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經濟（一）：重商主義傳統的前世

在發達國家中，在經濟方面與中國最為接近的是法國。

　　因為工作關係，對法國一些大企業的CEO或董事長進行背景了解的時候，很吃驚地發現，很多人在進入企業擔任高管之前，是某某政治人物的秘書。

　　這如果是在中國，不足為奇。因為在中國的政治生態中，秘書的確是一類現象。由秘書而成為政府要人、外放地方或到企業掛職，是常見而又常見的。

　　但在法國，這種現象如此普遍，卻是出乎我之意料。而且，這些企業不一定是國企。一些大的私營企業，其高管隊伍中也屢屢出現某某人的秘書。

　　這與美國的情況又不太相同。美國有旋轉門，政界人物卸任後，搖身一變成為某公司董事，是合法的。但這些政界人物，一般都是有一定身份的政府官員，掌管一方的。在美國，秘書就是普遍的文秘，打打雜、管管行程之類的，不接觸核心。由美國的秘書搖身一變為某公司高管的情況，至少我未嘗與聞。

　　在東亞，類似於中國的秘書現象也十分普遍，連企業領導人的秘書也可以「位」高權重。在日本、韓國的大公司，董事長的秘書外放到子公司，往往就是方面大員。

　　東南亞國家的領導人，對秘書進行了一定分類。真正「位」高權重的，索性賦予其「政治秘書」的正式名稱。這類秘書，是不可以等同於常人視之的。

　　但在歐洲最發達國家之一的法國，秘書在政壇、商界也有如此能量，實在是出乎我的意料。

　　進一步研究，更是發現了法國經濟與中國經濟之形似。首先，就是政府干預經濟的傳統。

　　資本主義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以英美為代表的，崇尚自由市場經濟，重市場超過政府，重效率超過公平，重做蛋糕超過分蛋糕。此為Anglo-Saxon模式。另一種就是歐洲大陸一度流行的社會市場經濟，認為應兼顧效率與公平、兼顧做蛋糕與分蛋糕、重視政府在經濟中發揮一定的作用。

　　換句話說，英美模式有些走極端，大陸模式是對英美模式一定程度的糾編。

　　其實都是個度的問題。英美模式並非不要政府在經濟中發揮作用。羅斯福新政就是政府在經濟下行時發揮逆周期作用。凱恩斯的學說後來被政府們簡單理解為就是政府赤膊上陣、親自搞經濟，直到七十年代弄成滯脹，政府和市場關係的天平才在里根和撒切爾的努力下向市場一方回歸。

　　大陸模式試圖在諸極端之間找到一條中間道路（the Middle Way）或第三條道路，它的特點是試圖都兼顧，既要效率也要公平；既做蛋糕也分蛋糕；既讓市場主導，也不願政府袖手旁觀；既滿足資本逐利本性，也要給予勞工保護和福利；既發展經濟，也不能犧牲環境。

　　但所有的歷史都證明，you cann』t be all things to all people。什麼都想兼顧，往往恰恰什麼都顧不上，顧此失彼，顧彼失此；賠了夫人，同時折兵；偷雞不成，又蝕了把米。

　　這裡要回顧一下歷史。資本主義的兩種模式，在歷史上都有其淵源。大陸模式的淵源最早，在Adam Smith（亞當 斯密）和David Ricardo（李嘉圖）之前的近三百年間，主流的思想是重商主義（Merchatilism），是為大陸模式的始祖。斯密提出《國富論》、系統批評了重商主義之後，自由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才開始其輝煌至今的兩百多年歷史，是為英美模式的始祖。

　　論年頭，大陸模式比英美模式既早、又長，其淵源重商主義，代表了資本主義初期人們對經濟、財富和貿易的認識，可能幼稚了一些，就好象孩子在小時候的世界觀、人生觀和方法論一樣。我們這些後世的人，可以不認同，但不應苛責。

　　想一想。在那個時代，中世紀的沉沉黑幕剛剛被文藝復興撕開，人們不僅在思想上大解放，在地理上也開始了大航海、大發現。今天的人們都知道，海運是國際貿易的主要載體，有了海運，全球貿易才成為可能。而由探險家、海盜、罪犯等人類中最不安分的一分子開啟和實現的大航海，則是海運和全球貿易的奠基石。

　　這是資本主義的初期，是經濟的初期，是全球貿易的初期。這個初期大體延續了三百年。在這個史上最長的初期里，人們對經濟、財富、貿易的認識，在今人看來可能有些簡陋，甚至可笑，但放在那個時代，卻是很自然的，合情的，合理的。

