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人選與西漢政局變遷

經歷過中學歷史教育的我們對於「皇權與相權」這一矛盾都是耳熟能詳，但是有一個問題在於，相權的權力淵源為何？為何會與皇權產生衝突？為了探究這一問題，以下將對西漢以來的丞相人選進行考察，並就此分析西漢政治格局的變遷。

首先摘錄西漢丞相如下表：

觀察漢初之丞相人選，一個最為突出的現象便是在西漢早期，丞相之位往往由軍功貴族掌握。從最初的蕭何曹參，到他們的第二代周亞夫，高帝的從龍之臣牢牢把控著自高帝至景帝時期的丞相權柄，這顯然並非出於巧合，而是有意的政治安排，為了進一步探究這種傾向，需要回到高帝的白馬之盟中。

《呂太后本紀》中記載：【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這是白馬之盟在史籍中的第一次出現，而在《漢書》中則有更為詳細的表述：【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白馬之盟的背景是高帝末年，在基本平定異姓王之後與眾功臣會盟宣誓，其本質是對於漢初政治格局的確認，其核心包括兩點：其一，保證劉氏對於皇權與諸侯王權力的壟斷，其二保障漢初軍功貴族的政治地位。更進一步說，白馬之盟實際上確認這樣的政治秩序：漢帝、同姓王、軍功貴族構成漢初政治的三大主體，軍功貴族負責保障劉氏在中央和地方兩方面江山不會易主，而劉氏則反過來給予其列侯的政治地位，由此保障中央與地方內外平衡、三足鼎立，共同維護漢初政治秩序。而丞相作為外朝領袖，顯然也作為政治交易的一部分，由軍功貴族所壟斷保障其地位，因而我們可以說，軍功貴族對於丞相之位的壟斷，背後的法理淵源便是白馬之盟所確認的漢初政治秩序。

《高祖本紀》中記載著這樣一件軼事：【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此事一方面可視為高帝知人善任的例證，另一方面似也說明對於丞相的選任，在軍功貴族中具有既定的規則。早在天下大定之時，關於漢初功臣的排序位次便有爭論，最終的結果是【蕭何第一，曹參次之】，而這二人也成為西漢的前兩任丞相，而王陵本是地方豪傑，在豐沛起義時極具聲望，因而或可推測漢初丞相的選任，正是依據資歷、功勞等特定規則，在軍功貴族中漸次擔任。

然而在漢初歷任丞相中，審食其這個名字是尤其值得重視的，其任相的背後則是呂后時代的政治衝突。在王陵被免後，審食其擔任丞相，其弔詭之處在於審食其雖同屬漢初軍功貴族，但是資歷、功績均不突出，他能夠出任丞相，最為重要的一點便在於他是呂后的心腹。早在楚漢戰爭期間，審食其便在呂后左右，《項羽本紀》載【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由是審食其便成為呂后的心腹，甚至在高帝逝世後審食其參與到了呂后的重大謀劃中，【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在這段記載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在高帝去世後呂后對於軍功貴族的恐懼，白馬之盟由高帝構建，從龍之臣也都是高帝的舊部，如今高帝去世，作為女主的她能否掌控政局便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正是出於這種不安，呂后決議採取集權措施。再聯繫到王陵被免相的原因，正是由於反對呂氏封王，審食其任相背後的政治衝突逐漸浮出水面。

為了防範諸侯王與軍功貴族，曹參去世後，呂后將丞相之位一分為二，從制度上削弱軍功貴族的專權，在惠帝去世之後，呂后的步伐更加迅猛，欲封呂氏為王，在地方上制衡同姓王，這一舉措明顯破壞了白馬之盟構建的政治秩序，因而遭到丞相王陵的強烈反對，呂后於是將其免相，將衝突延伸到朝堂之上，繼而打破了軍功貴族論資任相的規則，將自己的心腹審食其安插到丞相之位，一方面也算沒有違背丞相從軍功貴族中選拔的傳統，另一方面卻也實際上打擊了軍功貴族的權力。

呂后打亂了功臣任相的規則，破壞了軍功貴族的利益，又分割同姓王的土地封王呂氏（齊王聯合周勃叛亂最為直接的原因便在於呂后分齊地封琅琊王劉澤），影響了同姓王的權力，嚴重的破壞了白馬之盟構建的政治秩序試圖強化皇權，但是在其死後這種格局必然無法維護，而呂產的任相則是最後一根導火索，最終周勃聯合齊王入宮，誅滅了呂氏。

諸呂之亂（其實嚴格來講，真正發動政變並非呂氏，而是周勃與齊王）結束後，陳平主動辭相，至此丞相復為一位，而周勃則作為軍功貴族的領袖擔任丞相，至此對於丞相的選任再次回歸到白馬之盟確認的政治秩序中，而深處亂局的審食其，最終被淮南王所殺，至此呂后時代的動蕩走向了終結。

