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香港下,絕望的年輕人
文丨子木
對於香港的印象,大多數人還停留在港片中。
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港片情節讓無數年輕人對這個繁榮且矛盾的地方充滿了好奇與嚮往。不可否認,即使到現在,大陸的影視文化水平都難以和當年的香港比肩,尤其是在文化影響力方面。
九十年代香港的影視文化題材新穎,盡數巔峰之作。例如黑幫江湖道義《古惑仔》,無厘頭鼻祖級《大話西遊》,人妖之戀《倩女幽魂》,武術巔峰《黃飛鴻》等等,無法盡數。
還記得當年看這些片子時還是用的家中的VCD,有時還和朋友偷偷跑去街邊的錄像廳。時隔多年還能記起《倩女幽魂》里王祖賢拂袖清風含笑回眸,還有《大話西遊》片尾曲響起時,星爺金箍在手的絕世背影。
是驚喜,或滄桑,總能被電影情節感染到情緒。而如今,經典熒幕不在。很難再從國產電影里捕捉到那樣觸動神經的鏡頭。
90年代之後,港片逐漸被好萊塢電影替代,走向沒落。而現在叫座的香港動作明星只剩下一個已滿60歲的成龍老大哥,郭富城還能偶爾跑出來帶著警察掃個毒。
總有人問我為什麼喜歡拿電影說事兒?其實這就好比15世紀的文藝復興,莎士比亞能創作出《哈姆雷特》也是基於當時義大利城市經濟的繁榮。
只有繁榮的基礎,社會矛盾才可以被多文化演繹。影業背後的文化歷程則是一個地方市場經濟演變的重要表現形式。
那麼香港影業的沒落是否代表著香港經濟走向衰敗呢?今天的香港又是怎樣一副景象,它的發展歷程又給予我們怎樣的啟示?
帶著這些疑問,子木帶你深度走進香港發展史,你會獲得很多意想不到的感悟。
1
香港影業的沒落
時間回到1997年,香港回歸日。
當年由於制度的原因,香港人對回歸還存在很多疑慮,但是香港大眾總體對回歸祖國還是歡呼雀躍的。香港人普遍認為,離開了一個財大氣粗但已日漸沒落的養爹,回到發展蒸蒸日上的親爹身邊,對自己未來的發展總是好的。
於是,香港和大陸進入了轟轟烈烈的蜜月期。那時大街小巷都貼滿了香港回歸的字樣,人們口皆傳唱著《東方之珠》,這一事件被隆重得寫進了中國近代史。
可是萬萬沒想到,在回歸中國的第一個年頭。經濟發展一向迅猛的香港被金融大鱷索羅斯為首的國際炒客集團攻擊,爆發了一場空前慘烈的香港金融保衛戰。這個我在之前的文章《2018金融風暴》里講過,就是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危機爆發後,高度依賴國際市場的香港經濟幾近崩潰,中央動用全國外匯儲備幫助香港與索羅斯決一死戰,最終得以險勝。
但是遭受創傷的香港經濟進入了為期5年的滑坡軌道,2003年的時候更是達到了谷底。那時很多香港家庭,全家資產加起來的總和都不抵銀行的房貸,總之剛回歸那幾年的香港人生活慘不忍睹。
因為影業的繁榮需要天量資本的支持,金融風暴來臨,資本撤離香港,居民又債務一身,也沒有閑情雅緻去精神消費,香港影業一片蕭條。再加上盜版猖獗,(留心的人可能會發現,當年的影碟從一影一盤到後來的50部合集),好萊塢電影崛起,這一系列的因素直接將港片送進了墳墓。
至於經濟復甦後的香港影業依然走向沒落,或許只有一種解釋。就是巨大社會變革之下的文化產業有無窮無盡的發展機會,而後來香港社會漸趨穩固,老一代電影主創們才思枯竭,原有電影創作思路已走入瓶頸。
富有而平庸的時代則成了沒落的罪魁禍首。
2
香港經濟復甦
時間再回到2003年。低迷了5年後的香港經濟在中央的幫助下,更多的是香港人民的自身努力下觸底反彈,重新進入發展軌道,GDP一路飆升,重新證明了香港在全球的金融地位。
曾有人問我,論體量和證券交易規模,上海是遠超於香港的,但為什麼上海無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而香港則可以穩坐國際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寶座?
