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雜談（科普向）

弁言

生活在渦輪式資本主義主宰的國家中，一切彷彿都被蒙上了一層厚紗，變得混沌又渾濁。一些被生活欺騙的人總是自暴自棄又怨天尤人，他們喪失了努力生活的動力，把生命中一切的精力都用來無休無止地抱怨。《近思錄》中說：「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又說：「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面進。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鄙人不幸遇到了許多自暴自棄而至於偏執的人，他們缺少辯證看待事物的眼光，而又固執地相信自己洞悉了一切。朱熹說，人如果有上進心，即便基礎很差，也能逐漸改掉壞習慣，變成有本事的人。只有那些自甘墮落且以為正確的人完全沒救，即使是聖人來了也沒用。對此，我除了深表服膺，夫復何言？然則「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即使是自暴自棄者，如果能改正，又如何呢？朱熹認為人的天性是無善惡的原初狀態，自暴自棄之惡亦不過是一時之愚，若能一朝革去，豈非是善莫大焉？所以懷此一善意，我便只有不厭其煩作此文聊以慰藉了。

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

說到教育，大家往往會以高考為分界線，把它分為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但我們先不急著分析他們二者。我們先來回顧一下我們當代的教育簡史。

往前推一段時間，譬如七八十年代，剛剛歷經文化大革命洗禮的中國教育界簡直凌亂簡陋得不忍卒睹。於是雄心勃勃而有遠見的領袖毅然決然派出許多教育專家滿世界取經。那時候，我們是謹慎的學習者，雖抱有謙虛學習的心態，卻依然抱著舊時代遺留的固執矜持著。但現實是無情的，學習者們很快被發達經濟體的繁華世俗驚呆了，他們把這一切或多或少歸結為西方教育體系的先進。於是學習很快變成了膜拜，就像我們的祖先七八十年前做的那樣，甚至更為徹底。於是那段時間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們普遍形成了這樣一種思維定勢：西方的一切都是先進的，國內的一切都是落後的。

晏子說：桔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那個時代，我們的確向先進國家學習了很多教育理念，可拿到中國來以後，他們便迅速本地化了。應試化是一個集中體現。但這個變化與其說是外國觀念的本地化，毋寧說是古代傳統選撥制度在新時代的復辟，是我們民族智慧在民族焦慮無援時的本能搏動。或者可以這樣說，在那樣一個特殊的時代，我們的精英們本能地為自己的祖國選擇了一套自洽於體制的教育系統。它也許並非精英們預想的那樣完美，但卻是最適合那個特殊時期中國的系統。 正如一代偉人所言：不管白貓黑貓，抓得到老鼠就是好貓。

回過頭來再看當時，我們不得不喟嘆前輩們的高瞻遠矚。那個時代的決策者們，也許是基於環境的艱苦，遠比現在的我們更加務實。當現實的我們還在無休無止唧唧咕咕孜孜以求最完美的教育制度並對當下制度求全責備時，舊時代的前輩們只是默默為後代選擇了一條最可能民族復興的道路。

現在的很多教育批評者，往往有些矯枉過正，他們總是揪住中國教育的缺點和失敗不放，而對成就隻字不提。這是不健康的批評態度。錯誤固然要提出來批判，但如果我們只批評不表揚也就走入了另一個極端。

顯然，我們的基礎教育是成功的。在歐美各大主流論壇上，所有關於中國教育的帖子中，無論是批評者還是恭維者，都免不了要驚嘆中國學生基礎之紮實為世界之最。恭維者因此大肆批評本國基礎教育一無是處（這正如國人批評應試教育的心態），批評者則大肆談論中國應試教育扼殺學生創造力，雖創造了大批技術工人，卻於科研無益（這又迎合了國內大批應試教育中的失敗者的心態，找存在感的節奏啊~）。但除了這兩者，還有冷眼旁觀的人較為理智地討論了紮實基礎和創造力之間本應存在的辯證關係。創造力和紮實的基礎二者之間真的可以割裂嗎？答案是不能的。若果牛頓沒有紮實的科學知識，恐怕根本不可能抓住由蘋果激發的靈感，從而發現萬有引力。一切的發明發現，無不是建立在紮實的基礎知識之上的。沒有基礎，創造力無疑是空中樓閣。

