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您讀書之《未來簡史》每天一萬字第22集

天使豬：天使豬讀書，給你黃金屋，每天泡一泡，顏如玉來抱。上集我們談到神人們與人類產生巨大的生理差異，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

唐老蛋：不但如此，神人們在升級改造的過程中還有可能失去一個在我們現在看來最寶貴的東西：人性。

天使豬：天啦，神人沒人性了！

唐老蛋：最後作者試著探討了未來可以會替代人文主義的新宗教，科技人文主義，數據主義。

可是作者卻沒有看到，今天的中國看起來已經不像是社會人文主義，但是他也決對不是自由人文主義。今天的中國，按照赫拉利教授的觀點，似乎中國人覺得個人體驗和集體體驗都重要。可其實他對中國的文化了解得還不夠，從周天子開始，傳承下來的人文主義觀點對中國人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而且周天子家裡還有一本奇書《周易》。用《周易》的思想來解釋，個人體驗和集體體驗就像是陰和陽，孤陰不生，獨陽不長。它們合在一起就是太極，分開才是陰陽，但是陰陽其實都是對立統一的，並不能孤立地去看。這種觀點中國人很容易接受，可惜赫拉利教授不是中國人，不然他應該會意識到，中國的這種人文主義才是未來的新宗教，雖然它才開始生長。

宇宙依憑的釘子

科技人文主義還面臨另一個恐怖威脅。一如所有人文主義教派，科技人文主義也認為人的意志是神聖的，認為這是整個宇宙的依憑。科技人文主義希望用人類的期望來選擇發展某種心智能力，進而決定未來心智的模樣。然而，如果未來科技能夠重塑、改造這些期望，會是什麼情形？

人文主義總是強調，我們不太容易確定自己真正的意志。每次想聆聽真實的自己，總有許多嘈雜雜訊鋪天蓋地而來。而且事實上，有時候我們不見得真想聽到自己真實的聲音，因為那可能會是些不受歡迎的秘密和令人難堪的要求。有許多人根本是處心積慮不想對自己了解太深。一位事業上平步青雲的律師，可能就不想聽到內心叫她放輕鬆趕快生個寶寶的聲音。困在痛苦婚姻中的女性，也可能害怕失去婚姻提供的安全感。背負罪惡感的士兵，曾犯下的暴行化成噩夢，如影隨形。對自己性傾向還不太確定的年輕人，告訴自己先保持沉默。對人文主義來說，任何一個情境都不會有通用的解決方案，但人文主義要求我們要堅強，不論內心的聲音有多麼醜惡，也要勇敢面對，要聽到自己最真實的聲音，再聽從它的指導、排除萬難。

但根據科技進步主義的觀點，一切就大不相同了。科技不想聽我們內在的聲音，而是要控制這些聲音。一旦我們了解了生化系統如何產生這些聲音，我們就能玩弄這些開關，把這裡音量調高、那裡音量調低，讓人生過得更輕鬆自在。容易分心的律師可以來顆派甲酯，有罪惡感的士兵可以吞顆百憂解（Prozac），至於對生活不滿的妻子，替你憂（Citao）就是答案。而且，這還只是開始。

人文主義者常常難以接受這種方法，但還是別太早就下判斷。人文主義者建議「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這其實毀了許多人的生命；適當用藥，反而是大大改善了幾百萬人的健康狀況和人際關係。為了真正聽到自己內心的聲音，有些人得先把心中現有的尖叫和怒罵音量調小。現代精神病學認為，許多「內心的聲音」和「真實的願望」只不過是生化失衡和神經疾病的產物。生化失衡讓患有抑鬱症的人總是戴著一副抑鬱的眼鏡看待事物，於是一再拋棄大好的前途和健康的關係。這時該做的，可能不是聆聽這種破壞性的內心的聲音，而是直接叫它們閉嘴。比如前面提過的記者薩莉·艾蒂，她戴上「專註頭盔」，讓腦中其他聲音安靜下來之後，不但成了神射手，自我感覺也大大提升。

就個人而言，每個人都可能對這些問題有不同的看法。但從歷史角度來看，變革醞釀已久。人文主義的最高誡命「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已經不再不證自明。我們學會調節內心聲音的音量之後，也得放棄對「真實」的信念，因為我們再也不清楚現在是誰在調節開關。把腦中的雜訊關掉似乎是個好主意，但前提是要能讓我聽到真正的自我。如果沒有「真正的自我」，又怎麼決定該關掉哪些聲音、放大哪些聲音呢？

