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父系社會下的女權小說及其進路

作者:@鍾子默 編輯:heaven疏狂

後工業時代以來,不少學者對社會有一個基本洞見:社會逐漸朝著「文化化」的方向發展,似乎身邊的一切事物都可以成為一種「文化」。隨手買的一包煙、一本雜誌或一瓶香水,甚至是身體所處的公園、超市或酒店,文化早已烙印在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與此同時,文化觀念上的自由與解放被看得越來越重要。不論是近期某動畫新番下架還是追溯到去年發生的外來劇大清洗,網民輿論很好地佐證這一點。如今,伴隨著女性主義意識的解放,搶奪文化陣地成為了女權主義者的訴求。作為文化宣傳的重要形式,女權主義文學在很多時候被寄予了厚望。

筆者在寫作過程中也出現過「女權文學何以可能」這樣的疑問。本文提煉於筆者基於左翼立場對這一話題的自我反思與辯論。實際上,女權主義文學作為一種觀念傳播的出路,它至少將面臨著兩座大山

後工業社會消費文化引起了學者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憂慮。如果將列斐伏爾的空間觀點引入到文學創作之中,那麼文學創作本身也是一個生產過程,對於創作者而言,主體在文本中的敘述的內容與其所處的生產關係有著密切的聯繫。書籍是人本身的延伸,文學空間則作為一種社會抽象空間。統治階級不僅規定現實生產空間的規則,並且透過文化霸權滲透進抽象的文學空間劃定倫理和禁忌,完成意識形態的再生產。個人表達即「表徵的空間」便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制於文化工業的「空間的表達」。在父權制社會關係下,女權文學必然要面臨著男性霸權的審判,即便不會被嚴打取締,也可能會踩到讀者的地雷。起點網前常務副總編真方土就提到:讀者禁忌這塊,男性讀者的容忍度是很低的,基本要求是男主角不能愚蠢,必須強大;第一女主必須是處女,不能與其他男性發生關係,絕對不能有NTR。多年編輯的經驗告訴他,男性讀者作為網文消費群體的主體,有著固著的性別審美。而與此同時,這種審美又經常訴諸模因(原諒梗、黃毛)得以廣泛傳播。相對而言,女權主義文學由於其尺度之大,內容之突破,很可能觸及這些本質論者敏感的神經,導致他們無法接受甚至傳播惡名,女權主義文學與文化便陷入與主流文學與文化「針鋒相對」的部落化困境。此時要求寫出一部「女權」作品,結果可能僅僅是得到一個異化的剩餘物,或指向一個空洞的能指。前者對應的是戴錦華教授所提到的,將異性戀霸權的主奴關係強行移置在耽美文學之下,並沒有擺脫父權制定位的象徵秩序;後者則突出表現在這個問題下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的「鄉愁」:文學漸漸失去了它作為一門藝術對現實所發揮的「揚棄」作用

[NTR]是日文「寢取る」(Ne To Ru)的被動形「寢取られ」(Ne To Ra Re)的羅馬拼音縮寫,中譯即「被他人強佔配偶或對象」。

[黃毛]因里番中給男主(女主)戴綠帽子的多為黃頭髮,後來就叫給男主(女主)綠毛子的人為黃毛。

耽美文學中的主奴關係當然是基於內容反身性而言的。同時我們也可以注意到,隨著消費市場邊域的不斷拓展,女性群體潛在的消費力量也被挖掘出來,逐漸成為一股具有強大消費能力的受眾市場。女讀者與耽美文學的關係不是純粹的看與被看的關係,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有著「在場」與「缺失」的辯證,這表現在讀者一方面作為讀者閱讀作品,另一方面又作為作品中全知的鏡頭窺視角色。耽美文學中,男性僅僅作為他者被言說,女性作為偷窺癖的慾望主體得以顯現。比如在深圳京基100大廈為《戀與製作人》虛擬男性李澤言慶生的女性,從某種角度來說也體現著女性對男色覬覦的解放。

