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麼廢除科舉制？

1905年9月2日，清廷上諭，「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中國歷史上延續了1300年的科舉制度就此結束。今年恰逢廢除科舉制度100周年，然而近來又出現一些學者撰文為這一死魂靈唱讚歌。如果我們能釐清一些基本的歷史脈絡，那麼科舉制度的廢除是否必要，這恐怕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

　科舉制度對於維護一個國家的安定團結起到過非常重要的作用，這話大抵不假，但安定團結給報考者造成的苦難卻被正史所遮蔽了。此外，如果認為廢除科舉是文化斷裂，進而激進地得出廢除科舉是導致中國文化失序的罪魁禍首的結論，就不免太過草率了。

　　首先，科舉考試並非如我們所想像的是「人人平等」的。科舉中的特權群體自唐以來一直存在，唐朝的貴族雖然已經沒有了「免試直升」的特權，但至

少可以免去初級考試。到了清朝，更是變本加厲。上級官員可以對其下屬(每隔3~6年)進行一種保護性質的考試，這種考試容易之極，如果有人考完了這種試還沒有晉陞，那他一定是個文盲。這種特權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剝奪了下層民眾(其比例是相當龐大的)學習知識、博取功名的權利，從而成為社會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其次，科舉制度極大地助長了一種「官本位」的「讀書有用論」。自唐以來，知識與權力的互換關係被制度化了。大眾讀書目的明確，就是為了當官；反之，即使末代皇帝昏庸無道、不學無術，他還是要被任命為殿試的最高出題者和決策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知識淪落為當官的工具，知識成為公眾進入「有產階級」的敲門磚。既然知識只是手段，當官才是「唯一的真理」，才是知識分子的終極目標，那麼學習知識，學習儒家的倫理規範就可能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完全地變味。事實上，作弊在科舉制度中已經成了一門學問，很多考生都深諳此道，比紅寶書小上十倍的四書五經縮印本和有夾層的毛筆和硯台也真讓人嘆為觀止。而皇帝出的題目，常常喜歡和唐朝皇帝的「六問」扯上關係，都有規律可循。此外，正如周作人所指出的，八股文本來就是一種重形式、輕才學的文章寫作模式。科目單一，思維僵化，文字獄大興，寫文章時還得時時牢記本朝的「避諱」，一不留神就腦袋搬家。種種跡象表明，科舉並非一種真正傳播和普及知識的考試製度。

　　再次，考試成本太高了。有多少趕考的文人成了剪徑賊寇的刀下冤魂？又有多少考生在路途中一病不起，還沒見到皇上就先見了閻王？「名落孫山」後的失望情緒很可能讓考生患上嚴重的憂鬱症，馬克斯·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一書中寫道：「在貢院里，重病纏身、自殺造成的死亡事件並不罕見。」科舉制度為國家穩定所做出的貢獻是以犧牲最廣大人民群眾為代價的，一朝一科所挑選的人數有限，大多數人則被這種制度拋棄在外，他們像「賭徒」一樣心懷「翻本」的幻想，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入皇權政治的圈套，不亦悲乎？倘若當時就給他們一個了結，讓他們死了這條心，天空海闊，哪裡不是君子施展報國理想之所？在科舉制度中，又有多少文人懷才不遇、屢試不中，在鄉間像蒲松齡一樣終老一生，以小說自娛？

　　在1905年之前的晚清時期，買官鬻爵和科舉舞弊現象屢禁不絕(早在明景泰五年就出現了「捐官」制，買官一度被合法化)。當時中國的風氣，讀書人考不上功名的，不是去當幕僚，就是經商做買賣。當幕僚要托關係，會走後門；經商則自然需要一筆本錢，這兩者對於眾多的下層民眾來說幾乎是無法實現的空想。鴉片戰爭之後，「船堅炮利」的西洋艦隊讓國人猛醒。請注意，馬一浮這一批學人並不是在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之後才轉向激進的。馬一浮1898年曾經參加縣試、府試和道試(同考者中就有魯迅和周作人)，連續三次總案榜首，獲「小三元」的美譽，一時之間聲名遠播。但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卻使馬一浮為之深深震動，1903年，「滄海飄零國恨多，悠悠漢土竟如何」，馬一浮遠赴美國，如饑似渴地閱讀西學典籍，思想日益西化———就是他第一個將《資本論》帶入中國。

　　1893年秋天，魯迅13歲，他的祖父周介孚為了幫親友在鄉試中考個好成績，向主考官行賄，結果被主考官報告上級，按大清律令，科場舞弊可是欺君之罪。就在周介孚入獄的第二年，他的長子周伯宜(也就是魯迅的父親)由於不堪精神上的重負，突然吐血，病倒在床上，兩年後撒手人寰。都是科舉惹的禍，魯迅一家原本是富庶殷實之家，如今落得家破人亡，對於科舉制度，魯迅如何不油然而生一種刻骨銘心的仇恨？他也曾經參加過縣試，也曾經非常認真地學習八股文和試帖詩，但他最終放棄了參加紹興府複試的機會，轉而拿著母親東拼西湊借來的八元川資，去相對新潮的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念書。這何嘗不是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之前，中國普通大眾面對科舉這個怪胎時的尷尬處境的一個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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