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經濟（二）：勞動力市場怎麼改？

在分析德國經濟之所以牛之內因的時候，一般都會提到德國2003年進行的勞動力市場改革，並認為是這場改革，將德國由拖累歐洲經濟的病夫改造成今日歐洲經濟最佼佼者。

所以，需要先介紹一下這場改革和它的背景。

德國成為「歐洲的病夫」（The Sick Man of Europe），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德國統一。德國統一是民族感情和政治需要，在經濟上卻是成本巨大。在其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德國經濟增長弱於歐洲諸國，拖累了歐洲的增長；失業率高企。增長和就業，成為統一後德國經濟的兩塊心病。

始於2003年的德國勞動力改革，是由德國大眾公司負責人力資源的Hartz設計。在此之前，德國失業者是比較幸福的，在剛剛失業的一段時間裡，可以拿到失業前薪水的六至七成，根據情況，最長可以拿到三年；其後即轉入長期失業救濟，依然可以拿到失業前薪水的五至六成。

過於幸福的失業待遇，一方面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更主要的是，有相當一部分失業者不願意去找工作或馬上去找工作。比如，就有失業者拿著相當於薪水六七成的失業金滿世界度假，日子過得輕輕鬆鬆、生活水準也沒有實質性的下降；有的失業者明明可以找到工作，但可能嫌職位或待遇不如以前（甚至低於失業金）而拒絕接受。

供給學派的觀點認為，經濟不增長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企業不願意生產；二是工人不願意工作。企業不願意生產，原因很多，比如稅太重，辛辛苦苦掙點利潤，被政府拿走大半。工人不願意工作，原因也很多，比如福利太好，不幹活也可以過得很舒服。

所以，供給學派為經濟開的藥方，就是消除這些不利於經濟增長的根源。比如，給企業減稅，企業就有了生產的積極性；讓失業不那麼舒服，工人就會被迫努力找工作，哪怕是差一點或差很多的工作。

2003年的改革，就是受到供給學派的影響，思路很簡單：讓失業不那麼舒服。

首先，拿相當於失業前薪水六至七成的好日子大大縮短，最長的情況也不超過1年半（以前是三年）。

第二點最狠。以前，好日子結束後，失業者即轉入長期失業救濟，依然可以拿薪水的五至六成。但現在改了，急降為全國統一的基本生活費，大概只相當於每月人民幣3000多元。這在德國，已經是低得不能再低的生活了。

而且，一旦失業，就要到就業中心報到，接受再培訓和就業中心推薦的工作。推薦的工作，一般是不容拒絕，否則就會受到降低失業金和基本生活費的懲處。

效果是立竿見影的。德國失業率明顯下降。

工人肯定是不高興的。原來可以乘失業去度假的，現在有了後顧之憂，只好將度假計劃放到一邊，先拚命找工作。不然的話，最多一年半過後，就只能拿3000塊人民幣的基本生活費了。

在這樣的情勢下找工作，就顧不得體面和待遇了。失業前是總監，現在經理的職位也只好認了；以前是白領，現在普通藍領的工作也只好認了；以前拿一萬歐元，現在五千的工資也只好認了。

打破了失業者的金飯碗、逼迫他們回歸勞動力市場，失業者心中的怒火是可想而知的。在德國這樣的民選政治體制下，發泄怒火的方式就是把政治家選下去。

所以，推行這項改革的時任總理施羅德輸了選舉。

但在很多人看來，他以自己的總理之位，為德國經濟贏得了未來。德國經濟，擺脫了養懶漢的福利包袱，在確保基本人道的前提下，恢復到「獎勤罰懶」的市場經濟原貌。這也是天道。酬勤，天道也。

2003年改革，因其高調，因其痛苦，故吸引了大部分人的眼球，被認為是德國勞動力市場改革的全部，是德國勞動力成本競爭力的關鍵，是德國經濟這十幾年傲視歐洲、睥睨全球的根本。

這其實是一種誤讀。因為早在這場改革前，在兩德統一後不久，德國就進行了另一場靜悄悄但意義同樣甚至更為深遠的勞動力市場改革，還僵化的勞動力市場以應有的靈活性和自由度，為勞動力市場鬆綁。

此前的德國勞動力市場，實行的是集體談判機制，由工會和職工委員會代表勞方、僱主協會代表資方就工資、工作時長、工作環境等進行集體談判，談判結果適用於整個行業或整個地區。

這種集體談判的機制對勞方最為有利。單個的工人與企業談判，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基本任由企業擺布；工會出面就不一樣了，尤其是代表一個行業或地區的工會，能為勞方爭取到最大的權益。

但在當時的德國，經濟已經十分困難。在此背景下，德國工會顯示出它與法國工會的最大區別：顧大局、識大體、眼光長遠。德國工會認識到，一味堅持不讓步，從短期看，從資方手中最大程度地爭取到並保住工人的權益，但這是涸澤而漁，特別是在經濟困難和下行的時候，如果能夠給資方一些喘息的機會，這是放水養魚，等資方度過困難期，養肥了，再殺魚不遲。

所以，在堅持集體談判原則的基礎上，德國工會顯示了相當的靈活性。比如，企業可以援引「特殊」條款，可以援引「困難」條款，暫緩執行集體協定，甚至可以選擇退出，與員工單獨進行一對一的談判。

這種靈活性在經濟下行的時候顯得尤為重要。企業在訂單減少、開工不足的情況下，可與員工協商減少工時、減薪，企業則承諾不裁員或少裁員。

集體談判是最大程度爭取工人權益的利器，但卻是扼殺資方和經濟的毒器。它的最大缺陷是帶來了工資和待遇剛性，只能向上漲，不能往下調。在法國，工會遠沒有德國工會的大局意識和長遠眼光，採取的手法是殺雞取卵而非放水養魚。在法國經濟困難的今天，工會仍然堅持只能上不能下，甚至不惜以頻繁的罷工擾亂原本就十分困難的經濟。同樣是工會，不知道為什麼水平差別那麼大。

總之，德國在兩德統一後經濟面臨巨大困難、失業居高不下。在此背景下，德國進行了兩項勞動力市場改革。一是針對在崗工人的，目標是能上也能下，還勞動力市場以應有的靈活性和自由度；二是針對下崗工人的，目標是能下也能上，逼其最大限度地回到勞動力隊伍中去，不養懶漢。

前者，大家知道的少一些，但意義更為深遠。德國這十幾年來，實際工資增長始終低於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這是德國勞動成本優勢和競爭力的關鍵。

在崗的，要能下；下崗的，逼他上崗。這應該成為所有國家勞動力市場改革的基本原則。

在法國，在崗的，基本裁不掉，下不去；下崗的，因為失業的生活太美，不願上崗。

所以，法國弱而德國強。此其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