讓我們單純為了討論而做個假設：假設幾十年內，腦科學家就能讓我們輕鬆且準確地控制許多內心的聲音。再假設有一個來自虔誠的摩門教家庭的年輕男性同性戀，許多年來一直不出櫃，終於存夠了錢，想去動手術。他帶著10萬美元前往診所，決心自己走出來的時候就像摩門教創始人約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一樣是異性戀。站在診所門前，他心裡又重複了一次想對醫生說的話：「醫生，這裡是10萬美元。請把我治好，讓我以後永遠不要再想男人了。」接著他按了門鈴，但開門之後，看到《急診室的春天》里的喬治·克魯尼活生生站在他眼前。這個小夥子魂兒都飛了，喃喃說著：「醫生，這裡是10萬美元。請把我治好，讓我以後永遠不要再想變成異性戀了。」

這個年輕人真實的自我，打敗了過去經歷的宗教洗腦嗎？又或是一時的誘惑，讓他背叛了自己？又或者，根本沒有什麼真實的自我，所以也不會有所謂的聽從或背叛？只要我們能夠設計及重塑意志，就無法再把意志看作意義和權威的本源。因為不管我們的意志為何，我們總能讓它改變主意。

人文主義認為，只有人的慾望才能使世界充滿意義。但如果我們連慾望都能選擇，又憑藉什麼來做這種選擇？假設在《羅密歐與朱麗葉》的開場，羅密歐可以決定要愛上誰，而且就算決定了，還是隨時能夠反悔重來。這樣一來，這齣劇會變成什麼樣子？但這正是科技進步為我們刻畫的未來。如果我們的慾望讓我們不舒服，就讓科技消滅這個慾望。如果整個宇宙所憑依的釘子釘錯了地方，就用科技把整顆釘子拔出來，釘到別的地方去。但究竟要釘在哪兒？如果寰宇四方均能落釘，我該挑哪裡？又為什麼該挑那裡呢？

人文主義的戲劇，多半是以某個令人痛苦的慾望展開。例如，蒙太古（Montague）家族的羅密歐，愛上了凱普萊特（Capulet）家族的朱麗葉，可兩家卻是世仇，於是雙方都非常痛苦。科技對這種情節的解法，就是確保讓我們不會有令人痛苦的慾望。如果羅密歐和朱麗葉服個藥丸或是戴個頭盔，直接把那些對彼此造成不幸的愛意給消滅掉，不就沒事了嗎？

在此，科技人文主義面臨著一個無解的兩難。人的意志是宇宙中最重要的東西，同時人類在開發能夠控制、重新設計意志的科技。畢竟，能夠控制全世界最重要的東西，豈不是太棒了？然而一旦這樣的控制成真，過去神聖的人類就會成為另外一種設計品，反而讓科技人文主義不知該何去何從。只要我們仍然相信人類的意志和經驗是權威和意義的本源，就永遠無法處理和這些科技的關係。

因此，有個更大膽的科技宗教，打算直接徹底切斷人文主義的臍帶。這個科技宗教所預見的世界，並不是圍繞任何人類生命形式的慾望和經驗。那麼，是什麼東西能夠取代慾望和經驗，成為一切意義和權威的本源？2016年，有一位候選人坐在歷史的接待室，等待面試。這位候選人名叫「信息」。目前最耐人尋味的新興宗教正是「數據主義」（Dataism），它崇拜的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數據。

第11章

信數據得永生

數據主義認為，宇宙由數據流組成，任何現象或實體的價值就在於對數據處理的貢獻。 1 讀者可能覺得這實在是胡言亂語，但事實上，大部分的科學機構都已經改信了數據主義。數據主義是由兩大科學潮流爆炸性匯流而成。在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150年後，生命科學已經認為生物體都是生化演算法。此外，在圖靈想出「圖靈機」（Turing Machine）這個概念的80年後，信息科學家也已經學會寫出越來越複雜的電子演算法。數據主義指出，同樣的數學定律同時適用於生化演算法及電子演算法，於是讓兩者合而為一，打破了動物和機器之間的隔閡，並期待電子演算法終有一天能夠解開甚至超越生化演算法。

