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開講了》清華副校「施一公」——知足常樂是創新的大敵

演講時間:2017年09月16日

——清華大學副校長施一公在《開講啦》第245期的勵志演講稿

我還挺緊張的,我想先問一下在座的有沒有我們河南老鄉?(有!)幾乎佔了一半兒了,因為我是河南人,還是駐馬店人,所以到哪兒呢我都要先認一認老鄉,我想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我其實就是一個中國文化的產物,到現在為止。我很幸運,我沒有考試,是保送去了清華大學,入學的時候,懵懵懂懂,從學校里出來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好像已經對這個世界看得很明白了,但是在清華的一件事情對我影響非常之大。

那就是我在大學三年級剛剛入學的時候,我親愛的父親突然之間離我而去。在9月21日上午,第四節課最後一節課下課之前,我們班的教室里突然進來一位傳達室的老大爺,他就問大家,他說不好意思,我打擾一下你們,在座的有沒有一個叫施一公的?我說我就是,他說你家裡出事了,趕快出來。我當時心一凜,不知道什麼事兒,出來以後看電報上,我大姐發來的只有七個字:父病危,速歸速歸!我拿著書包,沒有回宿舍,就往火車站跑,十二點半就跳上了第一班去鄭州的特快上。我很少流淚,應該說我都不知道上一次是什麼時候流過眼淚。但是在火車上我一直忍不住,我不知道家裡出了什麼事。晚上九點多火車到鄭州,我根本沒有時間去等待公共汽車,我是從鄭州火車站跑回家裡,就是希望能夠見我父親一眼。但是在家的樓下,到樓門口的時候,看到的是幾個花圈。

那個時候我已經非常絕望,仍然想像這不是我的父親,我跑上四樓,敲開門,看到家裡的花圈,看到我父親的輓聯,當時我很崩潰,我無法抑制我的感情。其實我的父親在兩天之前下班的路上,被計程車司機疲勞駕駛撞倒了,這個司機把我父親送到醫院急救急診室的時候,我父親還只是昏迷。我們事後看記錄,當時的血壓一百三、八十,脈搏六十二,都是正常的,我相信如果正常施救,我父親會看到我今天。可是當時急救室里有一條規定,任何人如果到急救室以後要先交五百塊錢押金才能施救,而1987年五百塊錢比現在我想五十萬都難湊。當時這個司機開著車,花了四個半小時湊足了五百塊錢,晚上十一點回到人民醫院急救室的時候,我父親脈搏已經沒了,零,心跳、血壓都沒有了,測不出來。我難以想像,為什麼會發生在我身上,發生在我們家身上,為什麼讓我承受這一切。大學三年級的我,我的所有的價值觀、世界觀是崩潰的,我多次會半夜起來兩三點跑到圓明園,直到把自己的體力在狂奔中消耗為盡,大哭一場,才能凌晨回到宿舍開始一天正常的生活。其實我想了很久很久,我父親去世以後,我不再像以前一樣覺得我只是簡單的懵懵懂懂,簡單地繼續我的學業,也許將來做一個科學家。所以在大三的時候我告訴我自己,我一定要改變社會,我要從政,因為我覺得,從政可以最直接地給一個城市,一個鄉村,一個省,一個行業帶來福祉。

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有各種各樣的想法在衝擊我們,所以我這個從政的想法經過兩年之後最終沒有往前走。我是提前一年畢業,我迫不及待走上社會。我的第一份工作你們也難以想像,是去香港經商,合同都簽了,簽了以後還沒有得到履行合同就又失效了,還沒有就業就失業了。我想了一晚上,在清華大學學生宿舍七號樓的三樓,決定出國留學,出去看看。我剛去美國的時候,我是很迷茫,我曾經想轉行,曾經想轉計算機、轉經管,我覺得我一定要好好撫養我的母親,我要掙錢,想了很多。但沒有想到,一旦進了實驗室以後發現在科學研究這個殿堂裡面是如此之神妙,出乎你的想像。

