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草地密電」的對話

《關於「草地密電」的對話》

——文獻紀錄片《北上——走出黑暗》未製作攝製部分

編劇：周軍 劉俍 胡勇（本篇主撰稿）

　　甲：草地分裂是黨史、軍史上的大事件，對那封著名的「草地密電」，爭論很多，您能詳細講講嗎？

　　乙：1935年9月9日，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向毛澤東報告張國燾發給前敵總指揮部負責人徐向前、陳昌浩的密電，觸發中央連夜率領右路軍中的紅一方面軍部隊單獨北上。

這封電報，就是通常所講的「草地密電」，很多時候，也叫做「九九密電」。這封電報的收發原件沒能保存下來，正式的公開文獻中也沒有完整的電報內容記錄。

　　1977年9月19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的徐向前元帥在《人民日報》發表《永遠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一文，很多老同志也相繼發表回憶文章，涉及到這封電報，由於時隔久遠、文獻欠缺、角度位置不同，回憶的電報內容存在很大差異，這是「密電之爭」的源頭。最初爭論的主要集中在「密電是否有『武力解決』的內容」，到後來，隨著大氣候的變化，爭論變成「有沒有密電？」

　　通過梳理文獻檔案資料，比對相關當事人的回憶，還原當年的歷史場景，對於這場曠日持久的「密電之爭」，現在已經可以給出結論了。

密電存在的事實無可質疑

　　甲：質疑「密電」存在？只是因為沒找到「密電」原件嗎？

　　乙：9月9日，葉劍英同志向毛澤東報告張國燾密電的事實無可質疑。雖然電報的收發原件沒能保存下來，但相關的原始文獻檔案仍然留存了這封電報的關鍵信息。

　　1937年2月27日，草地分裂還不到一年半的時間，主管宣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在延安發表長篇文章——《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裡》，文章分為13部分，涉及對政治形勢的估計，南下北上問題，一、四方面軍團結問題，黨的建設，肅反，民族統一戰線等方面。凱豐文章至少有三處提到草地期間張國燾對徐、陳的歷次南下密令：

　　在文章第二部分「軍事戰略問題」中，凱豐寫到：

……但右路軍達到阿西、包座後，國燾同志又借口昆都倫河水漲不能過，而折回阿壩，同時密令徐、陳準備南下，以破壞中央的北進計劃而達到他的川康計劃。……

　　文章第三部分「南下北上的問題」：

　……當中央發覺國燾私自給徐、陳南下密電時，曾經詳述南下的不利。……

　　文章第五部分「紅軍和蘇維埃建設問題」：

……因為國燾自己對黨與紅軍的關係，都是這樣糊塗，所以他下面的幹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決中央』的話來。在國燾給徐、陳的密令，要徹底對中央開展鬥爭。……[]

　　——凱豐《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裡（1937年2月2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099～第102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同年3月23～31日，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和到會發言的除在延安的政治局成員，還有一、二、四方面軍的負責同志和其他高級幹部，按會議記錄共計六十人（毛澤東、洛甫、博古、張國燾、朱德、凱豐、林伯渠、林彪、彭德懷、任弼時、賀龍、郭洪濤、高崗、吳亮平、董必武、肖勁光、羅榮桓、傅鍾、馮文彬、劉長勝、杜理卿、廖承志、李見珍、劉亞樓、劉群仙、王林、周興、徐特立、王觀瀾、朱光、毛齊華、胡耀邦、蔡樹藩、阿金、周純全、邵式平、何畏、戴季英、羅世文、樂華民、莫文驊、郭潛、何長工、王維舟、陳賡、李井泉、倪志亮、曾希聖、謝富志、康克清、劉轉連、張振坤、譚家述、譚玉林、楊秀山、余代生、袁克福、周光坦、丁武新、段家石），會議對「國燾同志的錯誤問題」進行了揭發和批判，毛澤東在會上說：

……左路軍和右路軍的問題的時候，葉劍英同志便將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當時如果稍為不慎重，那麼會打起來的。……[]

　　毛澤東的發言清晰明確，「五W」要素齊全。當時，張國燾就在會場。會議結束前張國燾對同志們的揭發進行了有選擇的辯解，然而，對毛澤東所言密電，完全不置一詞。

　　多年以後，張國燾在海外出版回憶錄《我的回憶》，也完全不提密電這個茬，前一段還在「噶曲漲水不能過河」，後一段就是「中央拋棄四方面軍單獨北上」，他在迴避什麼呢？

　　張國燾的回憶錄中陳述事實，任意裁剪之處比比皆是，不僅推卸責任，裁贓中央，也裁贓徐陳等曾在四方軍一起奮鬥的戰友。

極其危險的單獨北上

　　甲：我讀到《彭德懷自述》關於草地分裂這一段，當時氣氛確實太緊張了，毛澤東的擔心絕非無的放矢。

乙：正是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再繼續說服等待張國燾率部北上，不僅沒有可能，並且會招致嚴重後果」、「稍為不慎重，那麼會打起來的」。中央才做出連夜單獨北上的決定。

　　從兩河口做出北上決議起，北上、靠近抗日中心地區創建根據地，中央的決心從未改變。張國燾借口噶曲漲水要南下，中央一方面催促張國燾東進匯合一起北上，另一方面也在做右路軍先行北上的準備，據陳昌浩回憶：

……毛主席找我談了幾次話，主席說張國燾說河水漲過不去是借口，我們要北上，我們走了後他會跟著來的。而我卻頑固地順從張國燾。……[]

　　由於徐陳不願意四方面軍部隊分開，右路軍整體北上已經不可能，中央在這時開始考慮率一、三軍先行北上的方案了，並在9月8日22時的中央主要領導同志與前敵總指揮部負責同志七人聯名電中通報左路軍紅軍總部負責同志：