對於政府、企業或一般消費者來說，數據主義提供了突破性的技術和強大的全新力量。對於學者和知識分子來說，它也能提供幾個世紀以來渴求的科學聖杯：從文學、音樂學、經濟學到生物學，所有科學學科都能統一在單一理論之下。根據數據主義，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股市泡沫和流感病毒不過是數據流的三種不同模式，能夠使用同樣的基本概念和工具來分析。這個想法十分吸引人，可以讓所有科學家講一種共通的語言，在學術的鴻溝上搭起橋樑，並輕鬆讓某種見解跨越不同學科。終於，音樂學家、經濟學家和細胞生物學家也能互相理解和溝通了。

在此過程中，數據主義將傳統的學習金字塔徹底翻轉。在這之前，大家認為數據只是智力活動這個漫長過程的第一步，我們要把數據轉化為信息，信息轉化為知識，最後把知識轉化為智能。但數據主義者認為，數據的流動量已經大到非人所能處理，人類無法再將數據轉化為信息，更不用說轉化成知識或智能。於是，處理數據的工作應該交給能力遠超人類大腦的電子演算法。實際上，這也就代表著數據主義對人類知識和智能有所懷疑，而傾向於信任大數據和計算機演算法。

最堅信數據主義的正是它的兩個母學科：計算機科學與生物學。兩者之中，又以生物學更為重要。生物學擁抱了數據主義，才讓計算機科學的小小突破撼動了整個世界，可能徹底改變生命的本質。要說所有生物都是演算法，不管是長頸鹿、番茄或人類都只是不同的數據處理方式，你可能並不以為然。但這裡必須強調，現在的科學教條就是如此，而且對整個世界的改變難以想像。

今天，我們視為數據處理系統的不只是單一生物，還包括蜂箱、細菌的菌落（colony）、森林和人類城市之類的社會。經濟學家也越來越常用數據處理系統的概念來詮釋經濟。一般人看來，經濟就是有農民種小麥，有工人做衣服，有顧客買麵包和衣服。但在專家眼中，經濟機制就是收集關於慾望和能力的數據，再轉化為決策。

根據這種觀點，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和國家控制共產主義就不是意識形態、倫理教條或政治制度上的競爭，而根本是不同數據處理系統間的競爭。資本主義採用分散式處理，而蘇聯式共產主義則是集中式處理。資本主義讓所有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直接相連，並允許他們自由交換信息、獨立做出決定來處理數據。自由市場上的麵包價格如何確定？每家麵包店愛做多少就做多少，價格愛定多高就定多高。而顧客只要能夠負擔，一樣可以愛買多少就買多少，或是直接去其他麵包店購買。一根法棍麵包1000美元並不犯法，只是大概沒人會買。

讓我們把規模放大，假設投資者預測麵包需求將增加，就會買入研發高產量轉基因小麥的生物科技公司股份。資金流入，該公司就能加速研究，更快提供更多小麥，以避免麵包短缺。就算哪家生物科技巨頭半路夭折，也可能有競爭對手實現這項突破。因此，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是將分析數據和做決定的工作分發下去，交給許多各自獨立但又相互連接的處理器。正如奧地利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所說：「在一個把相關事實的知識分散給許多人的系統中，可以靠價格協調不同人各自的獨立行動。」

根據這個觀點，證券交易所正是人類迄今創立的最快、最有效的數據處理系統。每個人都可以直接加入，或是通過銀行或退休基金加入。證券交易所推動著全球經濟，在地球，甚至外太空發生的事情，無不納入考慮。不管是科學實驗成功、日本傳出政治醜聞、冰島火山噴發，甚至太陽表面有不規則活動，都會影響股價。而為了讓系統運作順暢，就需要讓盡量多的信息儘可能地自由流動。如果全球有數百萬人都能獲取所有相關信息，就會通過買賣來決定石油、現代汽車股票或瑞典政府債券最準確的價格。據估計，證券交易所只要根據15分鐘的交易信息，就能確定《紐約時報》某個頭條對於大多數股價的影響。

