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發展史5：火器時代

第14節 火器時代

（公元900年-1500年）

1、火藥的力量

人類智能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在虛的方面是語言文字，在實的方面是器物製造，這兩方面是相互促進、交替發展的。虛的部分代表智慧，實的部分代表能力，比較而言，智慧是能力的源頭，能力是智慧的結晶。最初，人類的智慧比猿類的智慧並未高出太多，所以對舊石器工具的改進十分緩慢，在歷經數百萬年後人類才進入新石器時代。隨著人類智慧的發展成熟，青銅器、鐵器陸續被製造出來。前面我們講過，鋼鐵至今仍是人類使用最廣泛的金屬，各種新的金屬和材料的製造是最近一百多年才實現的，因為直到1869年，人類才理解現代化學的元素周期律。所以，在當時繼續發明新的人工材料是十分困難的，人們思考的重點是如何改造舊的器物，具體來說是通過建造結構巧妙的機械來增強人類的能力。

中國的科學家墨子（約公元前476年-約公元前390年）是工程機械的實驗大師，他發明了多種實用的大型機械裝備；而古希臘科學家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年-公元前212年）則是機械理論與實驗兼備的偉大先驅，他確立了靜力學（槓桿原理）和流體靜力學（浮力原理）的基本原理，設計了螺旋提水器、拋石機和起重機等機械，阿基米德把嚴密的、精確的科學理論與現實器物的製造緊密結合起來，使之成為科學製造，這是現代工業的思想起源。古羅馬科學家希羅（公元10年-70年）是古代機械理論的集大成者，其作品《機械集》涵蓋諸多方面的力學和工程，總結出五種簡單機械(槓桿、車輪、滑輪、斜面、螺旋)推動重物的理論，奠定了機械技術的基礎。他的發明包括鏈泵、氣泵、活塞泵、跑步驅動水輪車等，甚至還包括世界上第一部自動售賣機。

巧妙的機械可以延伸或放大人類的力量，但人或動物體內的生物能量終究是有限的，長時間驅動機械容易產生疲勞，為了獲得更大、更穩定的能量來源，人們很早就嘗試藉助大自然的能量，比如風的能量、水流的能量，甚至還有蒸汽的能量。希羅的汽轉球就是利用蒸汽能來驅動的，但那只是一個小型實驗裝置，離大型的實用裝置還有較大距離，古代機械中真正普及的是水力機械，其次是風力機械。不管在歐洲還是中國，水力機械都是最早普及、最重要的動力機械系統。人們在河流旁邊設置水輪，建立磨坊，進行糧食加工，逐漸將其發展為一個十分重要的行業。在法國南部的阿爾勒，有公元四世紀羅馬人修建的大型水磨坊，整套裝置的糧食加工能力每天可達28噸。到十世紀之後，水力機械進一步普及，水磨坊的數量穩步增長。公元1086年，威廉一世時期編寫的《輿地誌》列出當時的英國有5000座水磨坊。在中世紀的歐洲，由水力驅動的糧食加工業對於當地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在一些地方甚至屬於支柱產業。這一時期，水力機械也在漂染布料、冶煉鼓風和鋸木等方面得到應用。16世紀前後，風力機械也開始得到大規模應用，最著名的是荷蘭式風車。荷蘭風車最大的有好幾層樓高，風翼長達20米，每颱風車的功率可達6000匹馬力，可驅動大型的磨坊、鋸木廠和造紙廠。

