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多地醫院年底沖指標停用輔助葯 甚至拒收患者，是真的嗎？

醫保控費的主要目標是從不合理的醫療費用中擠出水分，但是臨近年底的「急救式」控費卻暴露了現行總額預付制在落地過程中的「簡單粗暴」，而未來新型醫保支付方式的探索對醫療服務體系提出了更大挑戰。

(從不合理的醫療費用中擠出水分，是醫保控費的主要目標。圖/視覺中國)

又一省加入耗材降價行動!

12月4日起，山東省立醫院所有在用耗材(試劑)在現供應價格基礎上全面降價15%。山東齊魯醫院也出台方案，高值耗材降價30%，低值耗材降價15%。

在「總額預付」的醫保支付方式下，每到年末，控費不力的各家醫院不得不「臨時抱佛腳」。而2017年末，形勢比以往更加緊張。

11月10日，四川省衛生計生委印發《關於強化問責嚴格控制醫療費用不合理增長的緊急通知》(下稱《通知》)明確，目前四川公立醫院總醫療費用平均增長幅度為13.15%，與國家10%要求目標差距較大。自此貴重、自費葯械的採購比例，三級醫院必須小於3%，二級醫院小於2%，並嚴格控制進口高值醫用耗材的採購使用。

與以往不同的是，《通知》直接指出，控費未達標，醫院降級，院長撤職，醫務人員扣工資。

「衛生計生委對各省都是這樣要求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楊燕綏告訴《財經》記者，「醫療控費是老話題，但今年衛生計生委首次通過行政文件將控費與院長責任、醫院考評掛鉤，問責力度前所未有。」

這一壓力，源於2016年國家衛生計生委首次明確，將按照自上而下、層層分解的原則，將控費目標逐級分解到各地市(縣市)和公立醫院;力爭到2017年底，全國醫療費用增長幅度降到10%以下。

而實現這個指標的主要手段就是現行的醫保支付方式，即總額預付:每年年初，醫保給醫院設定年度醫保報銷總額，年終結算時，一旦醫院花錢超過設定的額度,超支部分按照事先約定比例由醫保和醫療機構分擔。

自2009年上海率先試點開展醫保支付的總額預付制起，中國醫療費用的增長得到明顯的控制。但其產生的新問題是，醫院在年底應急控費現象出現，包括緊急控制輔助用藥、醫療耗材等，更有甚者出現了個別醫院拒收病人的極端案例。

隨著按病種付費、按人頭付費、按床位付費等新一輪醫保支付方式的探索漸進，最終改革能否拯救處在醫院收入與醫保支付博弈夾縫中的患者?

指標壓力下的失衡

「預估需要耗材超過3萬元的手術，必須經過院長簽字批准」。長三角地區某三甲醫院一位心胸外科副主任告訴《財經》記者，雖然院長不會在簽字時有所為難，醫生卻不想總為這種事麻煩院長，就會考慮要不要接收這樣的病人。

自2015年11月，國家衛生計生委、發改委等五部委聯合發文，控制公立醫院醫療費用不合理增長，把控費情況與醫院等級評審准入、院長年度績效考核等掛鉤，同時，指明了衛生材料收入、葯佔比等21項主要監測指標。

醫療機構採取的普遍做法是限制排名靠前藥品、限制住院天數、耗材限制使用等。

心胸外科醫生對於耗材的管控很敏感，一家醫院所用的耗材有上萬種，控制具體品種難度較大。「自2016年初，趕上我們這裡新農合與城鎮居民醫保合併，醫院就開始了全面控費。」上述心胸外科副主任稱，其所在醫院採取的方法就是總量控制，「主要控制指標是參加居民醫保患者手術耗材花費總價格」。

具體分為三類:耗材總價格2000元以下的手術不控制;總價格在2000元-1萬元之間，需醫務處批准，這對於臨床手術沒有太大的影響;總價超過1萬元的，要分管副院長批准;若總價格超過3萬元，則需要醫院院長簽字批准。

「大多數手術的使用耗材是事先計劃好的，消費總價格也可以預知，如果超支，就直接拒收了，除非情況很特殊。」上述心胸外科副主任對《財經》記者坦言，對他造成最大困擾的是「非計劃內」的。