如果有人留心國外的新聞網站，他一定會發現，隨著時間推移，中國已日漸成為繼歐美之後，研發力量最強的國家。在創新方面，中國已漸漸擁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而歐美則在逐漸喪失他們積蓄了幾百年的優勢。這難道不是可喜的勝利嗎？而這勝利迎來所花費的時間，不過短短三十年而已。

面對這樣的成就，中國教育的批評者們，你們有什麼理由認為中國教育扼殺了學生的創造力？

毫無疑問，且毋庸置疑的是，雖然中國教育依然擁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我們的成就依然是引人注目的。我們的基礎教育無疑已處於世界領先水平。

高等教育

說到高等教育，學生們往往對自己國家的大學不屑一顧。而在提到國外大學時，更有種隱然的自卑。這不僅僅只是因為國內大學的底蘊淺薄，更多是因為國人多年來鍥而不捨地自發地群體自黑。也許國外大學確實好，但絕不如一些公知精英們吹噓的那麼好如天堂；也許國內大學確實不好，但也絕不如一些公知精英們所貶斥地那麼糟糕似地獄。

事實上，歷史上的中國比起西方世界更早接觸高等教育。據孟子記述，古代中國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夏朝就有大學。古書上說的「成均」即是大學之名。當然,由於歷史太過久遠，又沒有太多史實予以佐證，豐富其內涵，這並不能有力證明我國大學的源頭。但說到歷史記載，漢代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議設立太學，應是非常可靠的史實。這或可證實我國大學發展的源頭。而自漢代太學設立以來，學生便成倍增加，相應制度逐漸完備，並隨時間推移愈趨成熟。到了唐代，朝廷更是在原有基礎上創設了算學、天文學、醫學等專業學科，比起西方創建同類型實科大學的時間要早一千多年。直至宋代，私人書院開始興起，這是一種在制度上部分承襲官學，而又結合民情有所創新，更在思想上遠為開放活躍的教育機構。而說到書院，就不得提到使書院現象大興的肇端——朱熹。朱熹在總結前人教育經驗和自己教育實踐的基礎上，基於對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徵的初步認識，把一個人的教育分成「小學」和「大學」兩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繫的階段，並提出了兩者不同的教育任務、內容和方法。朱熹認為，與重在「教事」的小學教育不同，大學教育內容的重點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對於大學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視自學，二是提倡不同學術觀點之間的相互交流。基於這樣的教育理念，朱熹一生熱衷於操辦書院，並常常延請大儒講學。一般來說，當代學者均把宋代書院認為是現代大學的雛形。這其中，著名的有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河南商丘的應天書院、湖南衡陽石鼓山的石鼓書院、河南登封太室山的嵩陽書院等。其中，嶽麓書院即是後來湖南大學的前身。當然，因為書院在歷史上一度沒落，到如今早已物是人非，也沒有什麼可憑藉，可吹噓的了。

但因為底蘊不如，我們就可以就此裹足不前乃至於自卑到抬不起頭來嗎？完全無此必要。我們強大的基礎教育即是現在貧瘠的高等教育的可靠後盾，是可資利用的最寶貴財富。關於教育，我們已有紮實的基本功，有什麼理由會練不出一身好本事呢？看看最近新聞，美國的年輕學者們越來越多的往中國大學跑。當然，這只是一方面，我們更多還是得靠自己，靠自己培養起來的年輕學者。這就需要我們牢牢抓住我們自己的優勢，別被路上的美麗風景迷花了眼。