這種數據處理的概念，也能夠解釋為何資本家喜歡降稅。重稅代表可用資本有一大部分都集中在單一地點（國庫），也就有越來越多決策必須由單個處理器（政府）來決定。這樣一來，整個數據處理系統就會過度集中。假設稅收高到離譜，幾乎所有資本都流到政府手中，一切由政府決定，包括麵包的價格、麵包店的位置，以及研發預算。在自由市場中，如果某個處理器做出錯誤的決定，立刻就會有人乘虛而入。但如果幾乎所有決定都操縱在單一處理器手中，一犯錯就可能是場大災難。

這種所有數據都由單處理器來處理並決定的極端情況，就是蘇聯式共產主義。在蘇聯經濟里，號稱要讓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換句話說，政府會把你的利潤全部取走，再判斷你有什麼需求，並提供給你。雖然這種極端方案並沒有真正實現，但蘇聯及東歐可說是儘力逼近。它們放棄了分散式數據處理的原則，轉換為集中式數據處理，蘇聯各地的所有信息都流向莫斯科一處，也是由莫斯科做出所有重大決定。生產者和消費者無法直接溝通，而且必須服從政府的命令。

例如，蘇聯的經濟部門可能會決定：所有店裡的麵包價格都是2盧布又4戈比（kopek）；敖德薩州（Odessa Oblast）的某個集體農場本來種小麥，但現在要改成養雞；另外，莫斯科的紅色十月面包店每天要生產350萬個麵包，一個也不準多。與此同時，蘇聯的科學部門也會命令蘇聯所有生物科技實驗室接受特羅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理論。李森科素負惡名，執掌列寧農業科學院（Lenin Academy for Agricultural Sciences），但他不相信當時主流的基因遺傳理論。他堅信，如果某個生物這輩子得到了新的性狀，就能直接傳給後代。這種想法完全違背正統達爾文學說，卻與蘇聯的教育原則十分吻合，意味著只要訓練小麥承受寒冷的天氣，後代的小麥也能夠耐寒。於是，李森科把幾十億株「反革命」的小麥送到西伯利亞接受再教育；只不過，蘇聯很快就被迫從美國進口越來越多的麵粉。

資本主義之所以勝出，並不是因為資本主義更符合倫理、個人自由神聖無比，又或者上帝對這些共產主義者降下怒火。資本主義能夠贏得「冷戰」，是因為至少在這個科技加速改變的時期，分散式數據處理的效果就是比集中式數據處理更好。20世紀末期的世界變化實在太快，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無法處理。像這樣把所有數據都集中起來、所有重大決策都由一群官員決定，雖然能夠生產出原子彈，卻絕不可能打造出蘋果或維基百科。

有一個故事（可能是假的，但精彩的故事多半都是假的），講的是戈爾巴喬夫為了讓蘇聯經濟起死回生，派出一位主要副手到倫敦，想了解撒切爾主義（Thatcherism）是什麼，資本主義制度又是如何實際運作的。東道主帶著這位蘇聯來的貴賓參觀倫敦，前往倫敦證券交易所和倫敦政經學院參觀，與銀行經理、企業家和教授長談。這位蘇聯專家忽然忍不住說：「抱歉，請先停一下。先別管所有這些複雜的經濟理論了。我們在倫敦來來回回一整天，有件事我一直不懂。在莫斯科，我們派了最聰明的人來研究麵包供應制度，但每家麵包店和雜貨店還是大排長龍。而在倫敦，這裡有數百萬人口，我們今天經過了許多家店和超市，卻沒有一個地方需要排隊。請帶我去見一下在倫敦負責供應麵包的人，我一定得學學他的秘招。」東道主抓了抓頭，想了一下，說道：「可是，沒人負責供應麵包給倫敦啊。」

這正是資本主義的成功秘訣。並沒有中央處理單元壟斷關於倫敦麵包供應的所有數據，而是信息在幾百萬名消費者和生產者、麵包師和企業家、農民和科學家之間自由流動，市場力量決定麵包的價格、每天烘焙的數量，以及研發的順序。如果市場力量做出不當的決定，也能很快自我修正。我們現在的重點並不在於這種資本主義理論是否正確，而在於用數據處理的概念來了解經濟學。

