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藩：張維迎是當代經濟界的夸父！50歲至70歲這個年齡段的經濟學家中，無人能及！

看到一篇北大張維迎教授記錄其認識轉變的文章——《我是如何認識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感覺很好，也很受感動。

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後的近30年里，中國經濟學家參與國家建設實踐的程度還是比較深的，這是經濟學家「參政議政」的黃金期，很多人都試圖貢獻出自己的專業智慧，幫助政府把國家建設得更好。

在恢復高考後讀大學並逐漸成長起來的經濟學家中，有多位曾影響到中國的發展進程。不管他們在國際學術界是否有影響，他們對中國的貢獻是必須給予承認的。在這些人中，我最敬佩的是張維迎教授。

這倒不是說他的政策主張被國家採納的最多、影響最大，或者說他的論文、專著的國際影響最大（當然在國內學術界，我認為他的影響是最大的），我強調的是，他對中國經濟思想界的影響力、他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思考、他對中國未來的責任感已經無人能及。不必去看他在純學術刊物發表的文章，只要看看他《理性思考中國改革》、《多數人無知、少數人無恥導致非常多災難》等隨筆和演講稿，以及他與林毅夫就產業政策展開的激辯，就知道他有多麼睿智、博學、清醒、深刻。

有些人總以他未能在全球最頂級學術期刊發表過論文、在國際經濟學界的論文引用率排名不高來貶低他的學術水平，這是不公平的。

我至今沒有見過張維迎，也與他沒有任何形式的信息交流，但我要替他說句公道話——首先，他研究的重點是與中國改革有關的問題，而這些選題在國際經濟學界不佔主流，不宜發表；其次，他的興趣更偏向於應用，而不是更容易在頂級刊物發表成果的純理論；再次，他是文科學生出身，數學功夫相對很弱（儘管也曾努力補過課），與一些本科、碩士專業是理工科、博士階段轉攻經濟學的學者相比，在數學功底和藉助數學建模分析的能力上相差很大，而國際主流經濟學刊物已經完全是實證的天下。但在不好進行量化比較的思想性和邏輯性上，我認為另外一些在國際著名刊物發文章較多、引用率較高的經濟學家，是明顯弱於張維迎的；最後，張維迎雖然在牛津讀了博士，但並沒有在國外高校和研究機構工作，自然也不會緊盯國外高校認可的那些國際學術刊物，他在中國刊物發文章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些瞧不起張維迎在《經濟研究》發表的文章的人，其實根本就寫不出來那些文章。

對經濟學家來說，他只是思想和建議的生產者。他的主張能否被採納，與他的水平有關，也與時機、運氣和執政者的思維有關。但在思想生產這個環節，沒有誰不想生產出更多、更高質量的思想，從而獲得廣泛認可。這是公平的競爭，由此可以驗證、衡量出張維迎的智慧和貢獻。

那些對張維迎指指點點或者肆意貶低的人，在中國思想市場上的影響力，都低於張維迎。對國內最權威的經濟學雜誌《經濟研究》的論文做個引證統計，結果也應能證明我的結論。張維迎思維之純正、邏輯之精深，以及學術精神之獨立和學術態度之堅韌，在50歲至70歲這個年齡段的經濟學家中，無人能及！

張維迎是個有遠見、有骨氣的學者，其博弈論、產業經濟學、企業理論及有關企業改革方面的理論成果和影響力，在學術界、政府有關部門和企業界有著廣泛影響，他的一腔熱血和對這個民族的責任心也讓人感動。但面對中國現實，他註定是孤獨和無奈的，這是傑出學者共同的精神傾向。看他寫的文章，我常想起遠古傳說中的夸父——他跟夸父一樣勇敢、執著、堅韌、一腔熱血。當然，我一直希望結局是完全不一樣的，也應該是不一樣的。

附：

我是如何認識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

張維迎

我必須坦陳，直到知天命的年齡之前，我一直自認為自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雖然在讀研究生期間，我也讀過上世紀30年代有關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大論戰的文獻，知道米塞斯和哈耶克是計劃經濟的堅定反對者，但總的來說，我對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知之甚少，更談不上系統了解。

大學期間，我學的是政治經濟學專業，經過四年的學習，我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邏輯體系和基本理論已融會貫通，按照當時的標準，應該屬於一位優秀的畢業生。1982年2月在西安舉辦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我有幸認識了茅於軾先生和楊小凱先生，茅於軾先生的「擇優分配原理」讓我耳目一新，小凱的分工理論也令我大開眼界。與他們相識成為我學術生涯的一個轉折點。所以，一進入研究生階段的學習，我就決定系統學習「西方經濟學」，儘管我的研究生專業仍然是政治經濟學。當時被稱為「西方經濟學」的東西，也就是現在稱之為「主流經濟學」，其實就是西方學術界講的「新古典經濟學」。