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鑒，可以知興衰；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今天的高等教育為何就一定不能因循前人經驗呢？是害怕落入前人窠臼變得裹足不前甚而倒退嗎？但事有經權，易經也講不易和變易，就是告訴我們要辯證地看待固守和改革。那麼前人智慧中，有哪些可資利用的呢？回頭看歷史，我們會發現，朱熹的「理學」是在「鵝湖會」之後才漸漸成熟，長成一個獨立的體系。如此我們可以知道真理愈辯愈明的道理，有益的思辨可激發出無限的智慧火花。後來發生在嶽麓書院的「朱張會講」是宋代大儒於書院中辯論講學的一個經典範例，前來聽講者絡繹不絕，時人描繪「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這次會講，也推動了宋代理學和中國古代哲學的發展。到朱熹主持書院時，他制定了一整套學規來踐行自己的教育理念，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為學之序」。「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的「修身之要」。「政權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接物之要」。這五條學規，每一條都可鴻篇大論，後世也被許多大學列為校訓，但無不流於表面，淪為空喊。這源於時人對古人經驗的漠視和現代文明意識莫名其妙的自矜。或者毋寧說是現代人空虛浮躁的靈魂早已無法接觸到那一層智慧的寧靜天空。只說為學之序，朱熹主張先要多讀書增廣見聞，再從現象中發現問題，然後進行嚴謹的思考，辨真證偽，最後再堅定地踐行它們。假使大學校園裡人人重視前賢的主張，那麼今日校園的學風應是另一番氣象。

道德與為學

如果「為學之序」講的是為學之道，那麼其餘四條學規便都屬於道德的範疇。

可見在理學家眼中，對於一個完滿的人而言，道德要遠比學問重要。難怪道學先生們都被打上了「道德」、「迂腐」的標籤，被所有不滿被拘束的人討厭詆毀了上千年。最後，「道德」在大家眾志成城的詆毀中，終於等同於了「迂腐」。

那麼什麼是道德呢？它為什麼那麼讓人討厭？我們人類真的不需要它嗎？

易經說：有其事必有其理。這句話用西方哲學觀點闡述，便是存在即合理。

也就是說，這世間若存在一種現象，那麼一定有一種規律來支配這一現象。我們要做的，便是洞悉這一規律。但這件事，古代哲學家們早已做了無數次，我們這些庸人也不必自尋煩惱，大可借來一觀，興許能有一得之愚。

在朱熹的哲學觀里，「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是說天地間一切事物都處於永恆的變化之中。但「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 」， 則承認萬物之變化乃生髮於一物，而這一物，可「默而觀之」。這說明萬物之變化始於不變，這認知則是上承於《易經》的不易之論，實無新意。但朱熹的突破在於，他把這個本源的不變命名為「理」，並將它融入到了天地的變化，人文風俗的變化，人物關係的變化等世間一切可知的變化之中，在動靜之間蘊生出辯證統一的美感。也即，理有本末，我暫分之為天理和事理。天理為本事理為末。我們大多數人能感知到的都是事理。這事理可以是帝王心術，可以是厚黑之學，亦可以是小老百姓的處事智慧。種種一切，包羅萬象，不一而足。而「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恆而不窮。恆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又說「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可見這事理不但在一定空間範圍內千頭萬面，還不定時就換一副面孔。便如唐制必不合漢制，宋制也必異於唐制。

而天理則蘊含在變化的事理中，我們常人只能於窮思中於某一事物中窺其一斑，但卻終難見其全貌。所以我們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但終於因為身處現象中，便難見世界的真面目。

那麼，天理和道德又有何關係呢？

在朱熹的哲學觀里，天理和道德其實是等同的。天理之末是為事理，曰：仁義禮智信。這便是儒家道德的核心。在論述觀點時，朱熹不僅把整個自然界綜合成一個有機體，而且在更高層次上，把社會倫理道德與自然界融為一體。李約瑟認為朱熹「通過哲學的洞察和想像的驚人努力，而把人的最高倫理價值放在以非人類的自然界為背景。或者(不如說) 放在自然界整體的宏大結構(或象朱熹本人所稱的萬物之理) 之內的恰當位置上。根據這一觀點，宇宙的本性從某種意義上說，乃是道德的，並不是因為在空間與時間之外的某處還存在著一個指導一切的道德人格神，而是因為宇宙就具有導致產生道德價值和道德行為的特性，當達到了那種組織層次時，精神價值和精神行為有可能自行顯示出來。」李約瑟認為，朱熹把社會倫理道德與自然界綜合為更高層次的有機體，這一思想非常接近於辯證唯物主義和懷特海的有機主義哲學的世界觀。

到此為止，道德被證明為一種客觀存在於天地間的規律，哲學家默而察之，把它歸納為我們能感知到的倫理規則，作為維繫社會運作的一種動力。當它完全生效時，我們的社會便趨於和諧完美；當它消弭時，我們的社會也趨近於崩潰。

