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化思考（一）漠視夏商史的周人

夏朝的歷史可以說是中華文明史起源的一個重要話題，「夏人」是在「漢人」這個概念形成之前，被中原大地（即「中國」）的人們所普遍接受的想像共同體。在周代的諸侯們存在國邑姓氏等區分門戶的規則，但是當他們自視整體的時候，會用「諸夏」來自我指代，以區別四方「蠻夷戎狄」。在西周時期開始逐漸整理完善的《詩經》有《大雅》、《小雅》的篇章，大雅、小雅的「雅」是後世所使用的假借字，在先秦時代，則直接寫作《大夏》、《小夏》，「夏」就是風雅貴族的象徵。不過從古文字角度來說，先秦古文中的「夏」字，粗看起來如同長了大眼大腳之人，手裡似乎還拿著某種武器之類的東西，有時候旁邊還配一個「日」形，似乎是在拜日，由於傳抄變形，已經很難弄清這個「人」到底是在做什麼，也很難跟風雅聯繫在一起 。學者們也嘗試從甲骨文中尋找疑似「夏」的文字，遺憾的是，甲骨文由於過於抽象，人形、猴形之類象形的符號太多，卜辭上下文也很簡短，因此使得我們雖然彷彿抓到了解謎的一串鑰匙，卻不知道究竟用哪一把鑰匙打開眼前的大門。

附圖是曹定雲先生所寫《古文「夏」字考——夏朝存在的文字見證》（《中原文物》1995年03期），提出一種「夏」字變遷的示意圖。不過他所列舉的甲骨文字形如同「三毛」，例是否與其他古文構成淵源關係，尚且存疑。

有人可能認為，可以從卜辭中尋找關於夏季的詞條，「夏」不就有了么？遺憾的是，商代卜辭中只有「春秋」的概念，卻無「夏冬」。直到周初《尚書·君牙》中才有出現「夏冬」的說法。需要說明的是，現在我們所見到的《尚書·君牙》是偽古文，其中涉及到「夏冬」的文字是戰國時期古籍《禮記·緇衣》轉引的，《緇衣》還發現了郭店簡和上博簡兩個楚簡版本，其中也包含了《尚書·君牙》關於「夏冬」的引文，證明周初才有了四季的概念。

如此一來，我們對於「夏」字的考證，被攔截在周初，很難進入殷墟時代（也就是晚商時代），更難以進入無文字的早商乃至先商時代。

周人對於夏商的記憶不會憑空出現，目前流傳的西周早期文獻中，周代的政治家們反覆將夏商並舉，商代是周人推翻的，而夏代則是由商代的先祖商湯推翻的，兩個朝代因為統治者的荒廢而走向了衰亡，成為周人警戒的榜樣。

這裡需要說明一下，由於中國古代社會一直發生劇烈的動蕩，各種歷史文獻流散損毀非常嚴重，同時還有一些後世託名的文獻混雜其間，使得人們對於歷史，特別是先秦史的考證步履維艱。比較可信的西周歷史文獻，除了各種出土青銅銘文之外，主要集中在《尚書》和《逸周書》之中。《尚書》中較為可信的西周文獻包括牧誓、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費誓。其中《金縢》在清華簡中有發現。《逸周書》篇目更為龐雜，長期沒有整理，這樣在某些程度上可以躲避過分的刪改，但同時也因為缺乏校勘，錯字連篇，十分難讀。其中可能屬於西周文獻的的篇目有世俘、皇門、祭公、商誓等。

從這些歷史文獻來看，以周公為代表的周人貴族集團，對於天命充滿了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既希望證明自己擁有了天命，另一方面也擔心天命離己而去。對於夏商歷史也同樣充滿了矛盾的心理。

《召誥》中有這麼一段話，值得後人玩味：

「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這段話中，周公一方面強調要以夏商的歷史作為自身的教訓，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似乎感悟到，夏商的存在都有其固定的年限，周人希望自己的政權存在億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享，一旦知道了夏商存在的年份加起來不到一千年，這種失落感是可以想像的。所以他一直說「我不敢知」、「我不敢知」，只在乎夏商留給統治集團的教訓，不願意具體探討夏商究竟存在了多少年這個話題。

在《召誥》後面又說道：「丕若有夏曆年，式勿替有殷歷年。」還是給自己人打氣，希望周代政權可以超越夏商存在的時間。

在周公的指導思想的影響下，周人似乎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思維方式，人人都能說兩句要以夏商為鑒，但是夏商王朝具體怎麼回事反而沒人關心。殷墟甲骨文之所以能保存到清末才重見天日，也說明周人對廢棄的商人舊城址的遺物並不關心。周人典籍庫里或許也保留了一部分夏商典籍資料，但一般人也難以見到，最終隨著東周列國的到來而逐漸消散殆盡。

《尚書》的另一篇文章《無逸》則是直接考驗了周公對於商代的歷史認知問題。相關段落如下：

「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這段話的大體意思比較好理解，就是周公列舉了商代的三位君主中宗、高宗、祖甲，在闡述了他們的美德之後，給出了他們的在位年份，然後指出在此之後的商代君主由於嬌生慣養，不知民間苦難，所以在位時間一般也就只有不到十年。

