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發展史6：認知時代
第15節 認知時代
（1500年-1800年）
1、文藝復興：呼喚自由
中世紀的歐洲，尤其是羅馬教皇管轄的西歐，一切都是以基督教信仰為中心，每個人都要嚴格按照教會的指導甚至是命令來安排自己的生活，任何對教會權威的質疑都是不允許的。基督教的宗教儀式有七種：洗禮、堅振禮、懺悔禮、聖餐禮、終敷禮、婚禮、授職禮，不管是普通百姓還是王公大臣都必須遵守。可以說人生的一切重大事件都被基督教會的宗教儀式所包容，從出生到婚配，一直到死都有專門的宗教儀式，人的一生都在宗教的制約之下。被宗教思想捆綁的人們是發揮不了自己力量的，更無法開拓出新的邊界，他們最大的願望是讓人們獲得自由，他們所能做的就是大聲呼喚，要求恢復人類的尊嚴，讓人們重新過上自然、美好的生活。
在14世紀的義大利，出現了文藝復興的三位先驅，他們以文學作品的形式向社會發出了自由的呼喚，這三人被後世並稱為「文壇三傑」。詩人但丁的長詩《神曲》原名《喜劇》，他在基督教神學的知識框架之內，描述了從地獄到天堂的見聞，其中加入了自己的見解，並包含了對教會統治的諷刺。詩聖彼特拉克則把十四行詩推到一個完美的境地，發展成為「彼特拉克詩體」。這種詩體被後來的喬叟、莎士比亞等著名文學家和詩人所模仿，為歐洲詩歌的發展開闢了新的道路。彼特拉克寫了很多愛情詩，這些詩篇大膽歌頌愛情，表達人們對幸福的渴望；還有一些是政治抒情詩，直接對教會進行猛烈的抨擊。彼特拉克大膽地提出以「人的思想」代替「神的思想」，因此被稱為「人文主義之父」。作家薄伽丘以故事集《十日談》留名後世，他通過短小、生動的故事向大眾宣傳「幸福在人間」的思想，被視為文藝復興的宣言。
從15世紀後期開始，義大利文藝復興的焦點轉移至繪畫、雕塑等美術領域，以美術的形式表達人文主義思想，給人的感覺更直接、更震撼。1500年，偉大的藝術天才達·芬奇48歲，正處於藝術創作的巔峰時期，幾年前剛完成了《最後的晚餐》，兩年後又將繪製《蒙娜麗莎》。文藝復興時期雕塑藝術的代表人物米開朗基羅這一年25歲，此時正在羅馬開創自己的藝術事業，第二年開始創作舉世聞名的雕塑《大衛》。早熟的天才畫家拉斐爾剛好在這一年出師，時年17歲，到他37歲去世時，短短20年間他創作了大量的不朽名作。這三人被並稱為「美術三傑」，他們共同的特點是：藉助復興古希臘、古羅馬文化的形式來否定天主教的神權地位及其虛偽的禁欲主義，主張以人為中心、追求現實生活幸福的人文主義新思想。
在義大利之後，西班牙、德國、法國、英國也湧現了多位藝術大師，推動了文藝復興的全面發展。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1547-1616年）被譽為是西班牙文學世界裡最偉大的作家，他的代表作小說《堂吉訶德》被稱為文學史上的第一部現代小說。英國偉大的文學家威廉·莎士比亞（1564-1616年）的名作更多、影響更大，他有四大喜劇、四大悲劇，至今仍影響著世界。德國畫家丟勒（1471-1528年）不但有《啟示錄》、《基督大難》、《祈禱之手》等著名的繪畫作品，還有經典的美術理論著作《繪畫概論》和《人體解剖學原理》，丟勒是可與達·芬奇相媲美的多才多藝的天才。法國作家拉伯雷（1483-1553年）的長篇小說《巨人傳》是傑出的諷刺文學作品，法國思想家、文學家蒙田（1533-1592年）的散文集《隨筆錄》被稱為「思想的寶庫」，這些思想主要是表達嚮往自由生活的人文主義思想。
2、宗教改革：打破枷鎖
文藝復興之所以不依不饒地呼喚自由，是因為當時的歐洲人們身上背負著基督教的枷鎖，在眾多思想家和藝術大師的竭力倡導下，人們對自由越來越嚮往，解除枷鎖的願望也越來越強烈。於是，一場大規模的宗教改革運動不可避免地到來了，改革的目的不是放棄宗教，而是改革宗教的內部制度，使它不再限制人們的思想、不再阻礙社會的發展，從而把舊宗教變為新宗教。
宗教改革運動首先發動於德國。15世紀末，德國在政治上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沒有足夠的力量對抗教會的剝削，每年從德國流入羅馬教廷的財富數額巨大，德國被稱為是「教皇的奶牛」，因此德國的民眾對於減輕教皇的壓榨有著迫切的需求。其次，德國向教徒兜售贖罪券則是導致這場改革的最直接的原因。1517年10月31日，德國威登堡大學的神學教授馬丁·路德貼出了《關於贖罪券效能的辯論》即95條論綱，它正式拉開了歐洲宗教改革的序幕。
馬丁·路德的主要觀點可以歸納：
一：因信稱義，信仰即可得救，每個人都可以和上帝直接溝通；
二：《聖經》是信仰的唯一源泉（將教皇排除在外）；
三：每個信徒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自由理解和解釋《聖經》；
四：洗禮和聖體聖事是唯一值得保留的儀式；
五：取消了對聖母瑪利亞及聖徒的崇拜；
六：煉獄是不存在的；
七：教士可以有性行為，也可以結婚；
八：修會不必存在。
此後馬丁·路德所代表的這種反對教皇權威、簡化宗教禮儀的基督教會統稱為「更正教」或「新教」，與之相對的東正教、天主教，則成為舊教。由於「每個信徒都可以自己的方式自由理解和解釋聖經」，所以路德教會可以擺脫羅馬教皇的控制，信徒們按自己的思想來解釋聖經，從而獲得較大的自由。也正因為如此，新教不會成為一個統一的教會，而馬丁·路德也不可能成為新教的教主或權威，他只是新教路德宗的創始人。基督教新教的主要宗派除了路德宗外，還有加爾文宗、聖公會、浸信會、衛斯理宗等，這些宗派持續地分化，最後派生出了成千上萬的小派別。
