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電影百團大戰偷票房這件事？

部分統計中，這部從來沒聽說過周圍有誰去觀看的電影，竟然位列票房榜第二。沒過多久，對於這部電影偷票房的聲討此起彼伏。其中有觀察電影業的媒體，有王中磊這樣的電影從業者，有院線經理泄露的自己被迫偷票房的郵件往來，還有觀眾曬出的票根，明明自己買的是《腫瘤君》，卻顯示了《百團大戰》的名頭，等等。

這是個詭異的月份。帝都的天空藍出了一副窮人乍富的嘴臉，馬路兩側的小店和飯館紛紛關張，地鐵線隔三差五的停止運營，發個快遞上個公廁都要求檢查身份證件。現在又加上了一宗哭笑不得的偷票房。這是個規訓的時段。有些人希望全方位地窄化我們的生活，在一個短時間內對頭腦進行重裝。 從《百團大戰》在影院里播放預告片開始，一些氣息就已經顯露無疑，作為一個有背景的妖精，它長著一張有恃無恐的臉。果不其然，很快，蓋有紅戳的文件被意外公開，一些單位的人被要求集體觀看這部影片，然後，偷票房也幾近公開地開始了——作為一種在組織觀看之外的有效補充。

盜竊，從私有財產開始出現就一直存在，人們也一直被教育為相信「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但竊票房者，算是中國電影界對於世界電影工業的重要貢獻。 其實，客觀地講，偷票房絕不是《百團大戰》的首創，在此之前，太多部影片都有過偷票房的黑歷史。很多時候，被發現後，彼此攻陷一段，基本上也不會破壞真正符合現實的票房格局，片方也好觀眾也罷，大都心知肚明，也沒誰真把這個爛事當真。但為什麼這一次卻不一樣呢？因為對手不同，所以，背後的行事邏輯和事件本質也就都變了模樣。 之前的那些偷票房行為大都發生在幾部市場化的影片之間，而這一次，卻是發生在幾部市場化影片和一部行政化電影之間。如果說，前者的那些偷票房行為屬於「市場化盜竊」，那麼這一次的偷票房基本上就屬於「行政壟斷性盜竊」。本質上講，它是通過權勢的力量，用盜竊的面目粉飾了搶劫的實質，對於市場進行破壞，而且對於受害者還有一種無須直言就可以令其噤聲的天然恫嚇感。

之前發生過的偷票房，基本還停留在幕後台下的數據流操作上，而這一次，有時，竟然明目張胆地顯示在觀眾的票根上。我夠買了A的電影票，你卻給我顯示一個B的電影名，這算什麼？這就像我明明購買了一個肯德基的漢堡，為什麼偏要在小票上給我顯示我剛剛進入的是麥當勞呢？這一次破壞的不僅僅是電影從業者——包括片方、院線、宣發等等條線——的市場結算規則，更重要的是損傷了一個個最普通的電影消費者的尊嚴。我去觀看哪部電影，是表明我對其有好奇和期待，我對於這次消費擁有全權，我有權要求在票據上顯示出我所消費的物品的準確名稱。我的自願消費意味著，我要求所付出的錢款是支付給我指定的商家，而不是一個我從未知曉的商家。作為普通觀眾，他們不懂得那些分賬的複雜計算，也沒義務理解你背後的行政任務，我要的是買一得一，就這麼簡單。如果說，以前偷票房，玩的都是花招，那這一次，洞穿的卻是底線。

