敗退台灣後蔣介石把丟失大陸責任推卸給哪兩個外國人？

內戰，從歷史進程而論，從國民黨的立場觀之，它是「五次圍剿」的後續篇章。而從共產黨的角度觀之，則是「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延長，所不同者，「長征」是「你打我跑」，打的是一場極端不利的內線作戰。而抗戰勝利後的內戰，戰場形勢從內線作戰逐步演變成了外線作戰，「你打我跑」的情勢也慢慢主客易位，變成了「我打你跑」，共產黨打，國民黨跑。

從國家朝代更替的角度論之，內戰，是國民黨、共產黨在抗日戰爭結束之後，一場逐鹿中原之戰。就因為它是逐鹿之戰，所以也直接間接成為蔣介石下野的根本原因。

蔣介石從黃埔建軍、北伐、中原大戰、江西至陝北剿共，以迄抗戰，凡三十年間，無日不在用兵，無日不有勝負，戰場上不管是怎麼贏的，蔣介石終歸還能撐持到最後。只是，內戰戰局無論是戰略形勢或是戰術格局，均大異於「五次圍剿」時期，內戰戰況不僅首鼠兩端，狼狽不堪，更讓蔣介石痛覺慘敗與羞憤。

一九四九年元旦，蔣介石總結一九四八年的內戰形勢，作了以下之檢討：

先是上年十月間東北戰局失利，錦州長春瀋陽相繼淪陷，林彪股×大舉入關，平津形勢危急。而在魯蘇兩省境內之陳毅股×，則於上年九月下旬攻陷濟南，略加整補後，復傾巢南侵；與豫東之劉伯承股×遙相呼應，分途進犯徐州。迨碾庄一役，我第七兵團黃百韜司令官壯烈殉職，其所部亦犧牲殆盡，旋宿縣失守，津浦鐵路南段為×軍切斷，徐州陷於孤立，我軍以處於內線作戰不利，乃於十一月杪，主動撤離徐州，由徐州剿×總司令部杜聿明副總司令率領第二兵團（邱清泉）第十三兵團（李彌）第十六兵團（孫元良）及各機關團體，向徐州西南轉進，以期由永城地區南下，與蚌埠等地之我軍會合，協力堵擊共×，但我軍撤出徐州後，前進途中，迭遭×軍以人海戰術猛襲，並依據各村莊與道路要點構築工事頑抗，更在我軍防地以外挖深溝數道，重重包圍於蕭縣永城間地區。我軍補給中斷，糧彈缺乏，所有接濟，全賴空投。又值嚴冬季節，連日雨雪，空投無法實施，官兵飢疲已極，除孫元良兵團已先行突圍，僅司令官及少數隨從人員得以脫險外，其餘邱清泉、李彌兩兵團現尚困守於陳官莊、青龍集等地。而由阜陽東進增援之我第十二兵團（黃維）則在雙堆集附近，遭遇×軍圍攻，自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至十二月十五日止，與×軍激戰二十餘日，卒以犧牲重大，彈盡糧絕，而於十五日夜實施突圍，除胡璉副司令及一部分官兵得脫險歸來外，其餘均下落不明。我軍既迭受嚴重之挫折，一時人心恐慌，京滬震動。

然而，京滬地區與住在南京黃埔路官邸的蔣介石，真正感覺到「震動」，是接連兩場大戰役的潰敗。在一九四九年元旦過後一周，根據國民黨當局的戰史記載，一月七日，天津外圍共軍開始全面進攻，與國民黨第六十二軍、第八十六軍等部展開激烈戰鬥，共軍以人海戰術衝進天津市區，雙方進行巷戰，到一月十五日，天津淪陷。……林彪主力陷天津後，復攻向北平，此時，聶榮臻主力亦由張垣東進，並不斷向北平城內炮擊，迫脅北平。

在另一條火線，令蔣介石焦頭爛額的徐州戰局，情況發展聞之更如刀割。國民黨軍的戰報記載，「徐州剿×總部……迄（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我第二兵團向南出擊，稍有進展。惟十九日後，即雨雪交加，空投補給無法實施。雖至民國三十八年元月五日無甚大戰鬥；但官兵饑寒交迫，已極困頓。六日×復全力再興攻勢，並施放毒氣，迄十一日邱司令官等以下官兵大部壯烈殉國，殘部突圍。」徐蚌會戰（按：徐蚌會戰即淮海戰役）至此結束。

蔣介石在總結一九四八年戰局時，簡述了徐蚌會戰當中共軍的戰術運用，他說：「……我軍撤出徐州後，前進途中，迭遭×軍以人海戰術猛襲，並依據各村莊與道路要點構築工事頑抗，更在我軍防地以外挖深溝數道，重重包圍於蕭縣永城間地區。」然而，根據國民黨的戰報，則詳述了共軍在徐蚌會戰中神乎其技的戰術運用，共軍運用的這套戰術，把國民黨軍「死鎖」在重重包圍圈當中，導致國民黨軍在徐蚌會戰中幾乎全軍覆沒的命運。國民黨方面的戰報詳述了徐蚌會戰中，被共軍包圍戰鬥的慘狀：

×於包圍作戰中，利用星羅棋布之村落地帶，作縱深約五公里以上之配置；依村莊大小，以最小限兵力佔領。掘壕通至村外，使甲村與乙村構成交叉點；雖飛機轟炸，戰車衝擊，炮兵射擊，均不易奏效。必須以步兵逐村強攻，每佔一村，傷亡不少。故一個部隊每連續攻克一至二村，幾已無力再戰。反之，×前線失去一村，陣後即再佔一村，始終保有原來之縱深，而無法突破。終致彈盡糧絕，覆沒於×人海戰術中，此種教訓，殊堪記取。……