1995年從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物理系拿到博士學位,儘管覺得自己已經基本上板上釘釘會去做學問了,我總希望自己不留遺憾。我去面試了幾個位置,拿到了一個保險公司中國首席代表的位置,當時面試我的這幾位面試官有一位跟我講,他說小施啊,中國的保險法剛剛放開,你加盟我們,我們進軍中國市場,你轉眼間就是六位數字的收入,六位數你們知道是多少美元,然後你會是中國市場的開拓者。當時聽得我也是覺得很好玩,真的不是心曠神怡,因為我覺得不夠浪漫。其實我去面試的主要目的是說服自己做學問,做科學是最浪漫的事情,最夢寐以求的事情。當你跟著自己的興趣,真正憑自己的興趣走一條路的時候,要堅定地走下去,不要被周圍的人、事物輕易打動,對於我而言,從事科學研究這條路,我從來都覺得是一條正路,從來不會為周圍的東西所打動、所打斷。我也希望我們在座的朋友、同學、學生,大家能夠好好地走自己的路,不要輕易地被周圍的價值觀所牽引,尤其是不要輕易地被以金錢論英雄的價值觀所牽引。

對我影響最大的當然是我的父親,我也一直在想我父親對我的期盼,想我怎麼樣可以往前走下一步。博士畢業的時候我就想回國,其實我們這代學生,我們都一度以為美國是一個美好、自由、完全民主的國家。實際上我的第一個夢幻破滅就是到美國之後,我在美國被搶過一次,我的車也被偷過一次。到美國之後,一兩年、兩三年的經歷讓我開始能夠比較客觀地審視周圍的環境和世界,讓我的世界觀重新穩定下來,甚至是回到了我父親、母親可能對我期盼的那種世界觀的這個尺度里來。所以1995年的時候,我博士畢業,我想回國,我愛人仁濱問我,說你回國能幹啥?你只是博士畢業,中國也不缺你一個,也不差你這樣的人。當時我就答辯,我說回國至少三件事我可以做:第一,我可以去我的中學,去當英文老師,也可以做數學老師,我還是河南省數學競賽第一名呢,當時。我說如果我的中學不要我了,說我沒有做老師的資質怎麼辦?那麼我說我可以去做導遊,我喜歡旅遊,年輕的時候,像你們這麼大年紀的時候,我可以帶團,就你們現在去旅遊點,拿個小紅旗帶團,中文、英文講解咱都可以。如果還不行的話,我開計程車總可以吧,北京街頭我們的這個計程車司機多酷啊,侃大山、聊天,多豪爽,我就可以是叫出租哥,沒問題,而且我又喜歡開車。我從來都覺得天底下沒有過不去的難關,想開了,想清楚了,退一步海闊天空挺好的。但是畢竟我還有點不甘心,如果真要回來的話,我還想讓自己往前走一步,因為你在用你自己的才智為社會創造財富,你在用自己的力量推動社會前進的時候是一種浪漫。所以又讀了博士後,從讀博士後開始,1995年的春天一直到現在,我從事相對而言比較獨立的科學生涯整整二十二年,應該說這是最讓我內心得到平靜和滿足的一份職業。我有時候會在自己空閑的時候,給我的爸爸寫幾句話,告訴他我在學術上取得了什麼成就,我的這些成就將來有可能有什麼樣的應用,會對社會產生什麼樣的價值,我會給我的父親解釋一下。做學術讓我內心重新得到寧靜,讓我內心得到很多滿足。