這樣坐而論道，討論些形而上的東西也許會讓大家覺得不過癮，那麼我們不妨談談由這種哲學觀所衍生的事功。

雖然理學家大多不重事功，但在客觀上，理學依然深遠地影響了整個南宋時代。

說理學影響，我們便繞不開南宋的時代背景，亦繞不開朱熹這個人。

我們都知道南宋黨爭很厲害，新黨舊黨，維和派和主戰派，幾大派別在朝堂上日日亂戰，你方唱罷我登場。那麼理學家們到底是支持哪一黨呢？只從史料記載中朱熹所上的幾本奏章中來看，他是個堅定的主戰派。朱熹一生的政治主張不過可以歸結為三條：（一）講求格物致知之學；（二）罷黜和議；（三）任用賢能。再看他任地方時的政務，朱熹傾向於緩和社會矛盾，追求「和諧」，這也很符合他的哲學觀。回頭分析分析當時南宋的社會特性我們發現，民族已處於危亡邊緣，而社會民情則道德敗壞。為何？南宋已是商品經濟漸佔主流的社會，而商業革命之所以盛行更需要社會拜金主義的支撐。當時社會言利風氣大盛，更有學界的「永嘉學派」以「功利學」引為奧援，社會利己主義盛行。「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可為此觀念的真實寫照。而朝堂之上更是一盤散沙，政治環境一片糜爛。理學家們正是看到了此中蘊含的社會危機，所以大談心性之學，道德之學，就是想用觀念的力量來團結社會各界力量，共同抗擊外侮。

可惜的是，朝堂之上，理學家們因缺少政治智慧而一敗塗地，唯有退守地方，以治學來傳播思想。

那麼，經過幾十年的理學熏陶，這些地方人的觀念有否改變呢？我們來看看下面這段史實便知分曉：

1275年，元兵攻破長沙，嶽麓書院被付之一炬。嶽麓書院幾百學生參與戰鬥，城破後大多自殺殉國。

祥興二年（1279年）二月六日癸未，崖山海戰後，四十三歲的陸秀夫見大勢已去，便背著八歲的趙昺投海，隨行十多萬軍民亦相繼跳海壯烈殉國！《宋史》記載戰後，十餘萬具屍體浮海。

……

相關相似的史實太多，在此就不多列舉了。總之，以南宋羸弱的民風能堅持抗蒙五十多年，理學的力量功不可沒。如果說，是理學的道德之論重樹了宋代士人早已淪喪在無窮黨爭中的人性之善，我會毫不懷疑。有人說，縱觀國史，宋朝是中國忠臣最多的年代，宋朝人是堅持民族大義最多的人，是士大夫骨氣最硬的時代！而理學在其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呢？

前文提到儒家道德論對南宋社會的影響。這讓我很容易想到今朝。

因為回顧南宋歷史，我們或多或少會有些似曾相識的感覺，對了，那是現代社會的影子。俯瞰公元十一世紀的中國，你會喟嘆，這是個多麼熟悉的世界。類似的政體，類似的貨幣環境，類似的政治生態，類似的社會風氣。你看他既有美帝的特質，也不乏紅朝的影子。但在類似的商業革命、技術革命的交互進行下淪喪的倫理規範的k線圖，在兩個時代，卻有不一樣的走勢。

一千年前，禮崩樂壞下的南宋有理學這股清流來救贖，在民族危亡時，無論文官還是武將，亦不論是達貴還是凡俗，均都顯示了他們應有的骨氣。這和當時重商言利的社會風氣是截然相悖的。

但在當代中國，同樣是經歷了文化和制度的改革，在一片廢墟上建立全新的國度，人民的精神在國際化的背景下經受拜金和利己思想的洗禮，呈現出類似於南宋初年時的社會百態。但在當代，再沒有一個能如朱熹一樣的賢者能堅定地站出來，以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雄姿吶喊，不道德，毋寧死。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這是流傳了無數年的普世價值。也許它是偏執的，但多少能反映出一些現實。譬如千年前的朱熹。

遙想千年前，朱熹在貧病之中，在層層的政治迫害中，替中國人構建了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在他的祖國，他的思想被扭曲和利用，他被不斷的批判。這不過是因為，在一群習慣了自由的人群中，道德本身就令人厭惡。

