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馬基雅維利的「命運與德性」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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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主論》一書的第二十五章中，馬基雅維利出乎意料地談到「命運在世間的力量」作為該章節的討論主題。他在這一章節中寫道：「命運是我們半個行動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餘一半或者幾乎一半歸我們支配。」儘管其主要目的還是在於說明面對難以把控的命運時，君主應在其可控的範圍之內盡德性之所能做出一切努力，但作為一本專為進獻給當時佛羅倫薩的實際統治者美第奇家族，詳盡地解釋統治之術的著作，《君主論》在最後接近結尾時突然開始談及命運是極其突兀的。考慮到寫作者馬基雅維利試圖憑藉這部著作換取政治地位，出現這樣的言論就更加難以想像。他的說法是這樣的：「我把命運比作我們那些毀滅性的河流之一，當它怒吼的時候，淹沒原野，拔樹毀屋，把土地搬家；在洪水面前人人奔逃，屈服於它的暴虐之下，毫無能力抗拒它。」這樣的一句話像是在說，儘管在前面的章節中已列舉了種種事例以總結出行之有效的統治術，但即使一位統治者嚴格地操守這些方法，卻仍然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因為那不可控而又力量非凡，無法抵擋的命運仍然在暗中決定著國家的興亡。換言之，此書之前所做的工作都因這一句話而被否定掉了。或許對於普通的個人來說，因命運而引起的差錯在正常範圍內是可接受的，但如果是一個國家的統治者，由於其轄內的事務過於龐雜，稍有不慎便會釀成嚴重的後果，這種不可控而又有著高度決定性的要素便會使人膽戰心驚，甚或惱羞成怒。儘管如此，馬基雅維利在面對統治者時，仍然直接地拋出了這一命題，其背後的用意便值得深思。

首先，雖然對統治者而言，他面對的是宏大的國家事務，但在命運這個主題上，他與作為平民的個人並無分別。馬基雅維利的討論便是在這一基礎上展開的。這種無可逃避的個人命運所導致的則是國家興亡的無常。對於《君主論》中所特別討論的君主制政體來說，這種無常甚至成為了其必然的特點之一。相比之下，貴族政體與民主政體所受這種個人命運的影響就會小得多。那麼，如果在君主周圍的大臣能夠及時地給出有效的建議，避免其個人的命運敗壞國家利益，這種無常性是否便能加以控制呢？在馬基雅維利描述下的君主政體似乎也不能做到這一點。在涉及君主與大臣之間的關係時，他明確地說明：「他們是否良臣，取決於君主的明智。」也就是說，對大臣的鑒別也完全依靠著君主的個人決斷。並且馬基雅維利所描述的賢良之臣是一類對君主既畏懼又感恩的狀態。「他已有許多榮譽使他更無所求，他已有許多財富使他不想更有所得，而且他已負重任使他害怕更迭。」使得他們類似於是貫徹君主意念的傀儡。這樣看來，即便君主國家遴選了諸多的輔政大臣，實際上依然是為君主的個人意志所把控，其受到君主命運的無常影響也是難以抹除的。

當把命運納入到影響國家的因素中時，原先清晰簡明的討論看上去便似乎開始變得含混而不清晰。首先，對於一個人命運的討論，往往是在其過世之後，後人完整地回顧其一生時，才能辨明命運對他的個人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只要一個人的生命還在繼續，那麼命運對他的作用便仍沒有停息。這使得命運這一影響因素沒有辦法在君主尚在世時成為對其統治的評價要素。一件事情的發展往往是難以預計的，由於我們沒有充足的辦法對未來進行確定的認識，我們便不能憑藉著當下的表象決斷君主所下達的每一道命令究竟是會起到有益還是有害的效果。命運直接作用於君主，因而同樣地作用於其命令及命令的效果。但因常人目光的短淺，從眼下的效用出發推導命運的影響之比重是不可行的。此外，君主新作出的決策往往會不可預料地影響到其之前決策的效果。從其身後看來，我們會發現一位君主可能因為一次錯誤而葬送其正確的抉擇所營造出的優勢，也可能因為一次的決策正確而力挽狂瀾。由此，從全局看來，籠統地評價命運是如何影響一位在世君主的功過也是難以進行的。馬基雅維利為我們舉出的例子是教皇朱里奧二世。正如之前所說的那樣，當教皇對波倫尼亞進行第一次出征時，作為臣民的威尼斯人和作為盟友的西班牙國王都表示了不贊同，但在一切塵埃落定後，在其勝利地完成了出征並在一生的其餘時間中並沒有顯露這個決策會引發任何不良後果之後，人們才能認同命運在這件事中發揮的重要效果。而在劇本《曼陀羅》中，直到女主人盧克蕾佳完成最後的表態之前，我們都無從知曉卡利馬科與李古潦的決策究竟會引起是好是壞的效果，不知道卡利馬科在坦白一切後究竟是會贏得芳心還是被捉去殺頭。正在進行中的，發揮著其效用的命運，正如這樣一般，面貌往往不會為人所知曉。

