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武俠片都愛拍明朝？

明代尚俠崇武，從皇帝到妓女都追慕俠氣

作為俠客並不一定要武藝高強，但韓非子所說的「以武犯禁」卻是他們的重要標誌。換言之，一個人稱之為「俠」，首先要看有沒有「俠氣」。明代社會，從皇上到妓女都崇尚俠氣，以好氣任俠、唐突秩序、藐視規則為追求。明武宗正德皇帝頗有武藝，其行為放誕，舉止恣肆，可惜生在帝王之家，如果浪跡江湖，倒是一名合格的俠士。明代文學家馮夢龍的《三言》亦常講俠，膾炙人口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其實也是一個俠的故事。出身青樓的杜十娘因李甲始亂終棄，最終拋撒寶匣、痛斥渣男、縱身投江，其言行頗有俠氣，正所謂「自古俠女出風塵」。

明代俠客酷愛打抱不平，這一點和前代並無不同。山人俠沈明臣曾入胡宗憲幕，得到胡的賞識，在胡宗憲入獄死後，他不怕受到牽連，而是「走哭墓下，持所為誄遍告士大夫，頌其冤狀」，四處為胡鳴不平。《水滸傳》是明朝人寫宋朝事，實際反映的是明朝社會人情。魯達聽聞金翠蓮父女遭遇後，捨棄公務員身份不要，三拳打死鎮關西，最終亡命江湖，其「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的作風，確實是明代俠客的典型代表。

金庸經典武俠《碧血劍》

俠客大多無穩定經濟收入，流離輾轉，貧病而死者不在少數。朋友死後，其生前摯交慷慨應諾，勤恤急難，承擔其身後之事。吳夢暘游長安時與宋西寧交，西寧死後，吳夢暘駕車奔走三千里，為朋友料理喪事。王叔承與范伯楨、陳貞父、胡原荊定交於公車，友人們先後物故，王叔承為他們經濟喪事，卵翼其子姓。

士為知己者死也是明代俠客俠文化的核心價值之一。俠客康從理曾跟隨劉子高將軍抗倭，一次戰鬥中，他四次冒死救劉將軍於鋒鏑間，對他始終不肯離棄；何璧曾受知於張濤，隨他開府於遼，濤死，何璧入楚哭之，與之俱死。《水滸傳》中插翅虎雷橫犯罪，美髯公朱仝私放雷橫，甘願為其承擔牢獄之災，最終被削職發配。

明代俠客還具有金庸筆下大俠郭靖一般「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風範。明代較有名聲的遊俠基本上都有入幕軍中報效國家的經歷。如王寅、徐渭、沈明臣曾入胡宗憲幕；陳第、李杜入戚繼光、俞大猷幕；何璧曾入張濤幕等。他們有的從事文職工作，出謀劃策，有的直接帶兵打仗。明代北部邊防與南方抗倭的戰場，都有俠客的身影。

明人酷愛壯遊，徐霞客即是一傑出代表，俠客更是如此。社會治安與自然環境之險惡決定了明代驢友尚武的習性。壯遊者必須有良好的身體素質，如山人吳擴「日行百里如壯夫」。除了身體要好，壯遊者還需要一副豪俠面孔，遇到嘯聚山林、開堂立櫃的強人時候，「以貌取人」者便有幾分忌憚。比如，沈璜「長身赬面，狀貌類河朔間人」，俞安期「巨目高鼻、魁顏長身，狀貌如河北傖父」。畢竟長相只能嚇唬人，真正要保障人身安全，還是要靠高強的武藝，如宋登春「能挽強馳騎」，王寅是少林派俗家弟子，隨僧學藝，十得五六。明代壯遊者瀟洒行蹤頗如李太白仗劍醉酒而行，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放浪形骸，瀟洒至極。

明代武術繁榮，教派林立

明代武林第一大宗派是少林，少林武學自盛唐以下聲名不輟。明武宗本人即仰慕少林武學，其宮城所設豹房之中就供養有少林武僧。明朝軍民在抵禦倭寇時，亦有少林僧眾參加戰鬥。鄭若曾說：「今之武藝，天下莫讓少林焉」；茅元儀說天下武術以棍法為宗，天下棍法則以少林為宗。被後世武俠作品譽為江湖第二大門派的武當，其武學在明代武林中多是基於傳說，因內家拳收徒嚴格，傳播不廣，武當功夫在明代實際上並不出名；倒是峨眉派在明代江湖之中頗有幾分地位，峨嵋槍與少林棍、日本刀並稱絕技。