當社會越是禮崩樂壞時，人們便越是厭惡道德。或者說，是厭惡那些束縛自己，不利於自己的道德。於是人們開始樂於為道德證偽，彷彿只要證明了某一種道德說的虛偽性，自己就不再受到冥冥中道德力量的束縛，可以為所欲為。豈不知，這就像那個寓言中掩耳盜鈴的小賊。

前文說過，道德是一種相對客觀的倫理規範，它在一定時空範圍內並不發生變化，也不會以任何個人意志為轉移。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那麼那些試圖為道德證偽的前仆後繼的人們，無論是學者還是其擁躉，都會顯得有些滑稽和笨拙。更何況，相比起道德運作的最終目的和其本源價值，那些反對他的人們的企圖，便顯得多少有些值得置喙。

還有一些更為可笑的人，他們企圖以質疑道德者的道德來反對道德本身。這就好像一群人逮住了一個犯了法的法官，便皆大歡喜地宣稱法律無效一樣荒唐。法律呢，還是依然冷冰冰的橫亘在三尺紅塵之上，冷冷地凝視著這些背負原罪的眾生。

關於道德的部分，我知道我已講得太多。但我之所以如此不厭其煩，只是想說明道德於一切事情上的重要性，無論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尤其是在學習中，在學生身上。

事實上，這就是我的教學觀。

於一切事物中，我率先察悉的，永遠是它們的道德性。道德蘊含在人們行止坐卧，待人接物之中。我們平時的一言一行都無不強烈地昭示著它的存在。區別僅在於，你是否合乎道德。

我其實也並不喜歡朱子。因為我同樣崇尚自由，同樣有畏懼道德束縛的時候。而在這樣的時候，朱子顯得可畏可怖。但我理應敬畏他，就像敬畏一切真理那樣。在探索真知的道路上，我們都是盲人，往前走必然會磕磕絆絆。固然，我們不能因為畏懼而裹足不前。但若我們毫無畏懼，那麼接下來也許就不止是磕磕絆絆那麼簡單。一言以蔽之，我們需要這樣一根棍子。

言歸正傳，回到教學上。前文說，道德在我的教學中佔有至關重要的地位，這是好不虛假的。我們小學語文的課文中，每一篇故事裡都蘊含著道德的教育。而這些新時代的道德論，依然浸透著儒家道德的養分，源遠流長。這是足可讓人欣慰的。

我並不熱衷於脫離現實生活地大談形而上的道德。這樣的道德雖直指道德本身，卻會像神龍樂田所指出的那樣，讓語言完全失去其生趣。試想本就不容易集中精力的小學生們，還如何接受我道德論的灌輸呢？我想，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應是「潤物細無聲」式的潛移默化。

比如在教學《中彩那天》時，孩子們對於「父親」居然選擇把買彩票中獎得來的賓士汽車還給彩票的原主人——「父親」的朋友，富有的庫伯先生——都感到極度的不解。這源於當代父母們對孩子的言傳身教——拜金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

但課文上這個故事無疑顛覆了孩子們的一貫認知。而這是老師們對孩子們進行道德教育的絕好機會。讓孩子們理解「父親」心意的過程，正是對孩子們進行道德教育的過程。

「父親」為何會如此選擇呢？我先讓孩子們分析父親和庫伯先生的關係：他們是同事。然後再讓他們發揮想像——同事便如同學，都是一起生活的夥伴，大家每天低頭不見抬頭見，彼此之間必然有些情誼。再想想，庫伯既然能拜託父親幫買彩票，關係也必然不同一般，同學們也有這樣的好朋友吧？這裡提一個問題，假如你拜託你的好朋友幫你帶早飯，同學起初答應你好好的，後來卻因為嫌麻煩謊稱沒有碰到賣早餐的。如果你知道了這個真相，你還會和這個同學交往嗎？答案大多是否定的，這就為孩子們埋下了道德的種子——這樣失信的行為是不對的，是不符合道德的。

父親也像同學們一樣思考了這個問題。為了不讓庫伯先生認為他是個不值得交往的人，他必然不能欺騙庫伯。所以，把賓士汽車換給庫伯就是必然的了吧？對於這個問題，孩子們給予了一致的肯定的回答，看來他們暫時取得了共識。