我小的時候，學校經常會組織我們去集體觀看電影。我們坐在1990年代的影院里，大銀幕上播放著1950年代的黑白電影，故事中一本正經地呈現著來自東亞小國的軍人永恆地猥瑣不堪，腦袋上扎著白毛巾的方臉男人永遠一臉凝重地望向遠方，我們就在這錯亂的時空裂縫中，壓低聲音講笑話，彎著腰追跑打鬥，把電影票疊成小飛機往前排扔……多年以後的今天，很多事情都煙消雲散，但是有些東西仍然未曾改變。無可否認，時代畢竟還是在悄悄進步的，比如，現在已經不能像當年那樣，近乎肆無忌憚地用稅款大規模購買電影票，為一些電影買單了。雖然，這種行為仍然存在，但它的規模縮小了，影響力也降低了。人們的頭腦中已經有了那條分界線，市場的歸市場，行政的歸行政。但是，那條界限還未變成實線，它仍然是一條有縫隙可鑽的虛線，那些漏洞，有些是有意留下的，有些是無意中的慣性。但就是這些「有意」和「無意的慣性」讓這次偷票房引爆了很多人的情緒。 無論是老態龍鐘的施瓦辛格、賣弄基情的鄧超、參不透的《聶隱娘》還是催淚的《腫瘤君》，他們都在市場里搏殺，拼盡全力想讓自己曾經付出的努力贏得市場的回報和尊重。這是市場得以正常運轉的最基本邏輯。而突然竄出的《百團大戰》卻以一種基因雜交怪物的形態殺入市場，它有著行政的基因卻非要再次獲得市場的肌肉。所以，只能用一種癌細胞的生長方式，破壞正常肌體以便為自己吸收能量。

並不是說這類電影不能存在，只是說，必須分清它所處的位置以及獲得回報的方式。如果，你用稅款投拍一部這樣的電影，作為宣傳的一部分，那麼就讓它停留在稅款可控的範疇內，畢竟，中國當下的特殊體系還是保留了這樣的空間；如果，你真的想讓它有市場化的回報，那麼就從頭到尾都按照市場化的方式去運作。這世上，任何事都有代價，任何人都一樣，註定無法好處佔盡。 在我們的系統中，電影一直是個尷尬、複雜而曖昧的事物。數十年前，它被強力地重新定義為一種對人們進行精神宣傳的介質，徹底剝奪了它娛樂價值的合法性，直到非常晚近，它才重新被默許回歸了部分娛樂工業的屬性，但是它仍然必須保持著對某些事物進行宣揚的任務。中國電影就在這樣的糾結和艱困中慢慢生長。

對於娛樂，我們一直有著道德化的排斥，傾向於把它看作一種去意義化的，只會讓青年人陷入聲色犬馬、變得頹廢的負面事物。但實際上，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掌控著娛樂業生死的人們——沒有想明白，娛樂工業的繁榮才真正意味著一個國度的安穩與平和。人們有時間、有興緻、有能力去消費和從事娛樂工業的時候，一定是這個地域最繁盛的時期。而如果人們真的都願意把所有目光和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充滿國與國的抗衡，各種軍事衝突的叫嚷上，那才是真正危險的先兆。所以，普通人只願意在周末去看看充滿娛樂性的大片，而不願去看「具有教育意義」的「大戰」，是一件應該高興的好事。這並不意味著忘記歷史，它只是說明我們現在可以正常而從容的生活。這難道不才是當年那麼多人英勇赴死想要為後人達成的美好生活嗎？ 所以，按照正常的邏輯來說，在這個當口，我們其實不應該搞得這麼嚴格和肅穆，反而應該用更放鬆的方式去慶祝那些時刻。如果我們能用大型的派對，音樂節，電影去狂歡，而不是無法出門就餐，無法乘坐地鐵，我們其實更加會願意參與到其中，更會有你們想要有的那些榮耀感。但能做到這一點，或許還需要很長時間的消化。當下，我們還是太習慣於用沉重和凝滯的方式去應對一些重大的事物。什麼時候，我們真的能夠放鬆的對待一些事，什麼時候我們才真的具備強大的自信。

《百團大戰》的偷票房本身也是過於沉重化和無法放鬆的一個案例。 《百團大戰》在最初就應該有一個票房預期，或許也明白，自己會得到部分市場化以外的「照顧」。但是至於對偷來的票房如何看待，就很難判斷了。現在，電影管理方也承認，下發文件組織部分人觀影是屬實的，但偷票房是不可接受的。但大多數人也都明白，如果不是因為無形的壓力，誰又會去偷票房呢？無論如何，這都是有失尊嚴的事。盜竊就是盜竊。竊票房者誅，是不行的，那些逼迫從業者偷竊的機制和人，才是更本質的問題。 希望有一天，電影界能天下無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