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崩塌——作為政治實體的秦漢帝制

03-12

寫在前面：本文原為昨天的一個回答，後來和 @寒鯤寒哥交流之後也確實感覺糾結於一個不適宜的概念並沒有什麼意義，於是將原答案刪除後修改完善為本文，也能更好契合自身行文的思路，本文在原答案的基礎上完善了一開始關於「連續性與斷裂性」的理論部分，並補充論證了後續制度、思想、社會三個方面，並增添一段舉例說明了秦漢帝制對後續的影響與塑造，此外與文義關聯不大，刪除了原答案中的餘論部分，近日將對其進行展開，另寫一篇文章描述作為「政治符號」的漢室是如何消亡，並與本篇對應

========================以下正文========================

閻步克在《從爵本位到官本位》一書中曾提出「連續性與斷裂性」這一理論，這一觀點由田餘慶先生《東晉門閥政治》一書引申而來，閻先生指出，「中古時期的貴族政治、玄學思潮、宗教異端、一組證券和分裂局面使人想到，中國歷史本來是存在著其他可能性的，但是他們最終被消解，被回歸了」，而所謂的「回歸」自然也就代表著，在中國早期曾經確立過一套完整的國家體制，而這一體制對於整個中國社會起到了塑造與定型的作用，即使是當這一體制本身走向衰亡之後，依然深刻的影響著中國歷史的走向，而這一強有力的體制，便是秦漢時代形成的皇權體制。

也正是由於秦漢帝國確立了一套完善的體制與秩序，因而「秦漢帝國」的歷史意義便超出了政權本身，而代表著秦漢時代確立的秩序。借用董仲舒的名言，【天不變，道亦不變】，對於生活在秦漢時代的人們來說，秦漢時代的皇權秩序具有無可置疑的先驗性，幾乎很難想像這套秩序會有瓦解之時，然而這樣的巨變便在東漢末年發生。

從實質上看，東漢的滅亡與此前秦朝或西漢的滅亡都不一樣。秦與西漢的滅亡是一種「治理性」危機，是由於社會整合的失敗與行政機關的腐化導致的，當新的政權上台，建立一套更為合理的治理方案時即可解決，但是東漢不同，東漢的衰亡是一種「結構性危機」，是萌發於戰國時代、創設於始皇時代、定型於武帝時代的秦漢皇權帝國體制，以及一切與之相應的秩序與體系的系統性崩潰，沒有人直到該如何創建一套全新的體系，沒有人直到該如何面對即將到來的四百年黑暗時代，後來者無法通過模仿與重建創立一個類似的政權，只能在漫長的融合與創新中尋找出路。因而我們說，漢末之人，是一群末世之人，東漢末年，當他們熟悉的一切逐漸走向終結時，他們彷彿經歷著大洪水般的巨變，而他們自己，則渾然不覺。

為了理清秦漢帝國崩潰的過程，我們首先要對於秦漢時代的帝國秩序進行簡要的概括與提煉，然後分門別類的探究這些秩序究竟是何時走向滅亡的，進而對於秦漢帝國的消解得到一個宏觀上的理解。

第一，可能秦漢帝國作為突出的特徵便是其顯著的皇權政治，不同於先秦周代的貴族政治，在經歷過漢初的曲折後，始於祖龍成於武帝的皇權政治成為了帝國的標誌，至此皇權的絕對性變得不容置疑。第二，與動態的政治鬥爭也對應，靜態的制度也成為秦漢帝國的一大特色，以尚書台為代表的中朝體製作為皇權的延伸，與外朝相對應，負責皇帝意志的落實；第三，為了保證皇權的貫徹與落實，在地方行政體制上郡縣製取代了貴族時代的分封制，而武帝設置刺史則成為地方行政體制帝制化的標誌。第四，在帝國強大的過程中，逐漸在實踐中形成了一套處理四夷問題的方略，由此形成了體系化的華夷秩序。第五，為了保證整個社會的流動性，秦漢的察舉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官僚貴族化的趨勢，保證著帝國的活力；第六，在意識形態方面，帶有陰陽五行色彩的儒學成為了論證帝國合法性的有力武器，並且時刻影響了帝國運行的邏輯。最後，在秦漢時代，帝國的統治基礎是以核心家庭構成的「編戶齊民」社會，這保障了民間社會不會對皇權造成威脅，同時保障了帝國可以最大限度的動員人力與財政，成為整個秦漢帝制的基石。

