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為何秘密給胡適送錢？

2015年，曾有「旅澳學者」張鶴慈者，於媒體刊文，「爆料」稱：「從台灣解密的檔案，就蔣介石和俞國華的密電」，可以查實，1951-1955年期間，蔣介石先後秘密給了胡適9次錢，「每次是5000美金，共有4.5萬美金。」

作者據此，結合其「分析」——「從蔣介石給胡適錢的時間看，蔣介石想要胡適為他做什麼，和胡適為蔣介石做了什麼」——得出結論，認為「胡適不只是蔣介石的御用文人，而且是蔣介石的僱傭打手」。

這種指控，不可謂不嚴厲。其所涉關鍵問題有二：

1、胡適究竟有沒有拿蔣介石的錢？

2、胡適究竟有沒有喪失自己的獨立人格，淪為蔣介石的「御用文人」、「僱傭打手」？

試分別言之。

一、胡適究竟有沒有拿錢？

據陳紅民教授2011年披露， 台北「國史館」所藏「蔣中正總統檔案·文物」 中，確有一組1950年代蔣介石與俞國華之間的電報，涉及到對胡適的秘密資助，共九次，每次金額為五千美元。具體電報內容如下：

第一筆。1951年5月15日——「俞國華同志：代送于斌、於竣吉、胡適之、陳立夫各位美金各五千元。中正。十五日。」

第二筆。1951年12月11日——「俞國華同志：本月十七日為胡適之先生六十誕辰，請予[與]宏濤同志代往祝賀，並送其美金五千元為盼。中正。」

第三筆。1952年6月19日——「俞國華同志：請發陳立夫、胡適之二先生美金各五千元，代送為盼。中正。」

第四筆。1953年2月5日——「俞國華同志：即送胡適之先生美金五千元。中正。」

第五筆。1953年7月17日——「俞國華同志：代發陳立夫、胡適之二先生美金各五千元。又托譚伯羽先代匯德友鷹屋君叄千元為盼。中正。」

第六筆。1954年5月1日——「俞國華同志：請發胡適與于斌二先生美金各五千元。中正。」

第七筆。1954年9月3日——「俞國華同志：請即送胡適之先生美金五千元。中正。」

第八筆。1954年12月6日——「華盛頓。密。俞國華同志：本月中旬或須撥用美金叄拾萬元，望先籌備，屆時候電撥付即可也。又胡適之、陳立夫二位各五千元，顧大使一萬元，吾弟三千元，待年終如數分送為盼。中。」1954年12月14日——「華盛頓。密。俞國華同志：除前數之外，須另備貳拾叄萬元，一併憑函於本月下旬候領可也。胡適之先生款仍照送為宜。中。」

第九筆。1955年5月11日——「俞國華同志：本月底發胡適之、陳立夫二君美金各五千元可也。中正。」1955年5月16日——「台北。密。總統鑒：真電敬悉。胡、陳二先生特別費，遵當於月底前照發。又，職擬於本月廿七日離美返國，行前鈞座有無指示，乞電示。職俞國華叩。」

上述史料，能夠證明，蔣介石方面，確曾多次向胡適饋贈美金。但胡適是否接受了這些饋贈，蔣介石、胡適、以及作為中間人的俞國華，均未留下明確材料，故只能進行推測。

陳紅民教授的結論是：

「全部電報讀畢，筆者斷定胡適是肯定領受了的。因為蔣介石不會在一連碰壁後，還數年一如既往地奉送。而且在經辦此事的俞國華回復蔣介石的電報中，有『胡、陳二先生特別費，遵當於月底前照發』一句。『照發』一詞，應是『照前例分發』之意。」

台灣學者任育德，也依常理推斷，認為：

「胡適當時難以拒絕蔣介石的私誼往來及金錢饋贈。畢竟胡適夫婦年紀漸長，胡又有心臟病，不堪勞巨。他們靠有限儲蓄與少許養老金維生，……（胡適）不輕易向外界告白財務，只在1956年對趙元任說出真心話：『 我有一點小積蓄，在美國只夠坐吃兩三年，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夠我坐吃十年而有餘』。但生活所逼，對最高領導人蔣介石藉名目所予贈金也不得不收。」 ④

台灣「中研院」近史所所長黃克武則認為：

「我們不確定胡適是否全數接納蔣的禮金」，「（去台後）蔣介石可能以此名義（「總統府資政」）在經濟上資助胡適」。

?

