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了一個法國記者寫的關於辛亥革命的書，裡面對黎元洪大加讚賞，和我以前讀到的不太一樣，黎元洪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呢？

03-08

共和磐石

大總統黎元洪之墓

廣埠屯華師校園內

孫中山先生眼中的民國第一偉人，民國法統的象徵，在他手裡實現了民國的兩次法統重光，一生都忠於國會和臨時約法。

1923年權欲熏心的曹錕發動政變，驅逐黎元洪，黎元洪憤而通電：「罷崗開會，全城鼎沸，謠言紛起，皆謂有政治作用……元洪依法而來，今日可依法而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計，尚何留戀？」只可惜這種依法而來依法而去的精神當時的中國人不懂，今天習慣於強權的中國人更不懂。

ps:

至於說錯誤和遺憾，我認為黎元洪最大的錯誤就是大家熟知的和袁世凱合謀殺害辛亥英雄張振武方維。

最大的遺憾就是在1914年，黎元洪曾與政治會議眾要員建議袁世凱解散國會，之後擔任袁世凱御用政治工具，由袁記約法產生的中華民國參政院院長，這等於是做了《中華民國約法》這一獨裁偽約法的政治花瓶。但我們能不能因此就認定黎元洪在當時背叛了法統呢？個人認為不能，因為我們要明白當時黎元洪的政治處境是非常微妙的，他其實是被段祺瑞以半綁架的方式帶到了北京，之後又長期被袁世凱軟禁，在這種情況下黎元洪所做出的政治舉措往往不能反映他的本心，這就好比同為進步黨員的蔡鍔將軍也曾在勸進表上籤了字，我們能不能因此就認定蔡鍔是洪憲帝制的幫凶呢？顯然是不能，因為我們都知道蔡鍔將軍後來以實際行動推翻了洪憲帝制，同樣的，黎元洪在袁世凱死後堅持按《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繼任總統，拒絕按《中華民國約法》代理總統。之後又恢復臨時約法和民元國會，廢棄袁記中華民國約法，這等於是以實際行動與1914年以後的袁世凱政府做了法理上的決裂與切割。因此說黎元洪一生忠於臨時約法是可以的。

總的來說，黎元洪毫無疑問是北洋五位總統里最值得肯定的一位。

劉仲敬：「純德」黎元洪

黎元洪是安徽商人的子弟，缺乏科舉文化的熏陶，這是他報考北洋水師學堂的重要原因。依據當時的標準，北洋水師的待遇是相當優厚的，但因為不是「兩榜
正途」，通常只有無心或無力走士大夫路線的家庭才會考慮。如果他們做出這樣的選擇，很容易被主流社會視為胸無大志或走投無路的表現。