在那個戰爭頻繁的年代，製造武器、保衛安全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事情，機械技術經常被用來製造軍事裝備，例如投石車。但是，這種裝備需要較多的人來驅動，其能量來源是有限的生物能量，因此其威力相對較小，裝備數量也不多。怎樣改進一部投石車，讓它擁有更大的威力？你不能指望靠水力或風力來驅動投石車，從而拋出幾噸重的巨石，你只能在現有石頭不變的基礎上，選用一批更強壯、更熟練的戰士，從而加大拋石的距離與頻率。原因是石頭不能自己飛起來，如果石頭能自己飛到敵人頭頂上，那當然是越大越好，這種看似不可能的魔法：能驅動自己快速飛行的物體，最早是被中國人無意之中發現的，它的奧秘在於火藥。公元900年至1500年的這六百年，是人類掌握火藥能量的最早階段，或者說是火器時代的早期階段。公元1500年至1800年，這三百年是火器時代的中期發展階段。然後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在日本廣島和長崎上空爆炸的兩個大傢伙，則宣告了火器時代的終結，因為核武器已經超出了火器的概念，核能的威力讓人類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火藥的發明要從煉丹術說起，中國從戰國時期開始流行煉丹術，煉丹家的目的是尋找使人長生不老之葯，從秦始皇到漢武帝，許多帝王都極度渴望得到這種丹藥。煉丹術的主要方法是通過加熱、煅燒等方法使物質發生化學反應，最高統治者的鼓勵和尋找長生不老之葯的巨大吸引力，使得煉丹家們不斷反覆實驗新的煉丹方法，其中就包括使硫黃和硝石「伏火」的實驗。到唐朝時，中國的煉丹家們已經初步掌握了黑火藥的製作方法，但是煉丹家對它並不感興趣，後來火藥的配方傳到了軍事家手裡才開始被人們所重視。

將火藥用於兵器製造並投入實戰，開始於唐代末年。唐哀宗天祐四年(公元907年)，楊行密部將鄭璠攻打豫章城(今江西南昌)時，曾利用「發機飛火」燒毀該城的龍沙門，這一戰例一般被認為是火藥兵器出現的最早戰例。這種攻城的火球主要是利用火藥的快速燃燒性能，沒有利用火藥的爆炸性能，所以威力並不大。至北宋年間，火球升級為炸彈，並分為添加毒藥的「毒氣彈」和添加鐵蒺藜的硬殺傷炸彈，在實戰中的用處越來越大。宋朝雖然最早掌握了使用火藥的兵器，但由於沒有管形的發射器，所以還算不上真正的火器，這些原始的炸彈威力有限，並不能為宋朝軍隊帶來壓倒性的優勢。再加上宋朝是一個崇文輕武的王朝，文人地位很高，最高統治者為防止地方將領的反叛而重用文官，軍官的作戰行動處處受到文官的制約，所以宋朝雖然經濟文化繁榮，卻沒有強大的軍事能力。宋朝不但未能恢復唐朝的控制邊界，反而被遼國、西夏國、金國屢次擊敗，丟失了中原地區，被迫撤退到中國長江以南，史稱南宋。南宋後期，由於火藥的性能已有很大提高，人們可在大竹筒內以火藥為能源發射彈丸，並掌握了銅鐵管鑄造技術，從而使元朝具備了製造金屬管形射擊火器的技術基礎，中國火藥兵器便在此時實現了新的革新和發展，出現了具有現代槍械意義雛形的新式兵器——火銃。

明朝初年，中國的火器初步成熟，小口徑的手銃、大口徑的火炮，還有各種地雷、水雷，製造精良，品類繁多。火器開始在戰爭中大規模使用，明朝的衛所駐軍中按編製10%的戰士須裝備火銃，至於皇家直屬的禁軍則成立了專習槍炮火器的「神機營」。明成祖朱棣在親征漠北之戰中，採用「神機銃居前，馬隊居後」的作戰原則，神機營配合步兵、騎兵作戰效果顯著，明軍在飛雲山大戰中擊破五萬蒙古鐵騎，蒙古本部的韃靼向明朝稱臣納貢。由此時起，火藥的力量才終於體現出來，然而在明成祖死後中央王朝開始轉向保守，沒有進一步挖掘火藥的力量以擴大王朝的影響力，真正將火器完善並發揚光大的是歐洲人。15世紀後半期，在中國火器經阿拉伯商人傳入歐洲100多年後，歐洲人研製出了新式的火繩槍，這是現代步槍的直接原型。火繩槍依靠固定在槍上的火繩來點燃火藥，射擊者可以雙手持槍，眼睛始終盯准目標，從而大大提高了射擊的精準度。火繩槍的發明，正式打開了熱兵器時代的大門。

