯邦的一部分。

[這恐怕是唯一可能的方法。]

……

9月22日

昨晚，葉利欽發布命令，封閉俄羅斯國會，今後將以總統命令處理一切國事，直至本年12月中旬選出新國會為止。這是葉利欽走向個人獨裁的更進一步。西方的所有民主國家，都急不及待地支持葉利欽這一項根本違反民主的措置。

當年墨索里尼與希特勒上台，都曾經取得民主國家的支持的！歷史似乎又在重複這個「錯誤」了。

9月30日

據《衛報》消息：幹了廿一年之久的法共總書記喬治·馬歇，從醫院裡寫信給法共中央委員會，說在明年1月25日召開的法共第廿八屆大會上，他將辭去總書記之職。在信中，他提了幾項建議，其中之一是今後要放棄「集中的民主」，即放棄民主集中制。他說：

「大家知道，我不喜歡這個制度。

「我並不把這個觀念和斯大林主義混淆起來，我是指它的本有意義而言的。這個原則只是與一種革命戰鬥相符合，而革命戰鬥卻已遠遠地落在我們後面了。

「我們得把更多的權力交給我們的成員。現在是須把我們的黨甲乙改建的時候了。還得給我們的領導機構取一些別的名稱。」

馬歇本是頑固的斯大林主義者。在過去廿一年中，他就是用斯大林式的「民主集中」來行使他的領導權的。斯大林主義的統治相繼倒台後，馬歇是西歐斯大林主義頭頭中堅持得最久，最頑強的一位。可是今天，在他73歲的退休信中，作出了這樣的聲明。這是垂死的哀鳴呢，還是真正反思的結果？抑或是索性由官僚主義的時左時右，終將一去不復返地和社會民主黨擁抱的宣告呢？

等著瞧吧。

不過一切能自己思想的馬克思主義者，從馬歇的話里也多少可以悟出一些道理來。第一、本意的民主集中制，即列寧所提倡的民主集中制，當然不等於斯大林的獨夫黨制。第二、列寧當年著重地提出民主集中制這個建黨原則，本是針對著當時流行於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手工業作風」，以及這個作風在沙俄的警探恐怖下面的不相宜。他並非要把它當作一個革命黨在任何時候與任何政治環境中都必須嚴格執行的制度。隨著客觀政治條件的變化，這個黨制的二個成分：集中與民主，必須作及時與適當的調整的。

斯大林主義的諸般罪惡中，最大的一項便是將列寧的這個思想絕對化，片面化，乃至施行絕對集中——集一切權力於「總書記」一人之手的毒化。

馬歇拋棄了斯大林主義的「集中民主」，更要進一步根本拋棄列寧所設想的機動的民主集中制，多半，據我看，只不過是他徹底轉變到社會民主黨去，實質也只是轉變到資產階級民主去的一個步驟罷了。

[這個分析是正確的，斯大林黨最後不是變為少數僵化者的小集團，就是要向社會民主黨靠攏。因為斯大林主義歸根結底仍是一種改良主義。]

10月3日

莫斯科爆發了「新的十月革命」。迫葉利欽的賭博固然導成了「內戰」。其實這個「內戰」，是葉利欽蓄意造成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完成他的個人獨裁。

10月4日

「新的十月革命」果然依照挑起這個「革命」的葉利欽的意圖給血腥地鎮壓下去了。至少在不短的未來，俄羅斯的墨索里尼政權會存在到了。

柯林頓與梅傑之擁護「民主的」葉利欽是不足為奇的。奇怪的乃是一些從來自命為社會主義者的人，特別是那位一向崇拜託洛茨基的英國名演員Vanessa Redgrave竟也全心擁護葉利欽——為了反對「斯大林主義」！

……

12月12日

今日俄國舉行對葉利欽憲草的全民投票，同時要選舉新國會，代替那於10月間被葉利欽用坦克解散的舊國會。

12月13日

俄羅斯全民投票與國會選舉的結果，多少有點出人意外。葉利欽的憲草是「通過」了，有50%以上的人投了贊成票。可是國會選舉的結果卻出人意外：公然主張法西斯路線的「自由民主黨」，據初期統計，已得票24%；擁護葉利欽的政府黨「俄羅斯的選擇」得票14%；共產黨得票11%；農業黨得票9%，「俄羅斯婦人黨」得票9%。

看情形，葉利欽是否能當上俄羅斯的墨索里尼，還不是確定的事。可能成功，亦可能步戈爾巴喬夫的後塵，為更為堅決的反動家——日里諾夫斯基所取代。如果日里諾夫斯基真的取代了葉利欽，那末葉利欽留在歷史上的作用，怕將是一個使俄羅斯向右急進中的新的克倫斯基罷了。總之，俄國的政治離一個暫時穩定局面尚遠。未來的變化還很多。唯一令人悲觀的是始終看不見一個像1917年時候的布爾什維克黨。

左邊不是完全沒有力量的，有好幾個自稱不同於過去共產黨的共產主義政派。但是迄今為止，我們還看不見一個認真對過去斯大林主義制度作出徹底與正確批判的、同時又堅持真正馬、列、托路線的左派團體。

俄國的第四國際的人我以為應該假如一些叫好的由過去共產黨下層組成的新政黨中去，以便從內部，同時又從外部宣揚我們的主張，以便在俄羅斯往後的政治發展中，起較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

[不同意這個意見。這仍是「打入主義」，而「打入主義」在當時的情況下並不適合。]

……

1995年

3月8日

得梁耀忠從香港打來電話，知子春已於今晨逝世。子春死了，我也不會再寫札記了。

[寥寥數語，就可看出樓老之死，給根叔造成的打擊有多麼巨大。六十多年來的老戰友逐漸凋零，革命事業跌入了空前的低谷……可以想見，根叔的內心是何等悲痛。三年後，鄭老也去世了。又過了四年，根叔也去世了。但是，他們的事業，絕不會隨著他們肉體生命的結束而消失。自有後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