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經濟（二）：重商主義流毒的今生

重商主義不再成為資本主義的主流，是在亞當·斯密提出《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之後。在重商主義者看來，國家的財富只有一種，即金銀（後期衍變為貿易順差）。

　　這裡補充說明一下，在Smith之前，並沒有重商主義這個概念（至少沒有流行起來，廣為人知）。重商主義的主要觀點，是由許多政府官員和工商業者零零散散提出來的，是人類在資本主義初期對經濟、財富、貿易本能的一些認識。提出這些觀點者，並沒有將這些觀點系統化、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思想體系，更沒有把自己貼上重商主義的標籤。這個標籤是Smith為了闡發自己的財富觀而對此前300年前流行的諸種觀點進行批駁、為立而破、為破而將其總結概括出來的。重商主義作為經濟學的一家之說而廣為人知，要歸功於它的頭號論敵亞當·斯密。

　　這就好象時下常見諸於報章的所謂「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是論敵為了貶損它而加之於它的污名。如果不知道這段因緣，自己說自己是涓滴經濟學，就會貽笑大方，成為學術上的笑話。

　　好在亞當·斯密以「重商主義」貶損此前300年資本主義的主流經濟思想時，大部分重商主義「理論家」（其實沒有系列的理論，只有零散的觀點）已不在人世，省了不少歷史的口水帳。

　　斯密的著作直指要害：國家的財富究竟應該是什麼？

　　重商主義的觀點認為，國家的財富就是金銀，多多益善。為此要多多出口、少少進口；多多生產、少少消費，尤其是勞動者，成本越低越好。

　　從重商主義的角度，出口是第一位的；生產是第一位的。進口是萬不得已，除非是生產所必需，比如，原材料的進口；消費是萬不得己，除非是生產所必需，比如，為了工人有力氣幹活，至少要讓工人不凍餓至死；為了勞動力市場不斷有新的勞動力，至少要讓工人能養活妻兒。

　　所以，重商主義時代，生產高於消費。限制進口，在很大程度上犧牲了消費者的利益，使其無緣享受性價比更好的外國產品，只能受國內廠家的盤剝。

　　斯密反對的就是這種對國家財富的認知。他認為，國家財富不在於金銀，也不在於貿易順差。所謂國富，一看消費者能夠獲得什麼樣的消費（「民裕」），二看國家能夠提供什麼樣的公共產品（國強）。消費和消費者是第一位的，生產是服務於消費的。沒有消費，生產就毫無意義。

　　這簡直就是與重商主義唱對台戲，是對重商主義的根本顛覆。重商主義反對進口，因為會流失金銀，導致國窮；斯密則認為，進口能夠讓消費者享受到性價比更高的國外產品與服務，促進消費者的福祉，而消費者的福祉是國家財富的標誌。

　　重商主義極力壓減勞動力成本，以增加國內工商業的成本競爭力。但在斯密看來，這與限制進口一樣，犧牲了勞動者的福祉，民不裕，就談不上國之富。

　　重商主義主張生產至上。而在斯密看來，生產是第二位的，消費才是第一位的。本末之辯，是不容顛倒的。

　　斯密和後來的李嘉圖，徹底顛覆了資本主義的指導思想。從此，自由市場經濟取代了政府干預，自由貿易取代了貿易保護。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新的理論時代直至今天。

　　但細想一下，斯密和李嘉圖徹底戰勝Colbert嗎？自由市場經濟徹底戰勝了政府干預了嗎？自由貿易徹底戰勝了貿易保護了嗎？重商主義徹底退出歷史舞台了嗎？

　　沒有。從來也沒有。遠遠沒有。

　　比如，重商主義認為，買賣不是一種對等、公平的交換，賣方佔了便宜，買方吃了虧。出口佔了便宜，進口吃了虧。

　　這種與斯密徹底相悖的觀點聽起來好笑嗎？不好笑，因為在斯密之後300年的今天，這種觀點仍然是主流的。

　　特朗普為什麼認為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公平？因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遠遠超出從美國的進口。像所有重商主義者一樣，特朗普覺得美國虧了。

　　他同時覺得，美國與德國、日本的貿易也是不公平的。因為德國、日本對美國的出口遠遠超出從美國的進口。

　　如果是斯密再世，一定會大聲批駁特朗普。作為二十一世紀全球最大、最發達的經濟體領導人，怎麼可以像300年前的重商主義一樣愚昧？

　　歷史是在倒退嗎？

　　更令人不可理解的是，中國、德國、日本這樣的貿易順差國，竟也像犯了錯誤似的小孩子似的，不敢理直氣壯為自己聲辯。全球輿論場，只聽見特朗普的大聲指斥。

　　同樣不可理解的是，因為自由貿易，美國民眾享受著來自中國、越南、墨西哥價廉物美、高性價比的產品，消費者的福祉得到莫大的提高。在斯密看來，這才是美國真正的財富，美國應該心存感激才是。但事實是，美國議員在國會砸日本進口的錄音機（上世紀80年代）、特朗普要對墨西哥產品徵收邊境稅、指責中國是貨幣操縱者。

　　美國人是怎麼了？真是覺得商場賣的東西太便宜了、希望價格高一些是嗎？享受了進口的這麼多益處，為什麼不能站出來說句公正話？是要等特朗普把進口搞沒了、商場賣的東西漲價四五倍、生活成本大幅提高了再吱聲嗎？

　　連我都想替斯密罵一句，這幫不知好歹的美國人。

　　重商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人們對經濟、對財富的一些本能認識。因此，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人們也很容易有重商主義的思想。在對外界了解不深、與全球經濟融合度不高的情況下，這種自發的重商主義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不應厚責。隨著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這種重商主義思想會相應改變，更加重視消費和消費者的福祉，向斯密的思想靠近。

　　比如日本，在廣場協議之前，是將出口放在第一位的。廣場協議後，因為日元快速升值，出口受到嚴重打擊，但進口受益，國民無論是購買洋貨、海外投資、旅遊都大大受益，國民福祉提高。所以，日本對廣場協議並沒有外界想像的那樣敵意和抗拒。

　　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間，也是高度重視出口、限制進口（尤其是消費品）的。中國逐步放開進口限制、重視內需、消費，是近些年才有的事。

　　但美國就不應該了。它是斯密的子孫和後裔，長期以來一直是自由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的旗手，怎麼退化成這樣？怎不讓斯密老人家傷心、扼腕、頓足？

　　斯密是位學者。學者對世界的設計，理想化的色彩多了一些。他希望這個世界能夠端正對國家財富的認識，糾正對進口的偏見，糾正對消費的偏見，糾正對勞動者待遇的偏見。

　　他苦口婆心地佈道：國家財富在於國強民裕，國之強在於能夠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產品；民之裕在於百姓作為消費者的福祉，二者缺一不可。

　　進口對老百姓是有好處的，能提高消費者的福祉。

　　消費是第一位的。離開消費，生產啥也不是。

　　要提高勞動者待遇，待遇提高了，才有民之裕。

　　福特汽車的創始人是這方面最早想明白的資本家。他的理論是，讓造汽車的工人也能買得起他們自己造的汽車，這樣的生產才是可持續的。

　　令斯密傷心的是，像福特這樣能想明白、又能身體力行的，實在是太少了。這個世界，要麼是口是心非、口頭上自由貿易心裏面重商主義的，要麼就是一點不加掩飾、赤裸裸重商主義的，如特朗普們。

　　今日世界，仍是重商主義與斯密的對決場。斯密完勝，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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