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窮人生育能否根絕貧窮？

本題問的是經濟學角度「能不能」，而不是倫理角度該不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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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我問的是能不能，我沒說能，也沒說不能。我並沒有表達出什麼具體的觀點。僅僅是提個問題。僅僅想是拋磚引玉而已。

我沒有提問題的權利是嗎？為什麼會遭致一群「道德真君」的圍攻呢？

上綱上線、心理充滿宗教式的禁忌、規條，對某些問題不許想、不許問，這和中世紀宗教不許科學家解剖屍體有什麼區別？和談性色變的廣場舞大媽有什麼區別？

為什麼要反對我討論這個話題呢？就因為你們的「政治正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是嗎？

都說我釣魚，我釣什麼魚了？知乎還能不能好好討論一個問題了？只要一提問，絕對會出現一群搞誅心的人給你添加上「釣魚」標籤。

只要一提問，絕對會有一群人嘲諷挖苦提問者。然後一群烏合之眾給他們點贊，再共同進入「我智商比題主高，哈哈哈」的自嗨模式中。（請翻看慘不忍睹的問題日誌吧）

你若是覺得這種問題沒有討論的價值。你大可以無視之嘛！何必表現得像教徒反對異教徒一樣呢？

很多人對我提問的動機指指點點，我就來解釋一下我的動機好了：

我們人類社會的一大頑疾就是貧困，貧困滋生、助長了犯罪、疾病……等一切痛苦。

而貧困的人往往其父輩祖輩也是貧困的。因為父輩貧困，所以家庭條件不好、沒有良好的成長環境、教育條件，導致貧困一代代延續。

我本人就來自窮人家庭，很窮很窮。父母生活不如意，成天打架鬧離婚。所以我一直在想爹媽為什麼要生下我？

我不明白為什麼窮得叮噹響還要生孩子，讓孩子一出生就註定受苦。以前是因為沒有避孕措施，現在是因為什麼？

所以我想到這個問題。

就這麼簡單。哪裡有什麼釣魚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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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人大概不會有太大的意見，但是題主你肯定是要被資本家們不友善內容的……

資本家：媽的，窮人都滅絕了，誰來充當廉價勞動力？誰來買我的產品？

—————認真來說—————

你不理解貨幣意味著什麼。

窮人都滅絕了，的確字面意義上的貧窮被根絕了，剩下來的富人都佔有了很多資本和財富。

但是問題來了，在下給你五噸金條，把你丟到荒島上，這五噸金條又有什麼用呢？

嗯……坐擁五噸金條，卻需要自己種地自己洗衣自己做飯的大資本家，可以，這很根絕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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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作家謝德林曾有一篇寓言故事叫《野地主》，正好可以回答題主的這個問題。

在某某國家，某某地方，住有一位地主，日子過得真是快活。他一切都心滿意足：又有農夫，又有糧食，又有牲口，又有土地，又有花園。不過那位地主生性愚魯，看的是《新聞導報》，身體長得又嫩又白又胖。

只是有一天這位地主祈求上帝道：

「天主！你滿足了我一切，賜給了我一切！只有一件事我的心不能忍受：在我們帝國里，農夫實在生得太多了！」

但是上帝知道那位地主愚笨，因此沒有接受他的請求。

地主看見，農夫不是一天天減少，反而越來越多－於是心裡害怕了：「萬一他們把我的家產吃光了，怎麼辦呢？」

地主不知道這時應該怎麼辦，便去查《新聞導報》，看到上面寫著：「努力設法呀！」

「報上只有一句話，」愚笨的地主說，「可這是金玉良言！」

他便開始努力設法，而且一點也不馬虎，一切都有規則。農夫的雞誤入了地主的麥田－立刻照規則把它燒湯吃；農夫在老爺的樹林里偷砍了柴－這些柴立刻搬進了老爺家的院子，還向砍柴的人要罰款。

「現在我總是用這種罰款來對付他們！」地主對自己的鄰人講；「因為這個辦法對他們更有效。」

農夫看見：他們的地主雖然愚笨，天資卻並不低。他把他們限制得一步也不能動；隨便到哪裡－都不可以，不准許，不是你們的！牲口出去喝水－地主便喊：這是我的水！母雞走到村口－地主便喊：這是我的土地！土地，水，空氣－一切都成了他的！農夫變得燈架上沒有松明照亮，屋子裡沒有樹枝掃地。於是大家一致祈求上帝：

「天主啊！這樣一輩子吃苦，還不如讓我們跟自己的子女一起死了吧！」

慈悲的上帝聽從了孤兒們的哀告：於是在愚笨的地方所有的一切領地上，農夫都不見了。農夫到什麼地方去了－沒有人知道。大家只看見，地面忽然升起了帶糠谷的旋風，空中象烏雲一樣卷過了一批農夫穿的粗麻布褲子。地主走到陽台上，伸出鼻子嗅嗅：他那些領地上的空氣真是新鮮極了。自然，他很滿意。心想：「我現在可以保養自己白白的身體，白白、胖胖、軟軟的身體了！」