「非計劃內」就是醫生在操刀一台手術前，不能預知需要多少耗材。

「肺癌手術中，被剪斷的血管等需要用閉合器處理，80%的病人需要3個-4個閉合器，但有些病人需要7個-8個。一個閉合器約2000元，這樣一台手術的耗材總額就相差近1萬元。」上述心胸外科副主任說。

臨近年底，有九省衛生計生委官網公布了醫療費用平均增長幅度數據。貴州、四川、廣西三省增長均超過10%，尤以貴州省為甚，醫療費用平均增長幅度為18.05%，四川省次之。

一時間，貴州、山東、河南各地均曝出輔助用藥停用、耗材縮減的消息。《財經》記者根據公開信息統計，目前已有15個省份出台藥品耗材管控政策。

還有多少「水分」可擠

每到年底醫保費用都緊張，給醫生和患者造成障礙，是否10%的醫療費用增長率對醫院來說太難?

「公立醫院沒有那麼慘。」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朱恆鵬在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擺手否認，「醫保支出總體是不變的，只是希望公立醫院不要那麼肆無忌憚花錢。」

從不合理的醫療費用中擠出水分，是醫保控費的主要目標。楊燕綏也對《財經》記者說，「現在不是錢多錢少的問題，是用得是否合理的問題。」

在總額預付制推出之前，中國普遍推行的是按項目付費，即對服務項目和藥物、材料等不同項目制定價格，病人就醫後逐一付費。「此種醫保支付方式不設上限，在醫院主導的情況下容易產生誘導消費。」安徽醫科大學衛生管理學院副教授趙林海指出，總額預付制主要控制這一問題。

人社部醫療保險司司長陳金甫在12月初給《財經》撰文中提到，從長期看，中國經濟維持6%增長是需要努力才能實現的目標，而醫保基金收入不應過高偏離GDP增長，估計醫療消費增長能控制在10%左右應是非常好的結果。不應該做而提供的醫療服務佔總體比例可能在30%左右。

根據公開數據，2003年-2011年間，政府辦醫院業務收入年均增速在20%左右，同一時期內，GDP年均實際增長10.7%。

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城市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力爭到2017年試點城市公立醫院葯佔比(不含中藥飲片)總體降到30%左右;百元醫療收入(不含藥品收入)中消耗的衛生材料降到20元以下。這兩項指標期冀控制醫院藥品、耗材使用中的「水分」。

「有些控費不力的醫院就出現『按下葫蘆起了瓢』，葯價下調，有的耗材費用、醫療服務費用就開始上漲，在這種費用結構調控的過程中，最終是漲是跌，各醫院的情況也不盡相同。」趙林海在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稱。

同葯價虛高類似，耗材市場發展初期有一些混亂的情況，幾千元的耗材進入醫療機構就高達幾萬元。

實際上，取消醫院耗材加成、耗材採購「兩票制」等措施已經在部分地區開始試行，與葯價下調相同的路徑即將開始。

除了在價格上的可調整空間外，使用耗材的數量、種類也受到控制，不過針對這一方面也存在一定爭議。

近日，貴州省衛生計生委公開介紹，貴州醫科大學附屬醫院骨科停用了部分輔助性的可用可不用的耗材，介入、神經外科、手術室、眼科、心內科的耗材都是經審批方可使用的。

「要承認，醫療機構過度使用耗材的情況是存在的，應該使用什麼級別、使用多少都需要一個科學的標準。」中國醫藥物資協會醫療器械分會秘書長陳紅彥告訴《財經》記者。

前述心胸外科副主任雖然支持醫保控費，但認為有些控費措施分散了他太多的精力。上述貴州三甲醫院控費方案提出停用吻合器，在他看來就頗有爭議，雖然平時盡量少用吻合器，但也有非用不可之時，如果此時沒有，就增加了風險。

輔助用藥的停用也存在類似的情況。「用藥控制確實比以前更嚴格。」楊燕綏分析，以前會禁止使用用藥量排名第一的藥物，今年有的醫療機構擴大到第三個，甚至第十個，「這其實是非常不尊重醫生。用量最大的一定是不合理的嗎」?