當時中國有些大學經濟系設有「西方經濟學專業」， 實際上是把西方經濟學作為一個學術流派進行研究，它們的畢業生知識面很寬，說起學術門派頭頭是道，甚至能講出一些有名的西方經濟學家的逸聞趣事，但經濟學基礎知識不紮實。我曾遇到過一些名牌大學畢業的西方經濟學專業研究生，出國後甚至聽不懂西方大學的微觀經濟學課程。我從一開始就把「西方經濟學」當作真正的經濟科學，當作分析現實經濟問題的工具，而不是研究對象，更不是批判的靶子。這使得我在學習中總是試圖掌握它的分析方法和邏輯體系，而不是尋找它的內在矛盾和謬誤。新古典經濟學已經成為一個非常數學化的理論體系，為了真正掌握這個理論體系，我又專門選修了數學系的幾門課程（包括微積分、概率論和線性代數），參加了數學系幾位教員組織的「運籌學和線性規劃研討班」。由於我所在的學校沒有主流經濟學科班出身的老師教我，我就組織了一個六人讀書班，成員包括經濟學系研究生和青年教員，還有一位數學系的高年級學生（後來考上了經濟學研究生）。我自己一邊自學，一邊自告奮勇給讀書班的其他成員授課。為了當一個合格的「老師」，我必須對教科書上的每一個公式、每一條曲線、每一個定理進行嚴格的數學推導，這讓我受益匪淺，我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學習的最好方式是當老師。到1984年底拿到碩士學位的時候，主流經濟學已成為我知識庫的學術基因。

主流經濟學有不同學派，芝加哥學派可以說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典範，也是我的最愛，彌爾頓·弗里德曼對自由價格制度的優點和市場干預缺點的分析非常令我折服，我有關中國經濟改革的一系列文章充滿了強烈的芝加哥精神。弗里德曼對我的影響如此之大，以致我後來工作單位（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一位同事給我起了一個「維迎德曼」的綽號！當然，我知道我的新古典觀點他是不贊同的，我們之間經常發生爭論。

弗里德曼，美國經濟學家

1987年10月，我被工作單位派去牛津大學進修，1990年10月我又回到牛津大學讀博士學位，到1994年8月回國工作，我在牛津總共學習了五年。通過五年的牛津訓練，我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基礎變得更加紮實，我對主流經濟學的最新發展（特別是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也有了更多了解。因為幾乎所有我學到的經濟學的新理論都是在新古典範式上發展出來的，新的經濟學理論不僅沒有使我對新古典理論體系產生懷疑，反倒強化了我研究工作中的新古典風格。這一點可以從我的博士論文和之後發表的文章看出來。當你可以用一個嚴謹的數學模型分析企業內部制度安排甚至權力鬥爭時，那是一件多麼令人愜意的事！

我一直是新古典體系的堅定捍衛者！我當然知道學術界不時對新古典經濟學有批評的聲音，但長期以來，同許多新古典經濟學的信奉者一樣，我一直認為批評者都是些不懂新古典經濟學的外行，不值得一駁，新古典的基石是牢不可破的！離開了這塊基石，市場經濟就沒有了理論基礎！現在看來，這是一種致命的自負！我當時還沒有意識到，新古典經濟學也可以為計劃經濟提供理論依據，蘭格的計劃經濟理論就典型的新古典理論。

但回過頭來看，可能是天性中對真知的執著，儘管我對新古典經濟學體系深信不疑，冥冥之中我也一直感到它像一件裁剪得過緊的衣服，讓人難以自由地伸手邁腳。我一直以為自己在沿著新古典經濟學規劃的道路前行，事實上，我還是不時地偏離了它的路徑。但直到2008年夏天之前，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2008年7月中旬，羅納德·科斯教授在芝加哥大學組織了一次「中國經濟轉型研討會」，我應邀參加，提交一篇題目為「產權變革、企業家興起與中國經濟發展」的論文。如標題所示，這篇論文分析了過去30年企業家在中國是如何出現的，又是如何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科斯研究所所長李·本哈姆(LeeBenham)是我論文的評論人，他評論時說的第一句話就是：「這是一篇非常奧地利學派的文章。」(Thispaper is very Austrian.) 他的話讓我恍然大悟！啊，原來，我更是一個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而不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