他就這麼一天天地過下去，並且想找尋消遣的辦法了。

他想：「我造它一個戲院！給名伶薩陀夫斯基去封信：來吧，親愛的朋友！再帶一些女演員來！」

演員薩陀夫斯基聽他的話，自己來了，也把女演員帶來了。可是他看見地主家裡空空的，搭台和拉幕的人都沒有。

「你把你的農夫都藏到哪裡去了呀？」薩陀夫斯基問地主。

「這樣的：上帝聽了我的禱告，把農夫從我的鄰地上趕走了！」

「朋友，你可是個愚笨的地主！令後誰來侍候你這笨傢伙洗臉呢？」

「我已經好幾天不洗臉了！」

「這麼說，你預備讓臉上長香蕈啦？」薩陀夫斯基說完這話，自己走了，也把女演員帶走了。

地主想起來了，他在附近認識四個將軍；他想：「我一天到晚打五關做什麼！我不如把那幾位將軍找來，五個人一起打局牌！」

說做便做；他寫好請帖，定了日子，把信發出了。這些將軍雖然是道地的將軍，但是餓著肚子，因此恨快就來了。他們一到，便覺得奇怪，怎麼地主家的空氣這麼新鮮。

「這是因為，」地主誇口說，「上帝聽了我的禱告，把農夫從我的領地上趕出去了！」

「哦，好極了！」將軍們稱讚地主：「這麼說，府上今後再也不會有一點農奴的臭氣了？」

「一點也沒有了，」地主回答。

他們打了一局牌，又打了一局：將軍們覺得，喝伏特卡的時候到了，於是心神不定，東張西望起來了。

「各位將軍，大概想吃東西了吧？」地主問。

「要叨擾了，地主先生！」

他起身離開桌子，走到碗櫥那裡，取出了五塊冰糖和五個印花的甜餅。

「這是怎麼回事？」將軍們問，睜大了眼睛瞪著他。

「吃一點現成的東西吧！」

「你應該給我們吃牛肉！給我們吃牛肉呀！」

「好啦，我沒有牛肉款待各位，將軍先生，因為自從上帝救了我，趕走了農夫，我廚房裡的爐子就一直沒有升過火！」

「將軍們對他大發脾氣，甚至牙齒紛紛也咬得直響了。」

「那你自己吃什麼呢？」大家紛紛責問他。

「我是靠一些生的東西充饑的，此外，暫時還吃些甜餅……」

「朋友，你可是個愚笨的地主！」將軍們說，不等終局便各自回家去了。

地主看到，他已經兩次給人罵做傻瓜了，本來想仔細的考慮一下，但這時眼光正好落到那副紙牌上，所以又不顧一切地開始打五關了。

「自由主義先生們，」他說，「瞧吧，我們穿竟誰對誰錯！我要向你們證明，真正堅定的心可以達到什麼結果！」

他擺了副「太太的任性」，心裡說：「要是連通三副，就不必去管它了。」事情也怪，隨他們打幾次。

「既然幸運之神已經有所指示，」他說，「那就應該堅持到底。現在五關已經打夠，我得走走，做點事了！」

於是他從這間房間走到那間房間，走了一會，然後坐下去休息休息。他老是想著。他想，他要從英國定些機器來，使一切都用蒸汽，都用蒸汽來做，從此聞不到一點農奴的臭氣。他想，他要開闢一個茂盛的果園：這兒種些梨樹和李樹；這兒種些桃樹，這兒種胡桃！而他只要向窗外一望－他想的那些東西，那裡就完全有了！梨樹，桃樹，杏樹，都立刻給他變了出來，果子長得滿滿的，他只要用機器把它們摘下，放進嘴巴里去好了！他想，他要養些乳牛，那些乳牛既沒有皮，也沒有肉，有的只是奶，只是奶！他想，他要種一些洋莓果，都是雙生和三生的，五枚就是一磅，然後把這些洋莓果拿到莫斯科去賣掉了不少。最後，他想得累了，去照照鏡子－可是鏡子上灰塵已經積了一寸來厚……

「塞恩卡！」他忘記了，突然喊，但馬上驚覺了，便說：「算了，讓它去，以後再說吧！我要叫這些自由主義者知道：堅定的心可以達到什麼結果！」

他就這樣子捱著時光，一等天黑－便上床睡覺１

睡覺做的夢比白天做的夢更加有趣。他夢見，省長大人聆悉他這位地主的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便問縣警察局長：「在貴縣治下真有這樣一個硬骨頭嗎？」後來又夢見，就因為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他當了部長，佩上綬帶，寫著布告：「仰各堅持到底，不顧一切！」後來又夢見，他在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兩岸走來走去……