……㈢目前胡敵不敢動，周、王兩部到達需時，北面仍空虛，弟等並擬於右路軍抽出一部，先行出動，與廿五、（廿）六軍配合行動，吸引敵人追隨他們，以利我左路軍進入甘肅，開展新局（面）。……

　　恩來、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澤東、稼穡

　　九月八日廿二時[]

　　從全軍北上，到右路軍先行北上，再到右路軍抽出一部先行出動北上，在堅持北上方針不動搖的前提下，中央一步步退讓委曲求全，中央的歷次決定沒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全都向四方面軍同志、向左路軍通報公開。

　　葉劍英當時是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他對右路軍各部隊部署態勢瞭若指掌：最北邊的紅一軍一師已經抵達白龍江邊莫牙一帶，紅一軍軍部和二師在俄界附近，距右路軍主力約兩天多的行程；紅三軍和軍委縱隊各單位分散在巴西、阿西、潘州、甲基等大小村莊。紅四軍主力在求吉一帶，監視圍困求吉寺內的殘敵。

　　不驚動四方面軍部隊，連夜把北上部隊各單位集中起來繞小路向北開進，困難不是一般的大，更何況求吉寺的紅四軍完全可以沿達拉溝棧道直插達拉，迎頭堵住繞道北上的中央。

　　若非遇到突發的緊急事件，中央怎麼會做出這個異常危險的抉擇？即便如此，中央還是做了萬一的打算，彭德懷回憶說：

　　……三軍團北進，毛主席和我走在後尾之十團即楊勇團。在路上走時，我問毛主席，如果他們扣留我們怎辦？毛主席說，那就只好一起跟他們南進吧！他們總會要覺悟的。……[]

「密電」密在何處？

　　甲：真是好險。一些研究者認為應當淡化「密電」本身，認為軍用電報都是以專用的密碼拍發的，可以說都叫密電。您怎麼看？

　　乙：草地分裂的根本原因是張國燾戰略上的「退卻主義」和組織路線上的「軍閥主義」。徐、陳首長不願意左右路軍里的四方面軍分開，理智、黨性、組織原則沒有戰勝感情，在最後關頭改變了態度，同意南下，也是造成黨中央被迫率紅一、三軍團單獨北上的重要緣由之一。

　　單說「九九密電」本身，只是一個觸發中央連夜單獨北上的觸發點，相比張國燾另立中央搞分裂的錯誤，「密電」只是一個具體情節，沒必要過分誇大炒作。

　　對於「軍用電報都是以專用的密碼拍發的，可以說都叫密電」的說法，貌似公允客觀，其實是迴避矛盾，混淆是非。

　　1937年凱豐長文和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里，有「密令」、「密電」、「秘密的命令」幾種說法，這裡的「密」絕非「密碼」的「密」，而是專指張國燾背著中央向右路軍前敵總指揮部負責同志下達違背中央決議的命令。

　　紅軍總部是黨中央領導下的紅軍最高指揮機關，在左、右路軍分開行動之後，紅軍總部對左、右路軍（前敵總指揮部）的重要指揮、調動均應當上報隨右路軍行動的黨中央，並取得黨中央的同意。凡是應當向中央報告而未報告，單方面向左、右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指揮員下的命令，即為「密電」——尤其是與黨中央方針和決策嚴重相悖的命令。

　　對中央決議有不同意見可以申述、可以保留。但中央的決議必須執行，這是張國燾作為一個黨的高級領導人必須遵守的組織原則，更何況張國燾還是背著同在右路軍的中央向徐、陳下達命令，這種態度，是黨中央絕對不可容許的。

　　從現存檔案（如凱豐長文《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裡》）及紅軍總部和前敵總指揮部電訊部門負責人宋侃夫、王子綱等人回憶來看，在這段日子裡張國燾曾向前敵總指揮部首長發出過多份應向中央報告而未報告的重要電令，嚴格地說，這些電報都符合「密電」定義。而9月9日導致中央單獨北上的那份「密電」，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因此，從9月3日至9月9日黨中央率紅一、三軍團單獨北上的那段日子裡，張國燾致前敵總指揮部首長的「密電」是一堆而不是一份！

　　9月8日9時張國燾令徐、陳首長準備南下的那個電報，就屬「密電」之列——雖然徐、陳首長向中央彙報了該電內容，但並不能因此而抹去張國燾該電的性質。

　　宋侃夫回憶：

……

　　這時，張國燾給中央發電，電文說：河水很深，不能徒涉（大意）。中央回電說：要想一切辦法過河。必要時可搭浮橋。張又去電：浮橋搭不成，草地上沒有木料，要找木料還得跑回阿壩，並提出南下的分裂主張。中央又回電：無論如何要過河，不要南下。可以找找其他的徒涉點，如有困難，我們可到上游策應。張這時也找了找其它徒涉點，實際上張是不願跟隨中央北上，所以堅持不能過河。中央主張北上，張國燾堅持南下，形成了僵局，部隊在葛曲河邊停了下來。

　　不久，張又發一封電報給徐、陳，上寫「指人譯」（有時也寫「親譯」），即讓我譯。此電大意如下：不要北上，要堅決南下，不僅河不能過，而且北上不利。胡宗南已到了甘南，臘子口一帶被堵，敵情於我不利，希望你們力爭中央和你們一起南下。徐、陳當即回電（此電也是我譯的）：南下已不可能，是否還是北上為好，不要為此事內部發生分裂。接到徐、陳這封電報後，張又給他們發去一封電報，（注1）大意是：望你們勸說中央南下，如中央執意北上，你們必須把四方面軍的隊伍帶回南下，不要隨同他們一起行動。電文語氣十分堅決，由我親自譯好發出，十分機密（注2）。此電報是否就是後來所說葉帥拿給主席看的那封，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此電文中沒有「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立即監視其行動，如執迷不悟，堅持北上，則以武力解決之。」等字樣（注3），王子綱同志也不記得有此內容（注4）。此電是經我手發出，別人是不清楚的。