李·本哈姆的這句話讓我開始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剛好這段時間我正在讀馬克·史庫森寫的《朋友還是對手：奧地利學派與芝加哥學派之爭》（中譯本），這本書使我意識到，儘管我一直以為自己信奉的是芝加哥學派的新古典經濟學，但事實上，我的思想更接近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我對市場的信念有著米塞斯和哈耶克那樣的徹底性，而不像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那樣不時有所保留（芝加哥學派經常把政府干預從後門引進來）！當然，與凱恩斯主義新古典經濟學相比，芝加哥學派和奧地利學派更像朋友，這可能是在對奧地利學派知之甚少的情況下，我長時間把自己往芝加哥學派靠的原因。

1984年讀研究生期間，我曾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提出了雙軌制價格改革的思路，另一篇論述了企業家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回頭來看，這兩篇文章都可以看作是米塞斯-哈耶克理論的應用。正是因為認識到，由於信息不完全和知識的分散性（這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在上世紀30年代有關計劃經濟的大爭論中核心觀點），價格的合理化只能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現實的自由價格只能趨向均衡而不可能達到均衡，我才提出價格改革的關鍵是轉換價格形成機制，而不是改變價格水平的觀點，並由此提出通過「雙軌制」逐步放開價格的政策建議。如果嚴格遵循芝加哥學派的新古典價格理論，價格合理化就可以或者一步調整到位，或者一次放開到位。同樣，正是因為認識到企業家在市場運行和經濟增長中的主導性作用，我才發出了「時代需要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呼籲，並三十年如一日地把企業家精神作為自己的主要研究領域。企業家在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中佔據中心地位，但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是沒有地位的。

芝加哥會議之後，我從米塞斯研究所網站上購買了多本奧地利學派的著作，也買了書店裡能見的所有中譯本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著作。我如饑似渴地讀這些書，既悔恨自己沒有能早點發掘奧地利學派的知識寶藏，又慶幸自己很早就無意識地偏離了新古典經濟學的路徑。如果我當初沒有偏離新古典理論，也許就根本沒有可能保持我的觀點的前後一致性。但無論如何，對一個把經濟學作為畢生志向並堅信市場的人來說，對如此重要的一個學派的忽略是不可原諒的，何況它是最好的市場理論！

奧地利經濟學派

正當我集中精力閱讀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的著作的時候，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爆發了。這次全球金融危機被認為是自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之後最大的一次經濟危機，危機爆發後，流行的輿論幾乎一邊倒地把它歸罪於經濟自由化，西方市場派主流經濟學家保持沉默，凱恩斯主義干預政策捲土重來，各種各樣的救市政策不斷出台。但我讀到的一篇文章中談到，米塞斯和哈耶克是唯一預測到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兩位經濟學家。《經濟學人》雜誌也曾報道，國際清算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威廉姆·懷特早在2006年就預測一場大的金融危機即將爆發，懷特是一位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當我認真讀完哈耶克的《價格與生產》（這本書確實很難讀）之後，我就理解了為什麼預測到兩次大危機的都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我認識到，由米塞斯最初提出、哈耶克發展的奧地利學派商業周期理論對經濟危機的解釋最有說服力。簡單地說，經濟和金融危機不是市場的失敗，而是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必然惡果。擴張性貨幣政策使得利率低於正常水平，誤導了企業家決策，使得企業家過度投資，消費者過度消費，人為地扭曲了生產結構，導致股票市場和房地產的泡沫，但由於這種擴張性政策不可持續，最後一定出現危機。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政策短期內也許能緩解危機，但長期看會導致更大的危機。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2009年初，我發表了「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的演講，對四萬億的刺激政策提出了批評。當然，儘管之後發生的事情證明我的批評是對的，但當時認同者寥寥，因為了解米塞斯-哈耶克商業周期理論的人鳳毛麟角。哈耶克因為其創造性的商業周期理論榮獲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但很少有主流經濟學家熟悉他的商業周期理論，這確實令人驚訝！

從2009年起，我開始對主流經濟學進行系統反思。2010年之後，我曾在幾個場合發表了「反思經濟學」和「經濟學的轉型」的演講。我的基本觀點是，至目前為止，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是最好的市場理論，因為它研究的是真實的市場，它從現實的人的行為出發理解市場如何運行，它把市場理解為一個不斷發現信息和利用信息的過程，它把企業家精神放在中心地位，它把經濟增長理解為一個不斷創新的過程，它能正確地預測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會事與願違，它將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統一起來，能對經濟危機提出邏輯自洽又與事實相符的解釋。相比之下，新古典經濟學不是一個好的市場理論，因為它研究的是經濟學家腦子裡想像的市場，不是真實的市場；它把市場理解為一種狀態，而不是一個發現和競爭的過程；它雖然假定了人的自利（這是真實的），但沒有關注人的無知和理念的重要性；它忽略企業家精神，不能告訴我們經濟增長的真實原因；它把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割裂開來，不能解釋經濟危機，但又想開出解決危機的藥方；它號稱已經嚴格證明了完全競爭市場是帕累托有效的，實際上是為政府無限制地干預市場提供了理論依據，因為自由競爭的市場不可能是「完全競爭」。