2、采邑與騎士制度

公元八世紀，查理曼帝國的奠基人查理·馬特為了改變法蘭克王國的面貌，廢除了無條件分贈土地的制度，推行采邑制。采邑制是一種有條件的土地佔有制，接受采邑的豪紳顯貴，必須提供自備馬匹武器的騎兵，上下之間結成封主與附庸的關係。領主有責任保護附庸，附庸要宣誓為封主效忠，隨時應召為封主作戰。如果附庸不履行臣屬職責就要收回採邑。起初，采邑制的分封不是世襲繼承的，如果封主或受封者有一方死亡，封主和附庸關係即告中止，到九世紀時，采邑變為世襲領地，但仍以服騎兵役為條件。

這次改革，對法蘭克王國的發展和西歐歷史的發展都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它確立了以土地和服役為基本條件的臣屬關係，削弱了貴族勢力，加強了王權，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統一；采邑制推行之後，中小封建主都要服兵役，他們自備馬匹，裝備精良，構成了新型的騎兵，奠定了西歐中世紀騎士制度的基礎；法蘭克王國以後正是依靠這支騎兵，建立起強大的查理曼帝國。

11世紀以前的騎士是一個開放的階層，任何有能力置辦起武器和戰馬的人行過臣服禮之後都可以受封為騎士。811年米諾恩斯敕令就規定凡是準備參軍的人必須自行準備三個月的糧食和半年的衣服，如果一個人有能力全副武裝騎馬作戰為某人效勞，那麼他就可以被稱為騎士。騎士還是封建主。不管多還是少，作為一名騎士，都須從他的上一級封主手中領有封地，作為服兵役的條件。日爾曼的法典曾寫道「采邑就是騎士的報酬」，作為這片采邑的領主，騎士享有該采邑領地上的全部收入，用於裝備自己。

騎士制度發展的關鍵一點是基督教信仰與使命的確立，作為一個騎士首先要做一個虔誠的基督徒。12～13世紀後，虔誠成為騎士的首要準則，信仰基督教既是品質，也是資格，對騎士有了規定和約束。騎士的裝備也代表著教義，劍是十字架的象徵，盾代表著保護教會的職責，雙刃劍則代表了正義的一面和殺敵。既然如此，騎士在精神上首先是作為保護教會的衛士而存在，其次才是封建領主的戰士。騎士們所獲得的回報，在精神上是為上帝獻身的榮譽感和教會的讚揚，在物質上是國王和領主們給予的封地和獎賞。采邑與騎士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建立一個穩定而強大的力量體系，采邑制帶來穩定，而騎士制度則使之強大，尤其是通過注入虔誠的宗教信念，騎士們迸發出前所未有的戰鬥激情和視死如歸的獻身精神。中國的統治者從火藥中獲取新的強大力量，而羅馬天主教皇則通過騎士制度挖掘戰士們身體內隱藏的潛在力量，這真是一個簡單有效的辦法，唯一的不足是這種力量不能像火槍一樣進行精確的控制。