所有的權力都去了哪兒？

政治科學家也逐漸把人類政治結構理解成數據處理系統。民主和專制在本質上是兩套關於收集和分析信息的對立機制。專制使用集中式處理，而民主則喜歡分散式處理。民主在過去幾十年里佔得上風，是因為在20世紀晚期的具體情境中，分散式處理的效果更佳。如果換一個情境（比如古羅馬帝國時代），反而可能是集中式處理擁有優勢，讓羅馬共和國衰落，權力從元老院（Senate）和公民大會（Popular Assemblies）轉移到專制皇帝的手中。

這意味著，如果數據處理的情境在21世紀再次改變，民主制度也可能衰敗，甚至消失。隨著數據量和流通速度雙雙提升，選舉、政黨、國會這些制度就可能遭到淘汰；原因不在於不符合倫理道德，而是無法有效處理數據。當時這些機構發展的背景，是政治的腳步走得比科技更快。在19世紀和20世紀，工業革命發展的速度夠慢，於是政客和選民仍能領先一步，規範及操縱發展的路線。然而自蒸汽時代以來，政治的節奏沒有多大改變，但科技已經從一擋切換到四擋。科技革命的腳步快到讓政治追不上，不管是國會議員還是選民，都失去了對科技的控制。

互聯網的興起，能讓我們一窺未來。現在對我們的日常生活、經濟及安全來說，網路空間都不可或缺。但講到網路設計的各種不同選項，雖然仍牽扯到主權、邊界、隱私、安全等傳統政治議題，卻並未藉助民主政治過程來決定。有人曾經投票決定網路空間該是什麼形狀嗎？網路設計者的種種決定未受公眾監督，因此今日的互聯網成了一個不受法律管束的自由區域，侵蝕國家主權、無視邊界、破壞隱私，可能正是最可怕的全球安全風險。10年前還幾乎沒人想過這種可能性，但今日的政府官員憂心忡忡，認為網路「9·11」已經一觸即發。

於是，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熱議重組互聯網的可能，但錯過了在一開始干預的時機，現在木已成舟，要改變現有制度就難上加難。此外，等到笨重的政府終於下定決心進行網路監管，互聯網早已又演進了10次。政府這隻烏龜，永遠追不上科技這隻野兔，就這樣被數據壓得無法動彈。美國國安局或許能夠監控每個人說的每句話，但看到美國外交紕漏不斷，就知道華盛頓雖然擁有所有數據，卻沒人知道該怎麼運用。對於世界上正在發生什麼事，史上從來沒有任何政府能像現在的美國這樣知道得如此清楚，但也鮮有政府能夠像現在的美國一樣反應笨拙。這就像打牌的時候明明知道對手有什麼牌，卻不知怎麼搞的，總是一輸再輸。

在未來幾十年間，我們很可能還會看到更多類似互聯網的革命，而科技會搶走政治的所有風頭。人工智慧和生物科技可能即將徹底變革人類社會和經濟，甚至是人類的身體和心智，但當前的政治對此卻幾乎毫無警覺。現今民主制度收集和處理相關數據的速度太過緩慢，而且大多數選民對生物學和控制論（cybernetics）的認識也不足，無法形成切中要點的意見。因此，傳統民主政治正逐漸失去控制，也提不出有意義的未來願景。

普通選民也開始意識到，民主機制已經不再能夠為他們帶來權力。世界正在變化，但他們摸不清變化的方式和原因。權力正在轉移，但選民不知道權力去了哪兒。在英國選民的想像中，權力被歐盟奪走了，所以他們投票脫歐。而在美國選民的想像中，是既得利益者壟斷了所有權力，所以他們支持反體制的候選人，比如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但可悲的事實是，沒有人知道所有的權力去了哪兒。就算英國離開歐盟、特朗普接掌白宮，權力也絕對不會回到普通選民身上。

這並不代表20世紀的獨裁統治將會重演。就算是專制政權，似乎同樣無力應對科技發展的腳步或數據流的數量和速度。在20世紀，獨裁者對未來自有一套宏偉願景，例如法西斯主義，希望徹底摧毀舊世界，再建起新世界。不論你對希特勒等獨裁者有何看法，都不可能說他們沒有願景。而到了今天，理論上領導者的願景應該會更為宏偉，畢竟過去的納粹不過是有了蒸汽機和打字機，就想打造出新的社會，今天我們可還有生物科技和超級計算機任君使用呢。

