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井》想表達什麼？

最近《盲井》這部電影被反覆提起，大約源於最近廣泛報道的「盲井案」。 6月6日，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檢察院官方微博發布通報稱，2016年5月30日，巴彥淖爾市人民檢察院對一起「殺人偽造礦難騙賠案」提起公訴。「盲井案」，就是「殺人偽造礦難騙賠案」的通俗說法，這個說法就是源於《盲井》這部2003年的電影，這部13年前的犯罪題材電影，比《瘋狂的石頭》《天下無賊》還早，這部電影不僅具有較高的藝術性，在國外屢次獲獎，還是如今的當紅影星王寶強的第一部做主角的電影，電影里的王寶強青澀稚嫩，這部電影是他真正的處男作。

2003年還是個自由主義盛行的年代，雖然距離現在並不太遙遠，但那時候在中國，谷歌還可以搜索到任何你想要搜索的東西，哪怕是跟性有關，那時候媒體上出現「露點」的照片並不需要打馬賽克，而且，時不時還會有警察押解嫌疑犯遊街的新聞，並且也不需要對臉部進行遮擋。總之，那是一個跟現在有所不同的年代。

電影《盲井》是根據小說《神木》改編，原作者劉慶邦是一個做過礦工、熟知礦工生活的作家，《神木》也是來取材於真實案件的小說。電影編劇導演均為李揚。電影講述了殺人犯罪的唐朝陽（王雙寶飾）和宋金明（李易祥飾）誘惑欺騙元鳳鳴（王寶強飾）到一個煤礦企圖將其殺害騙取賠償的故事。在這個過程中，電影逐步挖掘出這幾個人物的性格特徵和內心的善惡本性。其實人人內心都有善也有惡，哪怕是已經走上犯罪道理的犯罪分子。他們都是因為貧困而外出打工，家裡都有需要供養的兒女和家人，即便已經做了殺人犯，他們也都還記得把得到的錢寄回家供養家人和給孩子交學費。電影里從他們身上賺錢的妓女，也跟他們一樣要寄錢回家。這是個令人倍感矛盾的社會現實，但卻是中國鄉村社會的真實圖景。人們必須解決自己家的問題，他們的家人也並不在乎這些錢的來路，人們除了家人，一無所靠。儘管10幾年後這一切有所改善，可由於中國巨大的人口基數，消除貧困和達到完善的義務教育，依然任重而道遠。

但即便到現在，《盲井》這部映射現實的犯罪類電影並沒有獲准在國內上映，想來沒有通過審查的原因可能是有，一、暴露鏡頭。如今的網路評論可能更聚焦於王寶強的暴露鏡頭，其實在當時王寶強尚未出名，人們可能更在意的是電影里扮演妓女的女演員的露點鏡頭；二、粗口。這是一部犯罪題材的電影，主角就是充滿了犯罪意念和動機的罪犯，誰指望他們的狗嘴裡能吐出象牙來？！充滿粗口的口頭禪和方言倒是符合他們的角色特徵。三、犯罪題材本身。2003年大約還是個人民群眾容易好壞不分的年代，外來文化鋪天蓋地，深圳的房價那時還有隻有2000元每平方的，而且還有零首付，政府鼓勵個人買房，個人憑身份證就可以買房和貸款，買房享受著VIP的待遇，還可以轉戶口。但由於不相信政府和地產商的宣傳，很多人拒絕購買深圳的房子，他們稱深圳的房子太貴。此時燈紅酒綠的東莞，伴隨著製造業的鼎盛，服務業也正在逐漸進入鼎盛時期。那時候這個電影上映射的一切，在中國日漸崛起的的鼎沸聲中，看著實在是太低級太平常了，很快就會被盛世的吵雜聲淹沒。

其實《盲井》即便在國內上映，那時的票房也未必能就有多好。2003年中國電影的總票房只有10億元，大致相當於深圳一家中等規模公司的銷售收入，而這其中國產電影的總票房只有一半左右，大約為5.5億元，票房最高的都是《加勒比海盜》《指環王》這樣的進口大片。在這一年，一部中國電影即便是拍成場面華麗的大片，也並不一定就會形成觀影熱潮。那個年代去電影院看電影的人確實不太多。那時候在經濟崛起的迷幻當中，人們更喜歡的是無厘頭充滿調侃的城市喜劇。那一年馮小剛拍了《手機》，調侃了手機帶來的煩惱，其實主要在說人們情感生活因現代傳播方式帶來的加速墮落。那時一部諾基亞手機的售價高達4000-5000元，可以買2個平方米的房子，而那時人們更願意買手機而不是去買房。

與《盲井》所映襯的下層百姓的貧窮和由此引起的犯罪相比，人們更喜歡浮華和誇張的城市清新電影，到現在也是如此，所以在隨後的年頭裡，《盲井》的主要演員們拍攝了同樣是犯罪題材的《瘋狂的石頭》《瘋狂的賽車》，馮小剛拍攝了《天下無賊》，這部現在被視為《盲井》續集的電影，說了王寶強那6萬塊錢的去向，它們成了小偷公司的盜竊目標。這同樣是一部犯罪題材的電影，電影里的主角，除了王寶強和可有可無的警察，幾乎沒有什麼好人，劉德華和劉若英的角色是兩個流竄作案的詐騙犯，葛優、尤勇和李冰冰則組成犯罪團伙，他們之間的矛盾才是電影的故事主線。

儘管犯罪電影本意上都是「勸人向善的」（馮小剛語），可在中國的傳統社會裡，他們一直都是一個禁忌，任何對罪犯的美化，哪怕是他們內心「人性的蘇醒」，都與人們的傳統價值觀念相悖，除非對他們的諷刺和挖苦足夠深刻，否則在中國就有對底層民眾和少年兒童群體的暗示和催生犯罪的功能。事實上，這也應該是《盲井》這部電影沒有獲准在中國國內上映的最重要的原因。在此之前，中國還基本沒有過以「罪犯」為主角的電影，藝術家們也許用心的是好的，他們揭露人性醜惡、反思社會現實。即便他們身上有蘇醒的人性，亦沒有什麼典型的意義，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那還不如直接去歌頌一個好人。而且社會如此複雜，那些文化層次低的觀眾也許並不能領會這層意思，就像如今會出現電信詐騙村、重金求子詐騙村、婚托婚騙詐騙村。《盲井》里的殺人騙賠案，通過影像表現一個罪犯的行為，在社會管理者的眼中有可能誘發新的礦井殺人犯罪，那個年代這部電影被禁止上映，實在是很正常的現象。根據現在廣泛的「盲井殺人案」的報道，現在審判的這類案件，犯罪團伙也都是在別人示範作用的影響下形成的，同鄉和親屬結夥作案，犯罪日益家族化，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犯罪類型，確實是個令中國的社會管理者頭疼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