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媒體政治時代已經來了

坦率而言，特朗普的上台，在某種意義上宣告著新媒體政治時代的來臨。儘管這種趨勢在奧巴馬時代就初現端倪，但是在2016年，新媒體通過一場對傳統媒體赤裸裸地羞辱，展現了自己空前強大的政治力量。

通過新媒體的作用，曾經沉默的不再沉默，曾經離散的團結在了一起，曾經邊緣化的力量意識到了自己的存在，並肆無忌憚地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

也正因為此，新媒體時代的政治參與，表現出了一種危險的顛覆性。如果說在阿拉伯之春的時候，這種顛覆性還通常被人們以傳統的統治潰敗來進行理解，那麼在英國脫歐、美國大選之後，這種顛覆性則表現的更加充分。

一方面，新媒體的出現，讓建立在信息不對稱基礎上的代議制政治受到了重大衝擊。在傳統政治中，公眾與精英、專家形成了一種委託與受託的平衡。專家因其信息與技能上的優勢，在公眾陌生的領域，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公眾能做的只有信任精英與專家，充其量不過是決定信任彼此競爭中的哪一方的精英與專家。

然而搜索引擎以及新媒體創造的新的信息傳播環境，終結了這種平衡。公眾開始了解真相，或者自認為通過網路的謠言了解了真相，那種對於精英專家的信任也隨之瓦解。

這不是政治獨有的問題，而是所有建立在信息不對稱的專業都共同面對的問題。醫生、教師甚至藝術家的權威，都同樣受到了日益嚴重的質疑。正是這種普遍質疑的狀況，讓西方曾經洋洋自得的代議制民主面臨空前嚴峻的合法性危機。

另一方面，新媒體也讓被傳統政治參與邊緣化的人群，重新獲得了組織化的力量。在傳統的政治參與中，通過熟人環境、媒體引導，許多話題、情緒甚至人群被巧妙地排除在外。

西方社會的大眾往往被有意識地引導到那些希望他們予以討論的議題之上，而忽略掉那些可能帶來不快或衝突的議題，這讓社會能夠獲得一種虛假的團結感與安全感。然而社交媒體的出現，讓大批邊緣地帶的沉默者找到了相互交流、彼此動員的空間，也讓傳統媒體營造的政治正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反抗。

值得強調的是，由於新媒體傳播中碎片化、情緒化的問題，這種反抗也往往會表現出極強的政治不正確。它往往傾向於吐露情感，卻很難提出建設性的解決方案，但相比於政治正確的流於形式，這種情感卻更加真實、更加強烈。這恰恰是川普擊敗《紐約時報》的根本原因。

考慮到新媒體政治的顛覆性，其管理成為一大難題，尤其是當其信息泥沙俱下、真假難辨時。俄羅斯封殺全球最大職業社交網站「領英」，可以視作對這種局面的一種回應。即便標榜自由的美國，最後也在大選的關鍵時刻關掉了維基解密，而且不乏「Facebook上的假新聞以某種方式影響了選舉」的瘋狂觀點。

然而，必須看到的是，那種傳統的高壓管控模式，或是將新媒體傳統媒體化的努力同樣難以取得真正的效果。這是因為，新媒體完全不同於傳統媒體，它已經完全泛化了，每一個智能手機用戶，其實都是某種意義上的新媒體，每一個微信群都是時時刻刻進行中的新聞發布會。

大眾的話語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擺脫了傳統媒體的控制，也讓基於管控思維的傳統輿情控制，處於嚴重的失靈狀態。除非一個國家願意放棄互聯網商業帶來的巨大紅利，徹底禁止智能手機的應用，否則它就不可能真正地迴避新媒體傳播所帶來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在新媒體的空間中構築起溫和、理性、包容的傳播環境。類似於《紐約時報》那種對新媒體「民粹傾向」的謾罵，和把新媒體徹底掐死一樣，都是毫無意義的。管理者必須明白，精英壟斷資訊供給的信息分享機制已經行不通了，在新媒體政治時代，信息平權讓政治表達更加低門檻，這未嘗不是進步。

至於假新聞的存在，如果從政治參與的角度看，也意味著那些邊緣化的話題、情緒甚至人群，作為一種「社會問題」正在被大規模發現。

（原文轉載自鳳凰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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