此後的丞相之位經歷周勃、灌嬰等人的傳遞，繼續由軍功貴族把握，而在在過程中需要特別一提的是申屠嘉，此人在楚漢戰爭中雖然從屬於劉邦集團，但是並無多大軍功，申屠嘉的任相也意味著第一代軍功貴族在文帝後期已經凋零殆盡，在申屠嘉之後，丞相的人選則變成了第二代軍功貴族，而其中最為重要的，無疑是周亞夫。

《漢書》在白馬之盟後還加上了如下評論：【是以高後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修侯犯色】，所指代的分別是上述王陵反對封王呂氏和周亞夫反對封侯王信二事，而這一頭一尾，恰恰標誌著由白馬之盟構建的漢初政治秩序的成立與衰敗。

文帝在即位之初，體現了對軍功貴族的妥協與退讓，但是在其權力逐漸穩固之後，便重新開始加強皇權，其採取賈誼之策，分別以「令列侯之國」和「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政策打擊軍功貴族與地方諸侯，在經歷了文景二帝的集權嘗試後，漢初的政治格局逐漸發生了重大變化，功臣零落、諸侯衰微，西漢的皇權得到了強化，而正是在這一歷史過程中，周亞夫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景帝的削藩政策引起了關東諸侯的強烈反彈，最終引發了吳楚七國之亂，儼然如秦末關東諸侯反抗關中帝室之重演，而在平定叛亂的過程中，周亞夫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就是在這過程中，其個人的權勢也到達了頂點。

然而正是這樣一位功臣後裔、當世名將，最終的結局卻令人唏噓，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便是上述王信封侯一事，【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然而時隔不久，周亞夫便因病免相，甚至下獄而亡，王信也如願封侯。

王信封侯一事，與呂后欲封呂氏大體相似，周亞夫與王陵反對的理由也皆是援引白馬之盟，然而一者入宮誅滅外戚，一者則下獄含冤而死，這其中表現的正是在經歷了文景時代後，皇權逐步強化，諸侯王與軍功貴族逐漸退出歷史舞台，由白馬之盟構建的漢初政治秩序也即將被全新的皇權體製取代。當周亞夫平定七國之亂時，其內心執念的，或許仍然是白馬之盟所要求的維護皇室江山，然而此時的他並沒有意識到，他所維護的秩序即將走向終結，誠如竇太后所言，「人主各以時行耳」，屬於軍功貴族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景帝朝的最後一位丞相是衛綰，他的任相也意味著軍功貴族對於相位的壟斷走向了終結。

到了武帝朝，丞相的人選在前期略顯雜亂，其中尤以外戚為主，竇嬰與田蚡最為典型，而在二人升降過程中，我們也能夠清晰的看到武帝對於外戚權力的抑制，其核心目的都是為了維護皇權的絕對性，而到了後期，以公孫弘任相為標誌，丞相選任的新時代到來，儒生開始登堂入室，進入朝堂之上。當然需要特彆強調的是，武帝執政仍以「霸政」為主，直至晚年輪台詔後，才有所轉變，並且並非純用「王政」，而是採取了「霸王道雜之」的政治路線，因而可以認為，雖有公孫弘任相這一標誌性事件，但是儒生在武帝朝的政治地位仍然是弱小的，其本質與竇嬰無異，不過是沒有政治實力的儒生更易於掌控，能夠更好的保障皇權。因而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武帝時代，丞相變動劇烈且少善終，正表現出隨著皇權體制的強化和軍功貴族的衰落，丞相已無力與皇權對抗，世人多論武帝時代多名將而少名臣，一個重要原因便在於在朝堂之上，武帝本人掌控著全部權力，而丞相也只是其手中的工具。

「霸王道雜之」的政治路線為霍光與宣帝所繼承，而這一點也能夠從丞相人選中窺得其貌。這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黃霸，黃霸其事記於《循吏傳》，而循吏正是在武帝朝獨尊儒術後由儒生與文法吏合流而成，其體現的正是儒家倫理與帝國治理方式的結合，可謂「霸王道雜之」，甚至本為文法吏的於定國也【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廉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在武宣時代，我們可以認為，這一階段的丞相選任體現出典型的「官僚化」特徵，與漢初由功臣壟斷的「貴族化」特徵相對應，丞相不再具有獨立的政治勢力，而逐漸成為皇帝統領朝政的官僚工具，體現出這一階段皇權體制的特徵。