英國顧問說，北洋水師主要有兩種人。第一種是福建人，多半是商賈的子弟，一向遭到中央帝國和儒家士大夫排斥。他們講官話還不如講英語流利，對朝廷和戰爭都
毫無興趣，把軍隊當做賺錢的另一種方式，但至少還熟悉水性。嚴復、薩鎮冰和方伯謙都來自這個集團。第二種是中原人，多半是黃淮地區的遊民冒險家，屬於宋明
以來主流社會「好男不當兵」的典型代表，在天下太平的時候比較可能做江湖好漢，在天下大亂做皇帝或反賊都有可能，如果皇帝和反賊當真有任何區別的話。李
鴻章招募他們原本是為了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但由於新式海軍人才奇缺，以及解散流氓無產者軍隊具有極大的社會危險性，也就是說無餉可領得士兵除了做賊以
外，通常什麼都做不了，朝廷很可能不得不儘快招募新軍，鎮壓這些老兵組成的盜匪或幫會，因此把他們塞進任何有餉可領得地方，都不失為大臣公忠體國的證明。
這些人在智力上屬於大清社會的最底層或接近最底層，訓練他們掌握包括漢文在內的任何文字，都會面臨幾乎不可克服的困難，即使他們真有任何學習慾望，但這一
點並不確定。較之畏戰如畏虎(其實只是經濟理性人的正確計算)的福建人，他們具備彪悍不畏死的好處，然而這種特徵來自底層人命賤的殘酷現實和擄掠發財的寶
貴希望，
「破城大掠三日」的渺茫希望對流氓無產者而言就像馬票中大獎對勞動階級、一舉中狀元對讀書人一樣不可或缺，不可能稍加損害而不影響戰鬥力和社會結構，貴族
紳士為榮譽而戰的勇氣對他們比外星人更加不可理解，戈登將軍絕不會歡迎他們加入自己的軍隊。可惜他們是一批不可救藥的旱鴨子，怕暈船的程度常常超過怕死，
因此發揮不了這個僅有的優點。丁汝昌就是他們的傑出代表，較之大多數同儕，他至少為人比較厚道，但以任何標準衡量，都絕對稱不上廉正或能幹。他們的蠻橫和
彪悍幾乎構成無法分割的整體，往往將報復社會和階級鬥爭視為正義的體現。由於他們的存在，北洋水師的官兵很不願意接受英國提督的要求，大部分時間留在水
上。由於提督丁汝昌同樣或更加害怕暈船，他們的願望以維護國家主權的名義得以伸張。自從不識時務的琅威利滾蛋以後，帝國主義不再干涉大清內政，北洋水師的
訓練水準也就相應地降低到符合大清基本國情和淮軍騎兵傳統的程度，直到吉野號出現為止。黎元洪準備託付終生的對象，就是這樣一支軍隊。