　　……

　　l （注1）在錄音稿中，侃夫同志的原話是這樣的（即在這封電報前，還發過一封電報，電文如下）：「現在是上中下三策：上策南下，建立康甘根據地，特別是以川西為根據地最好，在西康也可以進行活動；中策不北上，南下以後往西，向青海方面活動，建立川陝甘青根據地；下策是北上，把胡宗南部隊吸引過來，敵情予我十分不利，而甘肅、陝北土地貧瘠，局面不易打開，等等。現在看來，張的原意是中策。此電發出後，徐、陳是否請示過中央，不得而知。但他們回電仍表示不同意南下，希望北上。看來，他們也在猶疑。事後我曾聽說，他們見到毛主席，主席說：還是不分開為好。張接到徐、陳這封電報後又去電給他們，大意是……」（接上稿）

　　l （注2）有一天，我正在譯電，張國燾突然跑來，把稿子急忙抽了回去，說：不發了，朱總來了。果然，不大工夫朱總來了。等朱總走後，他又把那份電稿遞給我（是否就是這一封電報，我已記不清了），張還對我說：此後有電報直接交給他，不要交給劉參謀長，也不要交給朱總。還十分嚴厲地說：否則你宋侃夫要負全責。當時，我感到事態已十分嚴重。

　　l （注3）引自李濟照同志所寫的《張國燾其人》。據侃夫同志講：軍博搞了一個軍史展覽，也正式引用了李書中的這封電文。[]

對於葉劍英來說，「密電」不密

　　甲：一種觀點認為「密電」是發給前敵總指揮部徐陳首長的，前敵總指揮部葉劍英接觸不到，是這樣嗎？

　　一、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央對紅軍的組織機構進行調整，在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基礎上組建前敵總指揮部，統一指揮前線紅軍，葉劍英調任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會師前，紅四方面軍電台收發譯是合一的，葉劍英到任後，按照一方面軍的經驗，無線電收發和譯電分開，提高了保密能力。通信局下面的電台只負責收發報，譯電由作戰局下面的機要科負責。

　　當時，和葉劍英一起前往前敵總指揮部的一方面軍同志還有擔任偵察科長的畢占雲、擔任作戰科副科長的呂繼熙（作戰科科長缺）以及陳茂生等幾名機要人員（機要科科長缺，陳茂生任機要組長）。

　　最初電台和譯電員還在一間屋子裡，後來完全分開，報務員就不能再見到電報原稿。前敵總指揮部電台負責人王子綱回憶說：

……八月六日開了沙窩會議。接著調李景瑞、朱宗春和兩個譯電員到我那個台工作。從此一、四兩個方面軍的無線電通信人員會合在一起了。第一次過草地時，還碰到了曹丹輝、李白、周維等同志。當時我們住在阿西，有一次胡宗南的部隊向包座逼近，當時我正好生病了，朱宗春、李景瑞通完報出去了。我不放心，上機聽一聽，正好碰上三十軍電台汪名震在呼叫，我趕快把電報收下來，譯電員（同一方面軍匯合以後，開始有了譯電員）很快把電報譯出來，內容是：敵人一個師向救濟寺開進，敵人如果攻佔了，我們就沒有辦法，敵人已過去一個團，怎麼辦?我叫人趕快把電報送出去，徐向前和陳昌浩同志看到電報立即回電「為什麼不打?」讓馬上發出。兩個鐘頭以後前方回電「敵人全部消滅」。這時，我的電台是跟隨右路軍總指揮部，張國燾到左路軍去了。

　　在阿西期間曾收到張國燾幾份電報。開始電報說噶曲河漲水，部隊過不去，讓派人去接。以後還有三次電報，一次是張國燾要南下，徐向前同志回電：「南下下策，西進中策，北上上策。」後來，張國燾還要南下，回的電報還是一樣，從電報看，張國燾是想南下的，而陳昌浩、徐向前則主張北上。

　　毛主席帶中央紅軍北上，走的時候我這個電台不知道，二台也不知道。第二天早晨一起床，看見借二台的一部充電機放在那裡，部隊已經出發了。中央紅軍走了之後，徐向前、陳昌浩同志發了個電報，問張國燾右路軍怎麼辦（指未隨毛主席北上那一部分）?張國燾來電報說南下。從我看到的幾份電報中可以看出徐向前、陳昌浩同志是不同意南下的，而張國燾是堅持要南下。後來，電台和譯電員分開了，電報的內容就全不知道了。……[]

　　按照中央紅軍長征前出台的《中革軍委關於轉移中文電處理和保管辦法》的規定：「電台一律由參謀長掌握。機要科與作戰室隨首長行動」、「密電碼由機要科長與譯電員共同掌握」。

　　作為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的葉劍英，掌握電台，正是其職責所在。

　　張國燾出任紅軍總政委後，對原紅軍總部行之有效的收發譯體制也做了局部調整，由原紅四方面軍電務處長宋侃夫出任總部通信局（三局）局長，特別機密的電報仍由他信任的四方面軍電台人員處理，避開了總參謀長劉伯承主管的作戰局（一局局長曹里懷）機要科（科長毛庭芳）譯電系統。

　　據時任紅軍總部三局（通信局）局長的宋侃夫回憶：

……在雜谷惱住時，有一天張國燾親自給我打電話說，現在同一方面軍會合了，要調整紅軍司令部的機構，決定由你當三局局長。後來由總司令部張國燾和朱德暑名還下了命令。命令上還有伍雲甫任副局長兼政委。張在電話上還說了一些對中央造謠的話，並告訴我以後有事就直接找他，說你們電台不歸總參謀長管。還說到王諍，說王諍原來是三局局長，是俘虜過來的，當三局局長不合適，所以決定三局局長由你當。決定王諍到紅一方面軍司令部去當三局局長。回來我傳達了一下，後來就來了命令。此後就分成左、右路軍，我們是跟左路軍總司令部行動。與張國燾見面時他還一再講，你們是總司令部的三局，是總部的，不是總參謀部的。張在這一點上卡的非常緊。……

