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政府關門背後的科學 | 賈鶴鵬專欄
撰文 | 賈鶴鵬
責編 | 陳曉雪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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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夜間,在絕大多數美國人還顧不上知情的時候,美國聯邦政府再次因為國會沒有通過預算而關門。這次作梗的是國會多數黨——共和黨。戲劇性的是,幾小時後,一直反對預算案的民主黨人傳奇般妥協,在得到共和黨領導人將探討如何保護幼年來美的非法移民的承諾後,通過了新的預算。這下,在美國人周五白天開始上班時,聯邦政府已經可以運轉如常了。據說,這次預算通過,可以讓聯邦政府運轉到2019年9月。
政治家們唇齒相爭,聯邦政府部門也在同步做出各種計劃,以避免關門可能對業務造成的影響。筆者所在的康奈爾大學承接了聯邦政府的部分科研機構(主要是美國農業部下屬的Robert W. Holley農業與健康研究中心,官方簡稱ARS)這次也戲劇性關門——雖然僅持續了3天(只有一個工作日),再加上4年前奧巴馬政府時代持續數周的政府關門,讓我得以窺視政府關門對科學的影響,並進一步思考在現代民主體制下,科學與政治的關係。
政府關門,「科學」遭殃
2018年1月19日晚,美國國會參議院未能通過臨時撥款法案,導致聯邦政府部門從1月20日零時起正式關門。隨即,《紐約時報》刊登了政府關門,哪些人要放假的示意圖。根據這張圖,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美國環保署(EPA)臨時回家的僱員比例最高,分別高達97%和94%,這兩個部門也是科學家僱員最為集中的政府部委。
來源:New York Times,翻譯來自新浪網
美國商務部也是僱員回家比例較高的部委。而《紐約時報》製作的示意圖中,代表性的回家僱員也是科研人員——人口統計局的經濟學家。實際上,大部分隸屬於聯邦政府的科研機構,如美國衛生部下屬的國立衛生研究院和美國能源部所屬的國家實驗室,或者聯邦政府部委中的科研部門,都是屬於回家沒商量的。相反,與國防、應急等部門相關的工作人員,則往往能保留工作。如美國能源部,可再生能源研究者要下崗,而核潛艇工程師則需要堅持在崗。只是這些工程師的工資暫停,要等到聯邦撥款下來再補發。
據了解,早在這次關門之前幾天,ARS已經開始通過電子郵件組更新聯邦政府可能關門的事態進展及其可能的影響,同時,管理部門已經在研究,哪些研究可以停,哪些不能,哪些可以依靠自動設備,哪些需要定時有人盯一下。像NIH一樣,ARS也首先確定,實驗動物飼養員不能脫崗,再下來則包括本領域可能發生應急情況的技術支撐人員,如農藥毒性檢測,雖然不需要上班,但要保持待崗狀態。有關科研課題的進度也要根據對關門時間的預估做出若干預案。
由於這次聯邦政府關門時間短,可能這些預案大部分用不上。但奧巴馬政府時期關門(2013年10月1日-17日)的時間更長。當時在ARS工作的趙博士正好是我老鄉,也向我介紹了當時的情況。與這次一樣,有關政府關門的情況通報和有關科研進度、值班人員安排,也早早地開始。
科學出局的背後
從機構的層面上,一切似乎被安排得有條不紊,儘可能降低對部門科研工作的影響和衝擊,但具體到科學家個人,還是非常憤懣。上次政府關門時,我們在一次華人聚會上恭喜趙博士,你可以帶薪休假了。不想對方一副愁眉苦臉狀:「哪裡呀,精心準備的實驗也黃了,還不知道哪一天才能重新啟動,還要重新準備試劑。」
在美國的科研人員,首選是有終身職位的職位,但獲得終身教職並不意味著鐵飯碗,因為申請不到經費實驗室就要關門。
美國各種國家實驗室和部委科研機構中的長期僱員看似日子更加舒服,一般不會失業,科研經費有基本保證,但政府關門,也讓政府科學家們感受到了沉重的壓力。
毋庸置疑,科學對於現代國家和社會生活非常重要,但如何如此容易「受傷」?政府關張,首先「下崗」的為什麼是科學家?
表面看來,這個問題很容易回答。科研的事情不當緊嘛。一兩星期不做科研,社會不會受到大的損失。即使是一些為管理活動提供必備支撐的科研活動,比如審批農藥毒性,也可以暫停,大不了暫時不受理對新的農藥的批准就是了。
要深入探究這個問題,就要重新審視科學與現代國家的關係。哈佛大學的Sheila Jasanoff提出,科學與國家一起共建了現代社會的秩序。通俗一點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規章制度,甚至社會規範,背後都有科學的力量。比如開車要系安全帶,背後是大量的對開車行為及車禍的統計研究。
儘管科學為現代社會貢獻了秩序和支撐秩序的基礎,但它也可能成為秩序的「受害者」。比如,開車要系安全帶的強制規定一旦執行,交通管理部門就不再需要科學家繼續檢測新的交通駕駛安全的數據,或者通過實驗檢測系安全帶是否會對司機造成傷害。
正是由於以上原因,公眾和政治家們會認為以探索真理為導向的基礎研究不當緊,甚至也會把應用領域的很多科研活動認為不那麼迫切,除非停下來就立刻有可見的損失,比如不能因為政府關門就把小老鼠們先放歸自然,等開門了再捉回來。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關門,科學或科學活動往往首當其衝。
科學自衛戰
科學相對更容易被政府「拋棄」,使得美國科學界領導者積極地通過政治遊說等手段捍衛自己的利益。美國多數研究型大學都有華盛頓辦事處,一方面為學生提供實習的機會,一方面就具體科研項目與相關政府部門溝通,但更主要的是遊說國會議員。
特朗普總統最近推動稅改,科學界的遊說活動就表現得很明顯。特朗普的減稅實際上是有減有增,企業的稅減了,但學費退稅額大幅降低。過去幾個月,筆者收到多封康奈爾校方的郵件,詳細闡釋了稅改的影響,校方與選區議員的溝通情況,以及各個學校之間如何合作對抗這一政策。類似的活動不久前還出現在特朗普收緊邊境管理和增加入境管制這一議題上。
在更早的時候,科學大遊行(March for Science)、關於氣候變化議題科學的聲音、推動低碳研究和低碳產品減稅等活動,背後也少不了各大科研機構「駐華盛頓辦事處」的運作。涉及到科研經費,相關的遊說和運作活動就更多了。
如果說抵制稅改是因為關乎自身直接利益,那麼「科學大遊行」和科學家多次聯名發表聲明(包括2016年110位諾獎獲得者為轉基因安全性背書),則是要不斷強化科學對政治和社會的影響力。特朗普上台後,其敵視和無視科學的做法(特朗普到目前仍未任命總統科學顧問,其國情咨文中只泛泛提及了科學這個詞一次,沒有提及任何科研活動和科研機構),更是不斷惹惱科學界,各種捍衛科學的活動也在逐漸增加。
聯邦政府關門,科學界沒有足夠能力的自衛,但政治性的遊說活動,仍然有可能會對關門後有限資源的分配和調控施加影響。國家通過科學塑造了秩序,而科學界也有權從這種秩序中捍衛自己的權益,即便政府關門也應該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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