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生存策略--目標篇

人生初期的階段目標應該首先是提高自己的財產性收入，隨後才是自我實現。

一、勞動收益低於資本收益，甚至勞動收益的增長率大部分時候低於通貨膨脹率。

《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Piketty，研究利用了最近十年對歷史統計數據的「重新發現」。這些歷史數據涵蓋美國、加拿大、歐洲、中國和日本。Piketty調查了各國自有官方檔案以來的國民收入記錄，譬如，所得稅申報單（大部分國家普遍從1910年開始建立納稅申報檔案，而德國和日本的納稅記錄早於1880年代已大規模建立）。這種記錄也包括遺產稅的納稅單，比如法國就保留著自1799年大革命以來的海量的遺產稅申報記錄。這些資料可以提取出大量的統計數據，讓Piketty有機會從人類歷史的角度觀察一些重大經濟問題，其中一個常見問題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平。

作者在書中繪圖衡量繼承最多財富的頂層1%人群（你可當他們是富二代）和工資收入最高的頂層1%人群（你可當他們是打工皇帝），兩大人群的生活標準，Piketty給「生活標準」找了一個參考基數，就是法國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資（取50%底層工人的均值），這差不多是一個具備普遍意義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以開頭的1790年為例，當時法國的富二代生活標準是工人的25-30倍，而打工皇帝的生活標準是工人的10-12倍。

從中我們可觀察到一些具有指導意義的趨勢。

1）1890年以前，頂層二代通過繼承資本而賺得財富，遠高於頂層打工者通過努力所得的收入，這一時期也常被經濟學家稱作「世襲資本主義時代（patrimonial capitalism)」,也就是巴爾扎克和簡奧斯汀小說所經常描摹的社會景象。

2）1890-1970年，伴隨兩次世界大戰造成家族體系的崩塌，以及戰後經濟復甦造成收入分配的洗牌，富二代被打工者反超。法國歷史上第一次人們可以憑藉自己的勤奮學習、努力工作和個人才華而找到一個超級高薪的工作，日子過得比富二代還要土豪。

3）1970年之後，歐洲經濟增長放緩，戰後社會階層重趨穩定，繼承家產的二代致富模式重佔上風。世襲資本主義時代再次降臨，而且Piketty預計這種差異將呈現擴大之勢。

法國富二代vs打工皇帝在過去二百年的起落趨勢，其實只是一個表象。Piketty用他的歷史統計告訴人們，這些表象背後皆有一個全球性的根源，就是：r>g。

r代表資本回報率（return

作者還在書中繪製人類兩千年歷史的r與g的消長規律，以世界範圍的均值衡量，在人類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裡，資本的稅後凈回報率穩定在每年4%-5%的水平（這種回報在近現代社會體現於企業利潤、股息、租金、資本利得等。工業革命之前的資本回報率主要反映為土地出租收益），相比之下，全球長期的經濟增長率只能達到每年1%-1.5%的水平。這意味著，全社會財富的大餅雖然在緩慢變大，但是資本一直以更快的速度將餅切走。這個過程已經持續了快兩千年，後果就是人類社會的收入分配日益偏向持有資本的人，而不利於出賣勞力的人。

這種歷史上長期不平等的情況雖然因一戰而被打破，並在最近一百年（1913-2012）有所緩解，資本回報率降到2.5%而經濟增長率達到3%，或者說，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出現了「逆轉式」的公平。原因也許是多重的，例如兩次大戰對資本財富的摧毀、1914-1945年普遍實施的對資本累進徵稅、新技術造成的經濟發展躍升，等等。 人們開始感覺到，里根時代所鼓吹的那種「利益均沾」(trickle-down economics)的和諧社會終於來臨了。

可是好景不長。Piketty在書中預測，21世紀（2012-2100年）人們將看到，資本回報率高於經濟增長率再次成為大勢所趨，而且兩者差距逐漸放大，並在大約二百年之後（2200年）重回工業革命時代的不平等程度。

一些經典的統計數據也許是支持作者的看法。義大利的帕累托很早就注意到，自工業革命以來各國普遍存在20%國民佔有80%財富的現象。以色列數學家Abul-Magd研究古埃及考古數據，用公元前1370-1340年埃及居民住房面積為財富指標，結果同樣存在近似「帕累托分布」的數值規律。

那麼，中國是不是已經進入了世襲資本主義時代？

近幾年我國開始講「中國新常態經濟」，有經濟學家認為，2020年之後中國要適應的常態增長率大概只有4-5%左右，2030年之後會更低。以此觀之，r>g在中國也許仍將一個無法避免的長期趨勢。而且直到現在，中國也沒有對財產性收入收稅，貧富分化之勢只會越演越烈，r>g到來將越來越快。