　　……當時情況是，所有特別機密的電報都是要經過我的手，還有王子綱的手。凡是寫的親譯或指人譯的都是由我翻譯。……[]

　　張國燾有野心、鬧分裂、搞陰謀，對朱德總司令、劉伯承總參謀長等原一方面軍同志防範封鎖，宋侃夫說：

　……按規定我們電台應歸劉參謀長直接領導，而張國燾對我們說，有事直接找他。因此，當我們有些事請示劉參謀長時，劉總是搖頭，感到十分為難。……

　　……記得有一天，我正在譯電，張國燾突然跑來，把稿子急忙抽了回去，說：不發了，朱老總來了。果然，不大工夫朱老總來了。等朱老總走後，他又把那份電稿遞給我。張還對我說：此後有電報直接交給他，不要交給劉參謀長，也不要交給朱老總。他還十分嚴厲地說：否則你宋侃夫要負全責。……[]

　　徐、陳首長對中央態度和張國燾有本質區別的。

　　對於葉劍英參謀長在前敵指揮部引入紅一方面軍參謀部體制，徐陳沒有干預，徐、陳和葉劍英住在一個屋子裡，沒有限制葉劍英接觸機密，對於張國燾發來的電報，徐陳也沒有完全瞞著中央：

……主席要北上，我借口四方面軍集中後再走，實際上是不想北上。以後張國燾來電報讓我們南下，是葉劍英先看到電報的，那時他是參謀長，與我和向前住在一個屋子裡。接到電報後我們就準備南下。和毛主席是下午談的，那天晚上還想派個修船隊接過張國燾來。第二天早上發現葉劍英的鋪蓋沒有了，才知道中央走了。那時如我親自趕上和主席商量一下，北上還是可以的。但我沒有去，堅決的貫徹了張國燾路線。分裂了紅軍，反而將分裂的責任推到中央身上，說中央未通知我們就走了。將此情況向張國燾報告後，他要我們南下，自己就執行了。[]

　　徐、陳和張國燾之間的交集主要是在張、徐1931年中到鄂豫皖蘇區以後的四年多時間，在此之前，陳昌浩作為28個半之一在蘇聯曾和張國燾有過鬥爭。在鄂豫皖、川陝蘇區的艱苦鬥爭中，張國燾作為老資格的政治局委員、中央代表是徐、陳的直接上級，隨著紅四方面軍的發展壯大，張國燾的地位和領導能力得到徐、陳的尊重和認同。他們服從張國燾南下命令，更多的是對中央北上路線在戰略上的高瞻遠矚認識不到位，山頭感情戰勝了組織原則。

　　但是，他們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高級將領，不是張國燾的私軍軍頭。

　　戴著有色眼鏡看徐、陳，認定他們一定也會防範中央、也會封鎖葉劍英接觸機密，那是把徐、陳降到張國燾一個水平線，看似尊重徐、陳，實際是陷人於不義。

「武力解決」是個偽問題

　　甲：「密電」里有「武力解決」的內容嗎？

　　乙：「九九密電」有沒有「武力解決」內容？或者說，有沒有「武力解決」密電？這是密電之爭最開始的論題。

　　四方面軍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徐向前、陳昌浩是中央派到鄂豫皖蘇區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將領，他們不是張國燾的私軍軍頭。張國燾不會露骨到命令徐向前、陳昌浩「武力解決」中央。徐、陳也絕不會接受張國燾如此荒謬的命令。

　　通過一系列有關文獻的查閱，可以確定「九九密電」里並沒有「武力解決」的內容。流傳甚廣的「武力解決」一說，應當是批判張國燾時傳達失真。

　　1982年8月14日上午，徐向前元帥在寓所與時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廖蓋隆等人談話：

　……

　　徐向前：1977年的文章（1977年9月19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的徐向前元帥在《人民日報》發表《永遠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一文）說有這樣的電報。是不對的。我沒有看過這樣的電報。幫助我寫文章的同志，是按照傳統的說法寫的。那時我很忙，對這個問題也沒有多加思索。

　　……

　　廖蓋隆：宋侃夫同志建議我們寫信給葉帥，請他回憶這段歷史。因為電報是他交給毛主席看的，請他回憶有無「武力解決」中央的字樣。我們已經給葉帥寫了信。我們研究室的同志看到1937年中央政治局批判張國燾的會議記錄，毛主席的發言中談到，葉劍英同志把電報交給他看，電報中有「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這樣的話。

　　徐向前：我沒有看到「武力解決」字樣的電報。呂黎平的文章引了我的文章．你們寫文章是否也引了我的文章？那篇文章是我簽了名的，我要負責的，不管怎麼說．我是要負責的。只有再版時更正。

　　郭春福（徐向前秘書）： 1977年．《人民日報》為了紀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請徐向前寫文章。《人民日報》社推薦軍事科學院的幾位同志同《人民日報）的同志幫忙寫了那篇文章。他們寫好稿子後交給我，徐向前叫我先看。我對這段歷史不熟悉，文章中出現的問題應該由我負責。

　　徐向前：我怎麼能把責任推給你們呢？責任我是要負的。

　　廖蓋隆：總之，張國燾要求四方面軍南下的電報肯定是有的。主要是電報用的什麼措詞現在有不同的說法。

　　徐向前：南下電報是肯定有的。我們同意南下，是犯了錯誤的。

　　廖蓋隆：中央看到張國燾要四方面軍南下的電報，感到處境危險，所以立即離開四方面軍北上了。[]