「夏娃，我的朋友！」他說。

但是夢也都做完了，應該起床了。

「塞恩卡！」他又忘記了，喊起來，但突然想到……腦袋便垂下了。

「可是，做什麼好呢？」他自問自答地說；「哪怕來個鬼怪也好呀！」

他剛在這麼說，縣警察局長忽然來了。愚笨的地主真是說不出的高興；馬上奔到碗櫥那裡，拿出了兩塊印花甜餅，心想：「這個人一定是滿意我的！」

「地主先生，您那些暫時服役人忽然都不見了，請問這是怎麼回事？」警察局長問。

「是這麼回事，上帝聽了我的禱告，把農夫從我的領地上完全趕走了！」

「對；可是，地主先生，您知道不知道，今後誰替他們付捐稅呢？」

「捐稅？……他們付！他們自己付！這是他們最神聖的責任和義務呀！」

「對；可是，既然因為您的禱告，地面上已經找不到他們，請問，用什麼辦法去向他們收這些捐稅呢？」

「這個……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不能替他們付的！」

「地主先生，國庫沒有捐稅，尤其是沒有鹽和酒的專賣收入，就不能維持，您知道嗎？」

「我怎麼不知道……我很同意！一杯伏特卡的錢……我可付！」

「您可知道，您這個好主意已經使我們市場上買不到一塊肉，一磅麵包了？您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

「不要逼我了！我自願犧牲一切！這兒有兩大塊甜餅，請吃吧！」

「地主先生，您真太笨了！」警察局長說完，轉身便走，對印花餅看都沒看。

這一回，地主認真考慮了。現在已經是第三個人稱他傻瓜，第三個人看了看他，不屑一顧地走了。難道他真的是傻瓜不成？道難他這麼衷心愛護的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譯成普通的語言，竟是愚蠢和無知？難道單單他的不屈不撓，就會使國庫收不到捐稅和專賣的收入，就會使市場上買不到一磅麵粉和一塊肉？

他既然是愚笨的地主，所以起先想到自己的地位如此重要，還洋洋自得，不以為意，但後來記起了警察局長的話：「您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才嚇了一大跳。

他開始象平時一樣，在房間里前前後後地走著，不斷捉摸：這意味著什麼呢？不要是放逐吧？譬如，放逐到契博克沙雷？或者，也許是瓦爾納文？

「契博克沙雷就契博克沙雷！至少限度，我要讓大家相信，堅定的心的意義！」地主說，心裡卻瞞著自己已經在想：「在契博克沙雷，我或者能看到我那可愛的農夫了！」地主走了一會，坐了一會，又走了一會。不管他走到什麼東西前面，它們好象都在這麼說：地主先生，你是個愚笨的人！他看見一隻小耗子穿過房間，偷偷地走到紙牌邊上，這副紙牌是他打五關用的，已經沾了很多油污，因此引動了耗子的胃口。

「噓……」他奔去趕耗子。

但是耗子是聰明的，它知道，塞恩卡不在，地主對它是毫無辦法的。所以儘管他吆喝得很兇，它也人搖了搖尾巴，過不一會，已經又從沙發下探出腦袋來看他了。似乎在說：「等著吧，愚笨的地主！這還不算呢！非但紙牌，連你的衣服，等你穿臟以後，我也要吃呢！」

這樣過了不知多少時候，只是地主看見，他花園裡那些路上已經生滿牛蒡，矮樹叢里到處是蛇和各種爬蟲，大園子里也有野獸在呼嘯了。有一天，一隻熊走到了莊園門口，蹲在地上，從窗外望著地主舐舌頭。

「塞恩卡！」地主大喊，但突然驚覺……於是哭了。

可是他依舊沒有打消他那堅定的心。他動搖過幾次，但每逢心灰意懶的時候，便馬上去看《新聞導報》，於是一眨眼間又堅定了起來。

「不，我寧可變成野人，寧可跟野獸在森林裡流浪，只要沒有人說，俄羅斯的貴族烏魯斯－庫楚姆－基里季巴耶夫公爵放棄原則！」

於是他變成了野人。這時候雖然已經交秋，天氣也相當冷了，但是他卻一點感不到寒意。他從頭到腳都長滿了毛，象古代的伊薩夫，指甲也硬得象鐵。擤鼻滋的習慣他早已沒有了，走路也大都四肢著地，甚至還奇怪，以前怎麼沒有發現這種散步主式既最優美，也最方便。他甚至喪失了分別字音的說話能力，學會了某種特別的吹呼聲，那種又象呼嘯、又象嘶叫、又象號喊的聲音。但是尾巴還沒有生。

他走到自己的園子里，這是他以前保養自己又軟又白又胖的身體的地方，跟貓似的，一眨眼便爬上了樹頂，在那裡等候機會。一隻兔子跑來，豎起前爪，剛在靜聽有沒有危險－他卻早已到來了。跟箭似地從樹上一躍而下，攫住了它，用指爪撕開，連著五臟六腑，甚至連著皮毛一起吃進了肚裡。

