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軍四位一級上將在台灣的最後結局是什麼？

1、台灣最忙碌的「副總統」：陳誠

陳誠，字辭修，是浙江青田人，於1947年2月，晉陞陸軍一級上將。

抗戰勝利後，從1947年8月，陳誠起兼任東北行轅主任。1948年4月，國民黨國民大會開會期間，盛傳陳誠要赴美治病。在一次大會上，白崇禧作軍事報告時，東北代表直起喉嚨喊道：「我們不要聽軍隊的伙食怎樣，我們要聽各戰場打得怎樣！」山東代表趙庸夫大喊：「勝利後不收編山東偽軍，把三十萬游擊隊逼上梁山，應請政府殺陳誠以謝國人。」東北代表張振鷺說：「諸葛亮揮淚斬馬謖，我們要求蔣主席演這齣戲。」還有的代表說：「中央『剿匪』採用老鼠戰略，如果華北失掉，東北失掉，華南也不保，難道都像陳誠一樣想逃到美國去嗎？」

聽到有人痛罵他的政敵，白崇禧一個人私下裡偷偷竊笑。

聽到這些消息，當時陳誠正在上海準備出國，既無面目出國，又怕真有人到上海來「搗亂」，所以他趕快搬進了聯勤總部上海陸軍醫院，以治十二指腸為名躲藏起來。

陳誠在軍政仕途上，這是最為暗淡的一段日子。

1948年5月，陳誠被免去東北行轅主任，10月就被派到台灣。但是，在蔣介石心目中，他仍然是民國第一能臣。

解放戰爭三大戰役結束後，1949年1月，國民黨的敗局已定，蔣介石在宣布自己下野前，任命早已到台的陳誠為台灣省政府主席兼台灣警備總司令，取代陳儀，已經得罪了台灣民眾，為國民黨敗退做好了準備。

一邊鎮壓「反憲法、反政府、反美國」的學運，陳誠一邊以40萬兩黃金作為儲備，進行台灣的「幣制改革」。同時，他還得收拾殘局，安頓敗兵。從大陸退到台灣的每一艘運兵船，無論在基隆港，還是高雄港，都會聽到岸上有人大喇叭大聲呼喊：「來台的軍人們，請將隨身攜帶的槍支武器交給上船的憲兵，然後依次下船接受安排。」

港口布滿荷槍實彈的憲兵，登陸上岸的退台老兵必須先繳械，但是他們心裡很不舒服，可也奈何不得。陳誠對這些老兵實行集中管訓，一共撤銷了十幾個兵團司令部，三十餘個軍部，並裁了七個軍事單位。當時台灣交通混亂，不時發生軍車撞死平民的事件，陳誠以台灣警備總司令的名義下令：凡因不遵守交通規則壓死人者，就地正法。這在一定程度上，這避免了國民黨200餘萬軍政潰敗人員退到台灣可能引起的社會動蕩。

陳誠從1949年4月起就開始在台灣實行一系列土改實驗，但「三七減租」、「耕者有其田」的和平土改政策，直到1953年，才開始大規模貫徹，此舉讓佃農們普遍獲得了土地。而地主們則惴惴不安地用換來的實業股票，慢慢開始適應工商股東的新角色。

（耕者有其田）

陳誠於1954年被蔣介石提名「副總統」後，春風得意，滿面笑容。在記者會上，他在自己的桌前放了一張白紙，上面寫道「追隨總統，善盡職守」，算是他的「競選口號」，以此來回報蔣的恩寵，因為蔣介石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中正不可一日無辭修」。

1961年底，陳誠代蔣訪美，與美國總統肯尼迪、副總統詹森會面，可以說是風光無限，達到他個人事業的頂峰。

由於陳誠在台聲望日隆，已經成為太子蔣經國繼承大統的最大障礙，蔣氏父子對他深感棘手。但是，老天做了選擇，1965年，陳誠積勞成疾，因肝病在台北榮軍醫院去世，享年68歲。台北市殯儀館內花圈、輓聯無數，其中，最突出是蔣介石的輓聯：「辭修同志千古。光復志節已至最後奮鬥關頭。那堪吊此國殤，果有數耶；革命事業尚在共同完成階段，竟忍奪我元輔，豈無天乎？」

蔣介石的輓聯可以說是具實而寫，有感而發。不過「光復」大陸之舉卻素為陳誠反對。他是做實際工作的，他非常清楚，只有3.6萬平方公里的台灣，無論財力物力還是人力，都根本無力擔當起這一「重任」。一直說的「最後奮鬥關頭」，其實根本沒有一點可能。