公元1095年，為了響應來自拜占庭皇帝要求協助對抗伊斯蘭教徒的請求，羅馬天主教皇烏爾班二世號召英勇的騎士和廣大的信徒們向東發動進攻，持續近200年的聖戰拉開了序幕，主要針對地中海東岸的異教徒國家，核心目標是從伊斯蘭教手中奪回聖地耶路撒冷。西歐的封建領主和騎士以及許多失地的農民自願參戰，由於他們都佩有象徵虔誠信仰的十字標誌，所以又叫做十字軍東征。第一次十字軍東征雖有波折，但取得了勝利，1099年7月，十字軍佔領耶路撒冷，進城後屠殺了70000餘人，並建立了多個封建王國，法蘭克人德弗魯瓦當上耶路撒冷國王，成為「聖墓的保護者」。第二次十字軍東征是法國國王路易七世和德意志國王康拉德三世率領下進行的，但這次十字軍行動並未取得什麼戰果，反而在1187年被埃及蘇丹薩拉丁擊敗，聖地耶路撒冷再次喪失。於是，不甘心失敗的羅馬教皇很快發動了規模更大的第三次十字軍東征，領導東征的是德、法、英三國國王。但戰爭進程並不順利，德意志十字軍傷亡慘重，德王紅鬍子溺死，法王腓力二世無功而返，只有英國獅心王理查一世攻克塞普勒斯和阿克，並在阿蘇夫重創薩拉丁的軍隊並兩度進逼耶路撒冷，但最終未能得手，1192年9月理查與薩拉丁簽訂停戰協定。理查作為英國的國王是不合格的，他從不曾親理國政事務，只是把它當作榨取軍費的泉源，把英國人民辛勤創造的財富，大量地在戰爭中耗費掉，甚至造成了國內的動亂。但是，作為騎士們的統帥，他無疑是偉大的英雄，理查與薩拉丁的戰爭與和約改變了地中海東岸的政治格局，更重要的是以他為代表的「騎士精神」對後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十字軍東征後來又進行了五次，總體來說都是失敗的。第四次東征原本準備攻打埃及，後來在威尼斯貴族的慫恿下，利用拜占庭國內的糾紛轉而攻佔君士坦丁堡，十字軍入城後大肆搶劫並屠城三天，使同屬基督教的東羅馬帝國瞬間崩塌。這充分暴露了十字軍東征的複雜性，宗教問題是起因和借口，被激發的人群並不受羅馬教皇控制，驅使人們的是無所顧忌的殘暴和貪慾。雖然有很大的負面影響，但十字軍東征在客觀上打開了對東方貿易的大門，使歐洲的商業、銀行和貨幣經濟發生了革命，並促進了城市的發展，造成了有利於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條件。東征還使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增多，刺激了西方的文藝復興，阿拉伯數字、代數、航海羅盤、火藥和棉紙，都是在十字軍東征時期內傳到西歐的。

3、突厥與蒙古

突厥是一個在世界歷史上有重要影響的北方游牧民族，突厥人起源地在葉尼塞河上游，是一個以狼為圖騰的部落，較早掌握冶鐵技術的突厥人原為柔然人的鍛奴，突厥人崛起後擊敗柔然，成為草原新霸主。在公元七到八世紀被中國徹底擊敗後向西遷徙，對中亞、西亞、中東地區的文明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突厥人的語言屬於阿爾泰語系，早在公元六世紀，他們創造了自己的拼音文字。現代的突厥人是多個操突厥語族的民族的總稱，突厥語民族主要有土克曼人，哈薩克人，維吾爾族，撒拉族，韃靼人（塔塔爾族），亞塞拜然人，烏茲別克人，吉爾吉斯人和雅庫特人等。突厥語民族的各民族之間語言近似，有些語言甚至可以直接互相交流，是中亞地區的主要民族之一。

公元874年，在的中亞興起了波斯人建立的薩曼王朝，薩曼王朝多次向喀喇汗王朝等中亞突厥語民族展開大規模軍事進攻，將帶回來的突厥語民族俘虜培養成伊斯蘭化的衛隊～古拉姆近衛軍，同時成批精美的波斯商品、工藝品等貨物湧入中亞，波斯蘇菲派托缽僧也前赴後繼來到中亞，傳播伊斯蘭教與波斯文化，這使得大批突厥語民族皈依伊斯蘭教。從十世紀開始，突厥人開始再次崛起。薩曼王朝的突厥古拉姆將軍阿爾普特勤在962年建立加茲尼王朝，這個王朝的第七位統治者馬赫穆德最早使用「蘇丹」頭銜，並率領突厥語民族大軍遠征北印度，將伊斯蘭教傳播到北印度地區。之後，突厥人開創了一個大帝國——塞爾柱帝國，還有一個自稱是突厥人後代的奧斯曼帝國。