如果你問我十年之前回國什麼目的,其實非常簡單,我想影響一批青年人,我想培養最優秀的創新型的青年人才。儘管1995年就想回國,一直到2007年,十年之前才在清華開始培養第一個博士生,中間又隔了十二年,我又花了十二年做準備,我總在想,我在普林斯頓做的事情,能不能將來在清華能replicate,能夠再複製。我也常常心裡不平衡,什麼不平衡呢?我們總是以我們走出國門,到美國留學的留學生為例,說你看這些人到美國有多好,可是跟大家說實話,做得也不好。我這一屆清華1985年,我們有兩千兩百五十一位本科生,畢業那一年和畢業之後那一年,我估計一千六七百都去了美國,現在大部分還待在美國,我沒有準確的統計數字。為啥跟大家講這個,我講我的心裡不平衡,我們這麼多極其優秀的中國學子,中國學生到了國外,可是他們有多少能脫穎而出的,這個比例非常小,非常非常小。所以當我在普林斯頓,成為助理教授的時候,我越發覺得心裡不平衡,當我去跨國大的製藥公司去參觀,當接待我的和我交談的都是白人,而下面打工的,我下面了解到的情況,這些中國人非常優秀,他們是我們的北大、清華、復旦、交大,國內一流的名校出去的學生,他們的智力,他們的能力,他們的學識,遠遠高於他們的僱主,他們的老闆,他們老闆的老闆,可是他們很滿足,非常遺憾,他們非常滿足。因為我們的文化裡面,有一句話叫知足常樂,知足常樂用來對生活,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沒錯,但是我們這些其實接受了大學文化教育的,得到了一些特殊教育背景的,我們這批中國人到了美國,到了海外,還是知足常樂,這就有大問題。所以我其實一直心裡非常不平衡,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自己想回清華,想回到清華。

我有時候想,清華強則中國強。我剛回國的時候,我曾經信誓旦旦,我說我要能改變三分之一的清華學生,能讓三分之一的清華學生,不再為柴米油鹽發愁,我覺得就會是一股非常強大的力量,就會是一場革命,會讓中國變得更加美好。其實你想如果清華每年三千學生,如果我們沒有一批學子,沒有能夠最後在滿足小我的同時,能夠把大我把這個社會放在心上,有這種浪漫的情懷,care for the society(心懷社會),這就壞了,真的壞了,這就是非常非常令人遺憾的事情。我其實挺擔心的,為什麼人要學得,原來是這麼回事,原來世界要看破紅塵,要覺得世界不過如此,最後叫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我不理解這一點,我真是不理解。我很小的時候隱隱約約覺得我的父母,覺得是老師希望我長大能夠成才,能夠做事情,做大事,當我小學的政治老師告訴我,說,施一公,你長大了要為駐馬店人爭光的時候,我記憶到現在,即使在我最崩潰的時候,我也會寫日記,我也會拍拍胸脯鼓勵我自己,說別忘了你是施一公,別忘了你要做大事兒。其實我根本不知道這個大事是什麼事情,真的是這樣,我雖然不知道要做什麼大事情,我總是鼓勵我要做大事情。在我看來,無論是做什麼,最後一點就是看能不能作為一個人實現自己的價值,你能不能給社會帶來價值,當你不能給社會帶來價值的時候,我認為你作為一個人的價值的實現是有問題的。所以我希望我們每一位在座的都想一想,有自己獨立的判斷。生命只有一回,如果不把生命體驗到極致,你不後悔才怪!

我一直在思考創新如何鼓勵。中國大學的畢業生我們的均值很高,但是方差很小,我們不喜歡大家標新立異,我們喜歡大家都循規蹈矩,走路、坐姿,無論是服裝、髮型,都盡量是要統一,這種情況下培養的學生,思維方式等等也受禁錮,說實在的,阻礙創新。因為我可以說在中國長大,又在美國待了很久,十幾年,我總在比較其中的優劣。我在想你看美國教育的公平,是由公立大學保障的,但這個社會的卓越,科技的卓越,基本是由私立大學保障的,從西海岸的加州理工、斯坦福,到東海岸的普林斯頓、哈佛、耶魯,超一流的這些學校都是私立的。對一個國家它的實力體現,國家安全保障是靠卓越,而這個卓越一定要用特殊的方式來保障,怎麼做到呢?我們希望在我們美麗的西子湖畔,在杭州創辦一所中國第一所現代化的,世界級的,研究型的民辦大學,這所大學名字就叫Westlake University,叫西湖大學。我相信到時候民辦大學和我們的公立大學一樣交相輝映,是對公立大學的重要補充,它們也同樣為國家為社會培養高精尖的人才。將來過三十年、五十年,我們的後代能夠對世界說,我們中國人做出了跟我們的民族的人口,和我們的歷史傳統相配的貢獻,推動世界文明的發展,而這一點要達到是需要創新的,而這種創新需要全社會一起努力。好,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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