乙女遊戲《戀與製作人》

女性消費男色似乎也意味著女性掌握了慾望的自主,當女性向遊戲和文學市場開闢之後,女性在消費領域裡逐漸褫奪了許多話語權。但是消費市場並不能由我們的一廂情願去腦控。資本主義逐利使然,在維繫舊的生產關係前提下,形成一套應對新的市場背景的規訓機制,促進工作消費快速完成資本環程,女性的慾望和訴求便受到了干涉和引導。小說成為異化的延伸構建起一系列虛妄的自由意象。「爽文」的受歡迎程度遠大於嚴肅文本。於是出現了以下弔詭的現象:許多女性承認了欣賞男色的事實卻並未承擔主體意識的解放,而是遵循消費主義構建的「自由」塑造自我認同,形成一套迎合現有父權結構的價值觀。不少女尊小說沿著「女為主,男為從」的母題,卻在故事當中處處表現男性對女性的過分讓度和寵愛,更有甚者女性的嬌縱和蠻橫得到無底線地接納。有些普通的言情小說也未能避免,主人公的成長始終圍繞著男人,矛盾衝突總是進入「女人為難女人」的敘事怪圈。一些讀者(尤其是一部分直男)對女性角色「形象」的容忍度極高,卻對女性角色「行為」的容忍度極低。除了「白雪公主和灰姑娘」「邪惡的巫婆和繼母」似乎找不到別的什麼模板去比較女性角色的行為了。同時故事主人公與女讀者的想像關係強行打斷了現實秩序的介入,弱化和消解讀者的結構性思維。從某種角度來說,這為接下來提到的「腦臂分離」埋下禍根。

SM題材電影《穿裘皮的維納斯》

所以,筆者關注的地方在於後者。如何在父系社會下寫出真正女權小說這個問題本身折射一個荒謬的悖論,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不論是知乎還是貼吧在討論這種問題時,很容易出現各式各樣人群的角色扮演。在歷史唯物主義美學裡,文化作為實踐產物聯繫著社會的生產力,觀念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即對應的生產關係是統一的。隨著後工業社會的崛起,文化與實踐的關係出現剝離。法蘭克福學派最早就指出了文化工業對藝術實踐性的摧殘,直到現在,一些左派還是寄希望於超越性主體試圖讓真正的藝術復歸,這樣的執著難免引導我們將目光放在動蕩的紅色年代,追尋一種無奈的懷舊主義。可如今用後現代的目光對文化產品做出闡釋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不得不審視一個可能的悲劇結果。鮑德里亞在《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嘗試用結構主義符號學對馬克思的價值論進行變換:交換價值/使用價值=能指/所指。中間的斜杠意味著「絕對的斷裂」。以文學為例,這裡並不意味著賣方只擁有價值(交換價值)而買方只擁有使用價值的不可調和。而是使用價值已經成為滑動的所指繼而被消解。作為享受閱讀的讀者所能擁有的也僅僅是文學內容中的漂浮能指,指涉著沒有實際意義也永遠沒有實際意義的消費快感,現實與想像產生斷裂,社會因而也「符號化」了,亞文化本有的反抗要素歸於虛無。這樣「直男癌愛讀女權小說」也因此成為一種可能。這是句頗有反諷意味的話。我們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社會對女性形象的容忍度遠遠高於男性形象,置於文學創作當中也是一樣的道理。當原則性的底線不逾越(如上文提到的副總編的話),一位獨立自主、呼風喚雨,甚至是抖S的女王也可以被異化為發泄性慾的絕佳對象(更何況,現在還存在一些NTR愛好者。這些底線也漸漸模糊化了),女權符號被收編於凝視的對象當中。抖M或草食系並不意味著他就不是沙文豬,更不意味著這些草食系「願意」或者「能夠」在現實中踐行這種親密關係。而現在不少人批判雄性衰落,主張重振雄風。拋開這種性別二元對立傾向的毛病不談,那至少需要將矛頭對準消費主義,而不是追念保守的性別差異觀。

大多數表達著女性優勢或劣勢的符號都能成為慾望對象,所以才會有如今看似奇葩的「反文化」在不斷搞文化「革命」,就是要嘗試以「審丑」的方式對抗主流的「審美」。如果按照鮑德里亞的思考方式,那實際上本文的關鍵問題也消解掉了。這顯然不是筆者所要主張的。我們應該看到鮑德里亞預言的超真實社會並未完全出現,歐美後現代社會在我國還不多見,文化唯物論仍然有著生命力。那麼至少不能放棄西西弗的精神,讓批判的武器儘可能地發揮重要作用。我們可以嘗試大膽地解放文學的內容和形式。然後考慮到宣傳層面的問題,做出適當的妥協。

以筆者的拙見,在這個框架之下要寫出至少讓我們感受到「現實力量」的女權小說。可能需要我們一廂情願地提這幾個條件:

第一,在能夠有效推廣作品的前提下,儘可能的嚴肅創作。構建起原作者的元敘事,階級的話題永遠不會落伍。

應該說亞文化、反文化中的一些後結構主義路徑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對抗有一定的啟發意義,但容易誤入歧途。「禮崩樂壞」的同時也會波及自身。如果要以平權為綱,我們可能需從嚴肅的創作中心出發。不能去消解問題反而要直面現實的宏大敘事,掀開籠罩在讀者頭上的諸多臆想。從題材的角度來說,女德班,農村存在的殺嬰虐嬰、拐賣女大學生的現象,城市外來務工人口的親密關係中可能發生的狀況,嫁入豪門成為家庭主婦的生活,都值得挖掘。當性政治與階級關係錯綜複雜的交織在一起的時候,每一個引爆小說衝突的點,都可以引起讀者的思考。

第二,重視現實和批判性。最好是作者,尤其是女性作者,以親身經歷或部分親身經歷為藍本進行創作。並且在這一前提下,突出揭露、描寫、轉化女性之間的關係。構建「女性共同體」的印象。甚至在必要的時候完全取消男性角色的進入。

文學是生產的過程,優秀的文學作品根植並揚棄於現實的生產關係,這是文學指向超越性的體現,也是文學所肩負的使命。在父系社會下,女性群體的自我反思和平權實踐顯得尤為寶貴,我們無法指望已經佔有性別優勢的平權男性成為運動的主體,正如新民主主義運動不可能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主體一樣。從歷史發端來看,女權運動源於婦女對自身屈從地位的反叛,源於對男性霸權主義氣質的攻訐。女性一直是作為運動的發起和最終目的而被強調,甚至直到現在性別多元、性別自由的時代同樣作為一種身份政治而延續。文本中男性與男性符號的「消失」也是重要的一環。女性之間建構起獨特的關係場域,將男性客體排除在外,把焦點重新放在女性與女性之間。取消男性變數值,就還原了一個純粹的「人」與「人」或「女人」與「女人」的矛盾及統一。這對現實中女性共同體的意識形成也有促進作用。

第三,有句不雅的諷刺:「美少女也要拉屎」。這意味著我們展現的是真實,而不是經由鏡頭選擇過的「美」,因此必要時請大膽地「審丑」。

這裡的「審丑」觀點與第一條觀點形成了一個看似矛盾的對照。如果我們問需要拿什麼內容顛覆父權制審美,利用反文化中的那些看似醜陋和邪惡的元素是一個策略。波德萊爾在對待「嚴肅的醜惡」這點上展現了他振奮人心的詩學觀。在對古典美學的揚棄上,波德萊爾毫無疑問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在對現代生活的看法上,他也毫不猶豫地與啟蒙時代以來的各路文學風格背道而馳,對資本主義現代性投以冷靜的審視。他將眼光對準賭徒、流浪漢、妓女、女同性戀等邊緣群體,在這些群體中看到了一種獨特的現代美學。但是他同時卻在物質生活上拒斥現代性,表現出固著的貴族氣質。在批判美國佬暴發戶特性的時候,這種對美的「守貞」顯露無疑。在女權文學的具體操作過程中,這些丑的形象也可以被嚴肅地挖掘。描寫一名兢兢業業的妓女發現自己孕吐的時候;描寫被毀容女性的激動或害羞的時候;描寫乖乖女終於在好友被欺凌時拿起武器反抗的時候等等。這種對真相的去蔽,是對女性「幼體性熟(pedomorphosis)」敘事的有力回擊。

女性主義電影《讓娜-迪爾曼》

關於「真實」還有一個引發爭議的討論。當女權主義以文學的姿態介入意識形態領域的時候,文本所展現的內容不可避免會受到意識形態編碼而呈現出藝術加工後的「藝術真實」,而這種真實與現實生活是有區別的,甚至可能有害。以50年代誕生的歌劇《白毛女》為例,政治挂帥在文本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塑造了黃世仁地主的醜惡與白毛女的善良勤勉的鮮明對立。而不少學者通過實證論據指出,舊社會殘留的地主並沒有那麼窮凶極惡,反之,「人命關天」,地主需要與父老鄉親和諧共處打成一片,才有可能應付鄉紳和官員的「政審」或者共度災荒。《白毛女》的政治敘事更像是第一共和國命運的縮影,展現的是經濟基礎與文化訴求的斷裂,政治口號的工具理性對文學終極價值的排擠。因此最後的破產也是意料之中。類似於《白毛女》的這類政治文本最後也沒能達到嚴肅文藝的經典型與永恆性。理念大於內容的「政治正確」在失去了現實支撐的情況下,最終只能淪為 「自我感動」。女權文學若是以這種「向慾望屈服」的姿態出現,那麼和上文提及的「爽文」也就沒有兩樣了。如果女權主義小說需要產生經久不衰的影響力,以嚴肅文學的標準來看,其內容或許需要超脫意識形態而叩擊人類靈魂的深層要素。如果是這樣,我們不妨說終極的女權主義文學是有關人類社會進步的藍圖,是關乎「存在」與「自由」的祝詞,目的是為了全人類的肉體、心靈與身份的平等與解放。而現在所探討的女權主義文學正是其中關鍵的一步。