1520年6月，教皇宣布路德的學說為「異端」，並下令逮捕他，但是在德國諸侯的保護下，路德安然無恙。他利用這段時間把《聖經》翻譯為德文，對德語的統一做出了貢獻，同時也使德國的平民能直接引用《聖經》中的語句來論證自己行為或要求的合理性。1555年，路德新教取得合法地位。今天，路德教是新教中最大的一派，在德國、美國和北歐各國有很大的勢力，約有信徒7000萬人。
繼路德之後是法國的加爾文（1509-1564年），他比路德的思想更激進，提出了「預定論」的宗教學說，認為個人的命運和成敗是上帝預先確定的：現實生活中經過努力而成功的人是上帝的「選民」，而失敗者就是上帝的「棄民」。這樣一來，上帝和《聖經》成了為人類行為背書的工具，新興的資產階層如獲至寶，從此可以自信地、大搖大擺地跑到世界各地爭奪利益了。1541年，加爾文在日內瓦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權，將自己的宗教改革主張付諸實施，其教義很快流傳到歐洲多個國家。
在英王亨利八世時期，國會通過「至尊法案」，宣布國王為英國教會的最高首腦，有任免各區主教的權利。接著又廢除了由教皇控制的修道院，沒收教會大批土地和財產。改革後的新教會成為英國國教，也稱英格蘭聖公會或安立甘教會，將天主教與路德教信仰即可得救的教義相結合，改用英語做禮拜。英國這種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對於加強王權有著明顯的作用，但新興的資產階層對此不太滿意，他們更喜歡加爾文的教義，要求清除英國國教中的天主教殘餘，最終在16世紀後期發展為清教運動。清教運動毫無意外地受到了英國王室的打壓，經過長期的鬥爭，1689年，在實施了君主立憲制度後，英國議會通過《寬容法》，允許不信奉國教的新教徒建立自己的教會。但此時，清教徒的中心地區已經從英格蘭轉移到北美大陸，對於後來美利堅合眾國的創建有著重要影響。清教徒是創業精神的代言人，以賺取財富作為自己的天職；同時，他們又限制一切縱慾和享樂行為，將財富積累起來用於投資和擴大再生產；清教徒自認為承擔了上帝賦予的神聖使命，他們經常捐錢捐物，關照他人。
宗教的傳播離不開經書，早期的經書都是手工抄寫，後來中國唐朝時期發明了雕版印刷術，用來印刷佛經。再後來，中國北宋的畢昇率先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他用膠泥制字，經火燒成陶字，再用鐵框排版印刷。400年後，德國的谷登堡改進源自中國的印刷術，研製了適合西文特點的金屬活字印刷技術，並形成了整套印刷工藝，使人們可以進行大批量的印刷生產。他第一單成功的生意就是印刷《聖經》，大約在1455年前後印制，後人稱之為《谷登堡聖經》。
活字印刷術的再次發明，首先對歐洲宗教改革運動帶來了重大的影響。宗教改革的起因當中有一個原因，即是《聖經》只能由神職人員閱讀，所以也只能由神職人員解釋，因為一般信徒無法閱讀到《聖經》。然而在谷登堡改進印刷術，把印刷《聖經》變成一種賺錢的生意後，《聖經》的普及就成了必然的結果。印刷術的發明，還改善了手抄文本容易出錯的情形，只要付得起買書的錢，每一個信徒都有機會閱讀《聖經》，當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發表了新的宗教觀點後，先進的印刷術很快將它們傳播到歐洲各地。其次是對於文學藝術和科學知識的傳播，印刷術同樣起到了很重要的促進作用。
思想獲得解放的歐洲人，不僅改進了中國的印刷術，還改進了源自中國的火器，有先進的火器作為保障，歐洲人才能勇敢地在大海中航行，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建立起穩固的全球貿易網路，並嘗試向所有的異教徒傳播上帝的福音。
3、火器改進：增強力量
中國古代發明的是黑火藥，它的配方主要有硝石、硫磺、木炭等含碳物質，再經過對三種原料人工均勻拌和煉製而成。除了正確選擇這三種成分外，性能好的火藥還必須把握好三種成分的份量配比，經過幾百年的火藥製作實踐，到了近現代人們發現黑火藥的份量配比為硫磺佔10%左右，木炭佔15%左右，硝石佔75%左右時是最合適的黑火藥配比。中國雖然在宋代就已經掌握了火藥的製造方法，但在成分配比上還不成熟，除了三種主要成分外還加入了清油、麻茹等十多種雜質成分，形成了多種神秘的火藥配方，這說明中國人並未弄清楚火藥爆炸的直接原因。指導中國人研究和製造火藥的是「陰陽五行」的哲學思想，以及「君臣佐使」的中醫藥理論，這兩種思想是研究複雜系統的綜合思想，而研製火藥需要的是精確的科學分析思想，這是中國傳統文化所缺少的部分或者說是被遺忘的部分。在中國，提倡運用邏輯推理與科學實驗來研究事物的墨家學派思想，自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被廢除，前後中斷至少2000年之久。北宋儒學大師張載號稱要「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可是，真正需要繼承的絕學（墨家思想）卻無人繼承，真正能夠擊敗蒙古鐵騎、保衛宋朝天下的精良火器卻不去認真研究，而視之為雕蟲小技，最終使宋朝一敗再敗，哪有什麼太平可言。
歐洲雖然接觸火藥的製造技藝比較晚，但發展很快。1635年，英國人公布了其使用的標準火藥配方是，硝石75%、硫黃12.5%、炭12.5%，這個比例比起黑火藥最佳的組配比率相差很小，這說明從明朝中後期開始歐洲的火藥技術已明顯超越了中國。到了清代中期，中國與歐洲交往已久，對於歐洲新火藥的成分配比，中國技師早已心知肚明，而且也確實進行了學習和推廣，但是中國生產的火藥性能總是差一個檔次。中國生產的火藥質量普遍較差，甚至還混有泥沙，導致清軍火炮的射程和威力受到很大的影響，炮彈「有時僅滾下炮口和翻一些筋頭」。這時中國生產的火藥，在英國軍人眼裡連繳獲的價值都沒有，清理物資時將清軍的火藥直接丟棄到大海里。火藥製作不精的弊病清人自己也很清楚，《火器略說》中提到，「中國官葯，所用硝、磺、炭，其數多寡與英國官葯同，所不可知者，質欠精純，匠役偷減，局疏查驗，草率從事，遂致物料雖同而功效相去懸殊」，偷工減料、馬虎了事的問題是中國「太平盛世」的通病！
