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而不出道德範圍」：晚清的中國女學堂 | 繆斯夫人

03-06

?《不開通》，《日新畫報》1907年第9期。女學生放學離校時，很多人站在校門口看女學生。

撰文 | 秦群英

責編 | 王曉慧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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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5月底，中國女學堂在上海開校招生，雖然只有20多名學生，但這卻成為中國歷史上閨秀走出家門、接受社會化學校教育的開始。此後幾年，尤其是在1900年後，各地紛紛掀起興辦女學的高潮。封疆大吏、各級官員、地方士紳、以及無數走出家門的閨秀共同促成了女學的極大繁榮。

由此，女教習和女學生成為社會中不可忽視的新興群體。她們不僅成為城市中被凝視的風景，出入學校、書店、勸學所、閱報社、照相館、公園、茶館等公共空間，而且還經常乘坐汽船或火車往來於不同城市之間，有些甚至走出國門，成為中國最早的女留學生。同時，她們不可避免地成為各種媒介再現的對象，在報刊、畫報、小說、照片和戲劇中被閱讀、被觀看、被表演，甚至被複制、被模仿、被戲謔。

可以說，當近代女學初興時，其公共性甚至大於其教育性。不管是在現實社會、還是在再現層面上，這些女性與實在的或者想像的公共空間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其程度之深，以至於她們在公共空間的舉止和形象都成為自我衡量和社會審視的基準。

女學之公共性挑戰

女教習（即女教師）和女學生在公共空間的挑戰有二。

一是這一群體與很多她們所涉足的公共空間一樣，在近代都處於一個從無到有、從模糊到清晰的形成過程中，因此，這些女性在公共空間中的行為規範並無前例可循。比如說，當她們坐在教室中聆聽男教習授課或官員演說，在勸學所、閱報社、教育館或慈善會進行演說，到照相館照相時，她們必須考慮，在這些場合，要怎樣做才能舉止得宜？演講時要說什麼？照相時要擺什麼姿勢？所有這些問題都沒有既成的規範，這些女性必須根據不同的情境，重新探索並確立行為得體之邊界。

二是在晚清的歷史情境中，像國族主義、女權主義這樣深具影響力的現代性話語，對女學發展和動員女性確實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這些話語本身在當時也處於一個邊界和意義持續形成甚至不斷爭議的過程中，因此，它們無法為女教習或女學生的日常生活提供一套可以遵循、可以實踐的規範。比如說，當很多女性離開閨閣、乘坐汽船來往於不同城市甚至不同國家任教就學時，國族話語或女權話語並沒有告訴她們如何應對和同船的異性或娼妓相互混雜的尷尬局面。或者當女學生們遠離家庭、住在學校里時，她們如何在學校這一空間中滿足其衣食住行的日常需要、甚至以班級或宿舍為中心形成在血緣或者婚姻關係之外的友誼？亦是很實際的問題。

?《女學傳習所開學》，《星期畫報》，1906年第2期。當女學傳習所開學時，兩江總督端方（1861-1911）為學生演講。

女學的規範邊界——男女有別

如何能在這些複雜且充滿挑戰的情境中建立起有關女學的規範邊界？「別」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男女之別和良賤之別這兩個大約在傳統社會最為涉及女性和家外空間關係的範疇。不管是女教習或女學生本身，還是支持女學的官紳群體，或是再現她們的社會媒介，一般都會通過區分這些女性與他者的差異，確立起一種行之有效的思維模式和實踐方式，並且隨著與新的現代性空間（如學校、雜誌、社團、公共交通等）的慢慢融合，最終形成一種比較穩定的、可具操作性的意識形態和行為規範。就此而言，「別」之有效性，恰恰反映了邊界的模糊以及必須澄清模糊邊界的緊迫。

就男女之別而言，當晚清女學開始興起後，學校逐漸取代家庭成為女性活動的重要空間之一，原本在閨閣性別規範中得以維繫的男女界限此時難以為繼。很多學校創辦者、支持者甚至部分教師都是男性；而且一些男賓和官員也經常被邀請來參加學校參加活動。不僅如此，當女教習和女學生出入公共空間時，她們很容易成為男性凝視的對象。一些女學生在上學、放學的路上有時會被流氓土棍騷擾；很多無聊男性經常站在女學門口，對放學的女學生評頭論足。