　　1883年，黎元洪來到天津。他體現了本分商人最好的家教，敦厚實在，處處替人留餘地，勤勉踏實，重視細節，不愛多管閑事，沒有士大夫夸誕虛浮的習氣，但是對抽象知識的智力和學習能力實在不能令人恭維。他在學校最喜歡引擎，跟他的出身和為人很有關係。從他的性格特徵看，他做工程師比做軍人合適。相
比之下，著名的嚴復在英國留學的時候，充分發揮了文人好高騖遠、不務正業、尤其不愛體育和軍事的特長，把西洋文學和政治理論鑽研得很透徹，尤其酷愛越級批
評國家大政，彷彿不是學海軍而是學新聞，日常生活不像活潑好動的少年士官生，倒像一動不動的菩薩像。這種性格即使沒有遭到上司不出所料的打擊排擠，也不像
是能發展成勇將的材料。歷史往往比小說更離奇，嚴復居然恰好是黎元洪的教習。他給這位學生的評價是「德高才疏」，的確很有知人之明。
　　黎元洪既不是淮系，又不是福建系，為人又老實不善鑽營，得不到美差肥缺是很正常的。畢業後，他在廣甲艦任職。這艘軍艦是福州船政局的產品，由馬
尾船廠生產。由於技術和經費的限制，左宗棠和沈葆楨的繼承人沒有能力生產鐵甲巨艦。廣甲艦用現在的話說，是山寨貨。船身基本上是木製的，只在機艙中部覆蓋
龜甲。這樣的配置對付海盜足夠了，對付鎮遠這樣的鐵甲巨艦隻能坐以待斃。即使在穹甲巡洋艦當中，廣甲艦也是劣質產品，航速和馬力不過致遠、靖遠艦的四分之
三左右，150mm的主炮只有一門。廣東水師之所以需要這樣的產品，是因為他們沒有承擔拱衛京畿的重任。黎元洪之所以派駐這樣的地方，是因為沒有人打算栽
培他做第二個劉步蟾，他自己又是太安分守己的人。然而造化弄人，廣東水師雖然認為甲午戰爭是李鴻章私人的活動，仍然不得不出兵支援，選中了廣甲艦。這艘軍
艦像大多數過時的山寨貨一樣經得住折騰，臨時安置了三門克虜伯大炮，江南製造局又補充了四門副炮，產生了一塊古今中外俱全的大補丁。黎元洪就在這塊補丁上
擔任二管輪(輪機長的首席助理工程師)，由於進攻時火力不足，逃跑時速度不夠，終於全船覆沒。黎元洪水性很好，浮海得救，但朝廷遷怒殘兵敗將，下令他們自
行解散，彷彿以後再也用不著海軍似的。
　　這時，廣州水師的創始人張之洞代理北上勤王的劉坤一職務，駐節南京攝行南洋大臣職權，興緻勃勃、眼高手低地編練「自強軍」。黎元洪投奔這位理論
上的老上司，奉命修建獅子山、幕府山炮台。黎工程師發揮謹慎周密的特長，花錢少而辦事快，使志大才疏的浪費大王張之洞不得不服，稱他智勇深沉。工程完竣
後，黎元洪順理成章地接任炮台總教習。劉坤一從山海關返回南京，張之洞很不樂意地返回武昌任所，留下了炮台，帶走了黎元洪。此後湖北新軍的締造，黎元洪厥
功至偉。他的湖北軍界的地位雖然不及張之洞的「丫姑爺」張彪，但他做的具體工作比任何人都多。湖北新軍和艦隊的核心(包括所謂「六楚四湖」)、漢陽兵工廠
和鋼鐵廠都在他手中成型。湖北陸軍小學堂和留日學生大多受他提攜，包括他理論上的同鄉藍天蔚。黃陂其實是黎家僑居的第二故鄉，黎家原先也不是書香門第，但
該地在清末文風頗盛，黎元洪大有附庸風雅之意，培養自己雖然沒有什麼明顯的成就，至少成功將他的後人變成了士大夫的同儕。重文輕武的舊思
想或自卑感在清末民初的武人當中非常普遍，以致於他們的子孫經常彌補先輩的遺憾，反功利地擠進行將滅亡的士大夫階級。民國早期的門面之所以能夠維持，與其
說是因為舶來的法統神聖性，不如說是因為武人將針對士大夫的習慣性敬畏移到了民國身上，隨著舊思想老將的凋零，少壯軍人越來越輕視法統和一切文治。
　　1906年，黎元洪就任湖北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這個軍銜比較接近光榮革命時期的上校，是能夠獨立作戰的最小軍事單位。在此期間，他再次證明了端謹的品性。他不擅長鑽營，除非別人主動把權力送進他手裡。張
之洞離開湖北以後，陳夔龍和瑞徵無法複製他在士紳當中的親和力。這種親和力使張之洞的粗疏和浪費變得可以原諒了。如果以技術官僚的標準衡量，大清最後五年
的執政能力稱得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辛亥年湖北藩庫的白銀之多，跟張之洞留下的巨額債務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然而政治主要是溝通和協調的問題，張之洞的繼承
人在這些方面確實非常低能。張之洞的詩「君臣末世自乖離」一語成讖，官府、紳界和軍界似乎變成了幾個自成體系的獨立王國。各個王國流行的話語相去甚遠，以
致於榮辱賞罰喪失了正常的功能。克雷洛夫寓言當中，天鵝和梭子魚一起拉車的故事應驗了。武昌起義與其說本身非常重要，不如說只是在東倒西歪的大車上隨意扭
了一下，最後一點點平衡立刻就垮台了。黎元洪作為眾所周知的體面人，自然不會願意收拾並非自己造成的殘局;然而正因為他是眾所周知的體面人，所以互不信任的各方都相當積極地把責任推給他。