他變得強壯得駭人，甚至自認為有資格跟那隻曾經在窗口打量過他的熊交朋友了。

「米海依爾·伊凡奈奇，我們一起去捉兔子，好嗎？」他問熊。

「好呀－為什麼不好！」熊回答：「不過，朋友，你把這些農夫趕走，實在沒有道理。」

「為什麼？」

「因為這些農夫比你們貴族高明得多。所以我老實對你說：你是愚笨的地主，雖然你是我的朋友！」

其實，警察局長雖袒護地主，但是對於農夫從地面上消失這種事，也不敢不上報。他的呈文使省里驚慌起來，發了公文下來：「你們怎麼想的，現在誰來繳稅？誰到酒店去喝酒？誰來干不犯法的事呢？」縣警察避長復文上去：「國庫現在應該裁撤了，不犯法的事兒已經自行消失，代替它們的是縣內盜案、搶劫案和兇殺案接連不斷地發生。」日前，連他局長也險遭不測，幾乎被一似人非人，似熊非熊的東西咬死，這似人又似熊的東西，據他猜想，便是一切亂子的罪魁禍首，那位愚笨的地主。

上司們焦急不安，召開會議。決定搜捕農夫，送到那裡去，至於一切亂子的罪魁禍首，那位愚笨的地主，應慎重地加以開導，要他停止自己那種狂妄的行為，不再搗亂，使國庫收不到捐稅。

事有湊巧，這時一群遷居的農夫，正好飛過省城，落在市集的廣場上。這天賜的良物立即被搜羅起來，裝進藤藍，運往縣裡去了。

於是那個縣裡又有了糠和羊皮的味道；而且同時市場上也出現了麵粉、肉和各種家禽，並且一天所收到的稅款竟堆積如山，連司庫官見了也大吃一驚，不斷地拍手叫喊：

「你們這些壞東西，哪兒弄來的！」

「那末，地主怎麼樣了呢？」讀者會問我。對這問題我可以說的是：大家雖然花了不少力氣，但終於把他捉住了。捉住以後，立刻替他擤出了鼻涕，洗凈了身子，剪短了指甲。然後縣警察局長對他適當地開導了一番，沒收了《新聞導報》，派了塞恩卡看管他，便走了。

他現在還活著，打著五關，懷念著早年樹林中的生活，洗臉只是不得已的事，有時還要哞哞地叫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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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窮人生育能否根絕貧窮？」

大抵上和

」沒有黑人種族歧視會不會消失「

是一個意思

窮人的生育並不是製造貧困的原因，正如黑人不是製造種族歧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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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arewell to Alms（別了，救濟）作者Gregory Clark在其發表於2007年的這篇文章中分析了英國工業革命的深層次根源。該文在精英圈子中廣受評點與讚譽，《紐約時報》的經濟學專欄作者Tyler Cowen稱其可能將是「經濟學中下一個熱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家Brad DeLong稱其「精彩」。

Clark在文中雖然著墨於多個方面，但最受關注的要數他從人口構成角度對英國歷史所做分析。分析依據的是他對流傳下來的個人記錄的一番審視。Clark發現，有證據顯示，在數百年間，較富有的英國人的後代數量要遠遠多於窮人的後代，因此，前者的後代在人口中所佔比例隨每一代人而遞增。可以想見，這是由於他們有財力早早結婚，並且由於營養較豐富、生活條件較好，他們本人及家人的死亡率因此降低。確實，當時的普通英國人大多接近馬爾薩斯描繪的饑寒境況，故而，窮困的下層人民往往無有子嗣，其位置逐漸為富人子孫中境遇不佳者所取代。由於個體的經濟境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諸如是否勤奮、節儉、能幹等特質，Clark認為，這些特質逐漸擴散，在英國人中變得較為普遍，為英國後來的經濟成就打下了人的基礎。

　　姑且不論歷史證據是否支持Clark的假說——經濟學家Robert C. Allen就發表了一篇措辭激烈且相當有說服力的文章，與之針鋒相對——他提出的理論架構看來相當言之成理。儘管文風不同、數字例證詳略不同，但Clark就英國的分析顯然與Stoddard、Ross等人對中國的分析遙相呼應。也許因此可以探討一番，看看對於中國人，我們是否也能套用一下Clark的那種分析方法。

　　有趣的是，Clark本人也用了幾頁篇幅探討這個問題。結論是，與英國不同，中國富人的子嗣並不多於窮人，因此不會在中國出現類似的某種特質逐代越發明顯的趨向。但Clark並非中國專家，他的簡短分析所依據的是皇家鳳子龍孫的出生記錄，完全無法代表更廣大的普通民眾。事實上，只要對來自中國的資料再細看一遍，就可找到極具說服力的證據，可以證明直接與經濟狀況有關的中國家庭子女人數的嚴重不對稱，而且這種模式甚至比在英國或其他任何國家都更加明顯。