在科幻電影的劇情里，希特勒一樣的政客，一心奪取各種新科技，用來實踐各式極端政治理想。但回到21世紀早期，就算在俄羅斯、伊朗或朝鮮這些國家，實際的領導人和好萊塢電影里的形象根本是兩回事。那些人看起來可沒有什麼美麗新世界的願景。就算是金正恩或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他們做過的最瘋狂的夢仍然不過就是原子彈和彈道導彈之類的，還完全停留在「二戰」時期。普京似乎也只是想重建舊的蘇聯集團，甚至是更早的沙皇帝國。與此同時，偏執的美國共和黨人大罵奧巴馬是個無情的獨裁者，說他陰謀破壞美國社會的基礎，但過了8年總統任期，奧巴馬費盡心力也只是勉強推動了一個小小的醫療保險體制改革，不論是創造新世界還是新人類，都完全不在他的議題之列。

正因為科技進步如此迅速，不論國會還是獨裁者都被來不及處理的數據壓得喘不過氣，現今政治人物的眼界，要比一個世紀前狹窄太多。於是，到了21世紀早期，政治已不再有宏偉願景，政府就只剩下行政功能，維持著國家現狀，卻不再能夠帶領人民向前。政府確保教師每月拿到薪水、下水道不會堵塞，卻不知道20年後國家該走向何方。

在一定程度上，這或許是好事。有鑒於20世紀某些宏大政治願景導致了奧斯維辛集中營、廣島原子彈爆炸，或許官僚系統胸無大志也是種幸福。有了神一般的科技，再加上狂妄自大的政治人物，幾乎肯定是場災難。許多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認為，所有重大決策最好都交給自由市場來決定，結果這就成了政客無為和無知的借口，還認為這種做法是大智慧。對政客來說，反正一切交給市場就好，自己何必要懂這個世界呢？這可真是太方便了。

然而，科技已有了神一般的能力，政治卻短視而無遠景，這樣的搭配仍有問題。畢竟願景不一定是壞事，而缺乏願景也不一定是好事。20世紀，反烏托邦的納粹願景並不是自己分崩離析，而是被自由主義同樣宏偉的願景擊敗。之所以不該將未來完全交給市場力量來決定，是因為這些力量造成的結果可能只利於市場，而不見得有利於人類或全世界。市場那隻手不僅人類看不見，而且它本身也是盲目的。如果完全不加約束，面對類似全球變暖的威脅或人工智慧的潛在危險時，市場就有可能毫無作為。

有些人相信，這一切的背後有黑手。可能不是民主政客或獨裁統治者，而是一小群億萬富翁，現在正偷偷掌控著這個世界。然而這種陰謀論太過輕視系統的複雜度，站不住腳。只是幾個億萬富翁在小房間里抽著雪茄、喝著蘇格蘭威士忌，是絕不可能了解世界上發生的一切的，更不用說要控制一切了。在現在這個混亂的世界，那些冷酷的億萬富翁和少數利益集團之所以能夠蓬勃發展，並不是因為他們更能看清全貌，反而是因為他們的目標非常狹隘。在混亂的系統中，集中視野反而有其優勢，而億萬富翁的權力大小又與目標大小息息相關。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想再賺10億美元簡直易如反掌，只要輕鬆操弄一下相關係統就能辦到。但如果是想消弭全球的不平等、阻擋全球變暖，這些系統太過複雜，就算最富有的一群人也做不到。

然而，權力真空的狀況並不會持續太久。如果傳統政治結構在21世紀無法迅速處理數據，形成有意義的願景，就會出現更有效率的新結構，取代它們的地位。這些新的結構可能完全不同於任何先前的政治制度，既非民主，也非專制。這裡唯一的問題，就是由誰來建立並控制這些結構。如果人類自己完成不了這項任務，或許該讓其他候選者來試試。

概括歷史

根據數據主義的觀點，可以把全人類看作單一的數據處理系統，而每個個人都是裡面的一個晶元。這樣一來，整部歷史的進程就要通過4種方式，提高系統效率：

1.增加處理器數量。 擁有10萬人口的城市，運算能力會高於擁有1000人口的村莊。

2.增加處理器種類。 處理器不同，運算和分析數據的方式就不同。因此，如果單一系統擁有不同種類的處理器，就能增加其動力與創意。農民、祭司和醫生對話中所產生的想法，可能是狩獵採集者之間怎麼談都不會談到的。

