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這部電影在講什麼？

這是我看過的最疼痛的青春故事。

4個小時的片長，一個時代的縮影，一群人的青春年少，一群人的苦悶掙扎。

影片畫面有一種非常醇厚的年代感，像詩一樣，淡淡的，卻又透著憂鬱，就像有人領著你慢慢的回憶過去，記憶中的那些人有的還在，有的卻永遠只能被歲月塵封。

記憶中，有小四硬朗又執拗的臉，還有小明清澈又神秘的笑顏。

我如此努力，不是想要改變世界，只是不想被這個世界輕易改變。

影片中的小四也是如此。

在台灣上個世紀60年代，大陸幾百萬人隨著國民黨遷居台灣，家長對未來未知的惶恐影響小四這一代的孩子，為了尋求安全感，他們拉幫結派，同時又在外部尋求更大幫派的庇護，利用這種層層依靠，以此來壯大自己薄弱的生存意志。

這就免不了幫派傾軋，勾心鬥角，整個台灣瀰漫在一種惴惴不安的焦慮中，而小四卻是這個環境中的一個例外。

他固執地拒絕和任何幫派同流合污，平日里不苟言笑的他，心中自有一股堅持。

面對各種小幫派的威脅挑釁，他以寡敵眾，臨危不懼；喜歡同齡的小明，不管她的來歷如何，不管她曾經是哪個幫派頭目的女朋友，喜歡就是喜歡，就像他對小明的表白一樣：「以後有我，你別怕，我會永遠保護你。」

這樣的一個男孩，不僅是所有人眼中的異類，也是當時低迷失落的社會氛圍中的一股清流。

很多人都跟小四兒的全家人一樣，把這樣一個頗有大好男兒錚錚鐵骨潛質的孩子當成了台灣未來的希望。導演也是。我想也只有像小四兒這樣的孩子，才能讓當時萎靡墮落的台灣迸發出向上的光亮吧?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是一部改編自台灣青少年真實殺人事件的電影作品，故事講述了20世紀60年代初在台灣的一宗殺人事件的始末。

楊德昌的著力點是用這樣一個事件，控訴社會問題。四兩撥千斤，一個少年在社會的動蕩中，曲折掙扎，最終走向幻滅的故事，讓所有人在心痛如刀割，扼腕嘆息之後，繼而深深反思。

小四兒遇上小明後，命運開始轉變，影片也由此迎來轉折。

這個孤單的少年好像終於有了心靈的依靠，他的笑容開始多起來，有了正值青春期男孩子的歡快，眉宇間也多了明朗，就連堅硬的面部線條好像也變得柔和起來。

初戀，朦朧又美好；甜蜜又讓人嚮往。

只是在那樣一個連命運都不可控的時代，愛情本應該朝朝暮暮的廝守，註定成為不切實際的幻想。

小明從小沒有父親，母親體弱多病，四處給人做工，更多的時候小明只能和母親借住在貧民窟，這樣一個女孩，她的命運就像浮萍一般，禁不起任何風浪。在社會底層掙扎的她，對人生就只剩下生存這一最低要求，可仍然變成奢望。

「以色示人」也許讓曾經高傲的她有過糾結，可是在遍嘗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後，她慶幸自己至少還有一點姿色可以依仗。

憑藉這幅皮囊，很多男人前赴後繼的為她提供庇護，前男友哈尼更是為了她殺人潛逃，小四兒就是在這個空擋成為她的護花使者。可他本身也是自身難保，為了得到更多，她背著現男友劈腿，和滑頭，和小馬，也許還有其他不知名者。最後無處容身的她和母親投到軍二代小馬的門下，成了司令府上的住家傭人。

各種風言風語相繼傳來，小四兒失望，痛苦，一邊是他摯愛的女人，一邊是他最親密的兄弟，一直以來積累的迷茫，怨氣，被周邊排擠的孤單，和對未來的失望全部化為仇恨，一股腦全部傾瀉到小明身上，連扎7刀，血流如注，小明當場身亡。

就在前一刻，他絕望的跟小明攤牌：你做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可是我不在乎，我是這個世界上唯一可以幫助你的人了。

小明說：你想改變我？我跟這個世界一樣，是不可能改變的。

這句話勾起了小四兒心中所有的委屈，在強烈的道德感驅使下，他拿刀用力扎向小明，一下一下，與心愛之人訣別，也與這個世界訣別。

他以為他已經把所有讓他痛苦的根源連根拔掉，殊不知，她只是這個社會中微不足道的一環，殺了她，這個世界仍然一如既往，不會有絲毫改變。

楊德昌鏡頭中給我們呈現的20世紀60年代，社會風氣已經是積重難返：所有人髒話連篇，學校中刀槍棍棒隨處可見，少年爭相加入幫派，打人鬥毆司空見慣，視殺人不眨眼者為英雄；而大人們卻陷入未來的惶恐中，無暇管教，道德淪喪，一片烏煙瘴氣。

如此社會熏陶下，更多人選擇隨波逐流，無理想無目標，混吃等死；還有不乏傲骨之流，胸懷時局天下，在現實幾番折磨中，也磨掉了銳氣，曲於現狀；還有一種堅守底線的，與社會短兵相接中，奮力抗擊，寧折不彎，就像小四兒，付出了生命代價卻仍然激不起社會沉珂一絲漣漪。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整部影片追溯往事，鏡頭疏離又冷靜，片頭與片尾處收音機里播放著高校錄取名單前後呼應，昭示著事發前後一切如舊，一如既往，一成不變。有道是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楊德昌用這種方式給世人以警醒，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