值得注意的是，與「停用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採購熱」。

「年底是完成醫保控費的緊張時刻，卻也是耗材銷售的高峰。」一位從事血糖試紙銷售工作的人員告訴《財經》記者，「到了年底，醫院急於將剩餘的政府撥付專項資金花出去。當然這部分集中購買的耗材並不急於在今年使用，自然就分攤一部分到下一年度的醫保支付中去。」

醫保支付改革孤掌難鳴

中國藥科大學國際醫藥商學院院長邵蓉等通過對北京、南京、天津、上海、成都五地區21家醫院調研後撰寫報告指出，在醫保費用控制下，醫院傾向於收治非醫保、異地醫保患者，而危重疑難患者往往受到一定排斥。

既然年年控費，為何年年緊張?「擠掉水分」為何變成「擠掉患者」?

多位業內人士在接受採訪時將這一癥結指向總額預付制的執行細節。

與大多數採用總額預付制的國家不同，中國各地醫保將預付額度細化到醫院層面，部分醫院常常把總額度分解到科室，科室再分解到醫生和患者頭上。「這導致風險池越來越小,醫保的風險分散功能越來越弱,事實上等於把風險轉嫁給醫生承擔。」朱恆鵬指出，這就偏離了總額預付制原本依照大數法則分散風險的初衷。

更加精細化管理路徑的醫保支付方式試點開始出現，採用DRGs打包定價方式的按病種付費便是其中之一，北京、浙江、雲南等多地已經探索。

所謂DRGs收付費，是根據住院病人的臨床相似性以及資源消耗相似性，即按照住院病人的疾病嚴重程度、治療方法複雜程度及資源消耗程度來劃分疾病組，並以疾病組為單位制定費用標準進行收付費。

在楊燕綏看來，最關鍵的還是要通過DRGs打包定價，用大數據分析醫療費用支出的合理性，這樣既能把一些不合理的水分擠掉，也可以避免年底集中控費的情況出現。

2017年6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進一步深化基本醫療保險支付方式改革的指導意見》提出，「有條件的地區可積極探索將點數法與預算總額管理、按病種付費等相結合，逐步使用區域醫保基金總額控制代替具體醫療機構總額控制。」

浙江省金華市已試行「病組點數法」一年，即基於DRGs的規範化，醫保將不同疾病組歷史費用比例確定，進而換算出每個疾病組的點數，並以疾病組點數來分配區域內的醫保基金。試行效果還待進一步觀察。

類似按病種付費的醫保支付方式能否輕鬆移植?

按病種付費對醫院的管理水平、服務水平都有較高的要求。趙林海舉例稱，「如成熟的闌尾手術，在沒有併發症的情況下，假定費用2500元。但是有些醫院水平有限，沒有辦法通過合理的診療路徑控制穩定的費用，如果其完成這一手術的成本高於其他醫院需要3000元。那這樣的醫院對按病種付費的實施就有顧慮。」

另外，對於醫保經辦方制定標準時，還面臨疾病分組不夠精細、如何管理危急重症和大病等難題。

北京大學中國衛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國恩向《財經》記者介紹，除了探索針對住院病人的DRGs支付方式外，北京市也在研究針對門診病人的按人頭醫保付費制度，而門診正是北京醫保費用的主要部分。考慮到門診人員流動等複雜因素，按人頭支付的標準制定需要相當龐大的資料庫。

牽一髮而動全身。朱恆鵬直接指出，在打包付費方式下，醫院不僅是醫療服務提供主體，同時成為風險管理主體。為了控制醫院面臨的費用風險，醫院必須重塑其業務流程，重新配置包括醫生在內的各種資源，這將對現有的用人機制和收入分配機制形成挑戰。

「這對缺乏市場競爭壓力的公立醫院的管理水平來說，衝擊是巨大的，也絕不是簡單的醫保支付方式改革就能實現的。」朱恆鵬說。

劉國恩認為，沒有一種醫保支付方式能夠徹底解決問題，任何一種支付方式的落地都需要一個過程，我們要做的是在醫保支付、醫療機構和患者利益之間尋求平衡，而不是用「一刀切」的方案製造矛盾。

多地醫院被傳年底"突擊控費" 止血材料只能用最便宜的

年末將至，不少關於「多地醫院年底嚴控醫療費、停用部分耗材」的帖文在多個網路平台傳播，引發關注。其中，一則落款為四川省某醫院11月中旬的網傳通知，列出了限用的耗材，包括「止血材料(僅保留價格最低的兩種)」「精密輸液器(僅允許腫瘤內科、中醫科使用)」等，並稱這些措施實施至12月31日。

醫保控費的主要目標是從不合理的醫療費用中擠出水分，但是臨近年底的「急救式」控費卻暴露了現行總額預付制在落地過程中的「簡單粗暴」，而未來新型醫保支付方式的探索對醫療服務體系提出了更大挑戰。

(從不合理的醫療費用中擠出水分，是醫保控費的主要目標。圖/視覺中國)

又一省加入耗材降價行動!