除了正統的武林門派，明代秘密教門十分興盛，如白蓮教、羅教、弘陽教、黃天教、大乘教、八卦教、天理教、收圓教等在底層社會流行，客觀上為武術的繁榮和流派的形成提供了環境。秘密教門和結社常以教拳習術、切磋武藝為聯絡手段，教眾練武防身，或遊走江湖，四處授徒，暗中勾連，武學因此興盛。廣為人知的「十八般武藝」是在明代有了確定的內容，而且，明代秘密宗教、結社還推動了氣功的傳播和發展，促進了武術與氣功的廣泛結合。

科舉考試出路艱難與文人生存狀態惡化

明代中期以來，科舉制度上升管道日益狹窄，士人無法通過此渠道證實自己的人生價值，因此他們開始構建新的人生理想，拓展出新的生存空間，活出新的人生價值，文人產生了不合傳統的價值觀，開始向俠客氣質轉變。

電影《白髮魔女傳之明月天國》

明代科舉制度日益重要，選官途徑單一化，朝廷任用官吏看重學歷出身，甚至到了非進士出生者，不得擔任重要職位的地步。明成祖時，「內閣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自從英宗天順二年，「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成為定例，連兩京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等重要官職，也都非翰林不任。社會日益注重學歷出身，然而科舉這條入仕之路並不好走，明中葉後，各省直的科考規模在四五千人至數萬人之間，平均錄取率估計在百分之十上下。鄉試錄取率，由明初百分之十左右下降至嘉靖末年的百分之三，而實際錄取率又低於此。士子上升管道愈見狹窄，大批無法完成階層流動的文人長期淪落在主流之外，出路無著。於是，明代開始有了「百無一用是書生」的說法。

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追求獨立、突破傳統限制的風氣開始在社會瀰漫，士子渴求功名的願望落空，他們拋棄儒巾，行為逐步突破秩序，要求社會承認並尊重他們的存在。於是，大批士子開始追慕俠客作風，行為放蕩，一言不合就拂袖而去，如康彥登，「為人慷慨負氣，一言不合，輒拂袖去」；張詩去順天府試士，「令自負卓凳以進，拂衣而去」；王寅，「縱縉紳先生折節與為知己者，稍不合則飄然拂衣而去，不復顧。」他們脫離生產、脫離現實，過起了一種遊盪的生活：他們多出入妓院，醉酒狂歌，或騎馬負劍，四處野遊，終日不問家事，以放蕩言行展現自己的不平之氣。

電影《錦衣衛》

明代兩大特殊群體的崛起：山人與錦衣衛

山人是明代興起的一個特殊社會群體。這些任俠的山人仗劍出遊，縱跡江湖，如謝榛、盧柟、沈明臣、王稚登、王寅等，活躍於各自所處的時代，展現了不同以往的書生形象與生命歷程。山人與遊俠身份的交織融合在當時社會造成很大影響，以至於引起皇帝的警覺，萬曆皇帝頒布有「盡逐在京山人」法令，這與山人遊俠的日漸擴張的影響是不無關係的。

俠是山人文化的核心。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里提到的一百餘位山人，其中四十餘位都與俠有關。山人如同俠者，是脫離傳統秩序的遊民，他們文武兼通而又不守法紀，輕別鄉里，浪跡天涯，同時輕生死、重聲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譜寫武俠故事與抒發俠氣是山人進行文藝創作的動機與主要內容，同時，他們自身的經歷也給明代文學提供了豐富的創造素材。山人的形象成為一種文學形象而進入公眾的視野，在當時即已出現在傳記、小說、戲曲中，及其後世，更為影視創作提供了的新題材。

除了山人群體，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也是明代的特色，那就是引起後世創作者無盡遐想的錦衣衛。明代政治因東廠、西廠和錦衣衛對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施加了嚴厲的限制，士子們的生活處處是必須遵守的規則，他們因此渴望脫離現實壓迫，脫離壓抑的政治生態而追求一種遊盪不羈的生活；這些擔當牢籠角色的廠衛，也成為後世演繹明代俠客故事的重要素材。

電影《綉春刀》

明成祖設立東廠，專門「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東廠由皇帝的親信太監掌管，它和侍衛親軍錦衣衛一樣，只對皇帝負責，無需經過司法機關批准即可隨意捕捉官民人等。憲宗時設立西廠，是為皇帝私人的偵緝機構，由太監汪直提督廠事，西廠特務橫行天下，肆意緝拿官民，「雖王府不免」。正德年間，廠衛合勢，太監劉瑾又設立內行廠，其兇狠程度遠超東、西廠之上，以至於各地百姓見到有鮮衣怒馬、操北京口音的人，立即四散奔走，遠遠逃避。明代特務政治的猖獗為後世文學藝術創作提供了無盡的靈感來源，形象冷酷而殺人如麻的錦衣衛、性格扭曲而又武功高強的太監，清一色成為武俠電影中的典型反面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