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者求運氣,智者修氣運

作者:譚無稽

來源:微信公眾號「大陰陽論」(ID:dayinyanglun),專註佛、道、易、王陽明的高品質原創。

貫通千年,禪中之禪

有些事情,看上去只是巧合。但從其背後顯現出來的東西看,又是真實不虛的。

比如禪宗的發源,是佛陀靈山會上拈花,眾皆默然,唯有大迦葉尊者破顏微笑,而得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的付囑,成為禪宗西天第一祖。大迦葉尊者又是怎樣的人呢?在佛陀十大弟子中,他是「頭陀第一」,頭陀也就是苦行。在人們的印象中,禪宗是最為輕靈、妙逸的,這樣一種智慧和境界,卻交由一個看上去最為踏實厚重的人承擔起來,在佛陀弟子中也只有這樣一個人能承當,這難道不是大有深意嗎?這深意凸顯的,就是行的重要性。

這一點,還有另一處同樣極具分量的體現。禪宗是在中國發揚光大的,鼎盛時期又是唐宋,群星璀璨、機鋒縱橫,之後就一路走下坡路了,能夠妙契禪的真意而證果的人,越來越少。到了明末,紫柏真可禪師苦參話頭開悟後,感慨道:「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所謂棒喝,德山棒、臨濟喝曾威震天下,幾乎成為禪宗的代名詞,打醒、罵醒了無數學人。紫柏禪師這是嘆息,當世已經沒有像唐代德山宣鑒和臨濟義玄這樣的大禪師參學。紫柏禪師的好友憨山德清禪師,曾行腳全國、遍訪名師,開悟後也只能自己對照《楞嚴經》印證,這也是找不到大善知識來為自己印證了。

那時已是如此,之後宗門就更是慘淡。到了近代,禪門最後一位在教、理、行、證上皆得公認的大德巨擘,也許就是虛雲老和尚。虛雲老和尚在禪宗衰微之際,以一身承擔起曹洞、臨濟、溈仰、法眼、雲門五家傳承,艱難維繫了禪宗法脈。這樣一位人物又是怎樣一個人呢?所修同樣是頭陀行,苦行修鍊長達百餘年,一生經歷十難四十八奇,艱苦卓絕甚至九死一生。這也同樣是以踏實厚重來進行承當和承擔。如果說大迦葉尊者是禪宗的起點,虛雲老和尚是禪宗暫時的終點,這起點與終點的一脈相承、首尾相接,有如一個圓的通流久續,進一步為我們揭示了行的意義。

在此之外,回頭再看禪宗鼎盛時期盛行的棒喝交加、呵佛罵祖,機鋒有如短兵相接、赤身肉搏,電光火石間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這「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的頓悟旨趣,又是截然相反的,並因這相反而抵達華彩超絕之境。這,又是一重深意。如果說大迦葉尊者和虛雲老和尚所揭示的是行地之重,這裡揭示的就是理地之重。所謂理地,就是境地和見地。

而這行地和理地間,似乎又隱隱映現出第三重深意。

心學沒落,大道乃顯

禪宗如此,心學也是如此。王陽明及其心學的命運,從反面再次進行了印證。

陽明心學的高度和價值是毋庸置疑的,但從命運上看,又確實是只在明末有過一段短暫的盛行,風靡一時之後就迅速走向衰落。如今的陽明熱,實際只是近些年的事。其中的原因是很複雜的,往小處說,比如王陽明在儒門其實是個很反叛很革新的人物,他講「無善無噁心之體」,他說機詐貪權的蘇秦、張儀有著聖人資質,他在戰場上不乏用謀使詐、決斷殺伐,他對當時的儒學權威朱熹理學頗多微辭、正面進攻,這些使得他在傳統儒家視角下是很不討喜的,也必然會招致很多儒生的不滿,這從他逝後入祀孔廟的反對紛起、一波三折中也能看得出來。往大處說,比如受衝擊於晚明之後學問上注重考據、價值取向上注重實用等實學思潮的興起,以及統治者的不支持等。