　　武昌起義以後的最初幾個月，軍政府主要關心兩件事。第一是無所不在的財政問題，第二是各府縣的權力問題。軍事問題表面上重要，其實卻是財政問題
的一個側面。北京之所以沒有立刻發兵南下，搶在各省響應之前，一舉蕩平叛亂的源頭，關鍵就在於湖北藩庫的大量銀兩。武昌軍政府能夠迅速將軍隊擴大五倍，主
要依靠這筆資本。北京的參謀人員發現：為了應付如此龐大的敵人，需要動員的人力和財力遠遠超出了最初的預案。他們為此耽誤了異常寶貴的幾個月時間，等到大
軍準備就緒，革命軍已經攻佔了十八省的三分之二，包括主要的稅收來源，列強控制的海關和鹽務不願介入戰爭，置北廷於絕境。這時，北軍在戰場上的勝利已經沒
有任何意義。財政豐裕是清末新政的重大成就，不是湖北獨有的現象。林則徐或曾國藩如果擁有這樣的資源，歷史的走向就會完全不同。然而各省紳士跟朝廷離心離
德，原因恰好就在這裡，應驗了儒家「財聚則民散」的古訓。當然這裡的「民」不能解釋為革命黨動員的遊民無產者，只能解釋成產生了羅澤南和湯壽潛的地主資本
家。黎元洪出山的重要性在於：他具備有產階級讚賞的德性，是議紳們可以信任的對象。叛軍如果擁戴純正的革命黨人，很可能會出現焦達峰在長沙的局面。都督府
擠滿了沐猴而冠的幫會弟兄、江湖草寇，活像黑社會組成的草台班。商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得不得保障，紛紛關店逃走。租界里擠滿了逃難的民眾，懇求列強出兵維
持秩序。這種脆弱的中間狀態不可能持久。革命政權要麼一不做二不休，依靠無產者組成的主力軍，徹底粉碎私有財產的條條框框，鎮壓有產階級的消極抵抗和公開
顛覆;要麼乾脆將政權交給有產者能夠信任的人。湖南和貴州的軍政府兩者都做不到，很快就招致了譚延闓和唐繼堯的政變。譚人鳳正確地指出：鄂軍在政治上的審慎，主要體現於及時選擇了黎元洪。黎元洪在辛亥以前和以後的表現都證明，他相當厭惡權力的負擔。跟
有些(企圖抹殺他的貢獻或罪責的)說法相反，辛亥以後的一年時間是他最活躍和最關鍵的時期。他迅速完成了集中財權和軍權的任務，不僅證明了他的管理和組織
才能，更證明他擅長理解自己的地位和任務。鄂軍收編各地軍政分府，異常順利。軍政分府大多是自封的，許多掌握在敵視有產者的激進分子手中，例如詹大悲的漢
口軍政府。黎元洪跟湯化龍和議會爭奪財政權，手段和成效同樣驚人。他證明自己只要願意，並非不具備玩弄馬基雅維利主義的能力。所以他後來的剋制和退讓不能
簡單地解釋為庸懦，更有可能出於顧全大局的責任感和自我犧牲精神。獨立各省大多在這兩大難題上陷入可悲的混亂，都督滿街走、司令窮如狗。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沒有什麼比對照更能說明問題了。
　　鄂軍的模型並不是沒有問題，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說是後患無窮。鄂軍都督府作為起義各省推戴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示範效應不是黎元洪個人的低調所
能限制的。他畢竟是一位優秀的專業軍官和組織者，覺得良治和集權沒有明顯的區別。財權和事權的集中將湖北變成了一個法蘭西式集權共和國，允許武昌中央政府
對各地行使專斷權力。這種模式最初的推廣與其說是刻意設計的結果，不如說是首義威望造成的盲從效應，但還是造成了自相矛盾的憲法問題。各省對南京或北京的
中央政府行使類似日耳曼邦聯主體的權力，包括戰爭和議和的權力;對自己的州縣行使雅各賓專政的權力，包括武斷任免和武斷征斂的權力。這種上層美國、下層法