子木想說的是,如果單比較國際金融這一項,上海和香港的距離,中間大概相隔了800個首爾和蘇黎世,這個和規模沒半毛線關係。
首先在國際金融管理機構的水平、國際金融人才密集度這兩個方面,上海就無法和香港相比。
香港是大多數重要金融公司在亞太區總部的設立地,2014年底僅香港基金管理的資產就達到17.7萬億港幣,佔據了整個亞太區的資產管理近四分之一,更重要的是香港管理的資產70%以上來自國際投資者。
其實金融體制、金融人才、貨幣兌換這些因素是其次的,最重要的還是金融環境。
大家都知道,金融是對誠信和規則要求最高的產業,當面臨由於對方誠信缺失、不守規則而導致的財產損失時,公平、公正的法律會成為你最後依賴的安全港。
比如地方政府面對不斷高漲的房價可以任意改變新房的預售價格,造成一部分人在簽訂購房合同後,承受房價下跌的損失。那麼你能不能把政府告上法庭並勝訴呢?我的回答是,在國內,絕無可能,但如果告的是香港政府,則很有可能。
香港對於內地的發展是有功的。深圳為什麼發展領先全國?其實不僅得益香港資金,更受益香港的觀念、制度和做法,可以說特區發展的道法術都深受香港影響。
招商銀行學香港銀行,成為國內最優秀的銀行,平安保險學香港保險,成為國內最優秀的保險。通過廣深延伸全國,香港成為國內很多行業尤其服務行業的模式和標準,服務最好的中餐廳是港式、粵式酒樓,進而影響其他高端餐廳;內地的物業管理最初學的是港式物業管理,物業中介照搬的是港式中介,當然也有不好的,地產發展抄的是」政府賣地,商人賣樓「的港式地產模式,搞得現在房價和香港一樣出奇高。
自由經濟體制和絕佳的地理位置讓香港的經濟得以快速復甦,除了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香港一度繁榮,2015年的GDP相對2003年將近翻了一番,人均GDP甚至超過了德國,人均購買力接近瑞士。
這時候可能有人會想,如果自己生在這麼富貴的地方該有多麼愜意。
可事實並非如此,大多數香港人正經歷著絕望。
3
繁榮經濟背後的社會矛盾
剛開始,香港人給我的印象還算不錯,斯文有禮,有的香港人可能看不起內地人,但不會表現露骨,對你彬彬有禮又敬而遠之。這與對台灣人的感覺不同,以前台灣人暴發戶味道更濃,香港人似乎更紳士,即使有時是讓人討厭的紳士。
地域歧視一直是忌諱話題,不單是香港,像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城市,本地居民也有排外情緒,他們認為外來人口「不文明」,佔據了過多「城市資源」,推高了房價,使城市變得過為「擁擠」,等等。
但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類似北京上海這種大城市中,排外聲音最響亮的都是哪些人群?不用細心觀察,相信就能感受到,大多是對應城市中混得相對糟糕的那群人。
對於他們來說,不論是現實的城市財政資源好處,還是虛妄的城市名牌優越感,就是他們僅剩的稻草了。準確的來說,極端的排外是對自己無能的一種發泄。
隨著經濟的發展,有些香港人改變了,憤青、憤中不斷出現。近年來,你會發現大大小小的報道都是香港暴力排外的字樣,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香港經濟發展了,賺錢的是房地產商和名牌店,自由經濟體制導致香港貧富差距極其嚴重。香港人一開始怪罪資本家,「反地產霸權」;然後對政府不滿,抗議不斷,最後演變為對遊客的不滿,認為他們抬高了物價和房價。
香港的房價有多高呢?
據國際公共政策顧問Demographia公布,香港連續8年成為全球最難負擔樓價的城市,一個家庭不吃不喝19.4年才能買得起一間30平米的住房,這個數值遠遠拋離東京、紐約、倫敦等國際大城市。香港普通樓盤一平米售價20萬是常態,甚至還有80萬的神盤。
相對北京房價,年輕人可能是失望,而香港對於年輕人則是絕望。
地產開發商為了滿足年輕人的需求,開發出了劏房、棺材房、籠屋、太空艙、水管屋等奇葩住所。大多數剛畢業的大學生畢業之後也不得不住進「一個人的家」
劏房
太空艙
水管屋
可在香港,真的有很多人在為了房子而努力。還有很多人,甚至只是為了每天吃上飯而努力。有些單身媽媽,每天早上早早起來去菜市場兼職賣菜,下午去茶餐廳洗碗,每天打幾份工,收入基本上都是月光,因為要供孩子吃穿,還要交房租。在香港,這樣的生活叫做「手停口停」,一旦不工作,立刻餓肚子。政府的援助實乃杯水車薪。
香港政府並不是沒有想過辦法,董建華特首原本著力解決香港住房問題,發布了「八萬五計劃」,但最終被無法忍受樓價暫時下跌的有樓之士集體反對,以失敗告終。香港的住房問題無法解決已成事實。
這種情況對比內地來看還是比較欣慰的。至少在房價暴漲之期,ZF一聲令下,北上廣深該限價限價該限售限售,所有人都必須無條件接受,至少廣大年輕人的購房夢還沒有破滅。
高房價成為了香港階級固化的重要標的,底層向上躍遷幾乎不再可能。
因為一旦一個城市的發展已經完全充分,各行各業也就都處於一種互相服務和互相依存的循環之中,各個行業的准入門檻也非常清楚。律師、醫生、金融精英基本都是上流社會為子女規劃的路線。再加上香港產業單一,機會成了年輕人的奢望。
香港年輕人的思維往往被局限於香港一隅,普遍覺得,連在自己的地方都無法取得成功,更別說換一個地方工作和生活了。這就與我們內地學生很不一樣。基本上全國各地的畢業生,只要想來一線城市,就一定能在一線城市找到工作,取得進步。
我們或許現在才能嘗試著去理解香港年輕人的絕望,他們的生活唯有談論美食和旅行,只有這樣才能稍微從絕望的生活中脫離出來,或許也能稍微理解2014年學生的不滿最終轉化為上街鬧事了,那些洋溢在空氣中的年輕的荷爾蒙,真的無處宣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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