在突厥人之後興起的蒙古人，其戰鬥力之強悍、征服土地之廣闊與突厥人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蒙古人的起源，有傳說是匈奴人的後代，也有記載為柔然人的分支，但這都不重要，自從1206年鐵木真統一蒙古各部，尊號「成吉思汗」之後，蒙古人成為了草原民族中最大的傳奇。蒙古人從12世紀末才開始登上歷史舞台，他們的文化較為原始、充滿野性，這造就了蒙古人極為突出的好戰性格，他們作戰的勇敢甚至超過了歐洲騎士，他們有成熟的鐵制兵器，還引進了宋朝的火器，綜合這些條件，蒙古鐵騎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蒙古帝國也成為了人類歷史上面積最大的帝國。成吉思汗的長子朮赤及長孫拔都西征羅斯和東歐，直至多瑙河下游，後建立了欽察汗國，又稱金帳汗國；二兒子則佔據中亞地區，建立了察合台汗國；成吉思汗的孫子旭烈兀攻佔高加索、伊朗、伊拉克等西亞地區，建立伊利汗國，並終結了阿拉伯帝國的阿拔斯王朝；蒙古本部則與中國融合，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外族統治的統一王朝——元朝。

蒙古人在文化方面學習突厥，形成了突厥化的蒙古人。但蒙古與突厥是有明顯區別的，蒙古人起源於東方，帝國重心始終在東方，而突厥人起源於中亞，又全盤接受了伊斯蘭教文化，所以突厥人的帝國重心一直在西方。突厥人的塞爾柱帝國先打壓阿拉伯帝國，然後與基督教全面對抗；後來的奧斯曼帝國統一了整個伊斯蘭文明，滅亡東羅馬帝國，將世界重新拉回東、中、西三大文明並列的局面。而蒙古帝國雖然東起太平洋西岸、西至地中海與多瑙河，佔據了整個亞歐大陸的大部分地區，但帝國的總部位於中國的北方，蒙古大汗的稱號由中國元朝的皇帝繼承。後來盛極一時的帖木兒帝國，雖然佔領中亞、西亞大片地區，並大敗奧斯曼帝國的軍隊，但並未進一步往西發展，帖木兒帝國首領的夢想是重回東方，擊敗推翻蒙古統治的明朝，奪回蒙古大汗的稱號。可是，面對國力強盛的明成祖朱棣，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蒙古人早期信仰薩滿教，西征時期的蒙古人部分地接受了伊斯蘭教，但影響並不深。明清之際，藏傳佛教成為蒙古族的全民信仰，佛教法事活動遍及蒙古族日常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由於藏傳佛教與中國佛教的親近關係，西藏、蒙古最終與中國融合在一起。現代的蒙古國是民國時期從中國分裂出去的，現今其國內的蒙古族人口只有約230萬，而居住在中國的蒙古族人口約為650萬。

蒙古帝國滅亡了亞歐大陸上的許多國家，在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地把東西方文明在版圖上連在了一起。所以，在客觀上，人類的全球化始於陸地上的蒙古帝國，而全球化的全面發展，則源於喜愛在海洋上航行的殖民帝國。

4、大航海時代的序幕

世界上最早的擅長航海的民族是腓尼基人，航海的主要目的是經商，碰上好的時機也會在航線沿岸地區建立殖民地，這是航海國家的基本發展模式。中世紀時，世界上有二個主要的海上貿易區，一個是有著航海傳統的、人口密集的地中海貿易區，後擴展到大西洋和波羅的海；一個是從中國南海經西太平洋至印度洋的中印貿易區，這個貿易區始於唐朝，興盛於宋朝。兩個貿易區再經過中間的伊斯蘭國家相連接，形成了世界貿易的大致格局。唐朝由於控制了去中亞的陸上通道，所以海上貿易只是輔助，而宋朝在陸地上節節敗退，貿易通道被阻斷，所以把對外貿易的重心轉移至海上，從而開闢了海上絲綢之路。地中海貿易的核心區域是義大利城邦，例如威尼斯、佛羅倫薩、熱那亞等，這些地方是中世紀歐洲勢力最強大、經濟最繁榮、文化最先進的地區。