二、工資性收入嚴重不靠譜。

英國記者榮森（Jon Ronson）有一次在美國採訪一位企業高管。此人名叫Al Dunlap，因狠辣的裁員手腕被美國媒體封為「Chainsaw Al」（電鋸狂人）。

Al同志畢業於西點軍校，曾先後接手Scott Paper（北美老牌的衛生紙公司）和Sunbeam（小家電製造商），擔任CEO。這些公司均面臨經營乏力、財務下滑的局面。他最拿手的是給公司瘦身，做企業管理的人喜歡用downsizing或streamlining這些婉轉詞，其實內涵都是一回事：把人開掉。

書中寫道，Al有次視察公司設在阿拉巴馬州的一個工廠，他問一個員工在廠子幹了多久。

「我服務30年了！」員工驕傲的回答。

「你在一個地方咋能呆30年這麼久呢？」Al一臉的困惑。

幾周後，Al下令把整個工廠關閉，全部工人開除。曾經繁榮的小鎮漸成鬼城。

採訪Al過程中，榮森發現此人超級自負，冷酷，精神也不大正常。譬如他的豪宅擺放巨大的本人畫像，草坪上點綴著張牙舞爪的獸雕，包括獅子、獵豹、老鷹。他度假時，給自己養的德國犬單獨訂四季酒店套間，卻不肯參加自己父母的葬禮。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Robert Hare曾經對203位職業經理人進行測試，這些人是企業CEO、董事或者監事，其中4%的人具有像AI明確的冷血特質。換言之，假如你在企業上班，你遇到冷血病的概率將提高3倍，而且這些病人往往都是公司高管。實際上，在一個競爭特別激烈的企業環境里，具備冷血特徵的人往往更容易升遷。而資本市場似乎也是喜歡冷血CEO的，譬如前面那位Al , 1996年Sunbeam董事會披露他新任CEO，公司股價當日便從12.5美元跳升到18.6美元。

工資性收入根植於僱傭制度，而僱傭制度的根本問題是勞資雙方的地位不平等，做出決策的總是資方，勞方只有被動接受資方決策的命。也就是說，老闆說什麼，你就必須做什麼。考慮到老闆可以從你的損失中獲利（工人少拿一點工資，老闆就多賺一點），就更顯出這個制度的缺陷了。

舉例來說，今年公司賺了100萬，那麼工人可以獲利多少？回答是不確定，看老闆心情。他想多分你一點，你就可以多拿錢；他一毛不拔，你也拿他沒辦法，而且你也清楚，這樣對他有利。公司賺多少錢，其實對你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老闆的分配決策。

反過來說，今年公司虧了100萬，老闆的決策就更簡單了,就像上面那個故事的AI，把你解僱、省下你的工資支出。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某家公司宣布解僱員工以後，股價反而上漲了，因為市場認為這樣有利於公司的發展。你失業了很痛苦，但是股東高興了，因為他們的股票更值錢了。

總之，僱傭制度——乃至總體的當代社會制度——都偏向資方。對勞方來說，在這種制度下，人生完全是被動的：不能充分地享受利益，反而會完全地承擔成本。甚至還常常承擔超出自己份額的成本，就像富人經常把應該他們承擔的社會成本，轉嫁到窮人身上那樣。

僱傭制度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對僱員的身心健康很不利。

幾十年如一日的上下班生活，非常容易讓人產生心理和生理的疲勞感。工業革命後，人類的心理疾病呈現爆炸式的增長，這跟僱傭制度的興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越是大公司，越容易讓人產生疲勞感。對於基層員工來說，大公司的工作是非常無聊和讓人厭倦的。

工作的乏味和令人厭倦，其實是公司的一種制度設計。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公司的利益。

首先，一個優秀能幹的員工能給公司帶來很大的利益。但是，凡事都有雙面性。現在這個社會，人才流動很快。能力強的、聰明的人，雖說給公司帶來不少利益，但是做幾年就遠走高飛的情況非常多。他們的離開就會給公司造成了很大的缺口，很多地方都要好久才能補上，公司的元氣大傷。

公司發現，他們不能太依賴人才，而應該讓人才依賴公司。管理層的最終作用，就是讓誰離開了都無所謂，公司都能正常運作。所以，大公司把各個部門劃分得很細很細，每個人負責的東西很單一。這樣一來，每個員工「術業有專攻」，效率上去了，經驗積累了，而且公司的運作就會流程化。

一旦流程化，員工的工作就變得很單調了，沒有太多的創造性在裡面。什麼創意、可靠性、穩定性等等，都有專人做了，你就只需要按照手冊，做好你那一份事情就可以了。最後，對公司來說，就是誰離開了都不重要了。規模越大的公司，往往分工越細，對人才的要求就越低，反倒是小公司需要多面手。

工作流程化以後，如果每天都在同一個地方，做著同樣的事情，日復一日，就算沒有病，也會被活生生逼出病來。富士康的工人跳樓，大概就是這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