最根本的原因,卻不在以上這些方面。

王陽明之後,弟子及後學分化為很多學派,有三派、七派等不同分法。但無論分為幾派,概括起來也不出兩種,便是天泉證道時,王陽明弟子王龍溪與錢德洪在爭論對「四句教」的理解時,所分別代表的看法,說白了就是頓悟派和漸悟派。王龍溪主張「無善無噁心之體」的頓悟,錢德洪則主張「為善去惡是格物」的漸修。王陽明當時對兩位弟子的仲裁,是「二君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王龍溪)須用德洪工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也就是這不是孰是孰非的問題,而是本體和工夫的關係問題。

此外王陽明還強調,從何處入皆可,要看根器,利根可從本體入,鈍根須從工夫入。只是利根之人畢竟太少,基本可以忽略不計,「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即見工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結合王陽明此處所說與畢生的倡導,可以明確地說王陽明的傾向基本就是從工夫入,他自己也是這麼走過來的,儘管早就經歷過龍場悟道,之後卻自述又有過十幾年痛自洗剔內心的歷程。陽明心學的重中之重就在這裡,其儒家特色最集中和明白的體現,也在這裡。

對此,王陽明還曾說過一句用心至為良苦的話:「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後世很多弟子卻正是反其道而行之,把省身克己、誠意格物、為善去惡等要旨鄙視為非第一義諦的第二義,行為上落入梁啟超所說「滿街皆是聖人,酒色財氣不礙菩薩路,猖幻至此」,更有拳打師父、當著眾人脫光衣服、滿地打滾、大白天帶著娼妓男女同浴等諸多盪滅禮教的行為,哪裡還有一點儒家的樣子。這些若真有境界,放在禪宗也許無礙,放在作為儒學的陽明心學,就是在殺陽明心學了。就是在禪宗,也不曾這麼極端,深層仍是有著對世間法的呵護的。更何況,都知道陽明心學的一大重點就是知行合一,這些落在狂禪者則多是心口不一、言行不應,所以根本違背了陽明心學的精神。於是引起全社會的反感和排斥,陽明心學的沒落便成定局。

這就是那個最根本的原因。《明史·劉宗周本傳》所以說:「越中自王守仁後……皆雜於禪……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明史·王畿本傳》又說:「(王龍溪)每講,雜以禪機,亦不自諱也。……其後,士之浮誕不逞者,率自名龍溪弟子。」漸修派的陽明高徒錢德洪有感於此,曾在《陽明先生年譜序》中沉痛地說:「師既沒,吾黨學未得止,各執所聞以立教。儀範隔而真意薄,微言隱而口說騰。且喜新奇譎秘之說,凌獵超頓之見,而不知日遠於倫物。甚者認知見為本體,樂疏簡為超脫,隱几智於權宜,蔑禮教於任性。」王陽明最鍾愛的弟子、有如王門顏回可惜英年早逝的徐愛,所以才早有告誡:「從游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只被表面所迷惑,卻看不到真正能致千里的東西

如此,陽明心學的命運就只能像大儒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所說:「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啟瞿曇之秘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為禪矣。然龍溪之後,力量無過於龍溪者,又得江右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江右學派正是王門主張致知格物、遷善改過的一派。

所以,雖然陽明心學對禪、道的吸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不必非要與禪、道劃清界限,但必須明白一定要歸於和立於儒家的本旨上。就是因為往禪、道上過度濫加解讀運用,心學的價值才被稀釋了,面目越來越不清晰,獨到和珍貴之處也越來越模糊。這無論對於學習還是傳播陽明心學,都是一個極重要而珍貴的提醒。一切的一切,都歸於要實實在在地行、踏踏實實地做工夫上,不如此便永遠在心學的門外,永遠得不到心學的真正受用。可以設想下,假如陽明信徒都是嚴格自我要求、心口相應和知行合一地踐行聖學之人,自然能引起人們的敬意和嚮往。再加上本來的魅力和價值,陽明心學才能真正復興起來。空談多而實行少,也同樣是今天的問題,甚至說都說不到點上,所以更要引起我們的重視。