二、胡適該不該拿這些錢？

筆者也傾向於認為胡適至少接納了蔣介石贈送的部分禮金。理由如下：

其一，1951-1955年期間，胡適在美國，就收入與支出而言，確實處於入不敷出的狀態。只有1950年7月-1952年6月，有正式的工作和穩定的收入，年薪5200美元，按胡適自己的詳細計算，每年生活費至少需要6600美元。胡適還患有心臟病，醫療費用也是個沉重負擔。⑥且據曾在胡適身邊工作的楊樹人回憶，1949年赴美前夕，胡適曾對他感嘆，「我在美國，兩人（胡適與太太）要用×百元……我的一點小儲蓄都用完了」。若無蔣的資助，胡適恐難彌補上述虧空。

其二，胡適赴美，乃是應蔣介石之要求。蔣、胡在大陸最後一次晤面時，蔣明確要胡適去美國，「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負什麼使命，……我止要你出去看看。」胡適抵美後，蔣隨即致電，希望其利用在野身份與個人聲望，「協助少川大使（顧維鈞）」，向美國爭取「精神與道義之聲援」。1952年8月，胡適的圖書館工作合約期滿，英國牛津大學有意聘請其為東方哲學與宗教講座教授。胡本已回信表示接受，但考慮到來美始末，又轉請葉公超、王世傑等與蔣商量，蔣表示不妥，胡遂婉拒了牛津的邀約。此後直至1958年回台，胡適始終沒有正式的工作。

換言之，胡適在美流亡，其本質，乃是為國民政府充當不是大使的「大使」，其生活困境亦由此而來。於情於理，蔣介石都應該對其進行資助；於情於理，胡適也都可以坦然接受。惟此種內因，不可對外解釋——否則即損害了「精神與道義之聲援」的爭取——故無論胡、蔣，生前皆對上述金錢往來，諱莫如深（其他如蔣資助錢穆建造住宅，則系公開性質）。⑦

1955年，俞國華自美返台任職，檔案中即難尋針對胡適的贈款電報，但資助可能還在繼續，只不過蔣介石已不必再通過電報指示俞國華辦理。如1957年3月31日，蔣曾致電「駐美大使」董顯光，詢問「胡適之先生出院後體力已復元否？……其醫院經費想已代付，其數幾何？盼示。」⑧

贈款中斷，應是在1958年胡適返回台灣，出任「中研院」院長之後。回台前，胡適曾致信史語所所長李濟，希望由自己出錢，在南港借一塊地，造一所小房子，以便就近利用史語所的藏書從事研究工作。李濟接信後，向「中研院」做了報告，旋即被蔣介石獲悉。蔣遂下令撥地蓋房贈與胡適，經費從蔣的稿費中開支。胡適聞知後，再次致信李濟，表示：「我為造房子的事，深感不安，現在更感不安。我盼望最切的有兩點：我要的是一個學人的私人住房，不是中研院長的住宅。我仍堅持此房子由我自己出錢建築。」同時匯寄2500美元作為建房款，並說：「如有不敷，乞即示知。」

胡適返台且正式出任公職後，奉命赴美之事了結，再拿蔣的資助，已於理不合。故南港住宅，因胡適的堅持，終被劃歸「中研院」的「公家宿舍」。胡適在院長任上去世後，其夫人即自房子中搬出。稍後，「中研院」將該住宅改造成了「胡適紀念館」。

胡適身後遺產不多，南港住宅財物，經清理，僅得餘款135美元。惟友人高宗武在美國替胡適經營些微股票，經清算尚有本利合現金共七千餘美元。

綜上，筆者認為，胡適在美期間，至少部分接受了蔣介石的資助；同時，筆者也認為，接受這種資助是合情合理的，且胡適能夠遵循其內心的道德律，返台之後即不再接受贈款。

三、胡適是不是御用文人？

胡適拿了蔣的資助，也替蔣（向美國）說了話，是不是就如張鶴慈所說，成了蔣的「御用文人」和「僱傭打手」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

事實上，作為被資助方的胡適，滯留美國，為台灣尋求「精神與道義之聲援」，與其本人既往的政治立場是一致的，並不存在被「收買」、「僱傭」而作違心之語的問題。作為資助方的蔣介石，也從未將胡視作「御用文人」和「僱傭打手」，相反，一直將其當作「不易得之諍友」。

蔣、胡關係，肇始於1920年代，以「九一八」事變為轉折點。事變前，胡多次公開撰文，批評蔣及南京政府「侵害人民的身體、自由和財產」。事變後，胡仍反對「一黨訓政」，但鑒於「國家的生命高於一切」，對南京政府，已轉取擁護態度，公開表示：

「在這個時候，無論打什麼好聽的旗號來推翻政府，都有危害國家的嫌疑」，「必須先保存這個國家，別的等到將來再說！這個政府已夠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這個國家夠破碎了，不可叫他更破碎」。

對蔣介石，也改采規勸立場，望其跳出黨派利益，不做一黨領袖，要做一國領袖，寓勸於褒，公開讚揚：

「蔣介石先生在今日確有做一國領袖的資格……他長進了，氣度變闊大了，態度變和平了……大家漸漸承認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為一黨一派人謀利益的……」

及至抗戰全面爆發，應蔣介石之邀，胡適打破其不入政界的舊誓，出任駐美大使，致力於推動美國對華援助和對日作戰，並在上任伊始，對路透社記者公開表態：

「蔣委員長命予為駐美大使，此為吾生之一轉捩。……因吾為人過去素知公開批評政府，但時代業已改變，已無反對政府之餘地，一切中國人應聯合起來。」

當然，在具體的對美政策方面，胡與蔣仍存在頗多分歧。

抗戰勝利後，國、共衝突驟起，胡適亦成為兩黨爭奪焦點。胡反感共產黨，多有批評文字；也不願進入國民政府任職，一再拒絕蔣的邀請。但其基本政治立場，仍傾向於國民政府，曾向蔣轉達過「在國家最危難的時間，與蔣總統站在一起」的決心。投桃報李，蔣亦在日記里感慨道：