12月4日起，山東省立醫院所有在用耗材(試劑)在現供應價格基礎上全面降價15%。山東齊魯醫院也出台方案，高值耗材降價30%，低值耗材降價15%。

在「總額預付」的醫保支付方式下，每到年末，控費不力的各家醫院不得不「臨時抱佛腳」。而2017年末，形勢比以往更加緊張。

11月10日，四川省衛生計生委印發《關於強化問責嚴格控制醫療費用不合理增長的緊急通知》(下稱《通知》)明確，目前四川公立醫院總醫療費用平均增長幅度為13.15%，與國家10%要求目標差距較大。自此貴重、自費葯械的採購比例，三級醫院必須小於3%，二級醫院小於2%，並嚴格控制進口高值醫用耗材的採購使用。

與以往不同的是，《通知》直接指出，控費未達標，醫院降級，院長撤職，醫務人員扣工資。

「衛生計生委對各省都是這樣要求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楊燕綏告訴《財經》記者，「醫療控費是老話題，但今年衛生計生委首次通過行政文件將控費與院長責任、醫院考評掛鉤，問責力度前所未有。」

這一壓力，源於2016年國家衛生計生委首次明確，將按照自上而下、層層分解的原則，將控費目標逐級分解到各地市(縣市)和公立醫院;力爭到2017年底，全國醫療費用增長幅度降到10%以下。

而實現這個指標的主要手段就是現行的醫保支付方式，即總額預付:每年年初，醫保給醫院設定年度醫保報銷總額，年終結算時，一旦醫院花錢超過設定的額度,超支部分按照事先約定比例由醫保和醫療機構分擔。

自2009年上海率先試點開展醫保支付的總額預付制起，中國醫療費用的增長得到明顯的控制。但其產生的新問題是，醫院在年底應急控費現象出現，包括緊急控制輔助用藥、醫療耗材等，更有甚者出現了個別醫院拒收病人的極端案例。

隨著按病種付費、按人頭付費、按床位付費等新一輪醫保支付方式的探索漸進，最終改革能否拯救處在醫院收入與醫保支付博弈夾縫中的患者?

指標壓力下的失衡

「預估需要耗材超過3萬元的手術，必須經過院長簽字批准」。長三角地區某三甲醫院一位心胸外科副主任告訴《財經》記者，雖然院長不會在簽字時有所為難，醫生卻不想總為這種事麻煩院長，就會考慮要不要接收這樣的病人。

自2015年11月，國家衛生計生委、發改委等五部委聯合發文，控制公立醫院醫療費用不合理增長，把控費情況與醫院等級評審准入、院長年度績效考核等掛鉤，同時，指明了衛生材料收入、葯佔比等21項主要監測指標。

醫療機構採取的普遍做法是限制排名靠前藥品、限制住院天數、耗材限制使用等。

心胸外科醫生對於耗材的管控很敏感，一家醫院所用的耗材有上萬種，控制具體品種難度較大。「自2016年初，趕上我們這裡新農合與城鎮居民醫保合併，醫院就開始了全面控費。」上述心胸外科副主任稱，其所在醫院採取的方法就是總量控制，「主要控制指標是參加居民醫保患者手術耗材花費總價格」。

具體分為三類:耗材總價格2000元以下的手術不控制;總價格在2000元-1萬元之間，需醫務處批准，這對於臨床手術沒有太大的影響;總價超過1萬元的，要分管副院長批准;若總價格超過3萬元，則需要醫院院長簽字批准。

「大多數手術的使用耗材是事先計劃好的，消費總價格也可以預知，如果超支，就直接拒收了，除非情況很特殊。」上述心胸外科副主任對《財經》記者坦言，對他造成最大困擾的是「非計劃內」的。