3.增加處理器之間的連接。 如果只是增加處理器數量和種類，但彼此之間無法連接，仍然沒有意義。10個有貿易網路連接的城市，產出的經濟、科技與社會創新通常會高於10個孤立的城市。

4.增加現有連接的流通自由度。 如果數據無法自由流通，僅僅連接處理器也不會有什麼用處。這就像是在10個城市之間修建了道路，但路上滿是劫匪，商人或旅行者難以通行，這條路的作用也就會大打折扣。

這4種方法常常互相矛盾。處理器的數量和種類越多，自由連接就越困難。因此，智人數據處理系統的建構分成四大階段，各自強調不同的方法。

第一階段始於認知革命，開始能夠將大量智人連接為單一數據處理網路。這一點讓智人擁有超乎其他人類及動物物種的關鍵優勢。對尼安德特人、黑猩猩或大象來說，能夠連接成單一網路的個體數量有限，但智人卻打破了這個限制。

智人運用其數據處理優勢，走向了世界各地。但隨著智人分散到不同區域、感受不同氣候，就開始彼此失去聯繫，經歷不同的文化變革，形成各式各樣的人類文化，各有其生活方式、行為模式及世界觀。因此，歷史的第一階段就是增加人類處理器的數量及種類，但同時犧牲了連接：兩萬年前的智人數量遠多於7萬年前，但歐洲智人處理信息的方式不同於中國的智人。當時，歐洲和中國之間並無連接，也幾乎不可能在某天所有智人連接成單一的數據處理網路。

第二階段從農業革命開始，持續到大約5000年前，其間發明了文字和金錢。農業加速了人口增長，使人類處理器數量急劇上升。同時，農業讓更多人能夠生活在一起，形成密集的地方網路，各自擁有數量空前的處理器。此外，農業也為各個網路創造動機和機會，鼓勵彼此貿易溝通。但即使到了第二階段，仍然是離心力唱主角。因為沒有文字和貨幣的概念，人類難以建立城市、王國或帝國，仍然只是分散在無數個小部落，各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觀。要說所有人類會團結形成一體，在當時簡直是痴人說夢。

第三階段始於大約5000年前，當時發明了文字和貨幣，結束於科學革命開始前。有了文字和貨幣之後，人類合作的重力場最終擺脫了離心力，讓各個團體融合起來，形成城市和王國，而各個城市和王國的政治和商業聯結也更為密切。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出現了錢幣、帝國和普世宗教）之後，人類已經開始有意識地想像著要建立涵蓋整個地球的單一網路。

到了第四也是最後一個階段，大約始於1492年，這個夢想成為現實。早期的現代探險家、征服者和交易商，一起編織出了覆蓋整個世界的最初的幾條線。到了現代晚期，這些線變得更加結實緊密，哥倫布時期已如同蛛網，到了21世紀更是形成了鋼鐵和瀝青構成的網路。更重要的是，信息能夠在這個全球網路里越來越自由地流動。哥倫布剛剛把歐亞網路和美洲網路相聯時，每年只有極少的信息能夠越過海洋，還得應付各種文化偏見、嚴格審查和政治打壓。但漸漸地，不論是自由市場、科學社群、法治概念還是民主傳播，都有助於消除種種障礙。我們常常想像，民主和自由市場之所以獲勝，是因為它們比較「好」。但事實上，它們之所以勝出，是因為改善了全球數據處理系統。

於是，在過去的7萬年間，人類先擴散，再分成不同群體，最後再次合併。但合併並不代表一切回到原點。過去的多元族群融入今天的地球村時，各自都帶著思想、工具和行為上的獨特傳承，呈現一路走來的收集與發展成果。在現代的食品櫃里，就有中東的小麥，安第斯地區的馬鈴薯，新幾內亞的糖，以及衣索比亞的咖啡。同樣，我們的語言、宗教、音樂和政治，也充滿著來自地球各地的傳世寶藏。

如果人類整體就是單一的數據處理系統，它的產出是什麼？數據主義者會說，其產出會是一個全新的甚至效率更高的數據處理系統，稱為「萬物互聯網」（Internet-of-All-Things）。只要這個任務完成，智人就會功成身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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