　　……

　　西路軍兵敗祁連之後，徐向前直到37年6月中旬才回到延安，未能參加那次批判張國燾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對會議的具體情況並不清楚（徐說：毛主席在延安講過張國燾的危害。至於怎樣危害，我們也不好問。我們也說危害。我們執行過張國燾路線，我們也不便怎麼說。)

　　廖蓋隆告訴徐向前，黨史辦的同志查閱到1937年3月底的中央政治局批判張國燾的會議記錄，毛主席的發言中談到，葉劍英同志把電報交給他看，電報中有「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這樣的話。

　　這個情況，應該能釋徐向前心中之惑——此後，徐向前未再對密電內容發表公開意見。

除了發電人張國燾，當年見過「九九密電」原件的有葉劍英、毛澤東、徐向前、陳昌浩，張聞天、博古、周恩來、王稼祥應當見過毛澤東用鉛筆記在煙盒紙上的抄件。

　　葉劍英回憶說：

　……譯電員進來，把一份電報交給了我，是張國燾發來的，語氣很強硬。我覺得這是大事情，應該馬上報告毛主席。……[]

　　在公開文獻資料里，毛澤東有兩次提到「九九密電」。一是1937年3月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清算「國燾路線」時所說（見上文，略）。另一處是1971年8月28日他在長沙與韋國清、丁盛、劉興元的談話，要他們尊重葉帥。談話被整理成《毛澤東談話內容追記稿》。毛澤東概述了黨內前五次路線鬥爭後說：

　……以後就出了張國燾搞分裂，葉劍英在這件事情上立了一大功，張國燾打電報給徐向前、陳昌浩說，堅決南下，否則徹底解決，當時葉劍英同志當參謀長，他把這個電報拿出來先給了我，我們才走了，否則，我們就當俘虜了。……[]

　　陳昌浩回延安比徐向前還要晚一些，傳說中的那份「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一直是壓在他心裡的大石頭：

……我從來就沒有看到過張國燾命令我和徐向前用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

　　遍查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1935年9月12日）、張國燾的檢討《從現在來看過去》（1937年2月6日）、凱豐的《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裡》（1937年2月27日）、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1937年3月31日）、《反對張國燾路線討論大綱》（約在1937年3～4月間）、張國燾的檢討《關於我的錯誤》（1937年4月6日）、中共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黨內報告大綱》（1938年4月19日）等有關歷史文件，均無張國燾電令徐陳「武力解決中央」的內容。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流傳那麼廣的「張國燾電令徐陳『武力解決中央』」的傳說呢？連徐向前、陳昌浩等如此高級的幹部都相信這是中央的定性？

　　空穴來風，未必無因！

　　張國燾遲遲不肯北上，右路軍在巴西焦急等待，南下北上兩條道路的分歧已經從高層逐漸向下擴散，兩軍間的氣氛變得微妙而緊張，由於四方面軍實力強大，中央又對張國燾不斷讓步，彭德懷、聶榮臻等處於弱勢的一方面軍將領本能的擔心張國燾對中央動粗。

　　在左路軍，情況也不樂觀，劉伯承曾回憶：「（當時）搞得很激烈。我說：黨內問題應當用黨內鬥爭的辦法解決，用武力解決不能同意。（從此以後經常每周斗我一次到兩次），鬥爭的第二天，張說，我們中央成立了，你要同意，軍委委員給你一個。否則，就不行。我說我不同意這樣搞法。他說，你不想當總參謀長了？我說你要作什麼就作什麼吧！他說，那你就馬上辦交代——叫辦交代了，還讓我兩小時內作出一個南下行動的計劃來」[]，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證實了「武力解決」的說法其來有由。

　　凱豐寫《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裡》，從四方面軍收集了大量材料，他說：「因為國燾自己對黨與紅軍的關係，都是這樣糊塗，所以他下面的幹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決中央』的話來。在國燾給徐、陳的密令，要徹底對中央開展鬥爭。」

　　在3月底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有人質問張國燾企圖用武力解決中央，張國燾辯解道：「在南下開（松）崗會議，總司令提出問題，為什麼要用武力解決中央，（周）純全答覆並無此事。我要說明的就是發展到陷害總司令與武力（斗）爭解決同志，如果是這樣，便反革命了。」

　　當年絕大多數紅軍幹部戰士的文化水平很低，在傳達批判張國燾時，把「企圖用武力解決中央」和「背著中央，密令右路軍南下」兩個罪名合二為一，這是完全正常的。

　　當時中央正忙著和國民黨談判，周恩來為此缺席政治局擴大會議。7月，盧溝橋事件，抗日戰爭全面打響，紅軍改編成八路軍。對於參加過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四方面軍同志來說，他們自覺執行過張國燾路線，有壓力，不好多說。

　　第二年，張國燾逃離陝甘寧邊區，當了叛徒，就更沒人去糾正這事了。更何況，對張國燾、對中央，「武力解決」和「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結果差異有多大？

　　由於歷史的誤會，很多人都因以訛傳訛的「武力解決」受了委屈，既然查實，今天應當還大家一個真實的歷史，這份真實是兩方面的真實：

• 　　「九九密電」沒有包含「武力解決」內容；
• 　　毛澤東、葉劍英等密電直接親歷者沒有指控過四方面軍要「武力解決」中央。

　　這份真實既是對徐向前、陳昌浩、宋侃夫、王子綱等四方面軍將士的尊重，也是對毛澤東、葉劍英的尊重。

張國燾準備如何「徹底開展黨內鬥爭」？

　　甲：有種觀點認為，「徹底開展黨內鬥爭」與「反右」、「反傾向」、「開展路線鬥爭」一類的話，都是當時流行的黨內鬥爭的布爾什維克語言，沒什麼大不了，中央緊張過度了。

　　乙：一個下級組織，手握重兵，要對中央「徹底開展黨內鬥爭」，這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前所未有。