那麼，既然在一個人在世時沒有能力完全認清他的命運所做出的安排，他應當採取什麼樣的舉動呢？馬基雅維利對命運進行討論的主要目的即是找出把控個人命運的方法，這對於一個君主來說是再重要不過的了。據此，馬基雅維利提出了德性這一概念，企圖通過這樣一種能力對命運進行穩定的把控。德性在馬基雅維利的論述中是特有所指的，他意圖向讀者所展示的是這是一種迅猛有力的男性化的能力。他舉出教皇朱里奧二世的例子便是為了說明這一點，強調其做事的迅捷果決。他認為：「迅猛勝於小心謹慎，因為命運之神是一個女子，你想要壓倒她，就必須打她，衝擊她。」而在《曼陀羅》中，我們所看到的確實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卡利馬科和李古潦的一切行動皆是遵照著他們事前憑藉著自由意志所做出的看起來強硬而蠻不講理的計划進行著的，而正如馬基雅維利所認同的那樣：「世事的重大變幻遠在每個人的預料之外。」儘管他們的計謀在開始時進行得相當順利，但到了後來卻同樣地暴露出考慮上的紕漏，即卡利馬科察覺到按照原計劃來說自己既然要陪伴著尼恰一行人，就不可能是被他們逮住送到盧克蕾佳那裡去的替死者。在最初認識到這一點時，他像所有的普通人一樣感到驚恐，懼怕事情就此敗露。但在李古潦的安頓之下很快鎮定下來，迅速地做出新的處理，成功地解決了眼下的問題。通過如這般的節奏緊促的對事件的推進、反應與處理，卡利馬科便成功地使象徵著命運的盧克蕾佳順從於他的愛欲之下。這樣的情節安排似乎是馬基雅維利為了闡述德性對命運的征服這一觀點而一廂情願地完成的。在實際生活中，像盧克蕾佳這樣一位端莊的女子在全然不知情的情況下，因為卡利馬科一句魯莽的表白就輕浮地服從於他，這樣的事情幾乎是不可想像的。馬基雅維利對於德性與命運的這番論斷，在常理下看來便也是這樣有著牽強的意味。

然而，在完成了這番所謂的征服之後，我們在最後一場中看到的卻是卡利馬科開始遵照盧克蕾佳的安排行事作戲。這時的卡利馬科仍然是志得意滿的，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他絲毫沒有意識到當盧克蕾佳對他許諾長久的秘密愛情之時，實際上是接受了她成為自己的主宰。已然在戲裡展示出的對生活上的安排顯露了這一點，而沒有在戲中表明卻不難想像到的是，在此後的歲月中，不計任何後果的話，盧克蕾佳可以隨時對尼恰說出真相，葬送掉卡利馬科的前程或是生命，而她將在何時，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採取這種行動是卡利馬科所無法預計的。此即之前所說的，當一個人在世時，他面對的永遠是命運的無常。再有，對於卡利馬科來說，當他征服的行徑完成之後，他身上被馬基雅維利稱為德性的那些特質在接下來的情景中如何繼續發揮作用便成了一件迷離撲朔的事情。馬基雅維利在這裡結束自己的戲劇，是因為他已經完成了他個人觀點的表達。對於事件進一步的持續發展，按照他一貫的想法，是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進行考量的，但他的直覺使他不能忽視接下來的過程中所面對的問題，因而他為劇作寫就了這樣的結尾，在其中還是有一些線索可尋的。卡利馬科已應允了以一個秘密情人的身份與盧克蕾佳共處，這使得他不得不接受盧克蕾佳以女主人的身份執掌他所在新處境中的諸多事宜。在接下來的階段中，他的那種迅猛的德性幾乎是派不上用場的，因為他不再需要依靠個人的意志去完成征服，征服的任務已經到此為止，他接下來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與盧克蕾佳相處，在國家事務上，或許可以稱之為保有（即便如此，保有這樣的說法依然包含了太多的主動性，而事實上卻不是這樣的）。這種境況意味著他從此開始應當對命運展示出一定程度上的順從。順從作為一件同樣是人所進行的事務，在困難程度上是絲毫不易於征服的，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一件更難的事情。馬基雅維利則並沒有把順從納入到他德行的範疇中，他似乎認為由於在順從中個人的自由意志並不能成為絕對的控制因素，這種行為便不能作為一個人的處理事務的能力加以衡量。依他說來：「當我們的力量沒有做好準備抵抗命運時，命運就顯出它的威力。」這樣的說法，實際上恰好反映出人在面對命運時所感受到的強烈的恐懼。因為命運即是不可捉摸的，人在自己的生命進程中便會時時刻刻地對其產生畏懼，且不知道自己究竟在畏懼什麼，即海德格爾所說的此在之原初狀態。馬基雅維利則試圖通過德性這一概念強行控制命運以消除這種畏懼，但他自己也意識到，這種他自己加以強調的說法是片面而不完整的，在實際生活和統治中仍然需要另外的方法來對待命運。