「（胡適）能不顧一切誹謗而毅然能擁護政府，其為國之精誠毫無條件，殊不易得之諍友也。」

四九鼎革後，胡適奉蔣之命，滯留美國，受蔣資助期間，「諍友」本色未改，對台灣當局的批評、對蔣的逆耳之言，仍相當尖銳。

譬如——1951年5月15日，蔣命俞國華向胡贈款五千美金。5月31日，胡卻寫了一封長信給蔣，勸蔣「提倡實行多黨的民主憲政」，建議「由國民黨自由分化，分成三、四個同源而獨立的政黨」，並建議「蔣公辭去國民黨總裁的職務」。

信中還批評了蔣在大陸時期的「一黨專政」制度，視其為「不能使國民黨本身發生真正有效的改革」，進而丟敗退台灣的關鍵因素，並要蔣公開「罪己」，且「罪己的話不可單說給黨員聽，要說給全台人民聽，給大陸上人民聽」。讀到這樣的信，蔣無疑不會高興，在回信中，對上述建議，不置一詞。

6月份，《自由中國》雜誌刊文《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抨擊金融管制弊端，引發當局強烈反應，欲嚴懲刊物相關人員。後經多方疏通，轉以雜誌後續刊登讚譽當局政策的文章《再論經濟管制措施》了事。胡適在美，讀到前後兩篇立場截然相反的文章，異常憤怒，隨即致信抗議，刊於《自由中國》雜誌。信中寫道：「《自由中國》不能有言論自由，不能用負責態度批評實際政治，這是台灣政治的最大恥辱。我正式辭去『發行人』的銜名，一來是表示我一百分贊成《不可誘民人罪》的社評，二來是表示我對於這種『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一時釀成莫大風波。

此種直言規勸（對蔣）與嚴厲批評（對政府），顯見胡適並未把蔣的資助，當成「收買」的賄資，更未曾以「僱傭打手」自居。

事實上，此一時期，蔣也從未因資助過胡，就將其視作「御用文人」、「僱傭打手」。

譬如——1952年末，胡適應邀返台講學，期間數次與蔣談話。據胡日記，1953年1月16日：「蔣公約我吃飯，談了共兩點鐘，我說一點逆耳的話，他居然容受了。我說，台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第一，無一人敢批評彭孟緝。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並說蔣以「總統」名義，「屢次加刑」，是違反了憲法。

蔣日記中對此事的記述，與胡日記相當吻合：「[昨]晚課後，約胡適之先生單獨聚餐，談話二小時余。對余個人頗有益也。甲、汪裕泰外匯套匯冤枉案。乙、總統只有減刑權，而無加刑權，不可濫用其權之意。丙、保安司令部與特務人員之作威，令人不敢言。丁、教育界待遇太微薄。戊、效忠總統之標語，不應有。惟此余答其今日國家未恢復，一般官兵對效忠國家標語不能深入，而且事實上今日國家仍須由總統領導來恢復，過去總統下野，國家淪亡之教訓，不能不深切注重，故余對此標語未予阻止也。其他皆為金石之言，余甚感動，認其為余平生之錚[諍]友也。」

「認其為余平生之諍友也」，是此一時期，蔣介石對蔣、胡關係的明確定位。正是基於這樣的友情，1953年2月5日，農曆新年前夕，蔣又命俞國華，向在美生活困頓的胡適，贈款五千美金。

概言之，揆諸蔣、胡日記，可知此種「諍友」關係，自大陸時期奠定，直至1958年胡返台擔任「中研院」院長，始告終結。終結的導火索，乃是蔣親自出席胡的就職典禮，在發表精心準備的賀詞時，卻被胡當場「糾正」，大失顏面。事後，蔣在日記中憤然寫道：

「今天實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橫逆之來。第一次乃是民國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漢受鮑爾廷宴會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聽胡適就職典禮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說是求全之毀，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後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經驗。而我輕交過譽，待人過厚，反為人所輕侮,應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態已深，不久於人世為慮也。」

蔣以「不久於人世」之詞，加諸於胡適身上，可見此次衝突，對其刺激之深。即便如此，從日記中「交友不易」、「輕交過譽」等用詞中，亦可見此前，蔣一直視胡適為「諍友」，乃毋庸置疑之事。

此事之後，蔣、胡友誼宣告崩裂。在蔣日記中，胡的形象一落千丈，成了「不送錢就反腔」、「無道義、無人格，只賣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達其私慾」的卑劣小人。（19）考慮到蔣已年過七十，「糾正」事件「犯顏」過甚，且餘波在台灣輿論場一再發酵，帶給蔣持續的刺激，上述憤慨之詞頻現，是可以理解的。但這種憤慨之詞，並不能反映蔣、胡二人1951~1955年間的真實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