但是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說，這段話中暗藏了無數「坑」。首先我們看《史記》中轉引《無逸》的文字：

「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勞於外，為與小人，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驩。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為小人於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

拋開個別文字差異不提，《史記》引《無逸》所給出的高宗在位時間為五十五年。與上面的「五十有九年『相差了四年。從版本學的角度來說，雖然《無逸》篇屬於《今文尚書》，但上面的底本屬於偽古文尚書，《史記》引用的底本則屬於孔壁古文尚書，用字方面參校了《今文尚書》，略作刪改。理論上《史記》引用的《無逸》版本應該更權威一些，然而《史記》作為載體流傳時間也不短，其實也無法排除傳抄錯誤，於是哪個版本更權威就成了糊塗賬了。

更有甚者，《今文尚書》這段內容差異更大。《今文尚書》的權威底本是東漢的熹平石經，遺憾的是歷經戰火，該石經已經只剩下一堆殘片，其中《無逸》篇有若干不相連的碎塊。有一塊殘片上的文字是「肆高宗之饗國百年。自時厥後……」不僅高宗「享國」時間變為百年，而且「祖甲」相關的文字並沒有接在「高宗」的後面，學者根據文獻推測，《今文尚書》中「祖甲」可能寫作「太宗」，相關文字放在「中宗」之前，太宗、中宗、高宗，湊成三宗。

這樣就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所謂殷代三宗到底是誰？高宗一般人認為是商代第23任君主武丁，沒有什麼異議。漢代以來的經學家包括司馬遷則認為中宗是商代第9任君主太戊，《尚書》中還有關於太戊的篇章，只是失傳了。

然而《晏子春秋·內篇諫上》則說：「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

晏子就是春秋時期齊國名臣晏嬰，他把湯、太甲、武丁、祖乙作為商代著名君主並列，沒有提及太戊。《孔叢子·論書》中有段內容，是說孔子與徒弟公西赤結合《無逸》與晏嬰的言論進行探討：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祖乙、武丁，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為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大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以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於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複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看起來晏嬰確實說過了類似的話，除去開國之君商湯，剩下的太甲、祖乙、武丁似乎與《無逸》中的祖甲、中宗、高宗是匹配的。由此看來，春秋戰國時期的人似乎是認為商代第13任君主祖乙才是中宗。

這個推斷可以得到《竹書紀年》和甲骨文的支持。

那麼再回到「祖甲」的問題上來，從《孔叢子·論書》記錄孔子師徒的言論來看，他們很自然地認為「祖甲」實際上是商代第4任君主太甲，而不是武丁之子祖甲（第25任商王）。太甲被儒家認為是有過能改的君主，也算有所作為。而商代在祖甲時代實際上是走下坡路了，按理說有何德何能與先祖並列呢？所以「祖甲」似乎應該是「太甲」的可能性更大。然而其他古籍轉引《竹書紀年》則說太甲在位十二年，又與《無逸》記載的三十三年矛盾。如此問題又複雜了一層。

上面說了一大堆主要是讓人明白三代史考證的不易，如果我們忽略這些分歧的地方，還可以發現其他問題。夏商周斷代工程中，對於盤庚之後的君主在位年代做了一個大致的估算。太甲、太戊和祖乙都是盤庚之前的君主，不在考慮之列，武丁在位直接取了59年說，沒有採用55年說。祖庚、祖甲、廩辛、康丁四君總共44年，平均每個君主11年，祖甲看來很難獲得33年在位時間。之後武乙35年、文丁11年、帝乙26年、帝辛30年，這些君主的在位時間主要是結合《竹書紀年》和甲骨文斷代的綜合結論，雖然可能存在一些偏差，但是大體結論是武丁之後的歷代商王在位年份大多不低於10年，這與周公在《無逸》中所闡述的觀點是矛盾的。而且甲骨文中至今沒有出現用高宗指代武丁的例證，看來周公對於殷商歷史的認知是極為稀鬆的。周公不是專業的史家，而西周初年的史官很大一部分是殷商舊臣。在缺乏甲骨文之類海量的原始資料的支撐下，他們如何記錄殷商歷史，乃至早於殷商的夏朝歷史，就成了一個未知數了。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平王東遷，東周列國的歷史本身就十分精彩複雜，還有多少人惦念著早已塵封多年的夏商史呢？到了孔子時代，已經是春秋晚期，《論語》中記錄了他的感慨道：「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孔子之後，似乎學者們逐漸掀起了收集整理夏商史的小高潮。其中的代表文獻就是《竹書紀年》，其中不僅羅列了夏商君主表，而且還記錄了他們的在位時間，雖然可能有些編寫者主觀私貨夾帶其中，但是其中保存的信息歷史價值還是很高的，比如商王在位年份，足以作為歷史參考，看來「禮失求諸野」的歷史文化搶救策略還是有所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