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改為什麼是失敗的變法？

03-07

王安石變法改變了北宋三冗兩積的局面，為什麼還說他是失敗的變法？

非敗於熙寧，而敗於崇寧。

熙豐時期最大的顯性問題是觀念很新但沒有強大到足以抗衡舊黨的輿論造勢，全靠皇權撐腰，輸在人心上。但更大的隱性問題是沒有相關人才儲備，導致新黨多以幸進，充斥著投機主義分子，到徽宗朝豎起小人得志的黨人碑盡顯其隊伍成色。

舊黨雖朽，仍然能保住基本盤。新黨豐亨豫大敢想敢幹，喜歡用比較奇特的思路解決問題，於是海上之盟這麼個奇妙的、充滿投機意味的東西能夠成為廟算也就不足為奇了。

有的問題很難評判。北宋是亡於王安石變法嗎？肯定不能這麼說。王安石變法產生的影響改變了朝野革局卻沒能保住變法成果，變法比不變好不到哪去，甚至因為變法，給很多小人上位的機會……，又說不清楚了。北宋亡於二帝才是真的，甚至我都看不懂北宋是怎麼就亡了的。我沒見過哪個人以一己之力改變社會風氣的，如果以社會風氣變壞論變法成敗，我無話可說。我不知道什麼叫天日昭昭，或者天良不滅，雖然懷著少少的信心，但我不知道信心從何而來。

個人認為王安石變法從直接結果上看是成功的，而從長遠來看王安石的變法只能作為一時之選，但要說北宋滅亡的鍋讓王安石背，這真是背不起。

王安石之變法主要目標在於富國強兵，私以為中國歷代改革的首要目標都是強國，而富民只是附屬的結果，但富民這個目標很少能達到。扒開那些所謂的盛世一樣有流民四處覓食的記錄，儒家君君臣臣，君為臣綱註定上層的改革還是以服務君主為目的的，能做到兼民之利那就是聖主了，可以封神了。

而王安石富國強兵的手段就是理財，理財就是入對時說的『』擇術『』。現在開始馬後炮視角，王安石變法的本質其實是經濟和軍事的變法，而非商君當年的整個體制大變革，商君當年的變法不存在條條框框，可以按照自己想法進行革新，而荊公變法時君主集權制已經施行了近千年，政治文化已經深入每個人骨髓，因而荊公變法所能施展的空間也有限了。

王安石變法的本質私以為是流通和分配，其變法加速了市場的流通，加大了流動性，這樣就產生了更多的利潤，而政府介入市場後，利潤也大部分甚至是全部都流入國庫。就拿青苗法舉例子，青苗法制定的目的是減少農民負擔，而利息則收歸國庫，確實是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國民兩便，但回到變法的目標，目標是富國，那麼要加速流通，首先要有人去借貸，這樣必然會從自願變為強制，主要原因就是政府要獲利，國庫要充實。政府的衝動就會對變法進行量化考核，官吏為了飯碗為了升職也會像打了雞血一樣，這樣利民之策就變為了害民之策，民不穩，國安能穩？

從直接結果看，國庫充實了，國確實富了，但從長遠看此不是長久之計，民必然會受其之害。當然這是馬後炮的視角，何必苛責古人呢？

最後淫濕一首

夜遊汴京

熙寧諸公試比高，誰想荊公領風騷。

滿腔熱血付青苗，神宗去忌髙祖誥。

遙想當年商君跡，君實則嘆君王道。

仁禮豈能踏幽雲，徽欽猶如服丹藥。

子瞻才氣誰爭鋒，赤壁不比定風嬌。

問君何地是歸處，騎鶴踏雲任逍遙。

就事論事來說，大概有以下幾點：

1、皇權的支持。王安石的變法，乘著皇權的東風而起，也因為皇權支持而沒。

2、對舊官僚、舊地主等勢力只有壓制，而無妥協。王安石的變法，一系列措施都很有效，然而卻嚴重觸犯了舊勢力的利益，卻沒有相應的妥協與補償。

3、操之過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個強壓的制度推行本就困難重重，何況後期連是推行支撐的皇權都已不在支持他。這就與談判一樣，互相的妥協讓步才是對的，而不是不講道理的強硬。縱觀各國變法改革，如1649年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18世紀的明治維新，都是革新與妥協並存，慢慢地推進，而不是一蹴而就。

