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親戚為什麼這麼煩人

撰文 | 梁靜怡

出品 | 網易浪潮工作室

「你結婚了嗎」

「你生小孩了嗎」

「你談對象了沒？」

「工資多少？獎金多少？」

「你找到工作了嗎，考個公務員多好！」

年關將近，回到家，年輕人們總避免不了被三姑六婆大叔大嬸問題轟炸，雖然內心很想罵一句「關你屁事」，但大多數時候還是言不由衷無奈地一一回答，只能午夜夢回仰天長嘆：「中國親戚為什麼這麼討厭！」

換句話說，很多中國人是沒有隱私觀念。今天，我們不妨探究一下「隱私」在中國究竟有沒有存在過、又是怎麼消失的。

農業時代的思維

在我們的代際關係中，隱私似乎是長輩們的「特權」。比如親戚們會問「你今年多大了」，這種問題不是偶然，而是在刻意強調我比你大，「你還沒生孩子？最好生個男孩」，也是提醒你，要傳宗接代。

倘若我們採取拒絕的態度，有的長輩甚至會板起面孔：「你怎麼這麼不尊重長輩？」、「你對得起你的列祖列宗嗎？」在那一瞬間，你或許會產生幻覺：大清真的亡了嗎？

歸根到底，問出這些問題的長輩，思維還停留在農業時代，靠土地和血緣維持熟人關係網，個人的利益服務於宗族的利益。

在宗族觀念最盛的福建南部永定、龍岩、漳平和漳州一代，散布著許多客家土樓。這種聚居百戶、共同生產勞動的防禦式堡壘，目的不止是抵禦外敵，更重要的是為以宗族的名義共同佔有、集體經營的方式實踐和保證宗族地主的土地所有權。

占沙田、賣土地、經營和控制農業、商業乃至手工業，才能保證宗族在鄉村經濟和政治上的統治。根據華東軍政委員會50年代的調查，在經濟比較發達的閩西、閩北，宗族佔有的土地佔50%以上，即便在經濟稍落後的閩東、閩南也佔到20%多。

宗族的地位如此重要，可想而知，結婚生子絕不是個人私事，關係到宗族勢力的延續。

而且，很不幸，窮的小家庭相比較而言更沒有隱私。

1949年，上海的人均居住面積是3.89平方米。而到1979年底，將閣樓、灶間、曬台等凡能住人的面積都統計在內，也只有人均4.51平方米。

1949年以後的上海，很多弄堂里擠滿了72家房客，空間非常狹窄。以著名的上海老弄堂石庫門為例，1950年，上海市區的居住建築面積總量約為2360.5萬平方米，石庫門裡弄住宅就有1242.5萬平方米，佔了總量的52%以上。石庫門裡，一家五口人住個10平方米一點兒不稀罕。

弄堂窄，住戶多，幾乎沒有私人空間可言。你可以盡情的想像一下，夏天，你只要稍微抬下頭或者別人稍微抬下頭就可以看到對面人家，今天吃的啥，穿的啥，就連你哪只手拿筷子都能看的清清楚楚。

一些家務，如洗涮、晾曬、燒飯等，就自然而然轉移或者延伸到弄堂里去做了。對他們來說，在弄堂里，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的界限是很模糊的。比如說有五六家人家共用一個曬台，共用一個水龍頭，在弄堂過道里刷馬桶、洗衣服，想要隱私，實在很難。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中國北方。改革開放前後，北方農村的家庭房間格局有很大差別。1980年前，常常一間屋子全家睡在大通鋪上，哪有地方談隱私，改革開放後，經濟條件改善，開始有了裡屋和外屋的區別。

蓋得起樓買得起房，在一定程度上是擁有個人隱私的條件之一。根據中國房地產藍皮書顯示，1978到2003年，中國城鎮人均住房面積從3.6平方米增長到11.4平方米。

換句話說，隱私其實是中國人的一種「消費升級」，沒有大房子和自己的房間，根本無從談起隱私。

但相比房子的建設速度，人的觀念更迭是非常落後的，因此，裡屋還是外屋說話，小輩有沒有隱私，在很多50後、60後、70後眼中依然無足輕重，這就要追溯到他們生活的那個時代，隱私是如何被徹底摧毀的。

被時代摧毀的隱私

建國後，原先盤踞在廣袤農村的宗族社會遭受了打擊，尤其在土改後25年里，農業生產由生產隊來組織，生產隊長的地位超越了家族家長。

在東北下岬村有位叫「大狼」的村幹部特別會拍馬屁，被提拔為村裡最高領導，成功上位後，把自己家中一位長輩捆起來痛打了一頓，僅僅因為這位長輩抱怨在公社食堂少吃了一頓飯。

削弱宗族力量，並不是有意將農民改造成獨立的個人，相反，集體更嚴格地控制著個人對公共生活的參與。而在這一時期，公權力對個人隱私的滲透也是超乎想像的。

在中國五六十年代，以階級鬥爭為綱，鼓勵互相舉報批鬥。暴風雨來臨，倘若家裡藏著一本書、一封信，都要提防被舉報，朋友同事之間互相背叛指責、批鬥毆打，父子告發、夫妻反目、師門互斗，人與人之間關係變得異常緊張和不信任。

文革時期窺私成為一種習以為常的行為，私人信件、戀愛關係這類極其隱私的事情，都需要公之於眾。

文革親歷者張志梅（音譯）曾經在回憶錄里寫道，她的學生沖著她大喊：「你個狐狸精，快交代關係，你究竟有多少個男人！」更有甚者，會有人偷偷搜集別人的信息上報，侵犯別人的隱私成為了一種明目張胆晉陞階級和地位的交易。