　　更有甚者，中國傳統社會的某些特點可能還對這種效應起到了維持和強化作用，其機制也完全不同於在歐洲或其他很多地方可見的同類機制。的確，中國可能要算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久的一個極端「社會達爾文」社會，這個因素在塑造現代中國人的過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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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國的社會經濟

　　中國社會以其穩定、長久而著稱。從隋（589-618）唐（618-907）時期官吏政治制度逐漸建立，到1949年的共產黨革命，千年間同一種社會經濟關係一直揮之不去，僅在因王朝更替、軍事征服，導致政府上層建築出現周期性變化的時候才略有演化。

　　該官吏制度的中心特點，就是中央政府通過優勝劣汰的科舉考試，選拔人才，任命為地方官員，以此替代貴族對地方的統治。究其本質，中國早早便摒棄了世襲封建領主及其所代表的社會結構（比歐洲國家要早一千多年），代之以「除身為統治者的皇帝及皇族之外，幾乎人人均具有平等法律地位」的制度。

　　科舉制度具有極大社會重要性，其作用相當於歐洲直至現代之前一直採取的、根據血統來決定某人可否邁入統治精英圈子的做法，其滲入本國大眾文化的程度也有過之而無不及。法國或德國的大貴族家族也許能將其歷史追溯到查理曼大帝或巴巴羅薩時代，他們的祖先在那時被提升為貴族，隨後其後裔的社會及經濟地位在歷史長河中起起伏伏。而在中國，一個家族會自豪地一一列舉歷朝歷代該家族中曾出過的狀元，還有他們因此被任命的重要官職。在歐洲，像「英勇的平民小伙為國王立下汗馬功勞，並因此獲封騎士或更高等貴族」的傳奇故事雖廣為流傳，但這些故事直至法國大革命也只是故事。但在中國，即便是最偉大的書香世家，其根源也幾乎均出自普通農耕家庭。

　　中國是第一個利用書面考試來實現優勝劣汰的國家，不僅如此，世界其他地方所採用的類似做法，歸根到底也很可能是模仿中國。比如，在18世紀、19世紀，以中國的制度為樣板，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建立了唯才是用的公務員制度，使效率有了革命性提高。更有極具說服力的歷史證據表明，甚至連大學入學考試以及榮譽學位考試，也是借鑒中國的科舉考試。劍橋大學著名的Math Tripos（數學榮譽學位考試）便是最早的範例。現代的書面考試可能跟筷子一樣，是典型的中國產物。

　　既然在過去1500年間的大部分歲月中，中華文明均通過考試來選拔人才去佔據具有全國性權勢的位置，有時不免讓人猜測，可能考試的能力已經溶入中國人的血脈，不僅在文化層面如此，即便在生理層面也是如此。不過，雖然這種猜測也許有一點真實成分，但它所描述的機制不大可能會有什麼重要意義。在科舉時代，中國的人口達好幾千萬，並且不斷穩定增長，從公元900年之前的6千萬人口一路增長到1850年的遠超4億人口。但在過去600年間，得以參加科舉中最高級的殿試、成為進士的中國人數目，每年卻常常少於百人。其中要數宋代（960-1279）的進士最多，但人數也僅超過每年200名。即便我們加上低於進士的舉人，這些高等書生的人數可能舉國也不過寥寥數萬,佔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一都不到，遠低於工匠、商人的人數，更別提佔據人口絕大部分的務農者了。考試選才制度具有龐大的文化影響，但其直接的基因影響應可忽略不計。

　　同樣是這種相對比例上的不對稱，令任何拿生物進化模型去套中國的做法都困難重重。Gregory Cochran和Henry Harpending令人信服地用進化論解釋了歐洲Ashkenazi猶太人高智商的成因。這些猶太人人數不多，不與外界通婚，絕大多數人從事很需要高智商的商業與金融業工作，僅有無足輕重數量的基因來自從事其他行業的外族。與之相對的是，並無證據顯示成功的中國商人或學者會不樂意從普通民眾中娶妻；而每代人中僅需些許此類婚姻出現，就會令有助於商業成功或學業成功的基因稀釋。若想找到可以與Clark關於英國假說中所述相提並論的機制，就必須仿效前面提到的19世紀觀察家們的做法，把目光投向中國數目廣大的鄉間農民的生活環境：他們在數百年間均占人口的百分之90以上。

　　階層不固定，可流動變化

　　事實上，儘管西方的觀察家往往把目光集中在中國驚人的貧困上，中國的傳統社會其實具有某些非同尋常、甚至是獨一無二的特點，可能在塑造中國人的過程中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也許其中最為重要的特點，要算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社會幾乎沒有固定階層，不同經濟階層之間具備極強的流動性。