新古典經濟學把「完全競爭」當作市場經濟的理想模式，衡量市場效率的標杆。根據定義，所謂的「完全競爭」，是指無窮多個小企業以相同的技術生產完全相同的產品，以相同的價格出售。任何了解現實市場運行的人都知道，這樣定義的「完全競爭」實際上是沒有競爭，更談不上是一個社會應該追求的理想市場，因為它與創新和技術進步不相容！試圖將現實世界塑造成「完全競爭市場」的干預政策只能帶來一系列的災難。這就類似，如果你把猴子當成理想的美人，所有男女都得接受痛苦的整容手術才能變成「美人」。遺憾的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批評絲毫沒有撼動主流經濟學家對「完全競爭」範式的信念。

2016年下半年，我和林毅夫教授就產業政策的有效性展開了一場爭論，這場爭論使我進一步認識到新古典經濟學是多麼容易使人誤入歧途。我們兩人有關產業政策的分歧，其實是有關市場理論的兩個不同範式的分歧。林毅夫信奉的是「新古典經濟學範式」，我信奉的是「米塞斯-哈耶克範式」。林毅夫的所有論點都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失靈理論為基礎的。但所謂的「市場失靈」，其實是新古典經濟學市場理論的失靈，不是真實市場的失靈。為了證明市場的有效性，新古典經濟學做出一些非常強但不現實的假設（包括完全競爭、完全信息和經濟活動沒有外部性）。一個很自然的邏輯推論是，因為這些假設在現實中不滿足，就必然出現所謂的「市場失靈」。事實上，市場的有效運行根本不依賴於新古典經濟學的那些假設。

按照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範式，市場的有效性只依賴於如下假設：（1）人不僅是自利的，也是無知的；（2）人的行動是有目的的，並且只有個體有能力做決策；（3）個人平等的權利得到有效的法律保護，競爭是自由的。這三條假設中，前兩條是很現實的，是誰都無法否認的公理，它們一起，意味著在選擇產業和技術方面，政府不可能比競爭性的企業家做得更好。第三條是否現實，依賴於政府的所作所為，而產業政策恰恰使得這一條難以實現。如果第三條也能實現，競爭性的企業家精神就會不斷創造出新技術、新產品和新產業。市場失靈是政府干預（包括產業政策）的結果，不構成政府干預的原因。

總之，我現在的看法是，為了對真實的市場有一個正確的理解，主流經濟學需要一個範式的轉變，特別需要吸收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思想。當然，我也知道範式轉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最聰明、最具創新精神的人也會陷入舊的範式難以自拔。愛因斯坦不僅是相對論的創始人，也是最早提出量子力學概念的科學家之一，但由於他一直恪守牛頓力學的嚴格因果性和確定性範式，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仍然頑固地拒絕接受量子力學的不確定性。新古典經濟學統治經濟學100多年，它不僅是多數經濟學家的思維定式和知識基因，也是他們的飯碗。對一個經濟學家來說，不在新古典範式下做研究，發文章難，找工作更難。許多米塞斯當年在維也納的追隨者和哈耶克當年在倫敦經濟學院的追隨者後來與他們的導師分道揚鑣，投奔凱恩斯主義陣營，其中有些甚至成為凱恩斯主義領軍人物，這是一個重要原因。米塞斯終其一生都沒有在大學獲得一個付薪的全職教職，聽起來會讓許多人不寒而慄。但科學的重大進步總是伴隨研究範式的轉變發生的。追求真理的人應該不同於僅僅追求利益的人，經濟學家應該尋找的是正確的市場理論，而不是容易找工作的市場理論。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我批評新古典經濟學，推崇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並不意味著我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就一無是處，也不意味著我認為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完美無缺。新古典經濟學就像一台幾代經濟學家打造的機器，它雖然不能執行我們期待的功能，但它的許多零部件還是可以拆下來重新使用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長期被邊緣化，沒有得到應有的智力和資源投入，使得它在形式化方面遠遠落後於新古典經濟學。如果把經濟學範式的轉變看作一個長期的過程，也許第一步應該做的是把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一些重要思想吸納進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這其實就是我在2015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做的嘗試。

作者：董藩，張維迎

來源：藩絲財智廳

鏈接：張維迎：當代經濟學界的夸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