4、用人不淑。即人才隊伍的培養出了問題。王安石是變法的領袖和設計者，然一人之力終歸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變法的具體執行者（各級官員）終是別人。對人才隊伍沒有嚴格的約束，沒有人才儲備，是新政在基層推行困難的原因之一，也是王安石下台之後無法有繼任者繼續推行的重要原因。

從歷史哲學角度來說，原因大致如下：

1、宋朝時的中國生產力水平依然比較低，達不到那個程度。

2、此時中國依然是傳統的小農經濟社會，階級矛盾仍是主要矛盾，且生產關係也沒有新的形式出現。

簡而言之，就是王安石生早了。

王安石變法哪裡改變了北宋的面貌了，根本沒有。王安石變法本身就是希望通過治標來打開對外的局面，進而實現之本的舉措。悲劇的是，他根本沒有改變外戰失敗的局面，這就註定他必然是失敗的。而他糟糕的人事任命，更加速了他的失敗進程。更糟糕的是王安石變法還激化了北宋文官系統的黨爭，由此加速了北宋的滅亡。

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為了解決流民問題，強漢盛唐鐵血大明，不亡於外患而亡於流民，所以宋神宗看到了這點，老王原來在當縣令時候用青苗法試點搞得不錯，於是宋神宗就想啟用他，推廣到全國。

大家都知道封建王朝壽命基本不超過300年，建立早期戰亂頻仍，人口驟降，土地有空餘，於是休養生息，比較穩定，到中後期人口與土地的供需關係對換，加上地主集團兼并愈演愈烈，大量自耕農失去土地，變為給地主打工的佃農或者奴婢，有的則逃到深山，聚為山寇，或者隱瞞戶口，逃避傜賦，造成國家收入不夠，流民又增多兩個大問題，形成上下兩頭窮，中間的士紳地主富的現象。

於是范仲淹想拿士紳官僚集團開刀，搞了個慶曆新政，從改善吏治下手，結果大家都知道了，直接被官僚集團抱團踢了出局。

老王一看不行，官僚勢力骨頭太硬，怕又gg，那就動那些沒背景的富農吧，於是搞了個青苗法，十戶為一單位，其中有三個富戶以自己私有財產為擔保，可以向政府有息貸款，遇到災荒可以降息或無息，只還本金，地方政府出1500萬錢糧為本金，相當於政府的信用機構，夏季青苗款正月借，5月底還清，秋季款五月借，十月底還清，問題是富戶根本不用借，自己都能自給自足，但是政府為了完成任務，就強行給富戶攤，而貧戶一看自己拖延不交貸款，找的也是富戶，那不貸白不貸，人性的劣根性暴露出來，政府的本金也不夠，一輪借了1000萬，要保證下輪的正常借貸，就得催繳，於是富戶被拖成了貧戶，貧戶更是賣兒賣女，流民更多了。

孔子說，能治理一邑者未必能當一宰，在一個縣能推行的政策，未必能適合全國推行，因為各地形勢不同，加上官僚執行力的問題，王安石能對一個縣做到全盤掌控，放到全國就力有不逮了。

其實老王都在瞎折騰，北宋的商業稅其實佔了很大分量，前面的皇帝都放任市場自我調節，嗯，就是自由市場經濟，國家收入其實是夠夠的，當不成農民，咱能當工商業者呀，小錢錢照來不誤，誰願意去當流民，無為而治呀老王，懂不懂，守著工商稅就夠吃了，要是鼓勵一下商業發展，玩點海外貿易全球擴張，哪還有麥哲倫哥倫布那些憋孫兒的事兒呀，直接升級到資本主義2.0版本北宋時代，世界進程提前一千年不是夢。

說到底重農輕商害死人.......

