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工黨與人民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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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工黨與人民陣線

（1936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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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接下來我要談談西班牙的問題。斯內夫利特[1]同志不久前以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寫了幾封信，在其中一封信中，他為毛林—寧的黨辯護，他覺得我對他們的攻擊太過分或太尖銳了。在我看來，這不但是不正確的，也是不可思議的。與毛林的鬥爭並不是從昨天才開始的。在革命期間，他的整個政策都是民族主義的—地方性的和小資產階級的；反動就是他的整個政策的全部本質。從革命一開始，我就不止一次地公開指出這個事實。寧也扭扭捏捏地承認了這一點。「民主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是毛林主義精神的合法產物；它根本就是布魯姆的綱領，而不是列寧的。

寧在整個革命期間的表現，證明了他是一個完全消極無為的玩票者，他絲毫沒有想過如何去真正參加群眾鬥爭、如何爭取群眾、如何引導群眾走上革命道路，等等。他只想寫幾篇小文章，對斯大林派、社會黨之流吹毛求疵。他那些玩意現在一錢不值！當巴塞羅那發生一系列總罷工的時候，他寫信給我，談了能談的一切問題，就是不提總罷工，不提他在總罷工中起了什麼作用。在那些年裡，我和他相互寫了幾百封信。我想方設法，讓他不要寫那些洋洋洒洒而又言之無物的觀察，要給革命鬥爭提一些務實的建議。對於我的具體問題，他總是說：「至於這個問題，我下一封信再談。」然而，好幾年過去了，「下一封信」還是沒來。

西班牙支部最大的不幸，就是讓一個有點名氣、過去有些功績、還戴著飽受斯大林主義迫害的殉道者的光環的人當上了自己的領袖，他總是帶錯路，還使西班牙支部陷入了無力行動的窘境。

光榮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曾自發地擁護建立第四國際的主張。儘管我們曾反覆催促寧，叫他全力爭取社會主義青年團，他卻百般推脫。他只在乎西班牙支部的「獨立性」——換句話說，就是他自己的消極性，他自己那點小小的政治舒適感；他不想讓重大事件打亂他那吹毛求疵的玩票生涯。結果，社會主義青年團幾乎全都投靠了斯大林派陣營。那些自命「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人們，還有那些袖手旁觀——不如說一手造成這種結果的人，都應該被當作對革命犯下滔天大罪的叛徒，永遠釘在恥辱柱上。

當寧的破產，已經連他自己的支持者都能看出來的時候，他又跟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市儈毛林勾結起來，宣稱「國際書記處根本不了解西班牙事務」，同我們徹底斷絕了關係。其實，寧根本不了解革命政策，根本不了解馬克思主義。

那個新黨很快就發現自己成了阿薩尼亞的小跟班。但是，要是有誰找借口說：「這不過是個小小的、暫時的、技術性的選舉協議」，那在我看來，這個借口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那個黨在所有的人民陣線綱領中最卑劣的一個——阿薩尼亞的綱領上籤了字，也就等於簽署了自己的死刑判決，只是還要等幾年才行刑。每當他們試圖批評人民陣線時（毛林—寧正在拚命地嘗試批評它），資產階級激進派、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就會千篇一律地回答他們：你們不也參與創建了人民陣線了嗎？你們不也在它的綱領上簽字了嗎？要是他們還想用那個臭不可聞的借口「那只是我們黨的一個權宜之計」來為自己辯護——他們就是在狠抽自己的臉。

這幫人已經徹底地自我麻痹了，就算他們現在突然想展現出一點革命意志，也是有心無力。在平常時期，這些小小的罪過與叛賣幾乎不會被人察覺到，但在革命時期卻會造成重大影響。千萬不要忘記，革命會創造出特殊的環境。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比利時朋友正在以大無畏的勇氣，同強大的比利時工人黨機關及斯大林派鬥爭，並取得了可觀的成果，卻遭到了《新火炬報》[2]的公開指責；同時，《新火炬報》又在為西班牙的叛徒們辯解，幫他們找理由，我實在不明白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8、毛林—寧的黨在最新一期《戰鬥報》上向我們的幾個南美支部發表聲明，呼籲它們按照純粹的民族基礎，團結在那個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統一黨」周圍。西班牙的一團糟的「馬克思主義」黨就跟倫敦局的所有支部一樣，企圖滲入並分裂第四國際的隊伍。就像一隻卑賤的野狗，突然咬了一口我們的腳後跟。在我們的南美組織當中，還有一些像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那樣的議會迷，難道我們不應該公開告訴他們，我們和倫敦局有什麼區別嗎？難道我們不應該公開告訴他們，已經在歐洲同我們決裂的寧，為什麼又要在南美裝出一副寬宏大量的樣子，企圖把所有革命力量統一起來嗎？這種可恥的偽善行徑總是中派主義的重要特徵，必須無情地揭露它。僅憑這件事就足以證明，我們關於倫敦局的論綱是絕對必要的。

9、人民陣線是目前的核心問題。左翼中派主義者想把這個問題說成是一種策略，甚至是一個權宜之計，這樣才能躲在人民陣線的陰影下兜售他們的私貨。事實上，在目前階段，人民陣線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戰略的主要問題。它還為區分布爾什維克主義與孟什維克主義提供了最好的判斷標準。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經常有人忘記了：人民陣線在歷史上最重要的範例，就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在二月到十月間，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與現在的「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如出一轍——成為了最親密的盟友，同資產階級政黨——立憲民主黨——組成了長期的聯盟，它們一起成立了一系列聯合政府。在這個人民陣線的旗幟下，是整個人民群眾，包括工農兵蘇維埃在內。誠然，布爾什維克也參加了這些蘇維埃。但他們沒有向這個人民陣線做出絲毫讓步。他們的要求是粉碎這個人民陣線，摧毀它同立憲民主黨的聯盟，建立真正的工農政府。

1917年的俄國人民陣線還可以拿一個很有說服力的借口來為自己辯解：必須同沙皇專制制度和封建殘餘作鬥爭；歐洲的一切人民陣線，都不過是它的黯淡的翻版，往往還是它的諷刺畫。……

摘自托洛茨基同志寫給革命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的信《荷蘭支部與國際》（The Dutch Sec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全文收錄於《托洛茨基文集1935—1936》第362—376頁，最初發表於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內部公報》，1938年8月，第5期，署名為「克魯克斯」。

[1] 亨德里庫斯·斯內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1883年5月14日——1942年4月12日），化名馬林（Maring），荷蘭工會活動家，荷蘭社會民主工黨黨員，後參加荷蘭共產黨。曾幫助成立印尼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1927年因反對斯大林主義路線，成立革命社會主義黨。1935年革命社會主義黨與獨立社會黨合併為革命社會主義工人黨（Revolutionair Socialistische Arbeiderspartij）。納粹德國入侵荷蘭後，斯內夫利特組織地下抵抗運動，1942年4月被德國秘密警察逮捕，4月12日英勇就義。 ——中譯者注

[2] 《新火炬報》（De Nieuwe Fakkel）是荷蘭革命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報紙。——編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