　　就在中央北上的同一天，遠在阿壩的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在《紅旗》附刊第1期刊出殺氣騰騰的文章《為爭取南下每一戰役的全部勝利而鬥爭！》，除了公開喊出「南下」外，還對「鬥爭」方式給出了參考答案：

　　……

　　這是實現南下戰略方針的重要工作，這些工作的完全實現，對於完成南下戰鬥任務是有著決定的意義，我們要百倍努力的保證這些工作的實現。首先必須高度的提高我們勝利信心，全體黨團員和指戰員團結像一個人一樣，一切誇大敵人力量，不相信自己力量，喪失創造新蘇區的信心，企［圖]逃跑到偏僻地區的傾向，是我們目前主要的危險，必須開展無情的鬥爭。同時不放鬆左傾空談主義，這是完成一切工作和南下戰鬥任務的重要保證。在南下進攻的行動中反革命分子必然要乘著我們的行動由北進轉變到南下的關頭，及利用部隊日前某些客觀困難（如糧食、氣候、草地……等）進行反革命的造謠破壞。保衛局系統和全體指揮員必須機警的靈敏的和反革命進行堅決鬥爭，逮捕以至處決，這同樣是重要的工作。我們的口號是：

　　大舉南下堅決進攻敵人！

　　消滅四川殘敵和蔣介石主力！

　　首先赤化全四川！[]

　　據時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的傅鍾回憶，「密電事件」發生的次年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北上後，任弼時曾特許他到總部機要科去看電報，而且是「凡我看過的你都可以看」。在傅鍾看完所有電報後，任弼時曾經與他有過一次語重心長的談話。關於這次談話，傅鍾留下了這樣的回憶文字：

　　看過電報才知道，原來在一、四方面軍分開前後，不少重要事情我根本不知道，不是弼時同志打破張國燾的封鎖，我還是被蒙蔽著。比如：中央率一、三軍團到俄界後，不僅等了三天，來電七次，規勸張國燾放棄「南下」，跟隨北上，而且直到九月十八日，彭德懷、聶榮臻同志等還致電張國燾，告知他們已佔領甘南的大草灘一線，當地的物資豐富，漢、回民眾熱烈擁護紅軍，「請你們立即北進」。顯然，中央一直是堅持兩河口會議精神，希望、等待並準備接應四方面軍共同北上的。對爭取張國燾一起北上真真做到仁至義盡。所以弼時同志再次和我長談時語重心長地指出：「看來，不是中央丟下你們走了，是你們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責任不在中央，在你們！」

　　這對我啟發很深，徹底分清了是非。

……

　　後來，弼時同志沒有為此批評哪個同志。對我則非常誠懇地說：「按照列寧的黨性原則，我們不是不參加黨內鬥爭。必須考慮到，我們是拿槍的，彼此都帶著隊伍！意見有分歧不好搞鬥爭的！我們還在長征當中，艱難困苦，人間罕見，團結一致比什麼都重要。」

　　他的這些話貴如金石，在我心裡產生了非常強烈的共鳴，不僅使我經久不忘，而且每想到它都會引起新的震動。[]

　　是呀，拿槍的，帶著隊伍搞鬥爭，究竟是大家堅持溫文爾雅，堅持只用「批判的武器」，還是會變成「武器的批判」？

　　值得深思！

一封電文的解讀

　　甲：9月8日張國燾電令左路軍的三十一軍政委詹才芳讓其「飛令軍委縱隊政委蔡樹藩將所率人員移到馬爾康待命」，如果蔡樹藩不聽的話，就要詹才芳將蔡樹藩扣留。圖窮見匕，確實是殺氣騰騰！

　　乙：你剛才提到的這封電報很重要，但通常的解讀存在問題。

張國燾關於扣留軍委縱隊致詹才芳的電令

（1935年9月8日）

才芳：

　　甲、九十一師兩團，即經梭磨直到馬爾康、卓克基待命，須經之橋則修復之望梭磨、康貓寺路，飛令軍委縱隊政委蔡樹藩將所率人員移到馬爾康待命。如其[不]聽則將其扣留，電復處置。

　　朱、張

　　八日[]

　　這份電報引發的歧議很多，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的《紅軍長征·文獻》，在「聽」字前面加上「[不]」，認為這份電報中的「如其聽……」系「如其不聽……」之誤寫或訛譯，這是不了解相關地理要素，低估了張國燾不擇手段奪取中共最高權力的決心。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將軍委第一、第二野戰縱隊合編為軍委縱隊，軍委縱隊主要由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政府、中革軍委機關幹部組成，中央、軍委領導人隨隊行動，黨政軍的首腦機關都在這裡。

　　左右路軍分開時，朱德、劉伯承帶著紅軍總部來到左路軍，醫院留在後方，其餘大部分由軍委縱隊司令員鄧發、政治委員蔡樹藩率領跟隨右路軍北上。當時毛澤東、洛甫、博古等中央領導是和徐向前、陳昌浩的前敵總指揮部一起隨右路軍右翼部隊行動，病重的周恩來、王稼祥以及中央機關隨軍委縱隊在右路軍左翼部隊行軍序列中。

　　通過徐陳與左路軍聯繫，張國燾知道毛澤東、洛甫、博古的位置。在目前公布的電報中，未發現迄至9月8日22時前軍委縱隊發出的電報或徐、陳首長向紅軍總部報告軍委縱隊行止位置的電報，張國燾在致電詹才芳時應當不知道軍委縱隊的確切位置。