以上僅為對秦漢體制某些方面的簡要概括與提煉，雖不完善，但是大體能夠勾勒出秦漢帝國的基本輪廓，以下將具體就上述方面的崩潰進行簡要闡述。

皇權政治是秦漢時代最為突出的特徵，卻也是最早崩潰的一個方面，自和帝時期開始，外戚掌權的現象便日益嚴重，其專橫在梁氏主政的時代表現的最為突出，同時宦官也成為一股獨立的政治勢力進入了朝堂，與外戚進行著暗無天日的廝殺。至東漢末年，皇權已經旁落將至百年，若要找出其崩潰的標誌，我認為應是中平六年爆發的何進之變，此年四月靈帝逝世，同年八月，袁紹與何進謀劃發動政變剪除宦官卻被張讓先發制人，最終何進與宦官同歸於盡，同月董卓率兵進京。在皇權、外戚、宦官三股勢力先後崩盤後，整個東漢朝堂徹底崩潰，董卓的進京則意味著一個混亂的時代即將開始。

而就靜態的制度而言，董卓重設相國一職則代表著帝國制度的崩塌。自西漢以來，皇權便一再壓制相權，到東漢後不僅以三公代丞相，其實權也往往由內朝掌握，隨著內朝的外戚與宦官走向覆滅，董卓復立相國一職，意味著權臣們通過丞相之位開始統領朝堂，進而將自己的權力以制度的名義合法化，在恢復古制的背後，則是新時代霸府政治的開端，由武帝確立的集權體制開始瓦解。所謂霸府政治與外戚、宦官政治不同，後者是皇權的延伸，而前者則產生於皇權極度虛弱之時，其運行固然藉助於皇權-相權的傳統架構，但是在本質上依靠的仍是權臣手中掌握的軍事、政治權力，是一種新皇權取代舊皇權前，依靠固有皇權生存、壯大的過渡形態，這一政治體制由曹操發揚光大，並為後續南北朝時代的權臣所繼承，成為中古時期的一大特色。

與朝堂之上皇權的旁落相對應的，是地方行政體系的失控，而其最顯著的標誌，便是中平五年，劉焉主張進行的州牧改革。【焉以為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武帝時代作為監察區的州正式作為行政區，州牧開始總攬軍政大權，這不僅意味著皇權體制下得郡縣二級體制向三級體制轉變，在其背後更體現了中央已經無力掌控地方州郡的實質，由是州郡開始成為軍閥混戰的舞台。

當整個國家的運行都陷入混亂以後，華夷秩序自然也即將陷入崩潰，而曹操內遷胡族則是其標誌。江統在《徙戎論》中將這段歷史概述為【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夏侯淵)討叛氏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萬世之利也】，在此並不評價徙戎論的正確與否，「權宜之計」的評價確實概括出了漢末的民族政策，當戰事逐漸升級，為了擴充兵源，胡族的內遷往往成為通例，無獨有偶，姜維北伐之際也曾動員胡兵以為己用，而這樣的變化也意味著大一統時代同心圓式的華夷秩序走向消解，而舊秩序的瓦解也成為五胡亂華的先聲。

另一個廣為人知的例子是黃初元年九品官人法的設立，他意味著社會流動的方式發生改變。首先需要澄清的是，九品官人法並不是一開始便是貴族社會的產物，恰恰相反，他最初設立的目的便是將選拔權力收歸中央，加強中央集權，但是士族力量的壯大侵蝕了這一制度，使之成為士族弄權的工具，但是不論如何，其作為符號意義也能夠體現出社會流動的變化。