法國在16、17世紀已是配製火藥工藝比較先進的國家，他們已經嘗試使用以水車為動力的機械配製火藥。隨著生產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到18世紀末期，歐洲人開始以蒸汽動力和機械操作代替了人工操作，火藥進入近代工廠的機械化生產階段，產品質量進一步提高，生產成本卻不斷下降。兩相比較，中國明清時期的火藥加工仍然停留在手工製作的階段，雖然中國也偶爾引進一些歐洲的新技術，但雙方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越來越大。
再來看槍炮的研發，上節提到歐洲人在15世紀後半期發明了火繩槍，火繩槍與明朝火槍相比，操作簡便了許多，但威力一般，無法對付裝甲的騎士，所以早期的火槍手在實戰中相比長矛兵、弓弩手仍處於輔助地位。16世紀初期，西班牙人研製出了大型火繩槍，口徑23毫米，彈丸重50克，有效射程超過100米，雖然比較笨重，但能確保擊穿騎士的裝甲。1513年，火槍與長矛並用的瑞士步兵團，在諾瓦拉會戰中徹底擊敗法國騎士軍團，從此火槍手在實戰中的地位大增，成為戰爭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到了16世紀末，改進後的火槍口徑降到15毫米以下，威力有所下降，但製造成本降低，攜帶也更方便，於是迅速普及。當時，歐洲的輕裝步兵和騎兵幾乎人手一支火槍，長矛兵完全變成了火槍手的護衛，火槍手已經成為了戰鬥的主力。我們想一想，如果中國的明朝政府一直保持對海外開放，及時引進生產或者直接採購歐洲的新式火繩槍，那麼努爾哈赤的八旗精兵就不足為患了，哪還有什麼清兵入關的故事？但是，歷史沒有如果，實際上在中國人對火繩槍的製造都還沒學好時，歐洲人已經研發出了更先進的燧發槍。燧發槍是在16世紀中葉，由法國人馬漢發明，馬漢出生在專精鐘錶和槍炮的工匠世家，他設計的撞擊式燧發槍，大大簡化了射擊過程，提高了發火率和射擊精度，進一步增強了火槍的實用性。至17世紀末期，歐洲人先後給燧發槍配上了紙殼子彈和刺刀，從此長矛兵徹底消失，歐洲全面進入槍械兵器時代。
綜上所述，中國火藥和槍炮的落後原因：在文化上缺乏科學分析的精神，導致原理不明；在制度上缺乏對工商業的激勵與監督，導致產品質量低下；在技術上缺乏專業的工匠精神，只會簡單模仿，不能精確製造。眼看著歐洲火器日益精良，中國的統治者表面上斥之為「奇技淫巧」，但心裏面未必不想學，可問題是這「技巧」中國很難學會，於是礙於天朝的顏面，我們只能關閉門窗，假裝啥也沒看見。
4、航海時代：認知世界
1453年，東羅馬帝國首府君士坦丁堡被奧斯曼土耳其人所攻陷，從此整個中東及近東地區，全部成了穆斯林的天下。歐洲人從此不能再途經君士坦丁堡到達波斯灣的港口，以開展與印度和中國的各種物資貿易。1455年，羅馬教皇尼古拉五世頒布特權令，授予葡萄牙海上霸主的地位，鼓勵其探索新的印度洋航線。東西方的貿易，一直是通過阿拉伯人作為中介的，而在整個歐洲，與阿拉伯人的貿易又幾乎都掌握在義大利的威尼斯和熱那亞商人手裡。在西歐，英國、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各國君主還有商人們都急切地希望能夠打破義大利人和阿拉伯人的壟斷，自己前往印度、中國和香料群島等地，直接與當地人進行香料、絲綢等商品交易。
1487年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迪亞士受葡萄牙國王若昂二世委託出發尋找非洲大陸的最南端，次年發現了風暴角，若昂二世將之命名為好望角。1497年達·伽馬奉葡萄牙國王之命，率領船隊從里斯本出發，繞過好望角，次年在阿拉伯航海家的幫助下，終於到達印度西南部的卡利庫特，1499年，滿載香料物資的達·伽馬船隊回到里斯本，葡萄牙成功開闢了通往印度洋的新航線。
1492年8月3日，哥倫布受西班牙女王派遣，帶著給印度君主和中國皇帝的國書，率領三艘百十來噸的帆船，從西班牙巴羅斯港駛入大西洋，航向為正西。他根據大地是球形的理論，認為持續向西航行必定能到達東方的印度和中國。經七十晝夜的艱苦航行，他登上了美洲的海島聖薩爾瓦多，此後他又多次穿越大西洋探索美洲海岸。但是，直到1506年逝世，他始終認為到達的地方是印度。
1500年前後，同樣為西班牙國王效勞的義大利人阿美利哥·維斯普西，也穿越大西洋來到了南美洲東北沿海地區，他考察後認為這裡不是印度，而是一塊新大陸，後人將這塊大陸以他的名字命名為亞美利加（America）。在深入探索了美洲大陸後，西班牙發現了兩個大帝國：阿茲特克帝國與印加帝國，這兩個帝國的面積之大、人口之稠密都遠超歐洲任何一個國家。歐洲人發現美洲大陸，對於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災難，歐洲人的闖入直接導致了阿茲特克文明與印加文明的滅亡。
1510年，葡萄牙艦隊攻佔了印度半島的土邦果阿，面積約3700平方公里，將其發展為葡屬印度殖民地的首府，並且強迫當地居民改信基督教。葡萄牙對果阿的殖民時間長達450年，直至1961年被印度用武力奪走。