面對男性對女學的關注甚至凝視，大部分女學都會採取一種保守的應對姿態。一些學校管理者制定嚴格的校規減少或避免女學生和外界的接觸。如1904年，當天津淑範女學成立時，便規定各女學生必須由父兄或家中忠誠婢僕接送。很多學校歡迎男賓前來參觀，但也多規定男性——不管身份為何——都不能進入像女生宿舍這樣的空間。而像北京譯藝女學堂這樣的學校，甚至完全不允許男性進入校園，只讓他們在大門內客屋等候，「以分內外而嚴出入。」不僅如此，一些學校還對女學生走出校園、參加社會活動多有限制甚至制止。像上海愛國女學校這樣以培養激進革命女性為主的學校，亦強調女學生不得隨意出校游觀，像集會演說這樣的場合，「非監督率領，亦不參加。」

在這些規範制度下，女校成為一個公私界限相對模糊的空間。當面對家庭而言，女校是一個現代的公共空間；但是隨著其高牆豎起和校門緊閉，女校又成為一個相對於社會而言封閉的空間；而當學校打開大門、歡迎男賓時，像宿舍這樣的空間又成為學校中無法更進一步的空間。但總的說來，在很多方面，女學就好像是一個現代的閨閣，儘管外在現代，但是內在似乎更為嚴格地複製了傳統性別規範中的內外之隔。

?《有傷風化》，《醒俗畫報》，第69期，約1908年初。一個女學生打扮的女性走進戲園，作者批評此舉為「有傷風化」。

女學的規範邊界——良賤之別

除了男女之別，良賤之別是另外一個重要的確立女學邊界的方式。

自17世紀後半期以來，閨閣女性在良賤之別中多是掌握主動權的一方，她們主要通過士紳階層的文化資本、道德優勢和社交網路將娼妓排斥在外。但是，時至19世紀後期，名妓在晚清社會和媒體中扮演相當活躍的角色，同時，坤伶這一群體自清前期因政府禁令而被迫退出行業後，此時也開始重登舞台進行表演。可以說，女教習和女學生這樣自閨閣女性演變而來的新女性反而成為公共場域的遲來者。

不僅如此，在晚清，這三類女性還都運用同樣的話語來合理化她們的公共活動，以競爭社會資源。比如，她們都強調自己是國民一份子，因此均積極地活躍在晚清各類政治和社會運動中。而且，她們還運用相似的策略——組織團體、發表聲明、號召集會、捐款募資，在社會中發聲。可以說，她們其實藉助相同的社會資源和社交網路，通過趨同的社會、政治實踐，強化其作為國民一份子的現代政治身份和社會身份，以此來競爭在國家民族這樣一個新興權力體系中的發言權。

除此之外，公共空間本身的不確定性也容易引發良賤界限的模糊。例如，很多娼妓經常在女學方面越界，她們要麼隱藏真實身份去上學，要麼扮成女學生狀吸引恩客，有些娼妓甚至自己建立學校、僅收娼妓為學生。可想而知，這幾類女性群體在公共空間的博弈，使得良賤之別的界限時而模糊、時而清晰。但是，對於女教習或女學生而言，其必須通過與其他女性群體之互別來確定自我身份，已是不爭之現實。

有意思的是，面對女學作為時代話語和女學作為社會現實之間所產生的張力，很多女學參與者反而或多或少地藉助傳統性別意識、規範以及文化慣例來維繫男女之別和良賤之別、以確立女學之邊界，試圖形成適用於女教習和女學生的性別規範。比如在坐船時，女教習和女學生往往搭伴出行，而且很少記述她們在船上和男性的互動，彷彿建構了一個只有女性的移動閨閣；或者在照相時，這些女性往往避免用複雜的道具，而且經常穿著統一的深色校服，並將照相背景設置在學校這樣的現代性空間中，由此區別於那些衣著光鮮亮麗、強調個人風情、但卻只能在照相館那繁複空洞的擺置背景中展現自我的名妓群體。有些努力是高聲喧嘩地公之於眾，而有些努力則是囈語低吟地潛移默化。

但不管怎樣，正是這樣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躑躅與反覆，使我們看到晚清這些女學參與者如何將女學這一新興事物去陌生化，使得女學真正在認知層面和日常層面沉澱下來，成為實際的社會存在。

特別說明：本文中對性工作者的稱謂（「娼妓」、「名妓」等）、以及「良賤」等用詞，均沿用於當時歷史語境下的用詞。作者秦群英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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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湘金：《史事與傳奇：清末民初小說內外的女學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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