太平洋另一邊的冷戰盟主美國驚聞陳誠去世，派出副總統尼克松到台灣出席喪禮。但是歷史總是給人意外，這位陳誠的老朋友尼克松，擔任美國副總統期間曾兩度訪台，幾年後卻成為打破中美堅冰，踏上中國大陸的第一位美國總統。

知道今天，台灣農民對陳誠尚心存一份感激之情，親切稱呼他為「陳誠伯伯」。

（國民黨於1952年1月主要軍事首長在台北縣林口校閱軍隊，由左至右為何應欽、白崇禧、孫立人、陳誠）

2、台灣回教的「大家長」：白崇禧

白崇禧，字健生，生於廣西桂林的一個回族家庭。與桂系頭號人物李宗仁是同鄉，他們倆關係極為密切，關鍵時刻總是鼎力相助。

在保定軍校畢業後，白崇禧加入桂軍，漸漸顯露出過人的軍事才幹。1927年，桂軍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在北伐戰爭中，白崇禧指揮了著名的汀泗橋戰役，成為北伐中著名的將領。

白崇禧在抗戰的時候參與指揮了武漢保衛戰。據李宗仁之秘書程思遠回憶，毛澤東《論持久戰》剛發表，周恩來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讚賞，認為這是抗戰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後來，白崇禧又向蔣介石轉述，蔣介石也十分贊成。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為這樣的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並取得周恩來的同意，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的戰略指導思想。

白崇禧不是黃埔系將領，處處與蔣介石離心離德。他數次支持李宗仁反蔣，最露骨的一次是李宗仁出任代總統前夕，淮海戰役國共兩軍打得難解難分之時，白崇禧正駐防華中，坐鎮武漢，掌控著三四十萬能戰之兵，被李宗仁稱為「華中擎天一柱」，卻不肯在戰爭的天平上朝國民黨軍一方增加一點砝碼。

（白崇禧與李宗仁）

但是，李仁宗不同意這種說法，他在《李仁宗回憶錄》里專門對此作了澄清：「當時還有一件事也是外界誤傳。說徐州危急時，白崇禧拒絕派兵援救。其實在宿縣以南全軍覆沒的黃維兵團（共十個師），便是自崇禧從華中調去的。總而言之，自崇禧不幸因為他以往曾和蔣先生合不來，值此事急，外界不明真相，把一切責任都加到白氏頭上去。CC系分子更推波助瀾，仰承諭旨，推卸失敗責任，嫁禍於人。於是把什麼『拒命』、『逼宮』一類的讕言都硬栽到白崇禧身上去，真是居心可誅。」

白崇禧於1950年1月16日受蔣介石的委託給在美國的李宗仁發電報，轉告蔣介石對他進退的建議：要麼要麼辭去代總統由蔣介石復職，馬上返台仍代總統。

結果就是，李宗仁既不辭職，又不返台，讓蔣介石很是尷尬。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宣布「復行視事」。消息傳到美國後，李宗仁馬上在紐約召開記者招待會，指責蔣介石「違憲」。弄得蔣介石特別不舒服，便遷怒於白崇禧，白崇禧在台灣的日子更不好過了。

去了台灣之後，這位戎馬一生的軍人，白崇禧，大權旁落，行動處處受到監視。他只能以「中國回教協會理事長」的身份，一心一意從事回教文化交流活動，成為台灣回族教民的大家長，把大陸的回民文化帶到了台灣。台北清真寺於1960年在台北市新生南路舉行落成典禮，成為了台灣回民及旅居台北的中東人士的精神文化中心。但是，坊間卻有傳言，說「白意圖發展客家組織，再造勢力」。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身體一向強健的白崇禧於1966年12月2日突然死在卧室地板上，屍體周身發紫，睡衣和床單被撕得稀爛。床頭還有半杯沒有喝完的酒。是被人暗害，還是死於急病，至今仍是一個謎。

對於白崇禧去台這件事，他的兒子、台灣著名作家白先勇有一番說法：「他（指白崇禧）其實很清楚自己去台灣的境遇不會很好，也有很多機會去香港去海外生活，但是最後他的選擇就是『要向歷史交代』。到了台灣之後，蔣介石對他十分不滿，那是他們的事情，他只做了自己能決定的事情。體味他當時的心境，也是一種悲壯。」