諷刺的是，這種「無私」的行為，在當時代表著對國家的忠誠。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法國。直到19世紀上半葉，隱私只是法國資產階級的特權，而工人階級的私人生活仍然受到社區力量的控制，除了權貴階層，中國人的私人生活同樣受到社區力量的控制。

在70年代初，東北下岬村大隊給每家都裝了廣播喇叭，正好裝在炕頭上。喇叭沒有開關，無論是廣播內容還是時間都由縣廣播站控制。村民被迫每天聽大量的官方新聞、政治宣傳、幹部講話等，久而久之，也就習慣了。

在1970年代，農村人民公社和城市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集體同吃同睡，一舉一動都在別人的眼中。而私人信息從心理、醫學、智力、人際關係、性關係都被收集寫進「檔案」中，被當地相關「單位」所掌握，定期更新。

再如婚姻自由。《婚姻法》頒布後，儘管提倡婚姻自主，其實受到社區和大隊的管理。

直到1975年，這樣的公社「包辦婚姻」依然存在。

當時還屬於汕頭市的揭陽揭西縣五雲公社，為宣傳婚事新辦舉行集體婚禮，由公社、生產大隊的領導出面、主持14對新人的婚禮，公社幹部、大隊書記、生產隊長、民兵班長等機關、企事業單位幹部職工來了一千多人，公社黨委、大隊支書和貧下中農、婦聯、共青團等部門的代表都上台發言，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

在集體主義的敘事下，戀愛結婚是革命行動，婚禮上的新人在公權力見證下被樹立成了《新婚姻法》的典型，雙方父母淪為面目模糊的群演。這樣的婚姻，萬一將來想離婚，結果可想而知。

在這些運動和政策下，舊的社會等級和家庭結構被摧毀，家庭至上被集體主義所替代，而農民們從對家庭忠誠的成員變成了「原子化」的公民，要求對國家忠誠。

正如人類學家閻雲翔所言，中國在談論「個人主義」時卻忽略了個人主義最普遍、最基本的要素：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計劃經濟的陰影

宗族衰落，集體公權力介入了農村人的生活，依然不足以解釋中國的親戚們為什麼這麼討厭。

中國人對隱私的輕視，從來沒有局限在農村，城裡的親戚照樣會光明正大打探你的一切，因為他們也是在單位筒子樓、集體大院里「穿著開襠褲」長大、生活的一群人。

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 單位不僅僅是工作場所，還是把成員的家庭、社會生活以及政治管理統一到一起的空間組織。

以北京京棉二廠為例，幼兒園、託兒所、中學、浴室、食堂、單身公寓、住宅、廠房、辦公樓，從出生到死亡，一條龍服務。

公共空間（工作場所）和私人空間（住所）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下了班，隔壁鄰居或許就是你領導或者同事，彼此間什麼信息都知道，因為天天在一起。

然而，改革開放使這一切發生了巨變。

隨著土地使用權的市場化，國企改革，一些工業企業單位在工業郊區化的浪潮下，廠房與生產車間搬遷至城市外圍地區，設施齊全的單位大院逐漸消失。

再以京棉二廠為例，小學從最初的廠辦小學變成市屬的八里庄小學，後來成為朝陽區育人學校 ，單位職工醫院目前已轉變為朝陽區醫院住院部，原先的單身職工宿舍已經對外出租，單位生活區東側的平房，因城市道路的擴建也被夷為平地。

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通過限制人口結構流動，分離城市和農村人口的社會關係；80年代以後，改革開放和戶籍制度的鬆動推動了人口流動。從1982到2005年，這20年間，中國流動人口從657萬增長到1.17億，年均增長14.5%。

人口流動，帶來了觀念的轉變。隨著生活環境的差異，70後、80後的年輕人迅速地走向了另一條個人主義的道路。

改革開放沒多久，清華大學就做過一項北京大學生的人生觀調查，2723名大學生想要主動規劃人生的佔79.4%，年輕人露出了想要掌控自己命運的意願。

但三十年會發現後，當年的大學生又變成了如今你眼中討厭的親戚，他們像老一輩人一樣，繼續追問著年輕人 ：找工作了沒？一個月拿多少錢？有沒有對象？並沒有給予當代年輕人足夠的空間和自主尊重。

因為這波中年親戚並沒有真正的改變。

他們個人意識的覺醒完全是國家政策的被動結果，比如農民公社集體化，讓個體脫離於宗族並忠誠於國家，市場經濟國企改革，也是政府推動的。

中國的年輕人新獲得的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至上而下的影響，並不是像西方國家自我意識的覺醒，是至下而上並為之作出犧牲的努力。換句話說，強調獨立自主對於親戚那一代，是被逼的，他們骨子裡並沒有真正的意識到獨立自主和隱私權利的重要性。

但如今80後、90後甚至00後年輕的一代並不一樣，一出生就是在市場經濟背景下長大的，面對激烈的競爭，更多強調自我的利益和權利。

類似的觀念在更年輕的00後中愈發體現。2011年剛念初中的金某就到石景山八角司法所起訴母親偷看自己日記，侵犯隱私權。這在老一輩人眼中，簡直是「大逆不道」。

當你再次面對親戚們的問題轟炸時，也要時刻提醒自己不要重複時代的悲劇，不要讓自己最終也成為「討厭的親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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