可是別急，道德的教育遠還沒有結束。第二個問題來了：庫伯是有錢人啊，相比之下父親很窮。有多窮呢？孩子們紛紛回答，什麼一個人養幾個孩子啊，什麼家裡只有父親一個人工作啊，什麼修車工工資很低啊，回答得很齊很全，從文中找出了很多證據證明了父親確實是相當的窮！這樣一對比，一個窮人把一輛價值百萬的賓士汽車拱手就送給了比他富裕很多的有錢人，還不索要任何報酬。不應該啊！這又不符合孩子們平時的價值觀了。

這個時候我從班級里找了一個家境普通的孩子小明，又找了一個有錢人家的孩子小強。我問小明：小強桌上的文具，你最喜歡哪一個？小明答：文具盒。我拿起小強漂亮的文具盒問小強：假如今天你把這個文具盒忘在教室里了，你會不會有點不開心呢？小強說：那我明天早點來教室找。我追問：假如找不到呢？小強不說話了。在孩子們疑惑好奇的目光中，我又問小明：假如這個時候大家都離開教室了，只有你一個人，而你碰巧看到小強漂亮的文具盒了，你會拿走它，並在以後數天里都假裝沒拿過嗎？小明很肯定地回答不會。不錯，意志堅定。我繼續誘惑他：沒人知道的情況下，拿了就是你的了喲！反正小強很有錢，丟了也無所謂啊，但這可是你很中意的文具盒，你可以免費得到它喲。小明猶豫了一下，最後還是搖了搖頭。我追問：為什麼？怕被發現嗎？小明猶豫了一下，點點頭。是的，如果東窗事發，小明將再也無法再班上立足，他會臭名遠揚。人們甚至會因為他的家境而對他產生更多莫名其妙的偏見。這些，孩子們雖小，卻已心知肚明。隨後我開始總結：父親同樣經歷了這樣一個思考過程。父親很窮，他還有一個願望是得到一部自己的賓士汽車，但他依然不能留下這輛汽車。因為他怕！怕什麼？怕道德的力量。當然，這種本質問題我不會浮在表面上說。用冠冕堂皇的話來表述：為了朋友間的信義，父親不再顧及困難的家境和自己本心的慾望，選擇把汽車還給了庫伯。這是道德對私慾的一場勝利。

到此結束，道德的種子被種得更深入了一些，但在漫長的來日，誰又能料想到它會否發芽生長呢？這才是讓人覺得惆悵的問題。

終於說到了為學的部分。我有些鬆了口氣卻又意猶未盡的感覺。

「為學」是講什麼？「為學」就是講怎樣進行學習，或者說是學習的方法。

但這裡，我不想講方法。我要講態度。因為態度是一切的前提。

這個態度，或者應該說是道德的體現。因為要符合道德，才會有這樣一種態度。

在今天的校園裡，這個態度就是《小學生行為守則》、《中學生行為守則》。在問學習好不好之前，先問你遵守它們兩者了嗎？如果你認真地遵守了，恭喜你，你成功地為自己的私慾加上了一把枷鎖。在這把鎖沒有碎裂之前，你沒有任何理由不會成為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很多人很疑惑，為什麼我學習下降了？為什麼我變壞了？為什麼我兒子變了？不用懷疑，那一定是鎖碎了。當然，還有一部分人，他們的鎖從來沒有鎖上過，也就談不上變不變，下不下降的問題了。有的學生老是抱怨，我的老師人品怎麼怎麼壞，怎麼怎麼自私，這才導致我學習下降啊什麼的。這純屬扯談。雖說一切變化都是外因結合內因的結果，但內因永遠是最主要的。把自身的變化完全推卸到他人身上是最懦弱的做法，這說明你不敢面對真實的自己。真實的自己，也許超乎你想像的醜陋。所以聖人敢於吾日三省吾身，這是需要一些勇氣的。

所以勇敢的孩子們，在我們抱怨別人對我們如何不負責時，先想想自己有沒有對他人負責，或者，先想想有沒有對自己負責。有的人甚至從來沒有意識到過，自己身上也許還背負著名為「責任」的東西。