武帝朝的另一大轉變，便是內朝的崛起，其標誌便是霍光的橫空出世。霍光身領大司馬大將軍並領尚書事，統領朝政甚至廢立皇帝，形成內朝壓制外朝之勢，正是以中朝的政治權力為基礎，這固然是由於武帝去世之後留下巨大權力真空所導致，但是同樣也體現了歷史演進的趨勢。《漢官儀》載：「漢興，置大將軍，位丞相上。」《文獻通考》卷五十九云：「大將軍內秉國政，外則仗鉞專征，其權遠出丞相之右」，正是這一趨勢的寫照。如果說繼霍光而起的宣帝尚能夠掌握權柄的話，到了成帝時代，便發生了重大變革。

成帝時進行了官制改革，【以大司馬票騎將軍為大司馬，罷將軍官。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封為列侯。益大司馬、大司空奉如丞相】，這一改革仿照古制設置三公，實際上是將丞相之權一分為三，而其後的政治原因正是由於王氏外戚的強勢崛起，甚至達到了【久之，上欲專委任鳳】的地步。中朝與外朝相比，最為突出的優勢便在於為皇帝所親信，是皇權之延伸，因而外戚這一群體本身就是進入中朝得天獨厚的條件，其專橫者自然如王氏，但是衛青、霍去病得以入仕，同樣是這一道路。當皇帝能夠控制中朝時，如武宣之世，那麼中朝就是貫徹皇權的有力工具，但是倘若伴隨著王朝自身的腐化，皇權無法控制中朝時，那麼外戚便可通過中朝控制權力，成帝時期正是典型。在王莽的攀升路徑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中朝的影響，王莽初任黃門郎，後在永始元年封光祿大夫侍中，綏和元年出任大司馬，可以說內朝在外戚攀升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也正是由於外戚在中朝的崛起，外朝丞相的地位日漸尷尬，在元成之世後，出任丞相的人選要麼碌碌無為，要麼淪為外戚的爪牙，不復往日之權柄。而到了西漢後期，為順應奉天法古的思潮，甚至連丞相之名都改為大司徒，至此我們可以看到，原歸屬於丞相的統領朝臣之權力，逐漸由外轉向內朝，被外戚所奪取。

簡要分析西漢丞相人選之後，我們可以進行以下梳理，西漢的丞相選任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高帝時代至景帝後期，在這一階段丞相選任基本按照白馬之盟確立的政治規則，在軍功貴族及其後代中選任，其中呂后時期就此發生劇烈的政治鬥爭，最終演化為諸呂之亂；第二階段是武帝時代至宣帝時代，經歷了文景武三代的集權嘗試，白馬之盟確認的政治秩序被武帝時代的皇權體製取代，丞相多由文臣出任，體現出鮮明的官僚化特點，在這一階段丞相與皇權衝突逐漸消弭，成為被皇權掌控的行政工具，體現出皇權體制的特點；第三階段是元成時代至西漢末年，隨著皇權的衰落與外戚的崛起，外朝丞相之權逐漸被中朝的外戚所侵奪，作為百官之長的丞相變的有名無實，逐漸淪為外戚的爪牙。

以上丞相選任的三個階段實際上體現便是西漢政治演變的三個階段，在西漢前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秦制的反動，保留了戰國時期關東貴族政治的色彩，其對於同姓王的分封和軍功貴族的優待皆體現此點，因為西漢初年也可視為貴族政治階段；然而皇權的強化是不可阻擋的歷史大勢，呂后雖然失敗，但是在景武之際，皇權體製得以重建，貴族政治自然也就歸於消滅，丞相一職，也復歸其官僚的本色，因而武宣時期可視為皇權政治階段；伴隨著皇權的強化，中朝的崛起與異化最終導致外戚奪取權柄，並最終在儒生的幫助下奪取了皇位，而丞相權力的沒落正是此時外戚政治階段的真實寫照。

最後，讓我們回歸一開始所提出的問題？相權究竟是如何與皇權衝突的？經過考察之後我們發現，西漢一朝，皇權與相權的衝突主要體現在西漢初年，尤以呂后時期最為激烈，在武帝時代，丞相便重歸官僚身份，為皇權所掌握，而西漢末年更是失去了權柄，然而我們不禁要問，與皇權發生衝突的就是「丞相」還是「軍功貴族」？丞相就其本意而言，只是百官之長，在帝制社會仍是皇帝的工具，其本身與皇權並不存在利益衝突，就西漢初年的政治鬥爭而言，雖曹參周勃等人同時具有丞相及軍功貴族兩種身份，但是我們看出，真正與皇權發生衝突的是其軍功貴族的身份，而非相權。軍功貴族作為獨立的政治勢力，自然在權力利益的分割等方面上會與皇權發生衝突，而作為官職的丞相，卻需要仰賴皇權才能得以保障，因而與皇權產生衝突並非「丞相」本身，而是丞相之位上的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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