　　早在法國大革命之前1000來年，中國的封建制度就已經宣告終結，在法律面前幾乎人人平等。士大夫——通過科舉獲得秀才或更高功名者——擁有某些特權，而小人——娼妓、樂伎、奴僕及其他各種社會底層人士——則遭受法律歧視。但這兩種階層均很小，各佔據人口的百分之一不到，而平民——其他所有人，包括農夫——則完全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不過，法律地位的平等並不意味著經濟地位上的平等，在社會的各個角落都能看到極為懸殊的貧富之差，即便是同宗的小村莊也不例外。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根據傳統的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中國的農村居民按其財產的多寡、按其「剝削」收入的多少，被分為：地主（他們的大部分收入或全部收入均來自地租，或剝削自僱工）、富農、中農、貧農。他們的財產及地租收入依次遞減，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必要性依次遞增。此外還有僱農，他們擁有的土地可以忽略不計，將近全部收入均依賴出賣勞動力。

　　若時勢艱難，財產的多寡很可能就意味著生與死的差別。但人人都認同，這種劃分只是經濟層面的劃分，而且並非固定不變：若地主喪失其土地，就會變成貧農；而發了財的貧農就大可與地主平起平坐。在革命鬥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宣傳說，地主與富農僅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卻佔有百分之70到80的土地，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貧農與僱農僅佔百分之10到15的土地。立場中立的觀察家認為，這些說法為宣傳效果而誇大了事實，但離嚴酷的事實也不是很遠。

　　法律地位上的完全平等，再加上經濟地位的天差地別，兩者合一，造就了有史以來羈絆最少的自由市場體系，並不僅僅在城市如此，更重要的是，在中國廣大的農村也是一樣（在傳統中國，幾乎全部人口均居於農村）。土地這一主要財富形式可被自由買賣、交易、出租、轉租、抵押。金錢借貸、糧食借貸，兩者均隨處可見，特別是在荒年。利息通常高得有如高利貸，往往超過每月百分之十的複利。在極端情況下，甚至出賣妻兒換取錢糧的做法也不鮮見。若無親戚接濟，無地無錢的農民常常餓死。與此同時，那些境況較佳的農民往往投身極為商業化、極具企業色彩的農業活動，常常涉及複雜的商業安排。

　　幾百年來，中國農村日常生活中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人口密度極高。隨著中國人口在1850年之前的5個世紀里從6500萬增長到4.3億，幾乎所有土地最終都被開墾出來，用於高效耕種。儘管中國社會是以農業為主的農村社會，在1750年，山東省的人口密度即已達到荷蘭的兩倍以上，雖然荷蘭是當時歐洲城市化程度最高、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在工業革命早期，英國的人口密度更是僅有江蘇省的五分之一。

　　中國的農業生產方式向來極為高效，但到了19世紀，隨著中國人口的不斷增長，在當時科技水平與經濟制度的局限下，農業體系的絕對馬爾薩斯負荷容量終於被人口趕上並超越。人口的進一步增長受到死亡率（包括高嬰兒死亡率）、因營養不良所致的生育率下降、疾病、周期性的地區性饑荒等因素的極大制約，而地區性饑荒平均消滅占人口百分之五的生命。甚至連中文都演變成以食物為中心，比如傳統上打招呼的用語是「吃了嗎？」，再比如人們常常用「去吃酒」來表示去參加婚禮、葬禮或其他重要社交場合。

　　文化與思想觀念對中國社會的制約，也使得這種無休無止的生命悲劇更加難以終結。儘管與此同期的歐洲貧民無論男女，都很晚結婚，甚至一生單身，但中國人生活的一大主題就是儘早成家，生兒育女。亞聖孟子有雲，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確，娶妻生子成了長大成人的標誌。另外，只有兒子才能繼承香火，在父母百年後給父母及祖先上供。為了預防夭折，還得生育多個兒子以防萬一。從實用角度來說，若生的是女兒，嫁出去後便成了夫家的人，父母老來只能依賴兒子。

　　幾乎所有農業社會都強調孝順父母、娶妻成家、生兒育女的重要性，並將兒子置於女兒之上，但在傳統中國社會，這種趨勢顯得特彆強烈，成為生存之外在日常生活中的中心主題。由於極端貧困，為人父母的常常要做出殘酷的選擇，將女嬰殺死（包括任其自生自滅）的事情並不罕見，成為窮人的主要生育控制手段。這導致婚齡婦女的數量往往比婚齡男性要少百分之10到15。因此，為求得這些女性青睞，育齡男性競爭激烈。這些女性往往二十不到便名花有主，幾乎無一漏網。隨之而來的必然結果便是人口總數自然而穩定地大增，直到各種因素導致死亡率上升，將增長的勢頭遏制住。

　　出人頭地與

　　逆水行舟

　　雖說大部分中國人都是貧農，但在中國這個基本無固定階層之分的社會裡，只要有能力也有運氣，就大有向上攀爬、出人頭地的機會。每個村子裡的富人都會出錢讓孩子讀書，學習四書五經，預備科舉考試。若有哪個富農或小地主家的兒子很聰明，讀書又用功，就可能通過科舉，獲得秀才乃至更高的功名，大有機會去把握政治權力與財富。