3、活得悠然的「證婚人」：何應欽

何應欽於1949年到台後，雖說老蔣沒有對他採用杯酒釋兵權方式，卻只給了「總統府戰略顧問」等空銜，讓其退出了權力圈。但是，何應欽也樂得其閑，除了借一些在日本的老關係，從事點台灣對日交流活動外，日子過得倒是悠閑自在。

何應欽，字敬之，於1890年出生，是貴州興義人。於1910年加入中國同盟會。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924年任黃埔軍校戰術總教官。從這之後，跟隨蔣介石，成為國民黨軍界元老。

（何應欽）

在台灣，何應欽常常主持一些與國民黨軍政歷史相關的紀念活動，如1954年的中國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30周年校慶、1955年的棉湖戰役30周年紀念會等等活動。

黃埔軍校於1924年成立，第一期畢業生編為兩個教導團，何應欽為第一團團長，陳誠、胡宗南、桂永清、杜聿明、黃維等後來的國軍高級將領，當時都是他的下級軍官，有的甚至只是普通士兵。黃埔軍於1925年東征，在棉湖戰役中，何應欽率部擊潰數倍於己的陳炯明部隊，黃埔學生軍一戰成名，何應欽立下汗馬功勞。後來，黃埔教導團也自然而然成為國民黨中央軍的前身。

何應欽一生中，最為榮耀的時刻，是作為中國陸軍總司令在南京主持日本中國派遣軍的投降儀式。他與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是有師生之緣的。不過岡村寧次作為戰敗者，只得面色羞愧雙手顫抖地在自己學生面前簽署了投降書。

何應欽晚年特別喜歡打獵、攝影，不時也栽花養草。由於他名氣大，說話幽默，風度儒雅，也經常被請去為新人證婚，著正裝結領花出席人家婚宴，常常打打橋牌。

何應欽與夫人王文湘於1977年60周年「鑽石婚」紀念儀式在台北舉行，在親友晚輩的祝福和掌聲中，兩人同切一塊六層大蛋糕，還交換了新的結婚戒指。王文湘為黔軍總司令王文華的妹妹，夫婦倆一輩子相親相愛，在軍務之餘，何應欽常代為操持家務，在南京高層圈子內有「中國第一好丈夫」的佳譽。

何應欽於1984年在95歲生日，雖說夫人早走了一步，但還是有很多舊日門生幫他暖壽。何應欽在兒媳婦的攙扶下，別出心裁地舉起軍用指揮刀切開蛋糕讓大家分享。台灣當局還成立了「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撥出專款為他出叢書12冊。台灣軍方也為他冠上了「黃埔老師」的尊榮。也算是風光一生，晚年安度了。

4、台灣最小的「司令官」：胡宗南

胡宗南，字壽山，浙江孝豐人，黃埔一期生。他曾是手握重兵的「西北王」，到台後先任「大陳防衛司令」，後來擔任「澎湖防衛司令」，是彈丸之地的司令官

（胡宗南）

在去台灣之前，痛失三軍的胡宗南對他的校長蔣介石有很多埋怨。

時任國民黨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的宋希濂於1949年8月11日秘密飛往漢中與胡宗南會晤。他倆是黃埔一期的同學，兩人商定率部取道西昌退往滇西中緬邊界，憑藉瀾滄江、怒江及高黎貢山繼續抵抗。萬不得已時便退到緬甸去。當時胡宗南集團有幾十萬人，宋希濂集團有十多萬人，佔了國民黨在大陸剩餘軍隊的一大半。宋希濂曾在抗戰時期率第11集團軍遠征印緬，在滇緬邊境打了四年仗，對那裡的地形、民情、物產十分熟悉。

兩個人認為，從軍事的角度來看，此時最好的選項是：第一步，控制西康和川西，作為逐步向滇緬地區轉移的基地；第二步，等解放軍開始向西南進軍時，立即將主力轉移至滇西保山、騰衝、龍陵、芒市一線，「憑瀾滄江、怒江及高黎貢山之險，阻止解放軍的進攻」，然後再視情況退到滇緬泰邊境和緬甸境內，與解放軍一同周旋。

蔣介石於8月中旬率陳立夫、蔣經國、黃少谷、俞濟時等黨國大員從台灣飛到重慶，進行軍事部署，力圖挽救西南這半壁江山。有一天下午，胡宗南和宋希濂一同驅車到官邸去看望蔣介石，並且同時面呈兩人商定的計劃。