1517年，葡萄牙國王的使節到達廣州要求與中國開展貿易，中國與歐洲的直接對話從此開始。與100年前的鄭和下西洋相比，這次是歐洲人主動把影響力邊界推至中國的家門口，他們顯然比中國人更加努力，航行得也更遠。更重要的是，這些歐洲人身上有一種讓中國人難以理解的激情，他們通常駕駛著幾艘百噸左右的小船，在大海中顛簸數月甚至數年，途中有近一半的人會病死或餓死，他們上岸後人們看到的是衣衫襤褸、飢餓瘦弱的一群「難民」，這與鄭和下西洋的船隊規模龐大、補給充足、威武體面的情形簡直有著天壤之別！即便如此，他們仍然前仆後繼、熱情高漲地四處航行、貿易，甚至還要向各地土著傳播上帝的福音。實際上，他們在很多地方都取得了成功，唯獨在中國碰壁，因為中國人對於這群「難民」的商品和福音都不感興趣，除了他們先進的槍炮技術。於是，葡萄牙艦隊自恃槍炮強悍，突入中國領海，強行要求在廣東沿海建立殖民地，新登基的明朝皇帝朱厚熜下旨廣東海道副使立即反擊，中國與歐洲第一次大規模正面海戰爆發，最後以中國海軍取得完勝告終。葡萄牙人在中國南海建立殖民地的夢想破滅了，但他們並不死心，32年後葡萄牙人再次來到廣東珠江出海口一帶，謊稱自己是東南亞進貢的使者，要求登陸澳門借地晾曬貨物，明朝政府出於人道主義考慮，同意了這一請求。後來，葡萄牙人以向明朝政府上繳商業稅和租金為條件，獲得了在澳門居住和經商的權利。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大概經常會向上帝禱告，希望中國快點崩潰，好讓他們像在印度一樣建立真正的殖民地。300多年後，上帝終於滿足了他們的願望，1887年，葡萄牙與中國的晚清政府簽訂條約，正式佔據澳門為其殖民地。
1518年3月22日，麥哲倫與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一世簽訂環球航行的協議。麥哲倫船隊由5艘帆船共265名船員組成，其中最大的船為120噸的聖安東尼奧號，每艘船都裝備了足夠的武器，並為交易和補給準備了豐富的物資。1519年9月20日，麥哲倫率領他的手下從桑盧卡爾-德巴拉梅達出發，開始了人類歷史上的首次環球航行。1520年10月，麥哲倫船隊穿過南美洲大陸南端和火地島之間的海峽，進入太平洋，這是環球航行的旅途中最關鍵的一段，後人把這段海峽稱為麥哲倫海峽。接下來，在橫穿南太平洋的航程中，由於沿途沒有陸地補給食物與淡水，船隊遭受了極度的飢餓，大量船員因敗血症死亡。到達菲律賓群島後，麥哲倫明白他的環球航行實際上已經成功，從這裡回歐洲的航線已在葡萄牙人的控制之中。遺憾的是，麥哲倫和船員為了傳播基督教和推廣殖民統治，從而參與了海島土著之間的爭鬥，最後麥哲倫在混戰之中被打死。麥哲倫死後，他的同伴們繼續航行，於1522年5月20日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1522年9月6日，麥哲倫船隊剩下唯一的船隻「維多利亞」號終於返回了西班牙，船上只剩下18人。
麥哲倫環球一周的航行，無疑是一次偉大的壯舉，但是環球航行的探險並不只是為了增加知識，更重要的是要推行殖民統治，從而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殖民的方式有二種，一種是快速擠占土著的生存空間，比如歐洲人在美洲取代印地安人，在非洲把黑人當動物一樣捕捉與販賣。另一種是逐漸控制土著的經濟，並強行推廣自己的文化，比如在印度。第一種方式是一種低成本的征服，因為新發現地區的力量比較弱小，所以能夠快速地進行征服，然後通過移民完全控制該地區。第二種方式針對有一定實力的地區，要完全征服的話難度比較大，最好的辦法是通過各種手段迫使當地貴族與自己合作來控制該地區的經濟和貿易，這是一種成本最低、利潤最大的生意。
歐洲的殖民主義始於葡萄牙，西班牙緊隨其後與葡萄牙展開了激烈的殖民地爭奪戰，1494年，在教皇亞歷山大六世仲裁下，葡、西兩國簽訂了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條約規定兩國將共同壟斷歐洲之外的世界，並以維德角群島以西的46度經線劃開大西洋，分界線以西歸西班牙，以東歸葡萄牙。由於當時西班牙人相信向西的航線到印度更近，所以對此分界線很滿意，實際上這條分界線把北美和南美大部劃給西班牙，而將整個東方航線以及南美的巴西劃給了葡萄牙人。當麥哲倫完成首次環球航行後，葡萄牙和西班牙發現兩國的勢力範圍在太平洋重合了，於是爭執再起，最後在1529年兩國重新簽訂了薩拉戈薩條約，擬將地球均分，各佔180度經線。但由於當時西班牙軍費緊張需要資金，於是讓出了17度經線寬度的地盤，並向葡萄牙收取了35萬達卡金幣。歸根結底，殖民地其實就是一門生意。
西班牙人在自己的地盤中南美洲建立的是第一種殖民地，實行的是殘酷、血腥的奴役政策，導致土著人口由初期的5000萬人銳減到17世紀的400萬人。葡萄牙人在非洲，也是實行第一種殖民政策；在印度以及東印度群島，主要是採用第二種殖民政策；到了中國則只能進行受限制的正常貿易。對此，歐洲一些新興的殖民者很不滿意，1602年荷蘭成立了具有國家職能、壟斷東方貿易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公司總部設在爪哇島的巴達維亞。1604年荷蘭人偷襲澎湖，後被大明帝國的軍隊驅離。162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再度佔據澎湖，1624年明軍猛攻澎湖，荷蘭人退守台灣。1661年鄭成功發動台灣收復戰，次年荷蘭投降，退出台灣。至此，歐洲人對中國的殖民生意仍然沒有突破，但在南亞和東南亞地區的殖民生意非常成功。西班牙是第一個被稱為日不落帝國的殖民帝國，西班牙衰落後，第二個日不落帝國是大英帝國。19世紀，進入力量大爆發時代的大英帝國終於推開了中國緊閉多年的沉重大門，用武力喚醒了這位東方巨人，這位不願主動認知世界的人，最終要被動地接受這個世界的認知，最可悲的是他並非真的睡著了，他只是在裝睡。