這行地的重要性,和大迦葉尊者、虛雲老和尚所呈現的啟示,是完全一樣的。

此外,上面黃宗羲說到的「泰州」,是泰州學派,指的是泰州學派的創始人王艮。這一派的學說,是陽明心學走向狂禪的中堅力量之一。王艮其人曾深深打動王陽明,深受陽明器重。錢穆《宋明理學概述》中這樣記載兩人相遇時的情景:……遂立起身赴江西,求見。守仁出迎門外,肅之坐上坐,他不客氣坐了。談論良久,漸漸心折,把坐位移到側邊去。談畢,嘆曰:「簡易直截,我不如也。」遂下拜稱弟子。退而思之,感有不合,悔曰:「我輕易了。」明日再往,告以悔,守仁說:「你能不輕信,好極了。我們當仍以朋友賓主禮相談。」於是他重坐上坐,辯難久之,始大服,仍納拜願為弟子。守仁向他門人說:「向者吾擒宸濠,心無所動,今卻為那人動了。」

王陽明為什麼會為王艮心動?必定是從辯談中看到了王艮的利根,又從他的鍥而不捨、惟道是從中看到了他求聖學的意志和誠意。王艮這個人很狂,也很喜歡標新立異,初次來見陽明就是穿著自創的奇裝異服來的,因為意氣太高、行事太奇,曾受到陽明故意裁抑錘鍊的斥責冷落,但依然我行我素。和王龍溪一樣,王艮也是陽明心學頓悟派的主將,主張的是類似禪宗那樣的「百姓日用是道」,他的學問不能說不對、不好、沒用,甚至很對、很好、很有用,但從陽明心學的角度來看的確是偏了。因為這樣的學問,他自己承當得住,他的弟子和後學卻未必,於是才走向狂禪,連累了心學的興盛。

其實說起來,無論王陽明還是王艮,之所以讓後人仰之彌高、愛不能舍,正是因為其立意高妙、境界超拔。但是王陽明有能把這個東西壓住的踏實做工夫的另一面,陰陽具足,所以才既高且實。王艮卻沒有這一面,所以其學說最後才飄了、散了,黃宗羲所謂因其風行也因其失傳。這也更加讓我們感受到王陽明之另一面的意義,陽明心學之另一面的價值。

所以陽明心學的大盛,與禪宗的大盛一樣,也是來自理地。行地與理地間的第三重深意,似乎也更明確了一些。

欲轉命運,須修氣運

如果把禪宗和陽明心學比作一個人,上面就是他們的命運軌跡,雖然不是最終,也已經明白呈現出一種周期性。而且因為這軌跡更長、這周期更久,是幾千年、幾百年的刻度,其中揭示的法則也就更深刻、更可靠,越長線才越具穩定性,越具穩定性才越體現規律性,一切無不是如此。這法則就是上面所說的「行地」和「理地」,似乎並沒有什麼新鮮,但在這裡又展現出另一種背後的意義。

這意義,就是「氣運」。錢穆有篇叫《論氣運》的文章,全面深入地探討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的氣運觀,說到所謂氣運,就是氣與運。氣是氣數,運是命運。而行地和理地,分別對應的其實正是氣數與命運。

所謂氣數,又是氣與數。所謂氣,就是一事一物皆有其氣,人的一點一滴也是如此,氣分陰陽,於是有善惡、正邪、迷悟等分化。所謂數,就是一點一滴的氣有數上的積累,氣聚而有變,變到一定程度而有化,如春之變到夏之化,這就是變化的真諦。

由此推演,我們很容易就能明白,相同性質的氣聚能夠走向壯大,只是這壯大可能向著好也可能向著壞。不同性質的氣聚到一起只能相互抵消,這就是停步不前甚至不進則退,以及分裂衝突中的對抗和苦。由此我們就能明白「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的教誡深意在哪裡,那其實是為了最高效率地通往至善。所謂善惡,並不在事相上,而只在心的趨向,向著開放為公即是善,向著封閉為私即是惡,至善即是廓然大公的覺境。又什麼要踏踏實實地精進修行,也是為了最快地聚覺資,反之就是聚妄資,若即若離便是抵消下的原地踏步。老子「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的真諦,也在這裡。