國的憲制確實是世界憲法史罕見的怪胎，國本不定是理所當然的。不過，我們必須對黎元洪的處境有同情的理解。他習慣於低估自己，有理由認為無政府主義的威脅
非常嚴重。只要能夠避免了江湖流寇對士大夫的逆向專政，沒有什麼代價是不值得付出的。他畢生的特徵是超乎尋常的仁慈和寬厚，對冒犯自己的人缺乏報復欲;然而對危及社會穩定和良民安全的張獻忠洪秀全式人物，即使是朋友也要堅決鎮壓。章
太炎心滿意足地頌揚他屠殺了一萬多名不可救藥的盜匪，解江漢人民於倒懸。他集中權力，主要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社會，隨時願意讓位給更加勝任的人。他認
為袁世凱是這種人，其實是當時體面人士的共識。袁世凱辜負了他的信任，正如辜負了段祺瑞和蔡鍔性質相同的期望。當時他和段、蔡的政治訴求差別很小，只是他
的個人表現慾望比後二者小得多，正如他的機會和實力大得多。他如果有意做吳佩孚、唐生智一流人物，無論個人軍事能力和政治素質都要強得多。我們不要忘記：後來的軍閥大多是半路出家的業餘軍官，成功的原因不是專業軍事能力而是不肯錯過任何機會的虛榮和自私。相形之下，不斷主動放棄機會的黎元洪就顯得格外高風亮節。
　　南京光復後，各省代表會議遷往南京。臨時參議院成立，意味著鄂軍都督府喪失了代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職權。臨時參議院缺乏必要的審慎，在大元帥
和副元帥的人選問題上出爾反爾，激化了寧漢之間的矛盾。同盟會用並非完全正當和體面的手段，在滬寧杭三角區擊潰了光復會的勢力。陶成章一死，朋友和餘黨相
繼投入鄂軍的懷抱。陳其美運用他的江湖關係，擠走了淞滬士紳青睞的前盟友李平書。三吳士紳和前清舊吏痛心側目，不遜於湘楚士紳看到焦達鋒招徠的哥老會弟兄
登堂入室。他們雖然已經有了程德全和湯壽潛，但仍然缺少具有全國聲望和革命正統性的代理人。承擔這種任務，誰還能夠比大元帥和首義英雄更合適呢?蘇鄂合
流，勢在必行。1912年5月9日，民社和中華民國聯合會(統一黨)合併為共和黨。民社是鄂軍的政治組織，由首義功臣黎元洪、孫武、張振武等人組成，接收
了舊共進會的大部分班底。統一黨由章炳麟、張謇、程德全等人創立，幾乎就是三吳紳商的政治代理人。新共和黨吸收了民國公會、國民黨、共和建設討論會和國民
協進會等小黨，隱然形成對抗同盟會的局面。民國公會大體上是舊光復會的殘餘。國民黨不是宋教仁後來創立的同名政黨，而是三吳教育界人士的清談組織。共和建
設討論會大多是法國人所謂的「政略派」，行為模式比較接近後來的政學系，喜歡以高超的政治技術員自居，卻致命地缺少基本盤。國民協進會大多是北京的立憲派
人士，在思想上親近梁啟超系統，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卻並非如此。新黨大量借用梁啟超從日本引進的國家主義理論，自然會跟梁啟超的民主黨接近。宋教仁的新國民
黨成立後，共和黨和民主黨終於合併為著名的進步黨。黎元洪以副總統之尊，出任理事長(名義上的黨首)，但他始終滿足於將自己的威望借給這幾個政黨，無意經
營黨務。
　　南北和談之所以能夠迅速成功，主要因為各方都指望將真正困難的問題留給以後的選舉。於是選舉自然變成了麻煩的開始，而非終結。從財政的角度看，
辛亥革命是一場災難。清末新政以犧牲儒家藏富於民的舊觀念為代價，實現了豐、亨、豫、大的夢想。宣統年間，朝廷歲入經常超過白銀二億兩。乾隆年間自鳴得意
的四千萬白銀歲入，相形之下不值一提。新型財政主要是客卿的功績，關稅、鹽稅、厘金和田賦各居四分之一，但前兩項無疑構成朝廷的真正命脈。(鄧紹輝：《晚