5、科學啟蒙：知識就是力量
完整的世界，當然既包括人們腳底下的世界，也包括人們頭頂上的世界。歐洲文化努力向上與向下探索，然後發展出各種專門的學問或學科；中國文化則最關注頭頂與腳底中間的人，所謂以人為本，對於中國人來說實在是個老古董，而不是什麼新鮮玩意，再加上以不變之道應萬變之理，中國人將萬事萬物綜合為人與道（或人與天）二個字，最後登峰造極的一步是：天人合一。與歐洲人謹小慎微的思想體系相比，中國人「天人合一」的思想何其高大上，就像開著豪華跑車的富二代與拉手推車的民工，人家一個漂移，甩你一身泥，再噴你一臉的尾煙，然後就消失不見了。高大上的問題是成本極高，稍不注意就會難以為繼，富二代敗家是常見之事，而年青的民工可能會成為工頭，再然後成長為企業家，開創出一番新事業。
十六七世紀的中國與歐洲的思想文化差異就是這種情形。中國的學問從「格物致知」開始，最後上升到「治國平天下」，格局很大、層次很高，但問題是基礎不牢，風雨一來自飄搖。所謂「格物致知」，表面上看似乎是要認真探究物理、化學等自然之理以增進人類的知識，實際上這是一種誤解，中國人的學問是以人格物，以陰陽五行的天道和五服六親的人倫去格式化萬事萬物。天上的星星，歐洲人叫天體，中國人叫天官；人間的紛爭，歐洲人講契約，中國人講天命；地上的醫藥，歐洲醫生把人體當成機械一樣解剖，中國醫生則用「子母兄弟、君臣佐使」來描述藥物。所以，歐洲人是以物格人，以機械論、原子論、力學原理、化學原理等來解釋包括人在內的萬物。歐洲的學者需要努力弄清自己的局限性和無知，以保證剩下的一小部分知識是有效的，學者們不斷積累這些有效的小知識，最後建起基礎牢固的通天塔；中國的聖人總是無所不知，聖人求知的方法是神秘的，求知的結果是神聖的，他們就像孔明燈一樣飄在夜空，你不知孔明燈脫離視線後去了哪裡，你只能期待下一盞孔明燈的升起。
中國的儒學是一套很神奇的理論：它不是典型的宗教，卻能達到宗教的效果；它兼容並蓄，卻從不擔心被道家和佛家學說反客為主；它中庸平和，沒有硬的枷鎖，卻能纏住我們的思想達兩千年之久。基督教的枷鎖則是硬邦邦的，簡單明了地卡住人們的雙手和脖子，任何違反教規的行為立即要受到懲罰，時間久了人們無法忍受，於是產生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打破思想枷鎖的歐洲人，不只是獲得了按自己的想法理解《聖經》的權利，他們順便也擁有了按照某些誠實可靠的方法重新認知整個世界的權利。
歐洲人從15世紀末16世紀初開始重新認知世界，一方面是航海家在探索腳下的海洋與陸地到底有多大？它是不是個圓球？另一方面是天文學家在研究，頭頂上的星星是如何運行的？到底是太陽圍著我們轉，還是我們圍著太陽轉？
1506年，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開始籌備寫作《天體運行論》。1512年，哥白尼建立自己的小型天文台，用自製簡陋的儀器進行天文觀測，為寫作積累數據。1514年5月，哥白尼寫成《天體運行論》，創立了「日心說」，然而「地心說」是中世紀神學理論的基礎，發表「日心說」就等於動搖教會的統治，所以此書遲遲未敢發表。直至哥白尼病逝的前2天，也就是1543年5月24日，《天體運行論》正式出版。實際上，即使是路德派的某位神學家也不贊同哥白尼的理論，他寫道：這部書不可能是一種科學的事實，而是一種富於戲劇性的幻想。在種種歧視之下，《天體運行論》被當作一本普通的計算行星表的工具書而保留，沒人注意哥白尼的日心說。不過，即使是作為技術工具書，《天體運行論》也是很出色的，哥白尼測算的天文數據是極為精確的，他得到恆星年的時間為365天6小時9分40秒，比21世紀的精確值約多30秒，誤差只有百萬分之一；他得到的月亮到地球的平均距離是地球半徑的60.30倍，和現代天文學得到的精確數據相比，誤差只有萬分之五。
哥白尼並不是無所不知的聖人，他雖然認真觀測星象，但所參考的數據還是太少，他的日心說理論核心雖然正確，但正圓形的運行軌道卻不合事實。在哥白尼的工作基礎上，真正揭開行星運動之謎的是德國天文學家約翰·開普勒（1571-1630年）。開普勒發現了行星運動的三大定律，分別是軌道定律、面積定律和周期定律。這三大定律對行星的橢圓軌道進行了全面的闡述，人們據此可以對所有行星的運行軌道進行精確計算，開普勒因此贏得了「天空立法者」的美名。開普勒的成功源於三點，一是開普勒繼承了天文觀測學家第谷的大量準確的觀測數據，二是開普勒擁有卓越的數學分析與計算能力，三是有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作為基礎。開普勒自幼就損壞視力，沒能成為一位天文觀測家，但他在光學理論和光學儀器研究方面卻作過重大貢獻。與開普勒同時代的另一位科學巨人是義大利科學家伽利略（1564-1642年），歷史上他首先在科學實驗的基礎上融匯貫通了數學、物理學和天文學三門知識，加深並改變了人類對物質運動和宇宙的認識。伽利略從實驗中總結出自由落體定律、慣性定律和伽利略相對性原理等。從而推翻了前人的臆斷，奠定了經典力學的基礎，反駁了托勒密的地心體系，有力地支持了哥白尼的日心學說。他以系統的實驗和觀察推翻了純屬思辨傳統的自然觀，開創了以實驗事實為根據並具有嚴密邏輯體系的近代科學，因此被譽為「近代科學之父」。