　　9月8日，詹才芳在馬河壩、馬塘、梭磨一線，如果軍委縱隊還在毛爾蓋附近尚未走遠，得令後遵命南下，詹才芳才有可能扣押蔡樹藩。如蔡樹藩不聽命令，即使如張國燾所想軍委縱隊未走遠，詹才芳也無法實施扣押行動。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軍委縱隊已於9月初進至了巴西、阿西茸地區，鄧發、蔡樹藩隨中央北上，還參加了俄界會議。

　　張國燾之所以冒大不韙下令扣押軍委縱隊，完全是想一舉控制中央機關，如果周恩來、王稼祥也一併落入其手，更是奇貨可居，左路軍的政治局委員就至少有五名，人數已經多於右路了。

　　這份「扣留軍委縱隊」的電報，性質極其惡劣，張國燾已經下了跟黨中央最後攤牌的決心！

　　需要說明的是，這份電報雖然署名「朱張」，但可以肯定地說，這絕不可能是朱總司令同意的！

電報原件哪裡去了

　　甲：「九九密電」原件沒能保存下來，有研究者認為，出於保密的目的，當時收發電報原稿均按要求被銷毀，銷毀前會將內容抄錄在電報本上。這就存在著張國燾對內容敏感電報下令直接銷毀不抄錄的可能。

　　乙：確實有這種說法。還有一些研究者認為，長征中的電報保存得非常完整，因為在長征中怕遺失發送電報的底稿和接收電報的抄稿，所以當時都是用本子記的，不是一張張的紙。四個本子，左路軍發給右路軍的電報和左路軍接收右路軍的電報——兩個本子，右路軍發給左路軍的電報和右路軍接收左路軍的電報——兩個本子，所有的編號是挨著的，沒有一個缺號。這四個本子的電報中沒有「九九密電」。

　　對於這兩種看法，我們認為都是不正確的，是不了解當時左右路軍電台和機要的變遷。

　　對於「內容敏感電報直接銷毀」一說，當時四方面軍電台主要幹部宋侃夫、王子綱、蔡威等都是中央派到鄂豫皖的，他們不是張國燾的私人話務員，對他們的黨性和基本紀律性不能毫無根據地加以懷疑。

　　至於「電報保存得非常完整」一說，從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宋侃夫（左路軍電台負責人）、王子綱（右路軍電台負責人）等的回憶中，提到多封草地期間左右路軍間往來電文，至今，在公開文獻里找不到內容與之相近的電文檔案。從9月3日張國燾決定返回阿壩到9月8日徐陳請示電之間，以及9月10日中央北上至9月12日張國燾致中央電之間，徐陳也沒有一份向紅軍總部朱、張的報告電，公開文獻里一大片空白，既不合常理，也與當事人回憶不符。

　　而且，張國燾在黨中央率一、三軍單獨北上後的9月12日電中，也引用過徐陳在中央出走後發來的報告電：「據徐、陳報告：三軍撤去腳丈寺、班佑警戒，乘夜秘密開走……[]」，而這個電報，在現有檔案中同樣也找不到。

　　所以，僅憑「現有檔案中找不到」，並不能構成否定「九九密電」存在之充分證據。

　　中央紅軍的無線電通訊起步要早於四方面軍。1930年底，紅一方面軍在粉碎蔣介石第一次「圍剿」，繳獲一部收報機（發報機已經壞損），這部15瓦電台和報務員王諍、劉寅等隨即參加了紅軍，他們成了紅軍的第一批報務人員，紅軍總部立即決定由他們開始辦無線電訓練班。隨後，紅軍在打譚道源部隊時又繳獲了一套完整的電台和電池。只有一部半電台，沒有和中央聯繫的密碼，沒法通報，這時的電台就干兩件事：抄收新聞和對敵偵察。國民黨部隊的無線電泄密從反面提醒了紅軍，使紅軍認識到電台保密的重要性。

　　1931年中，上海黨中央培養的一批報務員和機務員，如伍雲甫、塗作潮、曾三等，帶著密碼來到江西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殲滅敵28師公秉藩部時，又繳到一套100瓦的電台，從此，前後方開始了無線電通信，接著在9月中旬，曾三在機上與上海黨中央溝通了聯絡。寧都起義後，紅軍無線電通信有了飛躍的發展，到長征之前，中央蘇區和紅一方面軍一共發展到17部電台。

　　1934年1月軍委成立四局掌管通信工作。後來四局與三局對調代號，通信部門從此便稱作三局。從中央紅軍建立電台開始，就一直實行收發和譯電分開，三局管理電台和收發業務，一局（作戰局）機要科負責譯電和檔案。電台由參謀長掌握，機要科與作戰室隨首長行動，密電碼由機要科長與譯電員共同掌握。

　　紅四方面軍無線電工作起步比中央紅軍要晚一些，1931年下半年，中央派宋侃夫、徐以新、王子綱和蔡威到鄂豫皖蘇區，帶去密電碼。最初也是不完整的電台只做收音。1932年初，商潢戰役繳獲一部完整電台後同湘鄂西、中央蘇區、湘鄂贛溝通了聯絡。由於信不過解放過來的電台技術人員，四方面軍電台發展比較慢，進軍川陝時只有兩部電台，到了1935年，繳獲第三部電台，成立了電務處，宋侃夫任處長。到一四方面軍會師時，紅四方面軍共有5部電台。紅四方面軍電台以對外聯繫、技術偵查為主，直到1933年中反三路圍攻的空山壩戰鬥，才第一次在四方面軍內部實現無線電聯絡。

　　會師前，紅四方面軍實行收發譯合一，負責譯電的主要是宋侃夫、王子綱，蔡威更多從事無線電技偵。兩軍會師後，出任紅軍總政委的張國燾讓四方面軍電務處長宋侃夫到三局當局長，主管通訊。紅軍總部原實行收發和譯電分開，一局（作戰局）機要科負責譯電和檔案，但張國燾防備中央，為避開朱德總司令、劉伯承總參謀長以及作戰局長曹里懷、機要科長毛庭芳等一方面軍幹部，特別機密的電報仍由他信任的四方面軍電台人員處理和保管。