在正向的氣聚上,孟子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怎麼養呢?「是集義所生」。所謂集義,就是集聚義的東西,當下一念、當前一事,都要問個義與不義,義便存,不義便化去,如此便能「以直養而無害」,最終達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的境界。為人行事的理想狀態,我們稱之為理直氣壯,其實大部分人只能偶爾氣壯,養成浩然之氣則能全盤氣壯,每時每刻、一事一處都能氣壯,因為這氣是「至大至剛」、「充塞天地」的。這就是神。這時的狀態是「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所以才能夠直道而行,「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又有什麼可以阻礙和難住自己的。這不只是心的通達,事上也能窮盡自己的可能性。陽明心學,就是孟子心學的傳承發揚。

這種神還有更深的內涵,便是不能把氣聚簡單理解為量變質變,這個概念只是在相的層面,氣聚則是在萬物本源的氣的層面。本質的程度不同,運用之妙和境界便不同。所謂「氣感而應」,立在氣的層面是能「感而遂通天地」的,萬事萬物層次精微、聯繫複雜,又是無窮無盡的,其中的無窮變化和無量演化,只有以這種感應打底才能通達。不僅如此,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在氣的層面還能自然感召相同的氣,能夠更快甚至突變式地實現氣聚,人的所謂感召力就是來的。這種感應,無論程度深淺皆有體現。量變質變卻只能在有限範圍內進行思維上的分析思考,局限性是無法逾越的。

中國文化是走心的,所以才貼近氣;西方文化卻是走腦的,所以只能有智。心,卻是要靠磨礪的,能實現磨礪的則正是行

行地和氣數的關係,於是便展露無遺了。我們常說「氣數盡了」,禪宗為什麼要付囑給苦行第一的大迦葉尊者?末法時代又為什麼要靠大苦行精神的虛雲老和尚護法?就因為這樣才能保證氣數不盡,數上不止氣上才能不斷。陽明心學又為什麼沒落了?就因為把氣數所賴以延續的工夫根基抽掉了,所以氣數很快就盡了。氣數說起來玄深,道理其實就是這麼簡單。《易經》首卦乾的精神之所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就是因為天道就是永遠處在健行中,人也只有健行,才能合乎天道。第二卦坤的精神之所以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就是因為不但要能行還要行得正,只有行得正,才能實現正向的氣聚。這就好像老百姓說一個曾經富貴顯達的家族氣數盡了,那八成就是子孫後代失去了創業和修德上的健行,惰墮了。

但氣數又自有其玄妙處。佛家所謂因緣,因與緣是不同的,因趨向確定性,緣則趨向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是怎麼來的呢?因為宇宙是無限的,宇宙中的萬事萬物也是無限,事事物物間、一物與全宇宙又是相互依存的,於是就像《華嚴經》法界境界所揭示,一因而成一切果、一切因而成一果,一個結果哪怕再小,它的因也是無限的,也是以整個宇宙為背景的。確定是來自條件的具足,對這無限卻是無法談具足的,那麼就必定有著無法捉摸和把握的部分,能把握的部分就是因,不能把握的部分就是緣氣運反過來,就是運氣。也就是氣數如何,依舊離不開天意的成分。

那麼有沒有辦法應對?就在因與緣的關係上——因具備得越多,緣便越容易起作用。這就像吹氣球,氣球吹得越大,就越容易被一個微不足道的機緣戳破。不同的是宇宙這個氣球人是吹不破的,只能盡量吹得大,好曲面更廣、觸緣機會更大,悟道也是這樣一種模式。因聚而緣生,行至而天助,其中起決定作用的還是行地

再來說理地和命運。命運,又是命和運。命是人的靜態先天,運是人的動態後天。命是命運的內因,運是命運的外因。

在命理學中,趨向將命運看作恆定,所以可測,其實這種看法還不到家,是未明於道的。因為如前面所說,因緣有著不測的一面,是無法談絕對確定的。佛家說無常,易經談變化,道家講相對,說絕對確定即違背先聖之道。深明於道的命理家,會知道預測只是窺測可能性,而不是確定性;是給出一個方向,而不是給出一個答案。命理學的原理是從天人關係下手,基礎是天地干支、陰陽五行等客觀法則,人出生那刻那處會有相應的天干地支等,這便是命的密碼;其中的陰陽五行等會有相應的運行規律,這就是運的依據。所以說命理是既有因的部分,也有緣的部分;既可測,又不可言絕對;合之正是可能性。一個命理家的道行,不只在有關知識的精通、有關運用的熟練等上,也在前面所說感通天地的能力上,說到底和所有的事情一樣,是看明道的程度和悟道的境界。但無論如何,也是遊走在可能性的場域內。