在政治制度崩潰的背後，則是意識形態體系的崩潰。秦漢沿革之際，在經歷了法家-黃老-儒學的變遷後，董仲舒結合了陰陽家體系的儒學思想成為了帝國的思想核心，深刻影響著帝國的運行。然而在安帝以後，中央開始失去學術主導權，學術薪火開始轉移至民間，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以汝南袁氏為代表的世家大族興起，第二，地方學校和私學廣泛興起，這樣的變化體現了國家對於意識形態的失控。最終在延熹九年的黨錮之禍後，在士大夫心中這一思想體系開始瓦解。如果說如荀彧、張昭的心中還存有漢室的話，那麼夏侯玄的心裡則只有玄學奧義。思想體系的變化為士族政治提供了正當性淵源，在北方的蠻夷尋經問句之前，帝國的重建還將遙遙無期。

最後，上述這些變化背後，是帝國統治基礎的變化，編戶齊民的社會逐漸被士族社會取代，而這可能正是上述變遷的根源。秦漢社會的基本細胞是以核心家庭為主的編戶齊民，國家據此動員了運轉所需的賦稅與兵源，然而豪族與士族們自行掌控著人民與土地，與國家爭奪戶口，而士族們的壯大也就導致了國家財政的衰竭，繼而導致了皇權體制的全面崩潰。而與士族崛起的社會現實相對應，則出現了以寬為政和力行法治兩種政治主張，前者以袁紹為代表，體現了對士族的妥協，而後者則以武侯和年輕時代的曹操為代表，關於二者的區別，田餘慶先生在《曹袁之爭與世家大族》一文中早有定論，唯一值得商榷的是在先秦時代過去四百年後，仍然使用「法家」這一說法是否合適。無論如何，曹公和武侯打擊士族的政治主張恰恰是秦漢時代皇權體制的傳統，因而可以說，在漢末時代有意匡扶漢室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想從制度上重建秦漢帝國的，只有武侯與年輕時代的曹公。

在梳理了秦漢帝國體制崩潰的過程之後，讓我們回到一開始關於「連續性與斷裂性」的話題，來簡單闡述一下，漢帝國的政治傳統是如何影響後世的歷史的。曾有很多人試圖分析中國與西方歷史走向的不同，為何中國走向了大一統，而西方卻一直保持著分立，我想一個值得探討的原因便在於其歷史「定型者」的不同，為中國確立體制典範的是秦漢帝國，而西方則是希臘與羅馬共和，而到了近現代則是法國大革命。在此對於西方不多做探討，想要說明的是，秩序典範在其自身消亡之後仍然會作為一種政治資源，影響著後代歷史的發展，使其重新向傳統政治靠攏、回歸。在此略舉幾個例證，閻步克先生曾之處在魏晉時代，即使是在玄學思潮和儒學衰落的大背景下，在君主詔書、臣公奏議中依然通行著選賢任能的帝國論調；此外，胡鴻曾舉出北朝的例證，秦漢帝國的知識精英們曾經建構了一套天文學的政治秩序，確立了華夏為中心、蠻夷在邊緣的秩序，而這套秩序在定型之後便擁有了自己的生命，在秦漢帝國崩潰之後，這套秩序作為知識與秩序傳承了下來，南北朝便利用星象學來證明自己為華夏君主，而對方則是蠻夷；更為直接的例證在《魏書》中對於東晉的評價，指出東晉一朝【君弱臣強，不相羈制，賞罰號令，皆出權寵，危亡存廢，釁故相尋，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弱諸夏之亡也】，此處不僅抨擊了東晉門閥政治的弊端，更是以此作為東晉證券合法性的質疑，換句話說，在魏晉時代，是否符合秦漢時代的帝制傳統已經成為政權合法性的重要標誌，而這一點被北方胡族所接受並為之努力建構秩序，由此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在秦漢帝國滅亡之後，他是如何「馴化」北方胡族，使其向皇權體制所回歸的，進而使我們能夠更為清晰的理解秦漢帝國的塑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