同樣是在《君主論》中，馬基雅維利有著如下的評斷：「當命運正在變化之中而人們仍然頑強地堅持自己的方法時，如果人們同命運密切地調協，他們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協調，他們就不成功。」這是頗具意味的一句話。在這裡他依然沒有放棄應當命運保有迅猛的衝擊態度的觀點。他的解釋是，這種猛烈的德性驅使著人們在時間和事態變化的時候改變自己的做法，離開自己的天性驅使自己所走的路子，以此來應對命運所造成的差錯。他說：「一個謹慎的人，到了需要採取迅猛行動的時候，他不知所措，結果他就毀滅了。」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他並沒有解釋當一個迅疾果敢的人到了需要採取沉穩的行動時將發生的事情。他也許是認為一個有著這種德性的人在這時會自然地轉變自己的性格以獲得成功，但根據馬基雅維利的說法，在這種情況下，他如果完成了轉變，就等於是放棄了自己的德性，因為他的德性告訴他的是去征服而非順從命運，而若是放棄了這種德性，他又失去了進行轉變的能力，這在他的理論中是一件不能被接受的事，因而他迴避了對於這種事例的解釋。然而在現實之中，這種情況卻是不得不加以考慮的，歷史上因為冒進魯莽和過度征伐而亡國的君主並不在少數。在面對浩渺的命運時，我們希冀以一種足夠簡單而固定的方法一勞永逸地解決這一問題，使之變成一個可重複的操作規範，於是馬基雅維利試圖用德性進行詮釋。但從實際看來，這種概念就其所希望達到的效用來說仍存在著紕漏與不足，有待進一步的辨明。

馬基雅維利又有這樣的一番話：「一位君主如果他的做法符合時代的特性，他就會得心應手。」由此觀之，命運似乎是一種外在於個人的與時代相關的客觀命題，而人們通達它，了解它的辦法卻又只能是個人的內在探索與主觀行為。在這個過程中，悄然發揮著作用的是個人的能力、品行與性格。簡單說來，一個人命運的基調是由天生的、不可更改的那部分性格和時代所共同決定的，也就是說，命運從一開始就不是單純外在的，更像是一種內與外在之間的聯繫。但關涉到具體的命運進程時，則需要個人對所處時代的清晰認識以及對個人能力的提高來達到協調。方能取得成功。這樣的後天努力幾乎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為當時代和天性這兩個同樣是隨機而不可控的因素相遇時，要求它們自然地達到協調的幾率是極小的，可以說相當於沒有（這似乎也不是簡單的概率問題）。馬基雅維利在戲劇中所做的將命運比作女人的隱喻是極其高明的，那種迅猛的德性對於贏得女人的愛情來說或許是可行的，但他似乎忽略了在這之後與女人的相處，在這一過程中對應變的要求是不一樣的。可以說，在相處時，我們發現的是女人之為人的那一部分，切實地感受並承認另一個人的存在，與此同時對自己有重新的認識和調整。這個過程又有點像騎馬，作為個人的騎手和命運之馬之間的關係應是平等的，甚至說馬在這種關係中的地位要高於騎手，因為當騎手在馬背上時，他的一切榮譽、機會乃至姓名都是由馬來決定的，他在馬背上是沒有力量來與這動物抗衡的。如果全如馬基雅維利所說，以蠻橫的態度來對待馬匹，與其溝通的唯一方式就是施以重鞭，那麼有很大的可能會激怒馬匹，把騎手摔下背去，造成嚴重的後果。無論是對待女人還是對待馬匹，當我們進入到相處過程中，我們經歷的往往是需要相當時間的磨合，很多時候表現出的是一種雙向的順從，而這又是需要我們去克服對順從的恐懼才能夠做到的。這樣一來，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命運要告訴我們的事情，與其一體地在正確的道路上絕塵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