清賦稅結構的演變》，載《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一方面，西洋專業人員的廉潔和效率無人能及。另一方面，貿易的飛速發展不斷擴展了稅收基
礎。尤其重要的是，這些收入能夠以整數交付中央政府。厘金和田賦的徵收充滿了腐敗和混亂，沒有多少增加的餘地，而且過於分散，落入各級地方政府手中，難以
整頓和利用。辛亥軍事擴張，一下吃掉了來之不易的新增歲入。比較負責任的政治家(或者說有產者的政治代理人)自然會覺得，裁抑軍人乃是恢復健全財政的不二
法門。黎元洪在裁撤鄂軍的過程中，領略了太大的痛苦，自然會同情袁世凱的類似努力，希望他能夠擔起自己不能勝任的重負。共和黨和進步黨的國家主義，無論在
梁啟超和他的日本老師心目中是什麼意思，在黎元洪和蔡鍔這種人眼中只能而且只應該是「秩序黨」的商標。國民黨在善後大借款當中的攪局表現增加了「秩序黨」
早已存在的不安，促使他們倒向袁世凱。孫文、陳其美誤判形勢，指望支持辛亥革命的力量自動支持二次革命，結果一敗塗地。袁世凱誤判形勢，指望反對二次革命
的力量自動支持洪憲帝制，結果同樣一敗塗地。在這一系列震蕩中，黎元洪和蔡鍔的效忠對象其實都是相同的，但前者總是低調，後者總是誇張。
　　第一次法統重光將黎元洪推上了大總統的位置，相當於各方默認以「秩序黨」為最大公約數的共識政治。這是黎元洪畢生事業的最高峰，也是中華民國曾
經擁有的最佳機會。然而，憲法危機和軍事政變接踵而來。黎元洪每一次複位，都會落入比前一次更加脆弱的地位。在這些糾紛當中，黎元洪並不是沒有錯誤，但他
總是比欺侮他的人錯誤更少，沒有辜負「黎菩薩」的名聲。他的垮台給社會留下了極壞的示範效應，對他自己卻不失為幸事。中華民國不再需要黎元洪，實際上就預
示她很快就不再需要法統了。黎元洪把自己的信用和名望借給中華民國，其實是一種沒有多少回報的公益活動。他為人穩健，待朋友厚道，辦事周到細緻。這種性格和行為模式最適合經營實業，只要有穩定的環境和公正的法律就不大可能不成功。當
時，租界無疑是最符合這些條件的地方。黎元洪退出政界後，在天津租界經商。他的人格和信用引來了大批投資者，包括許多蒙古王公。「黎菩薩」沒有讓他們失
望。只要在他能夠控制的範圍內，信任他就是發財的保證。然而好景不長，驅使他逃離北京的洪水仍在繼續上漲。最後，租界避難所不復存在。黎元洪曾經竭力鎮壓
(這是他唯一心狠手辣的行動，張振武就是為此而死的)的江湖人物以革命家的名義攫取了政權，以任意解釋的政治理由侵犯財產，奪走了他的大部分家業，從反面
證明了他當年的擔心多麼英明。厚道人難以生存，掠奪者卻理直氣壯。這時愚夫愚婦都很清楚黑暗的時代即將來臨，知識分子卻很可能自欺欺人地將底線的螺旋下降
解釋成歷史的新紀元，嘲笑不肯搶先破壞底線的好人愚不可及。黎元洪在此後的幾十年內，遭到的就是這樣的待遇。他黯然去世時，仍然深得人心。國民政府還不敢
公然毀棄中華民國的名義，為自己的受害者舉行了國葬。洪水在他死後繼續上升，終於將當年的革命先鋒變成了落伍者和鬥爭對象。在中華民國的名義都不能維持以
後，他的墳墓也沒有逃過紅衛兵的侮辱。在曾經為民國效力的眾多名流當中，沒有人比他更有資格代表民國最好的一面。「章瘋子」(章炳麟)鄙
視幾乎所有的同時代人，唯獨欽佩黎元洪的「純德」，將他視為華夏衣冠和民國法統的最後傳人，在輓聯中表示︰「繼大明太祖而興，玉步未更，倭寇豈能幹正統;
與五色國旗俱盡，鼎湖一去，譙周從此是元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