在伽利略去世後的第二年，艾薩克·牛頓（1643-1727年）出生了，他完成了從哥白尼到開普勒、從阿基米德到伽利略所未完成的工作，然後發表名著《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關於牛頓的光輝事迹，我想沒必要在此贅述了，上過中學的人都對他耳熟能詳。與牛頓同時代的重要科學家還有許多，比如萊布尼茨、波義耳、惠更斯、胡克等，也不一一講述了。我們現在回過頭來，尋找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的英國哲學家，他的代表作是《新工具》，他所重視的是學術研究的方向與方法問題。首先，培根從根本上批判了自古希臘以來輕自然哲學，重道德哲學、政治哲學和神學的學術傳統，他認為正是這種傳統妨礙了自然哲學的發展，使自然哲學處於幼稚狀態。其次，他強調了實驗科學的重要性，並提出了到達各種現象的一般原因的真實方法，即科學歸納法。在《新工具》中，培根把實驗和歸納看作相輔相成的科學發現的工具。培根歸納法的目的是要給人們帶來新的知識，它是一種認知的工具，這種工具可以帶給人們新的力量，因為知識就是力量，知識能夠改變世界。
牛頓是集大成式的人物，他直接站在開普勒和伽利略這兩位科學巨人的肩膀上，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完美、最經典的科學理論體系，真可謂水到渠成、正當其時，其貢獻無疑是極其巨大的。培根則是瞭望遠方的人，他提出知識就是力量，雖然在當時表現得還不明顯，但他預見到了知識的快速增長帶來的力量大爆發時代必將來臨。而萊布尼茨則是一個古怪的人，他夢想的事情似乎毫無道理，絕大部分人從未想過也不關心：如何對思維進行運算？直到幾百年後，圖靈提出：機器能思考嗎？人們才想起，這其實是個古老的問題。
6、制度創新：釋放力量
中國是長期實行集權統治的國家，春秋、戰國時期中央王室衰弱，諸侯爭霸，法家思想興起，從管仲到商秧，再到戰國末期的韓非，皆強調「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秦國因重用法家思想而完成統一天下的霸業。從漢武帝開始，儒家思想取得壟斷地位，中國的法治觀念被倫理化，法律的適用範圍大大縮小，主要用於約束平民，法律的權威性也大大下降，儒家的倫理高於國家的律法，國家和社會的治理主要依靠道德修養「高超」的明君和賢臣。
關於治理國家應該依靠賢人還是依靠法律，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這對著名的師徒曾有過爭論。與商秧同時代的柏拉圖主張人治，即賢人政治，柏拉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則主張法治，認為法治應當優於人治。他說：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訂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本身又應該是制訂較良好的法律。還認為：法律不應該被看作是對自由的奴役，法律應當是對自由的拯救。古羅馬思想家西塞羅延續了亞里士多德的理論，他認為，要真正使公民獲得幸福，國家就應當實行法治，不應允許任何人享有法律以外的特權。包括執政官在內的全體公民，在法律面前應當平等。他還說：因為法律統治執政官，所以執政官統治人民，並且我們真還可以說，執政官乃是會說話的法律，而法律乃是不會說話的執政官。
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共和體制與法治傳統對歐洲影響深遠，雖然後來基督教興起，教會法對世俗法的滲透比較嚴重，但法治的精神、法律的權威性仍然保留，法律條文、條約、協議在人們心中是值得尊重的。基督教本身就是重視契約的，《聖經》中有上帝與人類訂立的四個重要契約，其中以色列首領摩西在西奈山與上帝訂立的契約《摩西十誡》尤為重要，是人們信仰上帝的基礎：當人們毀棄這個約定時，就會遭受詛咒和災難，而信守這個約定時，就會得到福祉。
15、16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推動人文主義發展，宗教改革隨之而來，禁錮人們思想的枷鎖開始解除。17、18世紀，自然科學取得很大進展，科學家們揭示了許多自然界的奧秘，教會的很多理論不攻自破，人們有了更多的自信，從而要求進一步擺脫約束、探索新的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由此掀起了一場空前的思想解放運動，歷史上稱之為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發生在十八世紀的歐洲，最初產生在英國，而後發展到以法國為中心的歐洲大陸。英國哲學家洛克（1632-1704年）指出：人們按契約成立國家的目的是保護私有財產，因此國家不應干涉公民的私有財產。在政權形式上，他贊成君主立憲制，主張國家的立法權、行政權和處理外交事務的權利應分屬議會和君主。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1689-1755年）發展了洛克的分權思想，提出「三權分立」學說，認為國家的權力應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彼此制衡。他的代表著作《論法的精神》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與法律理論發展的基礎。法國思想家伏爾泰（1694-1778年）是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泰斗，被譽為「法蘭西思想之王」、「歐洲的良心」，他強調自由和平等，一生為思想和言論自由而戰。盧梭（1712-1778年）是一位激進的法國思想家，他的思想核心是人民主權思想。他認為一切權利屬於人民，權利的表現和運用必須體現人民的意志。政府和官吏是人民委任的，人民有權委任他們，也有權撤換他們，甚至有權舉行起義，消滅奴役壓迫人民的統治者，這一思想是法國大革命的理論基礎。