「非計劃內」就是醫生在操刀一台手術前，不能預知需要多少耗材。

「肺癌手術中，被剪斷的血管等需要用閉合器處理，80%的病人需要3個-4個閉合器，但有些病人需要7個-8個。一個閉合器約2000元，這樣一台手術的耗材總額就相差近1萬元。」上述心胸外科副主任說。

臨近年底，有九省衛生計生委官網公布了醫療費用平均增長幅度數據。貴州、四川、廣西三省增長均超過10%，尤以貴州省為甚，醫療費用平均增長幅度為18.05%，四川省次之。

一時間，貴州、山東、河南各地均曝出輔助用藥停用、耗材縮減的消息。《財經》記者根據公開信息統計，目前已有15個省份出台藥品耗材管控政策。

還有多少「水分」可擠

每到年底醫保費用都緊張，給醫生和患者造成障礙，是否10%的醫療費用增長率對醫院來說太難?

「公立醫院沒有那麼慘。」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朱恆鵬在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擺手否認，「醫保支出總體是不變的，只是希望公立醫院不要那麼肆無忌憚花錢。」

從不合理的醫療費用中擠出水分，是醫保控費的主要目標。楊燕綏也對《財經》記者說，「現在不是錢多錢少的問題，是用得是否合理的問題。」

在總額預付制推出之前，中國普遍推行的是按項目付費，即對服務項目和藥物、材料等不同項目制定價格，病人就醫後逐一付費。「此種醫保支付方式不設上限，在醫院主導的情況下容易產生誘導消費。」安徽醫科大學衛生管理學院副教授趙林海指出，總額預付制主要控制這一問題。

人社部醫療保險司司長陳金甫在12月初給《財經》撰文中提到，從長期看，中國經濟維持6%增長是需要努力才能實現的目標，而醫保基金收入不應過高偏離GDP增長，估計醫療消費增長能控制在10%左右應是非常好的結果。不應該做而提供的醫療服務佔總體比例可能在30%左右。

根據公開數據，2003年-2011年間，政府辦醫院業務收入年均增速在20%左右，同一時期內，GDP年均實際增長10.7%。

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城市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力爭到2017年試點城市公立醫院葯佔比(不含中藥飲片)總體降到30%左右;百元醫療收入(不含藥品收入)中消耗的衛生材料降到20元以下。這兩項指標期冀控制醫院藥品、耗材使用中的「水分」。

「有些控費不力的醫院就出現『按下葫蘆起了瓢』，葯價下調，有的耗材費用、醫療服務費用就開始上漲，在這種費用結構調控的過程中，最終是漲是跌，各醫院的情況也不盡相同。」趙林海在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稱。

同葯價虛高類似，耗材市場發展初期有一些混亂的情況，幾千元的耗材進入醫療機構就高達幾萬元。

實際上，取消醫院耗材加成、耗材採購「兩票制」等措施已經在部分地區開始試行，與葯價下調相同的路徑即將開始。

除了在價格上的可調整空間外，使用耗材的數量、種類也受到控制，不過針對這一方面也存在一定爭議。

近日，貴州省衛生計生委公開介紹，貴州醫科大學附屬醫院骨科停用了部分輔助性的可用可不用的耗材，介入、神經外科、手術室、眼科、心內科的耗材都是經審批方可使用的。

「要承認，醫療機構過度使用耗材的情況是存在的，應該使用什麼級別、使用多少都需要一個科學的標準。」中國醫藥物資協會醫療器械分會秘書長陳紅彥告訴《財經》記者。

前述心胸外科副主任雖然支持醫保控費，但認為有些控費措施分散了他太多的精力。上述貴州三甲醫院控費方案提出停用吻合器，在他看來就頗有爭議，雖然平時盡量少用吻合器，但也有非用不可之時，如果此時沒有，就增加了風險。

輔助用藥的停用也存在類似的情況。「用藥控制確實比以前更嚴格。」楊燕綏分析，以前會禁止使用用藥量排名第一的藥物，今年有的醫療機構擴大到第三個，甚至第十個，「這其實是非常不尊重醫生。用量最大的一定是不合理的嗎」?