但是沒有料到的是，蔣介石一聽此計劃就斷然拒絕：「不行的，這個是絕對不行的！你們這不是在把四川、把西南半壁江山拱手送給了毛澤東嗎？！」

「不是拱手相送，而是從軍事上考量，四川不比台灣，也不比海南和舟山，共軍可以四面將我們包圍起來，我們不能不考慮這個呀！」

「不，不行！這是絕對不行的！你們只曉得軍事，不懂政治！」蔣介石堅決地擺手，末了又說：「你們只要堅持六個月，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會爆發，北平、金陵、上海，就又是我們的了。」

到了後來，胡宗南逐漸退入四川，此時他手中還有包括國民黨的精銳之師第一軍在內約30萬人馬。他再次向蔣介石提出退守西昌、雲南的建議，還是被他的校長拒絕了。

這個時候，潰敗川東的宋希濂手裡只剩下一萬人馬，他終於作出了決定，下令關閉所有電台，停止與國民黨國防部聯絡，然後分兵數路向滇緬方向退卻。結果還是為時已晚了，他率部逃竄至峨邊剛渡過大渡河，就在1949年12月19日被生俘。

解放軍二野的先頭部隊於1949年12月20日沿成渝公路已逼近簡陽、仁壽附近，岷江兩岸的先頭部隊已到達新津河對岸，與胡宗南的第五兵團隔河炮戰；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已解放綿陽，並且揮戈南下。胡宗南感到成都危在旦夕，決定將長官部都撤到西昌。

胡宗南於12月21日在新津召開軍以上高級軍官會議，布置羅廣文的第十五兵團和陳克非的第二十兵團向重慶佯攻，然後折向南突圍，再折向貴州畢節，最後才向雲南邊境前進，以掩護胡宗南集團主力向西康的突圍行動。

會後，他們約定次日中午電話聯繫，胡宗南卻將指揮權交給第五兵團的李文，同參謀長羅列等人於23日早上10時由成都鳳凰山機場乘飛機去西昌。飛機起飛後，飛行員報告氣候不好，便改飛海南島，只好在三亞機場降落。

胡宗未經蔣介石同意南飛海南島。蔣得知後立即派顧祝同去查辦。顧礙於情面，從中周旋，要胡宗南即飛西昌，收容川西突圍出來的部隊。胡宗南無奈，只好又於12月28日率親信飛回西昌。

回到西昌之後，胡宗南得知李文已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率兵投降共軍，他的心情非常不好，抑鬱症的老毛病又犯了。他把自己關在邛海新村的房間里，點上紅蠟燭，繞室徘徊，時而抱頭痛哭，時而痛心疾首：「完啦！我的40萬人馬，三個兵團全完啦！」時而面壁狂喊：「校長，你把我害得好苦哇！部隊讓你整光，還硬要我飛回西昌幹什麼？這西昌是兵家絕地！」

胡宗南在西昌苟延到1950年3月26日，人民解放軍突然逼近西昌機場。胡宗南以送秘書長趙文龍去台北彙報軍情為借口，在機場悄悄將西昌的6萬殘兵敗將交給參謀長羅列指揮，自己則是乘飛機逃到台灣。

胡宗南於1951年3月被台灣當局任命為「江浙人民反共游擊總指揮」並且兼「浙江省政府主席」。

蔣介石於1955年8月忽然召見已近60歲的胡宗南，要他去澎湖列島任防守司令。據說，胡宗南在澎湖期間，有一次「國防部參謀總長」彭孟緝坐飛機到澎湖視察，飛機停穩後，彭正要下飛機，隨行人員報告說澎湖防衛總司令胡宗南親臨機場迎候。彭孟緝是胡宗南的學弟，一聽此話，已經踏出機門的腳又縮了回去。他叫隨從人員勸胡宗南回去，說胡上將回去了，他才敢下飛機。但胡宗南說自己是以澎湖防衛司令長官的身份迎接「國防部」參謀總長，不必客氣謙讓。胡宗南一直等在飛機下，彭沒有什麼辦法，下去之後流著淚擁抱胡宗南，感激他的豁達超然。

1956年以後，胡宗南退休，成日以寫毛筆字和讀報打發日子。

66歲的於胡宗南1962年因心臟不太正常被送進榮民醫院。蔣介石親臨醫院探視，病危中的胡宗南感激涕零。胡宗南於3月13日心臟停止跳動。病故後被追授為陸軍一級上將。（文/謝天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