紅色芭蕾舞劇《白毛女》劇照

第四,適當突破傳統小說的固定形式。比如可融入一些後設(meta)元素。

後設元素通俗來講即意味著,作者不再扮演故事的上帝,而是介入到虛構文本的敘事過程中;同時小說的主人公並不安於自己扮演的角色和故事框架的設定,而與作者和讀者發生互動。從策略上來講,這是對小說主人公的賦權,使他能在自己的主觀視線、敘述的客觀視線以及讀者的閱讀視線之間來回跳躍。雖然根本上這仍然是作者設下的詭計,卻也建立起了作者與讀者的溝通橋樑。讀者難以通過沉迷故事構建想像,因為作品角色總是齣戲打臉,倒逼讀者反省文本和自身。最終實現關注點從內容到形式的轉變。《真實魔鬼遊戲2015》就是這樣的例子,主人公不斷與光怪陸離的現實抗爭,最後終於發現自己正是被創造者安排進鬧劇的角色。為了逃脫被擺布的命運,她覺醒的自由意志以肉體的自我了斷的方式為全劇畫下句號。此時作為觀眾的我們才發現,無法推敲的荒誕故事內容根本是創作者的有意為之,他們所要表明的正是關於自由和尋找真我的主題。

《真實的魔鬼遊戲2015》劇照

對於女權小說來說,適當的meta手法就是要達到這樣的效果:對內容主題進行升華,讓讀者從不合理的內容中讀出父系社會的荒謬,從而關注創作意圖,同時將對內容解讀的功能性視角,轉為對整體批判的結構性視角。也許我們就能看到故事裡並沒有設置所謂的「父權代理人」,真正的幕後黑手就是故事本身。當然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解構文本的創作方式不宜濫用,這不僅對於讀者的認知習慣而言,對於文學的嚴肅性而言也是如此。畢竟後設終歸是一種創作手法,但凡屬於文學審美領域,產生審美疲勞幾乎不可避免;過分突破敘事框架會導致注意力向形式與架構傾瀉,文本內容失去深度和意義,造成內容匱乏和系統臃腫。

第五,在傳統文學領地下與父權文化硬碰硬可能比較吃虧,或許我們可以嘗試在橙光遊戲等在國內新興的文字AVG領域裡踐行「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狹義上來說,文字AVG指的是日本的美少女戀愛養成遊戲。廣義上的文字AVG只要符合文字互動——即玩家(讀者)閱讀故事,在分歧點做出不同選擇有不同結果既可。目前除了橙光遊戲以外,還有如簡書、巧書、蝶夢等平台發布這類作品或遊戲,其相應的影響力也在逐漸上升。

巧書網站首頁-創作作品推薦

文字AVG在國內還是比較新穎的概念,其本身也可以被理解為後現代風格的文學。當傳統文學陣地在內容和形式上形成了「路徑依賴」之後,文字AVG為網路小說桎梏的突破創造了新的可能,並吸引更多有能力的創作者。處於試驗田階段的文字AVG,相對來說對內容的監管和阻礙會更少,內容的體量會更大。不僅是女權的內容,其他先鋒的、進步的內容也可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重要的是,文字AVG的創作者和受眾大部分是有互聯網思維並受亞文化影響較多的青年人。在這幾代人中爭取話語權,對女權事業的將來也十分重要。

總而言之,筆者討論了父系社會下女權小說面臨的兩個困境,一個是父權秩序對女權文本創作的干涉,一個是後現代主義文化發展路徑可能導致的女權文本的解構。對女權小說的進路的討論可以分為三個方面,內容上的嚴肅,構建元敘事,把焦點放在女性關係場域;形式上的適當解構與融入後設元素;傳播策略上,藉助新興的創作載體開展文化的「游擊戰」。不論作品最終是否淪為消費符號,不論最終的影響力究竟能抵達何種層次,這樣的努力都是無可厚非的。我們應該取得共識的是,文學陣地不能沒有女權主義者奮鬥的身姿,不能沒有我們為平權事業揮灑的血汗。不如給我們的行動寄予美好的願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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