關於如何為學，我也有一番複雜的認識蛻變。初入教育崗位，我的眼界依然還局限在學生的立場上。認為學習不過就是「按部就班」，上課認真聽講，下課完成作業，課文內容聽聽懂就足夠了。思想指導行為。這樣的認知讓我總覺得，老師只要把課講好，把作業批完就完全盡到了責任。而學生呢？也只要在課上認真聽講，課下把作業完成就盡了自己的義務了。

然而可惜的是，這樣一派老師教學生學的美好畫面，還沒有在我的腦海里盤桓多久，就被現實無情地擊得粉碎。

真實的教學環境告訴我，老師教學生學這等按部就班的生活永遠不可能出現在現實世界，師慈徒恭也永遠只是故老傳說中的童話。

那現實到底是怎樣的？

現實是，老師教，但未必合其法；學生學，但未必得其法。為學也就成了一件老牛拉破車一樣的苦差。

這裡的法，我把它看成是一種蘊於現象中的規律。老師要循規律而教，學生要循規律而學。這看似一件簡單的事，但實踐起來卻是千頭萬緒，頗多阻礙。

在為學的範疇里，老師和學生是一體兩面的。兩者是相互促進，互為補充的關係。假使為學為一太極，老師和學生便是陰陽兩儀。而陰陽相交，衍生出一個新世界。這個新世界要達到和諧完美的至高境界，便須遵循一理，否則不免會出現排異現象導致世界崩潰。但這一理的構建卻不應由老師全權負責，而應是在陰和陽共同參與的過程中漸次凸顯。這一過程里，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對於對方都應該放開心胸，不存成見。我們互相信任，互相依賴。

類似的觀點，現代教育專家其實早就提過，譬如「教學相長」，又譬如「老師和學生要做朋友，要互相尊重」。但這些人往往只看到了師生關係中的統一性，卻忽視了他們的對立性。陰和陽不但統一，而且對立。在教學活動里，我們既要強調師生人格上的平等互信，還得正視師生有別的事實。也即，師生要各自遵循自己的角色特徵而行。師有師範，生有學規，禮不可廢。理學中，亦有禮即理的說法，可見在古代，禮法已經深化為了一種倫理要求，這對現代人來說太過苛刻了，但在正式場合遵守它卻未必就是迂腐，而更可能是洗滌我們精神世界的一劑良藥。

古代哲學家認為，世界的本源為金木水火土，而理學家進一步把它們解釋為「一理」的五種表現，即「仁義禮智信」。

在我們師生共同構建的這一新世界裡，同樣應存在這樣的「一理」。它便是「為學」的法。

一理曰「仁」，孟子把它解釋為善，或者說是憐憫心。一理曰「義」，理學家把它解釋為一種合乎理的行。一理曰「禮」，即禮法，是理在現實世界的投影，維護世界運行的規則，在現代社會，禮便表現為各種法律法規。一理曰「智」，即對世界運行的規律有足夠的洞察力。一理曰「信」，即誠實，守信諾。

當然，世界不止有簡單的五氣，所以仁義禮智信也只是這新世界的底層建築，在他們之上，我們才能蓋起廣廈萬千。

通常我們談為學，總是把眼光關注於花樣百出的「學法」上。但學法只是工具，並不是什麼人都能玩得轉。就像一個三歲小兒耍大刀，我們能指望他耍成什麼樣呢？所以我今天在這裡大談「為學」之「理」，亦並非讓大家無視「為學」之「法」。以朱熹的本末論而言，「為學」之道亦分本末，「理」為本，「法」為末。但我們不必像古代理學家那樣重本抑末，而是要本末並重。

所以我們看到，許多成功的老師總是特別注重孩子習慣的養成。他們重視孩子言行中的每一個細節，並對此求全責備，搞得自己像個封建大家長。甚至於，有時候這種對品行的重視超過了其對學習的重視。這原因的背後，其實便是我們傳統教育的智慧所在。

於是我們看到，越是品行端正的學生，便越容易成為優秀學生。越是班風純良的班級，便越容易成為優秀班級。越是校風肅正的學校，便也越容易成為優秀學校。當然，這並不是絕對的，凡事總有例外不是？但於現象而言，大體便是如此了。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