1566年，尼德蘭爆發了反對西班牙統治的人民起義，史稱尼德蘭革命，起義很快遭到西班牙軍隊的鎮壓，但尼德蘭人民持續的反抗讓西班牙派來的尼德蘭總督疲於應付。1588年，西班牙無敵艦隊在英吉利海峽被英國海軍擊潰。1598年，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去世，西班牙帝國快速衰落。1609年，從北尼德蘭獨立出來的荷蘭共和國與西班牙籤訂停戰協議，荷蘭的獨立獲得事實上的承認。在艱苦的獨立過程中，荷蘭人形成了三個制度：對內率先創立了民主共和國制度，對外發展了新的殖民制度，更重要的是創建了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公司制度將國家的內外發展政策聯結成一體。從1595年至1602年間，荷蘭陸續成立了14家以東印度貿易為重點的公司，為了避免過度的商業競爭，這14家公司於是合併，成為一家聯合公司，也就是荷蘭東印度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個股份有限公司，它的興衰與荷蘭共和國的命運緊密相關。該公司可以自組傭兵、發行貨幣，並有權與其他國家訂立正式條約，並對該地實行殖民與統治。荷蘭共和國面積狹小，人口不多，唯一的優勢是擁有良好的港口，便於發展航運和貿易。依靠上述三個相互促進的制度，17世紀的荷蘭成為了世界性殖民大國、全球貿易的領頭羊，擁有全球最強大的海軍艦隊，被稱為「海上馬車夫」。荷蘭也是當時全球最富有的國家，阿姆斯特丹是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直到18世紀，荷蘭還是英國的債主。幫助荷蘭共和國實現這一發展奇蹟的核心原因，是公司的力量。
1688年，英國的新貴族們發動政變，推翻了企圖讓天主教復辟的國王詹姆士二世的統治。1689年英國議會通過了限制王權的《權利法案》，1701年又進一步通過《王位繼承法》，規定國王個人無權決定王位繼承問題，對王位繼承作出了一系列限制。這兩部法律確立了英國君主立憲制度的基本原則，排除了天主教徒繼承英國王位的可能性，由於這次推翻復辟王朝的統治，是一場不流血的宮廷政變，所以被史學家稱為是「光榮革命」。光榮革命創建的君主立憲制度，為英國帶來長期的繁榮與穩定。英國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荷蘭學習，英國是荷蘭人海上事業最成功的繼承者。英國東印度公司早在1600年就已成立，但發展緩慢，無法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相比，直到光榮革命之後，英國的力量才開始顯現。17世紀，英國還有一項制度創新為自己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潛力，那就是新型的專利制度。荷蘭人通過公司制度釋放出了強大的商業力量，而英國人在荷蘭人的基礎上，進一步通過專利制度釋放出了知識和科技的力量，商業與科技的結合將釋放出無比巨大的力量，從而徹底改變人們生活的這個世界。
1474年3月19日，義大利的威尼斯城邦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專利法，正式名稱為《發明人法規》（Inventor Bylaws），從1475年到16世紀，在威尼斯許多重要的工業發明，如提水機、碾米機、排水機、運河開鑿機等被授予10年的特許證。1545年，德國查爾斯五世國王頒發了風輪機和水輪機的12年專利權。1551年，測距儀在法國被授與專利權，荷蘭和西班牙也湧現一些專利。16世紀後期，英國專利授權活動大量湧現，從1561年至1590年間，英王批准了有關刀、肥皂、紙張、硝石、皮革等物品製造方法的50項專利。1594年，科學家伽利略發明的以單匹馬提升水的方法獲得了專利。
遺憾的是，此時的專利制度還不完善，漏洞很多，導致聲望不佳。從17世紀開始，英國開始了專利制度改革，首先廢除了先前所有專利，1617年的編號為1的專利是英國歷史上第1件有編號的專利。1624年是專利史上的重要一年，英國的《壟斷法規》開始實施，這個法規被認為是具有現代意義的世界上第一部專利法。《壟斷法規》宣告所有壟斷、特許和授權一律無效，今後只對新製造品的真正第一個發明人授予在本國獨佔實施或者製造該產品的專利證書和特權，為期十四年或以下，在授予專利證書和特權時其他人不得使用。《壟斷法規》被公認為現代專利法的鼻祖，它明確規定了專利法的一些基本範疇，這些範疇對於今天的專利法仍有很大影響。其後，歐美其他國家紛紛效仿英國，制定了自己的專利法。法國第一部專利法出現在1791年。依據美國專利法授權的第1件美國專利出現在1790年7月31日，是有關碳酸鉀的製造方法。儘管各國專利法各有特點，但都反映了專利制度的兩大基本功能：即法律保護和技術公開。
1769年，瓦特獲得了蒸汽機的第一個專利。在瓦特的蒸汽機專利期滿（1800年）之前，因有法律的保護，實際僅有500台瓦特蒸汽機在工作，而專利期滿後，公開的蒸汽機技術吸引了無數人的目光，馬上將會有成千上萬的瓦特蒸汽機及其改進型投入運行，改變世界的力量大爆發時代即將來臨！瓦特的蒸汽機發明專利不僅為他個人帶來了財富，更重要的是為現代工業奠定了長遠的基礎。瓦特的成功還得益於與博爾頓的合夥公司，如果沒有完善的公司制度，瓦特可能與那些發明飛梭和騾機的發明家一樣陷入困境。