　　明（1368-1644）清（1644-1911）兩代留下了考取進士（最高等的科舉功名）之人的出身記錄。從這些記錄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社會具有極強的向上流動性，舉世罕見，任何西方社會，無論是現代還是現代之前，都無法與之相匹敵。這些進士中超過百分之三十來自平民家庭，祖上三代未曾有人做過高官。在兩個朝代早期，這些「暴發戶」的比例更高達百分之84。這個數字要遠高於劍橋大學自成立以來的同類數字，即便與美國常青藤學院的同類數字相比也毫不遜色，無論是現在還是以前。與此同時，即便是居於社會最高層的名門望族，也常常於雲端滑落，泯滅於默默無聞。比如綜合來看，在明清兩代約600年間，每個時代的統治精英中，只有百分之6的人是出自前一代統治精英的家門。

　　現代西方社會的主導理念是「人人平等」，而奉行儒家思想的中國傳統社會，則信奉人人生而不平等，正好與之截然相反。但在事實上，後者似乎將前者的理念發揮得更好。極具開拓精神的美國人傳誦生於小木屋的平民總統的故事，但多個世紀以來，統治中國的官員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確實是出自鄉下的稻田。像這種事，如果放在大革命時代之前的歐洲，是完全不可想像的，甚至在大革命時代之後很久也是如此。

　　這種出人頭地、邁入中國統治精英圈的可能性確實值得稱道，不過，在中國，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是，即便是普通農民，只要足夠勤奮、勇於奮鬥，就可以積累財富，在地方上嶄露頭角。頗為諷刺的是，共產主義革命領導人毛澤東曾如此描述他的父親是如何從無地的貧農變成富農的，由此提供了向上流動的一個典型例子：

　　我父親原是一個貧農，年輕的時候，因為負債過多而只好去當兵。他當了好多年的兵。後來，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別的營生，克勤克儉，攢積下一點錢，買回了他的地。

　　這時我家有十五畝田地，成了中農，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擔谷。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擔——即每人七擔左右——這樣每年還有二十五擔剩餘。我的父親利用這些剩餘，又積蓄了

　　一點資本，後來又買了七畝地，這樣我家就有『富』農的地位了。那時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擔谷。

　　當我十歲家中只有十五畝地的時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親、母親、祖父、弟弟和我。我們又買了七畝地以後，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個弟弟。可是我們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擔谷的剩餘，我的父親就靠此漸漸富裕起來。

　　我父親還是一個中農的時候，就開始做販運穀子的生意，賺了一些錢。他成了『富』農之後，就用大部分時間做這個生意了。他雇了一個長工，還叫孩子們和妻子都到地里幹活。我六歲就開始干農活了。我父親做生意並沒有開鋪子，他只是從貧苦農民那裡把穀子買下來，然後運到城裡賣給商人，在那裡得到個高一些的價錢。在冬天碾谷的時候，他便多雇一個短工幹活，那時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飯。我家吃得很儉省，不過總是夠吃的。

　　毛澤東的話里沒有隻字片語會讓人覺得他認為自己家的崛起有什麼特殊之處；他的父親顯然幹得很好，但可能在同一個村子裡，就有很多其他家庭也同樣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裡就由貧轉富。像這種社會階層間快速流動的可能性，在同期的其他任何封建制或階層僵化的社會均不可能出現，無論是歐洲還是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區。

然而，在農民有機會躋身上流出人頭地的同時，是可能性遠大於此的向下流動。境況愈下的可能性極大，這種可能性也許是塑造現代中國人的各種因素中影響最大的一個。每一代人中，少數能幹的幸運兒得以提升其經濟地位，但絕大多數人的經濟地位總是會下滑，而那些原本就靠近底端的家族則完全消失於世間。在傳統的中國農村社會，幾乎人人均無可避免地要往下墜落：數百年間，幾乎每個中國人到頭來均要比其父輩更加貧窮。

　　歷史學家Edwin E. Moise在約25年前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有力地展現了中國傳統社會的這種趨勢。可惜的是，這篇文章白璧蒙塵，不大受人關注，這可能是因為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學術氛圍使得讀者難以贊同其中呈現的進化論觀點。

在很多方面，Moise對中國人口的分析都奇妙地與Clark後來對英國所做分析相吻合，比如他指出，在中國農村，由於女嬰遇害屢見不鮮，再加上其他因素，導致育齡女性的人數通常要比男性少百分之15，只有最富有的人家才能負擔得起為兒子娶妻的花銷。因此，村子裡最窮的那些人往往無法生兒育女。另外，若有人家的經濟境況由好轉壞，隨之而來的貧困與營養不良通常也會導致生育率降低、嬰兒死亡率升高。與此同時，村子裡最富有的人則是妻妾成群，百子千孫。每一代人中最窮苦的人斷子絕孫，窮人的數量無從自行補充，金字塔的底層被富人成堆的子嗣中不擅經營或經營不善者所替換、填滿。