命運有不確定性,也就是說有改變命運的可能。這可能是來自哪裡呢?就在對命、運兩大決定因素的改造上。命無論在命理學上還是我們通常的認知中,都指向這是比較確定恆常的東西,性格、稟賦等都屬於這一部分。但這只是表面,更深層看,這一部分我們就可以看作是人的心性境界,那麼迷與覺的程度就必然會牽動命運,所以修心便是改命的內在途徑。這是從出離命運處走,因為所謂覺就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是此心不在命局內了,而能「不取於相,如如不動」。運的可塑性就更大,同樣的處境下,自強不息和自甘墮落命運必定不同;同樣的環境下,順勢而為和對抗不滿命運必定有異;所以奮進和精進便是改命的外在途徑。這是從破通命運處走,因為遵循的是天道,所以能與天地同化而不再受局限所困。

有人可能會說,要是命理決定了你能不能覺、能不能奮進精進呢?這還是落在了絕對上,還是只看到因而沒看到緣,緣由因生,因則由緣變。這緣無論在內在心性、外在境遇還是內外交互上都是可能發生的。所以這世間無法突破自己命局的的確是大多數,但有沒有能力突破和能不能突破是兩回事,千萬不要把沒能力突破和不能突破混淆。在這能力上,人永遠有努力的空間。

以此再來看禪宗和陽明心學的命運。所謂命格,命就是命運的格局,理地即是格局。禪宗和陽明心學的格局,都是到了極致,境界深徹而德行具足,這等於是說他們天生是最好的命。但命好未必運好,運不好命再好也顯不出來,就像禪宗和陽明心學的後來,運都不算好。好在運是變動的,是會轉化的,天道循環往複,所以只要命好就不怕運噩,吉人自有天相,風水輪流轉,總有時來運轉的時候。錢穆所謂「故氣雖易動,卻必待於數之積。命雖有定,卻可待於運之轉」。一個可以教化眾生的聖人,哪怕時運不濟也終會黃沙吹盡而真金得顯,就像孔子、莊子;一門可以利益萬世的學問,就算一時埋沒也終會烏雲散而日當空,就像佛教在印度沒落卻在中國光大、又在中國歷經四次滅佛的法難卻終能逢凶化吉。上世紀傳統文化的劫難,以及衰落的禪宗與陽明心學,也一定會有這麼一天。如何時來運轉呢?就在我們每個人,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

把這些道理落到人上,要想命硬運長,該怎麼做便很明白了。再強調一次:要提升自己的心性,修行即是超命;要不拋棄不放棄地堅持去做,同時錘鍊自己的德行,不得其時便做好自己分內事,得其時便做好世間事,健行和善行即是改命。孟子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簡直就是改命的第一原理。在終點,行地和理地皆歸於理地;在路上,理地和行地則皆歸於行地。終點處知行同徹於境,路途中知行皆以行達。理地和行地有如陰陽,大陰不生不滅,大陽生生不息,歸處全在陰,來處全靠陽。然後才能貞下起元、陰陽逆轉,出於大陰而行於大陽。

說來說去,對於前行中的我們,一切的一切還是要歸到做上,行地才是最深的根基。這就是行地和理地間那第三重深意,有如一層層撥雲見日。去做,好好做、做好好,就是修自己的氣運。行的重要性,之前幾篇文章一再說到,從氣運角度體悟,你也許能有全新的理解和感受。如前面所說,盡最大努力去做,並不能保證一定會有什麼結果,卻能保證窮盡你的可能性。人走到這一步,就會安天命,因為才會見到天命。人生能如此,無論結果怎樣,其實已經算是圓滿,已經能夠無憾。世間最珍貴的,莫過於一個心安。

一行醫百病,一做解千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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