值得注意的是，與「停用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採購熱」。

「年底是完成醫保控費的緊張時刻，卻也是耗材銷售的高峰。」一位從事血糖試紙銷售工作的人員告訴《財經》記者，「到了年底，醫院急於將剩餘的政府撥付專項資金花出去。當然這部分集中購買的耗材並不急於在今年使用，自然就分攤一部分到下一年度的醫保支付中去。」

醫保支付改革孤掌難鳴

中國藥科大學國際醫藥商學院院長邵蓉等通過對北京、南京、天津、上海、成都五地區21家醫院調研後撰寫報告指出，在醫保費用控制下，醫院傾向於收治非醫保、異地醫保患者，而危重疑難患者往往受到一定排斥。

既然年年控費，為何年年緊張?「擠掉水分」為何變成「擠掉患者」?

多位業內人士在接受採訪時將這一癥結指向總額預付制的執行細節。

與大多數採用總額預付制的國家不同，中國各地醫保將預付額度細化到醫院層面，部分醫院常常把總額度分解到科室，科室再分解到醫生和患者頭上。「這導致風險池越來越小,醫保的風險分散功能越來越弱,事實上等於把風險轉嫁給醫生承擔。」朱恆鵬指出，這就偏離了總額預付制原本依照大數法則分散風險的初衷。

更加精細化管理路徑的醫保支付方式試點開始出現，採用DRGs打包定價方式的按病種付費便是其中之一，北京、浙江、雲南等多地已經探索。

所謂DRGs收付費，是根據住院病人的臨床相似性以及資源消耗相似性，即按照住院病人的疾病嚴重程度、治療方法複雜程度及資源消耗程度來劃分疾病組，並以疾病組為單位制定費用標準進行收付費。

在楊燕綏看來，最關鍵的還是要通過DRGs打包定價，用大數據分析醫療費用支出的合理性，這樣既能把一些不合理的水分擠掉，也可以避免年底集中控費的情況出現。

2017年6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進一步深化基本醫療保險支付方式改革的指導意見》提出，「有條件的地區可積極探索將點數法與預算總額管理、按病種付費等相結合，逐步使用區域醫保基金總額控制代替具體醫療機構總額控制。」

浙江省金華市已試行「病組點數法」一年，即基於DRGs的規範化，醫保將不同疾病組歷史費用比例確定，進而換算出每個疾病組的點數，並以疾病組點數來分配區域內的醫保基金。試行效果還待進一步觀察。

類似按病種付費的醫保支付方式能否輕鬆移植?

按病種付費對醫院的管理水平、服務水平都有較高的要求。趙林海舉例稱，「如成熟的闌尾手術，在沒有併發症的情況下，假定費用2500元。但是有些醫院水平有限，沒有辦法通過合理的診療路徑控制穩定的費用，如果其完成這一手術的成本高於其他醫院需要3000元。那這樣的醫院對按病種付費的實施就有顧慮。」

另外，對於醫保經辦方制定標準時，還面臨疾病分組不夠精細、如何管理危急重症和大病等難題。

北京大學中國衛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國恩向《財經》記者介紹，除了探索針對住院病人的DRGs支付方式外，北京市也在研究針對門診病人的按人頭醫保付費制度，而門診正是北京醫保費用的主要部分。考慮到門診人員流動等複雜因素，按人頭支付的標準制定需要相當龐大的資料庫。

牽一髮而動全身。朱恆鵬直接指出，在打包付費方式下，醫院不僅是醫療服務提供主體，同時成為風險管理主體。為了控制醫院面臨的費用風險，醫院必須重塑其業務流程，重新配置包括醫生在內的各種資源，這將對現有的用人機制和收入分配機制形成挑戰。

「這對缺乏市場競爭壓力的公立醫院的管理水平來說，衝擊是巨大的，也絕不是簡單的醫保支付方式改革就能實現的。」朱恆鵬說。

劉國恩認為，沒有一種醫保支付方式能夠徹底解決問題，任何一種支付方式的落地都需要一個過程，我們要做的是在醫保支付、醫療機構和患者利益之間尋求平衡，而不是用「一刀切」的方案製造矛盾。

多地醫院被傳年底"突擊控費" 止血材料只能用最便宜的

年末將至，不少關於「多地醫院年底嚴控醫療費、停用部分耗材」的帖文在多個網路平台傳播，引發關注。其中，一則落款為四川省某醫院11月中旬的網傳通知，列出了限用的耗材，包括「止血材料(僅保留價格最低的兩種)」「精密輸液器(僅允許腫瘤內科、中醫科使用)」等，並稱這些措施實施至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