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人們」：毛國科歸國與引起的紛爭

對於萬曆朝鮮戰爭的觀察，很多人止步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秀吉病死，「諸倭揚帆盡歸」。日本人走了，他們揮一揮衣袖，雲彩是帶不走了，倒是帶走了不少人，其中有幾十位當初講和時滯留在日軍陣營的使者。為首的那一位，叫毛國科——不知道大家對這人還有沒有印象。那是泗川戰敗之後的萬曆二十六年十月：

「十月初，島津義弘突然接報，說董一元派了一隊使者來見。為首的一個，名叫毛國科（史料中多稱他為「茅國科」，根據楊海英先生的考證改），還有一位叫史世用。島津義弘忘了的是，幾年之前這個史世用還從自己那兒忽悠走了一堆禮物，還在自己的領地上要過飯。」

——直江信綱，《暗戰壬辰：十六世紀對日情報戰》

我的這本書，寫到史世用和郭國安第三次見面就結束了，關於他們的下場並沒有交待。實際上，史世用成功地離開了，以毛國科為首的十九人被留下當成了人質，被和劉綎派去當人質的三十人圈禁在釜山，進而被挾歸日。用邢玠的說法，「倭奴之喪敗甚慘，彼安得不執國科去？」看來，毛國科等人是被當成了護身符。

毛國科在日事迹記載不多，在鄭希德《月峰海上錄》卷一和姜沆《睡隱集》卷四中曾經提到過。鄭希德和姜沆都是在萬曆朝鮮戰爭期間被俘虜去日本的朝鮮官員。

按姜沆的描述，毛國科在萬曆二十七年（1599）五月在堺港，還答應去為他們回國的事找德川家康，讓德川下令放人回國（後來姜沆確實走了，至於是不是毛國科求的就不知道了）。鄭希德記下毛國科的名字，是六月底，當時他在唐津（九州島北部）搭河應朝等五個中國人的船回朝鮮，正在等風訊的時候「忽有倭使飛船追到，使之停留五六日。其由乃住在倭國唐津華人茅國科（即毛國科）、劉萬壽（此人疑與劉綎派去和小西行長談判的旗手「劉萬守」是同一人）等自中爭功，搜探河應朝等所齎文牒故也」。

毛國科回國，應該不晚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六月。該月廿七，浙江巡撫劉元霖報稱「哨獲烏尾異船一隻，官役華夷一干人，審得千總毛國科蒙游擊茅國器差委倭營用間，今有執政家康令倭酋覓船送歸……」由於沒有身份證明，他被解赴福建，進行審查。

非常弔詭的是，九月，邢玠、萬世德對此事上書：「經撫朝鮮邢玠、萬世德倭奴解送華人疏，言：用間之法，兵家不廢。下海之禁令甲甚嚴，毛國科自稱宣諭，初無文憑，既解至閩，應聽審明真偽，酌議功罪」。按理說二人作為援朝一切事務的總負責人，對於有沒有派這麼個人去日軍處和談應該心裡清楚，可是為什麼偏偏要去「酌議功罪」呢？

三個月後，福建方面將審查結果上報兵部，稱「（毛國科）初入倭營，奉經理（萬世德）之檄文，令歸本土……然所持檄文，止一抄白，既無印信可憑，又無年月足據，其言曷敢輕信。」因為拿的檄文是抄本，無法證明身份，兵部下令經略、巡撫繼續會審。

那麼，明明是東征軍中千總、被派去與日本和談的使者，究竟為什麼邢玠、萬世德都避之唯恐不及呢？那是因為戰爭雖然結束，「查勘功罪」的工作卻一直在進行。島山之戰後，丁應泰上疏近萬言參劾楊鎬「喪師辱國」，進而說張位、沈一貫二位輔臣「交結欺弊」，是楊鎬的黑後台。（流毒無窮甚至寫進了《明史》的「蔚山之戰陣亡兩萬」就來自丁應泰的誣陷）萬曆嘴上不說什麼，倒是把之前一同參劾過張、沈的徐觀瀾派去了朝鮮。而按照邢玠在萬曆三十三年（1605）的上奏，「科臣徐觀瀾、李應策，贊畫丁應泰，輔臣趙志皋」反覆指摘他在萬曆朝鮮戰爭中的過失，「不知幾千萬言」。由此可見，徐、丁背後也是另有靠山。戰爭如何論定，就成了兩派之間交鋒的戰場。

所以，和日軍講和而不上報朝廷這種政治上極其容易被抓住把柄的事，邢玠自然一隱再隱。朝鮮史料曾記載，邢玠麾下中軍曾經告訴朝鮮人，在上奏大明的時候「不可謂（日軍）以和而去」，就是這個原因。如邢玠所料，丁、徐指控邢玠，最主要的就是議和。他們說邢玠指示茅國器、史世用剋扣軍餉拿錢換日本人退兵，還說史世用的兒子（史世用確實有個兒子，叫史汝梅）被派去給日本人送禮，給了2500包米、500匹馬和其他各種東西。他們還說，日軍的撤退是邢玠賄賂的結果，前線明軍還派人溫情脈脈地送小西渡海，東征根本沒有戰功，全靠賄賂。

大怒的邢玠上了一封《奏辨東征始末疏》，開頭非常嚇人：「奏為賊臣（丁、徐和他們背後的趙志皋）黨和賣國、謀殺戰臣（他自己），懇乞天恩亟行查勘正法，並先賜罷臣以救東徵文武事。」

大量的內容都是嘴炮，我就不寫了。當然，不愧是歷過邊事的，嘴炮也很有威懾力——邢玠要和丁應泰賭命，說如果自己賄賂日本人，就讓皇上斬了自己；否則就斬了丁應泰。順便說一句，邢老先生不愧是當過御史的人（《康熙山東通志·邢玠傳》），羅織罪名不比在職言官差，說什麼丁應泰勘查兵數是為了給加藤清正拖延時間，丁、徐還把東征明軍千把總隨身的私房錢都以搜尋陣亡將士名冊的名義偷走了……

正是在這樣一地雞毛的背景下，邢玠一旦承認自己曾經派遣過毛國科前往日本，那麼無數頂「主和媚倭」的帽子就會扣過來，進而把他和東征軍高層一網打盡。所以邢玠能做的，只有不承認（或者說不明著承認）毛國科的議和使者身份；對毛國科的功績，也只能一筆帶過了。

最後的論定中，毛國科出使的事情經過變成了這樣——

「國科之奉差，系浙勝營游擊茅國器，以沈安道新寨徒用力攻遽難攻破，密議郭國安，令作內應，具秉萬經理，蒙發諭文，則國科奉差而往，明矣。

（題外話，正是由於毛國科是茅國器部下，才會有了把他名字寫成「茅國科」甚至說他是茅國器弟弟的說法。）

「惟是國科羈留三載，一旦遣回。（日本）既為護送，又裹館糧，獻我逋寇，足表恭順。（毛國科）似乎行間亦有微勞。」

——邢玠《題倭奴送回宣諭人役疏》，《經略御倭奏議》卷十

對於一個小人物，雖然身後在史書上留下這樣的濃墨重彩已經足夠幸運，但是自己的功與苦不被世人承認與知曉，也許是人生中最遺憾的一件事了。史筆如刀，功過昭然。今天我們翻開史書，從這些塵封的文字里尋找過去的真相，不但是為了尋求歷史的真面目，也是為了告慰故事背後那一個個曾經付出過畢生心血的人物——你們的過往，會被人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