除了共軍的戰術優勢，使國民黨軍喪失戎機、困坐愁城以外，國民黨戰史中，亦針對國民黨軍本身的重要致命疏誤，以曲筆手法，作了若干檢討。官方戰史指出導致國民黨軍在徐蚌會戰中覆滅的原因，主要有這些：

一、東海部隊撤退過遲，以致第七兵團因須掩護其轉進，而遭×攻擊，影響我戰局非淺。二、會戰進行中，我各強大兵團，均因時間、空間上之關係，未能收到切實配合協同作戰之效，故終遭×各個擊破。三、第七十七、第五十九軍叛變，先期開放台兒庄、韓庄間運河防線，使×長驅南下，威脅徐州，切斷第七兵團後方聯絡線，迨該兵團奉命由新安鎮向西轉進時，復受運河之阻，事先未能架設浮橋，以致大軍蝟集鐵橋附近，加以難民擁塞不前，一旦遭×襲擊，遂呈混亂。四、黃、杜兩兵團之行動遲緩，致先後陷於×軍圍點打援之慣技。五、各部指揮之職責不專，各級之牽制過甚，不能適應戰機。六、防諜保密之欠周。七、惡劣天候之影響，皆為覆敗之主因。……

蔣介石視徐蚌會戰為其個人與「黨國」最後成敗之所系，這場戰爭從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打到一九四九年的元月十一日，為時六十五天。國民黨軍的戰史中述明雙方戰損數字時，稱：「是役，×軍傷亡四十六萬二千餘人，我軍傷亡失蹤三十萬零四千零七十員。此次徐蚌會戰，×軍動員作戰兵力約八十餘萬，我軍兵力四十五萬。」這項戰損數字，顯與中共方面提供之數字大相徑庭。現今，大陸方面一般的說法，國民黨軍參戰兵力為八十萬人，共軍參戰部隊人數為六十萬人，國民黨軍在淮海戰役中，有五十五萬五千餘人被消滅。

遭此重大挫敗，蔣介石在其日記中竟稱「但以當時實際情形言之，我政府尚保有長江以南及整個西北與華東華北之大部地區，更有陸海空軍之強大實力，足資堅守。」並在一月二十日，蚌埠失守之次日，「召見軍政長官，面加督責，蓋以彼等工作不力也。」

一九四九年元月二十一日，這一天，蔣介石下野，他在下野前一刻，招來國防部長徐永昌，令其攜手書，到北平晤見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副總司令李文，信中稱：「余雖下野，政治情勢與中央並無甚變動，希屬各將領照常工作，勿變初衷。」然而，對蔣介石而言，確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徐蚌會戰慘敗，南線戰場國民黨軍精銳盡失，而由徐永昌急飛北平交給傅作義的親筆信函，墨跡未乾，北平又傳來令蔣介石錯愕的消息。

一月二十二日，蔣介石的文書侍從，在這一天的工作記事中寫下：

是日，傅逆作義揚言，「北平局部和平」，並與共×成立休戰條件，按傅逆作義與共×成立之所謂「休戰條件」十三項，其內容大略如下：「自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起，雙方休戰，允許共×派員在城內成立雙方聯合辦事機構，處理有關軍政事宜，所有我方軍隊除留少數維持秩序者外，皆自二十二日開始，移駐郊外，於到達駐地一個月後，開始實行整編。」此實無異將北平地方及所有駐平之我方軍隊，完全交與共×，任其宰割矣。

事後，國民黨軍的戰史記錄，則稱「……地方民眾為避免犧牲，保全古迹文物，要求和平停戰，守將傅作義亦意志動搖，期與×謀局部和平，終於元月二十三日，相約退出北平，迄二月二十一日，即全部分化解編。」

平津戰役和淮海戰役的結束，迫使蔣介石必須暫時走下權力舞台，退居幕後。唯一可惜的是，蔣介石似乎不能從戰場上一連串的失利慘敗中汲取教訓，深自悔惕，反而在其日記中頻見各種遁詞。比方他在日記中，竟把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責任，推卸給斯大林、馬歇爾、俄國人、美國人、英國人……，而未見隻言片語對自己領導風格的缺點、國民黨當局政經決策的諸多失措進行反省。他說：「此次革命剿×之失敗，並非失敗於共×，而乃失敗於俄史（史大林，即斯大林），亦非失敗於俄史，而實失敗於美馬（馬歇爾），蓋以馬歇爾誤聽俄共之宣傳與英國之中傷，對於其本國之利害與中國之存亡，以及太平洋之安危與全世界人類之禍福，皆置而不問，而唯以個人一時之愛惡，專泄其私憤，今後第三次世界大戰之悲劇，已不能免，馬歇爾實應負其全責也。」

對於國民黨軍高級將領紛紛變節投降，蔣介石似乎亦不能痛徹反省，何以部屬志節不堅？何以高級將領不服從指揮？何以大部隊紛紛叛變投敵？蔣介石不論究其關鍵因素何在，反而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傅逆之投×又使我多得一經驗，即凡已投降一次者，而其將來對其他敵人亦無不可以投降，凡已叛變一次者，而其將來亦必有二次三次乃至無數次之叛變。為文武幹部者，能不慎始自愛，時加戒懼乎哉！否則一失足成千古恨，將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乃至無所不為矣。」蔣介石所謂「已投降一次……將來亦必有二次三次乃至無數次之叛變」的論調，日後更無限上綱，成為台灣時期蔣氏父子冷落降將、甚至排拒降將不準其入境台灣的理論依據。蔣介石不以能力拔擢人才，純以主觀思維判奪忠奸，引為任用官吏之準據，難怪有蔣氏「寧用奴才不用人才」之譏。（文/張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