因為他變法的實質是攫取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利益來滿足皇族階級的利益，為了取悅神宗，搶地主嘴邊的肥肉還不夠，底層人民的利益也沒有保障，反而深受其害，不失敗才怪

其一，他本人被貶身死他鄉。救國救民的人沒得到好下場，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變法推行的受阻。

其二，變法雖然改善了三冗局面，但並沒有根本上解決北宋面臨的問題。例如，徽宗年間的農民運動、靖康之恥。說明北宋土地兼并嚴重，軍隊戰鬥力地下沒有解決。

其三，王安石死後，有多位皇帝沿用變法措施，一直到哲宗年間，而北宋的滅亡則說明了變法的局限。

觸及了統治階級的利益，不利於維穩，改革是什麼，利息蛋糕的再分配，地主階級是統治階級，居然敢動地主階級的蛋糕

為什麼改革必然伴隨著流血？因為改革會觸動大部分舊有貴族的利益，所以這些貴族寧願慢慢死，反正這個是以後的事情了，但是支持改革，他大部分利益會受到侵犯。

因為主子不堅定，王安石人緣不太好，又邋遢，影響市容，觸動了富二代富三代們的利益，所以就沒好果子吃？

我不完全同意說王安石變法是失敗的這個說法。至少他在一定歷史時期確實是有積極作用的。說失敗，無非是說王安石功業未建，眾叛親離的結局。

靠現金貸實現一時充盈的國庫能長久嗎？更何況代價是基層農戶大面積破產，損傷了國本。北宋那時商業發達，解決財政困難只要加商稅擴大專賣範圍和鑄新錢就足夠了，實在不行還可以打土豪。他王荊公非要搞穿越玩高難度，信用無抵押貸款在現代銀行制度下都是壞賬累累。曇花一現失敗不奇怪，成功才奇怪。

王安石的變法在南宋有所沿襲，北宋應該亡於王安石變法不善帶來激烈黨禍。

因為王安石的變法沒有繼續下去，雖然緩解了局勢，但前朝累計的弊端又豈是一朝一夕能夠改變的？

其實並沒有大的改變，反而造成嚴重黨爭內鬥，皇帝都難以控制。一方面喊著大張旗鼓要改革革除弊政等於提前讓反對勢力提高警惕，進行有效的串聯協作，制定各種反制措施，另一方面用人不當，最終用一幫貪官辦事能辦成才見鬼，這幫人為了政績，要麼故意好的政策往壞的辦，倒霉的是百姓，就先說這麼多

神宗問文彥博新法引起士大夫不悅但並未引起百姓不悅的時候，文彥博說了一句大實話:

「為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非與百姓共治天下。」

也就是說，你政權的基礎在於地主士大夫，損害士大夫的利益去換取所謂的民心，是得不償失的，最終也是做不到的。

士大夫可以給你造出一堆輿論，鼓動不明真相的群眾。

士大夫可以故意把你的政策執行歪，然後把造成的後果算在你頭上。

士大夫可以給你來個非暴力不合作，讓你政權癱瘓。

這不是說司馬光，文彥博這些人私德不好，他們左右不了整個階層的動向。須知有那麼一句話，只有背叛階級的個人，沒有背叛自己的階級。

范仲淹做小範圍的改動尚且失利，何況這麼大的動作。

我們再來看看這場變法的實質，在於神宗想集權，想做大有為之君，削減士大夫在朝堂的話語權，自己乾綱獨斷。單是這一目的就已經要引起士大夫的強烈不滿了。

士大夫不滿，你神宗，你王安石又沒法從群眾那裡獲得直接的政治支持，而且百姓事實上並沒從你的政策里獲得利益，甚至還遭受了損失。首先你政策本就有漏洞，出發點本就不光是為了百姓，更重要的是增加政府財政。然後你政策靠誰來推動執行呢？絕大部分官吏出身或依靠地主士大夫階層，不能依靠他們，那依靠的就是兩種人，道德情操高尚，想改變社會現狀，一心為民做主的好官，這種人本就少之又少，你王安石又很急切，巴不得今天下道命令明天全國就執行開來，最後這種人也會被棄之不用，剩下就是蔡京這種唯上意是瞻的投機小人，到最後，新法既傷害了士大夫也傷害了百姓，只增加了國家財政，肥了投機小人。

因為王安石不顧當時社會的基本情況，也不採納他人意見，也不民情，就盲目變法，最重要的是他十分固執，沒有注意到變法的漏洞，而且為了變法的實行，任用酷吏，搞得天怒人怨，失了民心，怎能不失敗，況且他還得罪了朝中官員，如此來看，司馬光提前預知變法必定失敗也不是沒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