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後，周恩來都做了些什麼努力？

遵義會議結束後，被大家批評過的博古與中央軍委縱隊的同志一起離開遵義向北行進，一路上他深思不語，不思茶飯，鬱鬱寡歡。

土城一戰受挫後，遵義會議原定北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的計劃不得不改變了，這又是一個新的歷史前夜，明天還是未知數。靠博古目前的精神狀態，再領導下去是困難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幾人在一起商議時，張聞天明確提出是改換黨的領導人的時候了。

但博古在政治路線上是緊跟共產國際的，遵義會議對六屆四中全會後黨的政治路線基本上是肯定的，所以很難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提罷免他的理由。同時，當時正處於緊急的戰爭環境，保持領導層的相對穩定十分重要，有必要維護六屆五中全會的選舉結果，故而只能在政治局常委分工上作調整。

1935年2月初，紅軍向雲南扎西地區進軍，途經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小村莊時，周恩來到博古住處同他進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長談。

周恩來說：會前我曾和你商量過，湘江戰役時「紅章」縱隊（「紅章」為第二縱隊代號）行動遲緩問題，主要是老弱病殘和婦女、機關部分幹部走不動了，疲馬不畏鞭捶，命令已不起作用。當初把他們單獨編成野戰縱隊，還雇了五千挑夫挑擔子，一起轉移，是考慮欠周。可是現在來追究過江遲緩的責任，而不談反「圍剿」失敗的責任及長途行軍在組織工作上的疏漏，肯定有人不服。所以，我一再向你建議，先代表中央深刻檢討反「圍剿」失敗和在軍事路線上的錯誤，最後談湘江教訓，這樣會使會議開得順利些。可是你沒有檢討軍事路線錯誤，對李德的批評也只一帶而過，早早地把湘江問題作為會議重點擺出來，矛頭指向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使會議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這促使我不得不站出來，以中央軍委負責人的身份檢討反「圍剿」失敗的軍事指揮責任，承認犯了「左」傾路線錯誤，批評你確有盲從李德、包庇李德的錯誤。至於會議發展到集中批評你，這是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大家憋了一肚子話要說，能擋得住嗎？

周恩來接著分析：上海起義失敗告訴我們，中國革命要成功，沒有一支強大的軍隊不行。南昌起義失敗，有一個深刻的教訓，中國工農紅軍要取得勝利，非要有一個比領導南昌起義的軍事指揮官（包括我自己）更有才能的軍事領導人來領導。廣州起義失敗，指出了中國革命的源泉在農村，必須走農民戰爭的道路。這以後，我就在考慮，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帥。從內心講，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都不是帥才，都不適合做領袖和主帥。毛澤東是繼彭湃之後又一個擅長搞農民運動的人，在建立和鞏固根據地，擴充紅軍，籌集糧草，打游擊戰、運動戰等方面都有一套成熟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從紅軍長征開始，我就在想辦法讓他儘快回到軍事領導崗位上來。黎平會議上，他有理有據地駁倒了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進湘鄂邊的錯誤主張。我深信，以毛澤東的才能，一定能率領紅軍走出困境。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我力主他進入政治局常委，參與軍事領導，希望你能支持我。

周恩來語重心長地告誡博古：現在誰做「總書記」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誰來領導軍隊打好仗，只有在戰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才能真正成為黨的領袖。遵義會議已經表明，軍隊已不可能再讓一個不懂軍事又不會領兵打仗的人來繼續指揮他們了。何況你自己也沒有強烈的領袖慾望。

周恩來的一席談話，使博古對自己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解開了十多天來的思想疙瘩。

當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一起開會重新研究常委分工時，周恩來主張讓毛澤東來接替博古。但毛澤東說，張聞天是五中全會選出的常委，大家容易接受，同時他又是從莫斯科留學回來的，共產國際那邊也容易通過。大家同意了毛澤東的意見，由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