1299年，一位著名的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寫了一本遊記，講述他年青時跟隨長輩前往中國，歷時約四年到達元大都（北京），並朝見元世祖忽必烈，他在中國遊歷了17年後返回義大利，還帶回了元朝皇帝寫給羅馬教皇的信。也有很多人懷疑馬可·波羅其實並未到過中國，他是將自己搜集到的關於中國的資料匯總後，虛構了一個親身遊歷中國的故事。不管真相到底如何，《馬可波羅遊記》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13世紀之前，歐洲人對於中國及東方世界充滿了好奇，華麗的絲綢、精美的瓷器、魔法般的火器，這些都來自神秘的中國，然而中國到底是什麼樣子的？《馬可波羅遊記》的出現滿足了人們了解中國的慾望，而且進一步激起了歐洲人對東方的熱烈嚮往。義大利的哥倫布、葡萄牙的達·伽馬、鄂本篤，英國的卡勃特、安東尼·詹金森等眾多的航海家、探險家正是在讀了《馬可波羅遊記》以後，終於下定決心要尋找一條通向東方的新航線。他們裝備著源自中國的火器，桌上的地圖是按照中國造紙術生產的，手裡的指南針也是中國發明的，他們夢寐以求的目的地就是那個盛產瓷器與絲綢的、富饒而神秘的國度——中國。

在歐洲人開啟大航海時代之前，中國的明朝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遠航行動，史稱「鄭和下西洋」。公元1405年至1433年，三寶太監鄭和奉明成祖朱棣之命，前後七次遠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訪了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目前已知最遠曾到達東非和紅海。鄭和率領的船隊載員2萬餘人，有海船二百多艘，其中大型寶船有63艘，最大的寶船長度約150米，寬約60米，有四層船艙，可容納上千人。浩浩蕩蕩的鄭和船隊所代表的航海技術和組織能力，都是當時世界最高水平，這支船隊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特混艦隊，但這支艦隊從不侵略沿岸國家，鄭和船隊的武力主要用於自衛和清除沿線的海盜，唯一的一次對外作戰是第三次遠航時，為了懲罰想謀害船隊的錫蘭山國王而開戰，並生擒之。那麼，明成祖為何要派鄭和下西洋呢？雖然鄭和船隊也從事一些商業活動，但獲取經濟利益不是重點，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從而招攬海外諸國向中央王朝稱藩納貢，這是中國帝王的最高理想；而且朱棣是通過政變登基做皇帝的，他必須通過巨大的功績來顯示自己執政的合法性。

中國的哲學家老子曾告誡人們：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意思是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好事，也沒有絕對的壞事，好與壞可以相互轉化，做任何事情都必須付出代價。鄭和七次下西洋都順利完成任務，這固然是好事，但或許是因為太過順利，讓明朝繼任的皇帝覺得海洋上很安全，其他國家都很弱小，不會對大明形成什麼威脅，所以停止這種遠航行動也不會有什麼大的問題。這種說法有幾分道理，但流於表面，更深層的原因在於農業經濟與儒家文化的制約。中國的王朝是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集權統治，讓農民安心在土地上耕作是農業經濟的基本要求，這與基於遠洋航行的商業經濟存在根本矛盾，明朝雖然在國家層面開展了大規模的遠航，但對於民間的海洋商貿活動並不鼓勵，有時甚至是嚴厲禁止的。而國家推動的遠航行動基於「天下王朝」的文化觀念，一不吞併小國、霸佔土地，二不建立殖民統治，僅僅是讓各國承認「中央王朝」的權威，讓中國皇帝的影響力傳播到更遠的地方。這種行動的成本極高，不具有可持續性，長期下去必然動搖農業經濟之根本，所以在明成祖死後，繼任皇帝與文武百官一致認為應該停止遠航。實際上，基於農業經濟和儒家文化的中國，影響力從中國南海延伸到非洲東海岸，已經是到了極限。突破這一極限，需要新的力量、新的文化，以及新的時代。

中國統一的天下王朝，雖有社會安定的整體優勢，卻有體制僵化、缺乏創新的隱憂；歐洲分裂的王國與城邦，雖然看似動蕩不安，但卻有孕育新文化、催生新制度的潛能。15世紀後期開始，在地中海貿易區的中心地帶，義大利各城邦，新的文化不斷湧現，最終產生了影響整個歐洲及至全世界的文藝復興運動；而在中國，曾經震驚世界的遠航船隊被取消，鄭和下西洋的相關資料被封存進國家檔案館，不久後，朝廷官員居然漫不經心地彙報說：資料全部「遺失」了！中國人遺失的，不僅是航海的資料，更是開放與進取的精神，還有引領新時代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