　　這是中國農村生活的基本事實，對於中國農民來說顯而易見，對於外部的觀察家來說也同樣如此。文獻中可見大量軼事，可作為描繪這一基本事實的證據，有的可見於Moise的文章，別處也比比皆是，比如以下幾個例子：

　　『村子裡又有誰能說自己家是三代貧農呢？貧農可拿不出給兒子討媳婦的彩禮；如果連媳婦都沒有，又哪來的第三代呢。』

　　……因為男多女少，總是有很多光棍漢。比如長工就大多打光棍……最窮困的家庭因為沒辦法給兒子娶妻，只能斷子絕孫。新一代窮人往往是破產的中農、富農、地主的後代。

　　……在家境金字塔的再下層，是很多窮困家庭，他們的兒子雖早已過了普通的婚齡，還仍然打光棍，因此家裡人口有限。黃米（音，Wong Mi）是個典型例子。他現年23，父母已經年過六十五、六；但一家人只能租種一畝薄田，無力給他娶妻。所以，他與年老的父母同住，一家僅三口人。黃春（音，Wong Chun）年過四旬，無地，務農。十年前他也出於同樣的原因與父母同住。現在父母均已過世，他孤身一人。村子裡總共有約10到15戶人家的兒子還在打光棍。

　　……如前所述，南京有約20戶人家是完全沒有土地的，按土地擁有量來算，他們處於金字塔底層。其中幾戶人家是佃戶，但大多數連工具、肥料、種子都買不起，只能給人當長工，一干就是一年。他們一年的收入一般是1000斤穀子，如果沒房子，東家還提供住宿。如果他們自己租種一小塊地的話，收入也許僅僅跟現狀持平，甚至可能還比不上，但做長工的收入確實不夠支持一個普通大小的家庭，除非家裡其他人也出去找活干。因此，很多長工終生未婚，無地農民中光棍的比例是最高的。黃圖恩（音，Wong Tu-en）是無地農民，他替一家富農做工已經有近10年。雖已年過五十，依然光棍一條；村子裡還有其他人也跟他一個情形。有家室的村人取笑他們，也可憐他們。

另外，中國農村社會這種向下流動的趨勢也因「分家」這一傳統繼承製度而強化。分家的時候，父輩的財產在所有兒子之間均勻分配，完全不同於歐洲人普遍實施的長子繼承製度。

　　如果父輩的全部或大部分財產都為長子所繼承，那麼較為富有的農民家庭的香火必可長久延續，除非繼承人是個純粹的敗家子，或運氣特別不佳。但在中國，文化上的壓力迫使富人多多生子，農村的富人往往留下2個3個乃至更多的男性繼承人，每人在經濟獨立的時候只能獲得父輩的一部分財產。所以，若是哪個富有的地主子嗣特別眾多，他的兒子可能就要淪為富農了（除非他們有辦法讓自己繼承來的財產翻上幾番）——而他的孫子，可能就會變成忍飢挨餓的貧農。因此，若有某些家族的財富是偶然得天之幸而來，或因某些不持久、還不曾深深在其行為特徵中留下烙印的特質而來，那他們的富有就不過是曇花一現，他們的子孫終將因貧困而從村民的名單中消失。

　　富有的家族若想保住其經濟地位，而不是隨時光推移被風吹雨打去，其每一代人就都得發揮極高聰明才智，利用極其敏銳的商業觸覺，努力工作，勤奮不懈，從擁有的田地及他人處榨取大量的財富，才能做到這一點。若在商業運作上出現大的失誤，或是懈怠不努力，將面臨個人喪身失命、甚或斷子絕孫的下場。美國觀察家William Hinton栩栩如生地寫道：

　　在一片悲慘飢餓困苦的可怕汪洋中，安全、相對的舒適、權勢、閑暇，這些都是奢侈的孤島。任何家族，如果放鬆了警惕、對窮困的鄰人施以憐憫、未能將租金與利息的最後一枚銅板都榨取出來、或是在積累糧食與錢財的過程中有片刻鬆懈，則即刻面臨被這片汪洋吞噬的威脅。不進則退，退則往往以墳墓為終點，至少也是妻離子散的結局。

　不過，若是順風順水，商業上大獲成功的家族也許會興旺發達、代代添丁，逐漸將地方上那些競爭力不夠的鄰人都排擠出去，最終整個村莊的居民幾乎都會屬於同一家族。比如，曾經有一對貧寒的楊姓兄弟，到異鄉做僱農。在100年之後，其子孫後代在一個村子裡佔據了80到90戶人家，鄰近的一個村子裡的居民更全部是其後代。廣東某地的一個村子裡，有一戶黃姓商戶遷入，不斷買地，繁衍生息，而原村民則越發貧窮，最終消失。數百年後，村民不論貧富，大部分（74%）都已是黃姓商戶的後代。

　　-------------------------------------安斯：社會達爾文主義如何造就了現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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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的好！這個問題揭露出了貧窮的本質。

只要我們根絕了人，自然就能根絕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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