……當時情況是，所有特別機密的電報都是要經過我的手，還有王子綱的手。凡是寫的親譯或指人譯的都是由我翻譯。……[]

　　因此，左路軍的電報檔案實際收存在兩個部門，正常電報在一局機要科，特別機密的在三局局長宋侃夫處；葉劍英參謀長在前敵總指揮部引入紅一方面軍體制，收發和譯電分開，右路軍電報檔案收存在一局機要科。所以，至少不能排除時任作戰科副科長的呂黎平在回憶中所陳他接觸並看到過「九九密電」的可能。

　　草地分裂，徐、陳率未北上的右路軍南下與左路軍匯合，張國燾南下碰壁，四方面軍與2、6軍團攜手北上。36年秋，三軍在會寧會師，宋侃夫隨四方面軍總部渡河西進，對於西路軍最後的電台，宋侃夫回憶道：

　　……三月十四日到石窩，我們的處境更困難了，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決定，徐向前和陳昌浩同志離開部隊回延安。李特講，為縮小目標，減輕負擔，除留下一部電台與中央聯繫外，其餘全部砸爛毀掉。我的心情非常沉痛。我回電台傳達命令時，聲音哽咽。同志們想到電台的建立是多麼不容易，大家一面砸，—面燒，一面流眼淚。

　　進入祁連山，整整五十天沒住過房子，沒吃過五穀糧食。電台每天行軍快到營地前，都要揀牛糞，又烤火，又燒肉，晚上還能用油點燈。這段時間電台同志們思想很活躍，亦比較亂，有的想跟步兵一起打游擊，有的想自己找出路。我們就加強思想教育工作。

　　到了紅邦園子（是個沙包子上，並無村莊）敵人一路騎兵包圍了我們。我們突圍後，總部命令我們把最後一部電台砸掉。這之前，我們給中央發過兩份電報，一份是準備打安西，在祁連山沒有糧食吃；一份是敵情有變化，安西打不下，準備突突圍往西走。這兩份電報中央都沒有回電。

　　中央給西路軍的最後一個電報，是在出山之前。電報說，可以走星星峽西進，共產國際己派人通過新疆關係接應你們。

　　突圍後出祁連山，在戈壁灘上，我燒掉了最後保存的密碼本和電報底稿。咀苦幹，頭髮暈，堅持走了近三天兩晚上，休息的時候，騎的馬突然不見了，大家都找馬，才發現在不遠的地方有個水池，馬跑去喝水了，這樣大家都得救了。我們又向前走了一會，聽到了汽車的聲音，看到了飄動的紅旗。到了星星峽，知道陳雲、滕代遠同志，通過盛世才辦事處的一個處長星星峽接我們來了。

　　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我們八百人分乘幾十輛汽車離開星星峽，三天後到迪化（即現在的烏魯木齊），住在東門外的一個兵營里，稱新兵營。又編成幹部大隊開始了學習，後來又回到延安。[]

　　……天黑時，領導決定突圍，通知我砸掉最後一部電台。我預感到全軍覆滅的命運在等待著我們。張厚先同志的犧牲，使我感到我的生命也即將結束。在沙漠中突出去似不可能，電台當然不能落入敵手，於是，我們砸掉了四方面軍的最後一部電台。除為了將來破譯密碼用的一兩份不太重要的敵報外，所有的機密電報和密碼本也都付之一炬。我身上還有一支槍，內裝兩顆子彈，在上衣口袋裡還有一個火柴盒，裡面有三五根火柴，以應付最後時刻的到來，燒毀留下的兩份電報。

　　在處理完電台的事宜之後，我正在等待突圍，突然有人喊我：「局長，你看，首長們已經都走了。」我懵懵懂懂地看了一眼，只見一行馬隊在黑夜中正在向前趕路，同志們讓我趕快跟上，我牽過騾子，同志們將我扶上騾背，急忙追上那隊人馬。王子綱同志沒有牲口，他牽著我的騾子尾巴個跟了上來，但後來還是掉了隊，跟著其他大隊伍走了。

　　到停下來時，一看，這一隊人馬有八十多匹牲口，都是負責幹部，沒有警衛部隊，大部隊則由八十八師師長楊秀坤同志做後衛掩護突圍。我們這一小隊騎馬的走不動了，大家就牽著牲口走。走到半夜，才擺脫了敵人，聽不到槍聲。但我的情緒仍很不好，就問身旁的一個同志：「現在是朝哪個方向走？」他看了看夜空中的北斗星回答我說：「向北偏西。」。我向李先念同志發牢騷、提意見：我說：「再往北就到外蒙古的戈壁灘了，大部隊在大路上，我們應該向西靠和突圍出的大部隊匯合。」他們不聽，我還是罵罵咧咧，繼續提意見，沒想到我這一罵倒起了點作用，隊伍終於停了下來。經過大家商量，採納了我的意見，改向西南方向走，以便插向大路，和大家在一起。

　　隊伍西行以後，又在沙漠中走了兩天兩夜，仍然是一眼望不到盡頭的沙丘，我們能不能走出這黃沙滾滾的瀚海，真是難以預測啊！為了防備萬一，我只好把密碼本和留存的電報底稿也燒掉了。紅四方面軍的電台，最後在沙漠中結束了它的生命。……[]

　　原前敵指揮部機要組長陳茂生犧牲在河西走廊，宋侃夫燒掉了密碼本和留存的全部電報底稿。

　　由於歷史的作弄，本應分開收存的「九九密電」收發兩份底稿都消失在河西走廊。

　　這是「密電為什麼找不到」最符合邏輯也最符合情理的一種解答——合理銷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