在講完荷蘭與英國之後，我們也不能忘記法國。雖然法國是啟蒙運動的中心，但由於法國強大王權的壓制，導致法國的革命來得有些晚，但其影響卻很大，其過程更為曲折和激烈。1789年7月14日，新貴族們領導法國平民攻佔了巴士底獄，法國大革命正式開始。之後的制憲會議發布了《人權宣言》，宣稱人人生而自由且平等，雖然並不符合科學的邏輯，但作為政治宣言這無可厚非。起義成功後，法國人面臨二個選擇，一是荷蘭的共和制，二是英國的君主立憲制，最後法國人選擇了前者，建立了法蘭西第一共和國，還將法王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經過長達10年之久的血腥爭鬥之後，拿破崙上台執政，繼而稱帝，改共和國為帝國，並贏得國民的擁戴。
激進的法國大革命釋放的是底層平民的力量，這股力量非常強大，但很難控制。法國人的思想過於超前，他們讚美人民的力量，但還沒有創造出一個合理的制度來駕馭這股力量，因為在當時的時代背景與技術條件之下，這是不可能辦到的。
7、歐洲之外：慣性軌跡
在歐洲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同時，與之相鄰的伊斯蘭文明發生了什麼？奧斯曼帝國於1453年攻佔君士坦丁堡、滅亡拜占庭帝國之後，對外的征服戰爭並沒有停止，經過一輪又一輪的擴張，到蘇里曼一世（1520-1566年）統治時期，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達到強盛的頂點。其版圖東起波斯灣，西至匈牙利，北達高加索，南到埃及地區，控制了紅海、黑海和地中海的東部，成為地跨歐、亞、非三洲的軍事大帝國。1510年，伊斯梅爾在伊朗建立了薩非王朝，並以伊斯蘭教什葉派為國教。此後，薩非王朝與信奉伊斯蘭教遜尼派的奧斯曼帝國發生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戰爭。在阿拔斯一世（1587-1629年）統治時期，薩非王朝與歐洲哈布斯堡家族聯合，共同打擊法國和奧斯曼帝國，並奪得許多土地，一度成為西亞最強大的國家。1525年，帖木兒的後裔巴布爾入侵印度，次年佔領德里，由此創立了莫卧兒帝國。巴布爾的孫子阿克巴（1556-1605年）繼承王位後，統一了印度北方地區，莫卧兒帝國進入全盛時期。莫卧兒帝國上層信奉伊斯蘭教，平民保留了印度教，官方語言為波斯語。16、17世紀，歐洲各殖民帝國在印度爭奪殖民地，18世紀，印度半島大部分淪為英國的殖民地，莫卧兒皇帝成為英國的傀儡。
由此可見，在歐洲的基督教文明進行宗教改革、科學啟蒙、制度創新和全球化開拓的時候，近在咫尺的伊斯蘭文明仍然延續著古老的發展軌跡，不斷地對外進行軍事擴張，無法形成可持續發展。從18世紀開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被迫向歐洲體制轉變，最終被歐洲列強分裂成40個國家。到18世紀末，歐洲殖民帝國推動的全球化大業取得了全面的勝利，從非洲到印度，從東南亞到日本，從美洲到澳大利亞，全球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几乎都被歐洲人所控制，唯獨有一個地方除外，那就是中國。
中國清王朝的康熙皇帝（1654-1722年）在位61年，在南方趕跑荷蘭人收復了台灣，在北方擊退貪婪的俄國人，並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從此後，中國與歐洲沒有多少來往。康熙的孫子乾隆皇帝（1711-1799年）在位60年，實際掌權63年有餘，是中國歷史上實際執掌國家最高權力時間最長的皇帝，也是最長壽的皇帝。從康熙到乾隆的一百多年，國家強盛、社會繁榮，史稱「康乾盛世」。從經濟與人口總量來看，當時的中國確實是毫無爭議的世界第一大國，但從發展水平高低、全球影響力來看，中國比不上西班牙、荷蘭、英國等殖民帝國。尤其是到了18世紀末期，年老的乾隆皇帝無視世界的巨變，仍然沉醉於自己的文治武功、天朝盛世的功績之中，對歐洲強國的經貿和外交請求不屑一顧，反而要求對方以蠻夷蕃國向中央王朝稱臣納貢的形式進行交往。於是，中國就成為了歐洲人推動的全球化事業的最大障礙。
從明朝中期到清朝後期這一段時間，中國並沒有停止發展，只不過是以自己的速度、在自己的軌道上依照慣性來發展。問題是歐洲發展太快，300年間已改天換地，而中國則是兩千年來大體相同，只是在一些細節上有所發展。總體來說，自視甚高的中國人在這個認知的時代卻跟不上歐洲人的認知，於是心態從開放轉向保守。明清二代是中國文字獄頻繁發生的時代，同時也是文化典籍匯總集成的時代。明朝的《永樂大典》，是當時世界最大的百科全書，共約3.7億字，分裝成11095冊。清朝乾隆皇帝下令編撰的《四庫全書》，耗時十三年編成，共3.6萬冊，約8億字。四庫全書的編撰表面上是一次古籍整理，實際上是對古代的文獻書籍進行一次過濾，保留對皇權有利的部分，不利的部分則遭到大量篡改或銷毀。由於中國的文化特徵是崇古，四庫全書的編定實際上是限定了中國人的閱讀範圍，也就限制了中國人的思維空間，再加上科舉考試指定的八股文形式，幾乎徹底扼殺了中國人的創造性。中國的落後由此註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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