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在說理性的時候，我在說什麼？

我昨天寫了一個很隨意的回答：如何評價包貝爾婚禮上鬧伴娘即試圖把柳岩扔到水裡的行為？ - 羋十四的回答。對於很多朋友，我想在這裡再說一聲抱歉，因為這或許引起了誤會，還有不快。

作為補償，或者說表達自省的誠意，我想寫一個認真的回答。

我從一節宗教史課說起。

1841年，我們在和英國打鴉片戰爭，對今天的我們來說，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但對當時的英國人來說，還有許多其他新聞要追。這一年，一個叫John Henry Newman的人發表了一篇論綱，簡單說，這個論綱就是講，英國國教和天主教其實是一回事哦。

對我們來說，這兩個教可能真的差不多。但對當時的人來說，不是這樣。他們會覺得：我們這麼辛苦地宗教改革，脫離了羅馬教會的枷鎖，走上了科學、理性、寬容、進步的道路，這是我們的英國國教。怎麼就和迷信、專制、落後、保守的羅馬天主教沆瀣一氣了呢？於是，這件事情很快引起了軒然大波。大英帝國各個角落的人們，開始廣泛地討論其中的議題：從教派的分野到言論自由的尺度，從英國的宗教性到政教分離的意義。

對於這些問題的認識，至今影響著我們每天的生活。但在這個過程中，人們也都忘記了一開始引起這些問題的關切：Newman這個人的信仰世界，以及他對於救贖的理解。他堅信，教會之外沒有救贖，而這教會，只能是那個唯一的教會。他努力地將英國國教和羅馬大公教會重新聯繫起來。他在意的這種精神紐帶迅速地被媒體遺忘了。他們感興趣別的事情。他們只想重申一件事：英國國教是最理性的信仰。

今天的人們和1841年的人們，有相同，也有不同。

通信革命改變了這個世界。它把事件發酵成公眾需要的熱點，而那事件，對於當事人的意義，都必須服從公眾熱點的需要。

現在，我想來說包貝爾和柳岩。

這一場婚禮，其中發生的許多事情，被塑造成為一種典型：反對糟粕的婚禮形式，維護生活中的女性權益。因此，柳岩必須要受到最沉痛的傷害，包貝爾必須要懷著最極度的惡意。由此，借著他們明星光環下塑造的個人形象的反差，可以吸引更多的關注，可以更好地傳播許多的觀念。

這樣的做法固然有許多好的地方。然而，不得不說，那些事情本身早已經被邊緣化了。許多人並不在意究竟發生了什麼，當事人是如何感受的。來自現場的聲音已經蓋棺定論，因為現場發生的事情只能是那樣的，視頻和照片都已經被放大入微，當事人的感受只能是那樣的。「不然，不合理啊！」

這是我說的不理性。

我希望用真實來傳遞女權，傳遞那些值得珍視的觀念。這真實可以是新聞的，儘可能地追索當時的事件；當我們不能做到的時候，我對媒體中的世界保持審慎。我們也可以寫小說，寫劇本，用詩的語言和力量傳遞這種觀念。

但在任何時候，我不希望我對美好觀念的渴求，扭曲我對事實的認識。哪怕這種觀念像太陽一樣光明，哪怕這事實如滴水一般瑣碎，我不以先入的觀念，先驗地決定我對事實的認識。價值的歸於價值，事實的歸於事實。

這是我說的理性。

這是我對這件事的態度。也許，有小題大做的嫌疑；也許，這場鬧劇不是最合適的例子。這我明白。我最初的評論，尤其不乏情緒的因素。

就此，我希望再次向我們的朋友們道歉。

通過這件事，我也深深地明白了：我獲得的每一份關注，也意味著多一種責任。

但我想，知乎決定讓我做一個大V，還交給了我一種別的責任。當人們在說這事情說明了這道理的時候，我們需要別的人來追問：這事是不是真的。在這刻下，這是不討好的。因為人們會說，「我是為了故意顯示自己多麼不同流合污，而硬掰扯的自以為對和理性」。如果說，這種諷刺是我作為少數者不得不承受的代價，我願意。

我也把這個回答寫給我的批評者們。@布拤客摻水的90% - 知乎專欄或者其他。

我熟悉他們的惡意。他們因為能力的不足，缺少足夠的關注者；而每當發現大V隨意的文字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展現自己局限的智識。這個時候，他們感覺到了極大的滿足，彷彿在頃刻間證明了所有大V都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而當下他們的默默是整個知乎、整個社會的悲哀。

我無心與他們爭一日之長。甚至，我也不願意改變我的文風。我一直不是一個老於世故的人，比如我那個隨手設置的收藏夾，不過是因為那時的我覺得某些回答贊太少了，擺在主頁里顯得沒面子。我不曾想到，有一天它竟然被人從20個收藏夾中揪出來，因為一件毫不相關的事情，而被解讀為苦心經營的證據。

我不會因為這樣的惡意，就改變我敞開而直率的書寫，努力去做一個嚴絲合縫的人，而僅僅為了免於幼齒的攻擊——如果我這樣做了，才是真正的悲哀。

你們噴吧——我不怕。

但對於這樣的人，我不想掩藏我的優越感。如果我的理性對於這樣的愚昧沒有一種優越的話，我不知道我們的世界還美好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