　　比如對於貿易。那個時代的人認為，買賣是一件賣方佔便宜、買方吃虧的事情，因為賣方得到了錢。具體到國際貿易，一個國家如果出口，是佔了便宜，因為出口可以掙錢；如果進口，是吃了虧，因為進口要掏錢。如果出口多於進口，是佔便宜，因為國家的錢會越來越多；進口多於出口，是吃了虧，因為國家的錢會越來越少。

　　在當時，沒有紙幣，國際貿易只接受一種硬通貨：金銀。在上述「佔便宜」和「吃虧」理念支配下，一個國家應儘可能出口、儘可能少進口，這樣，國家的金銀就會越來越多。

　　為什麼重視金銀，因為那時候的人認為，金銀是唯一靠得住的財富，甚至是唯一的財富，其他的都是假的。

　　聽起來有點像中國的土財主。但在資本主義的初期，人類的想法其實就是這樣的土財主。

　　不僅商人這樣想。執政者也是這樣想的。在他們看來，金銀是國家唯一的財富，是國家實力的唯一標誌。

　　從執政者到工商業者，都是這種商人的心態。商人，在英文里是Merchant。形容一個人有商人習氣、商人心態，使用的形容詞是Merchantile，意思是說，這人怎麼跟個商人似的。形容詞的後面再加個「主義」的後輟，就變成了Merchantilism，代表了一類思想，這個思想，匯總了當時的種種商人心態，最突出的心態，就是上面所說的重視金銀、唯金銀論。

　　所以，重商主義的中文翻譯其實不太準確。這個主義其實並不重商，而是重金。重視的是金銀，商（包括工）只不過是賺取和積累金銀的手段。

　　人們對金銀的重視後來發生了變化，但對買賣和進出口的理念依然如故，仍然認為出口是好事、進口是壞事，仍然希望儘可能增加出口、限制進口，最大限度地實現貿易順差、盈餘、出超。所以，到後期，重商主義由重金主義逐漸轉向重順差主義、重盈餘主義、重出超主義，但實質並沒有一絲一毫的改變。

　　當然，重出口不意味著所有東西都可以出口，限進口也不意味著所有東西都不進口。執政者說的主要是工業製成品。他們認為，原材料是可以進口的，因為加工以後出口，轉手就可以賺錢。反過來，原材料是不能出口的，那樣只會讓人家得利，肥水流入外人田。

　　重出口、限進口（除原材料外），是一切政策的出發點。在當時的執政者眼裡，所有的政策都要服務和服從於這一目標。所以，當時的歐洲國家，無論是荷蘭、西班牙，還是英國、法國，都採取了一系列可以理解的措施。

　　比如，爭奪殖民地，使之最大程度地服務於母國的出口戰略。殖民地只能與母國貿易，不得與任何其他國家貿易。經濟只能生產原料，賣給母國；不能生產製成品，所需製成品只能從母國進口。這就是我們中學教科書所說的「把殖民地變為產品傾銷市場和原料產地」。

　　比如，當北美還是英國殖民地的時候，英國不許它與法國、西班牙做生意，所以那時候北美與法、西之間只能走私。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這些殖民地，當時都是大英帝國出口戰略的一個棋子，都只能生產某種或某幾種原材料（比如棉花、黃麻、茶葉），賣給英國；在英國的壓制下，這些殖民地的工業基礎幾乎為零。

　　所以，重商主義是殖民政策的經濟根源；對殖民地的經濟政策，則是這些殖民地至今經濟結構單一的根源。

　　重出口、限進口的另一措施是高關稅和貿易壁壘，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貿易保護主義。重商主義的流毒，今天不但沒有根除，反而隨著民粹主義情緒的政治化，有撥開雲天見「日月」的勢頭了。下面一篇文章會重點談談重商主義的「今生」和「再世」。

　　無論是爭奪殖民地，還是高關稅與貿易壁壘，都不是普遍人所能為也，這是政府權力的限疇。重商主義要從思潮變為現實，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這就是為什麼本文開頭說的是政府干預經濟的傳統、卻用了大量篇幅談重商主義。

　　小結一下，在那個資本主義的初期（長達300年），人們普遍認為，賣比買好，出口比進口好，賺錢比花錢好。金銀（後期演變為貿易順差）是唯一的財富，是國家實力唯一的標誌，是所有政策的中心和出發點。這就是重商主義。

　　重商主義的主角是政府。在有高度中央集權傳統的法國，重商主義具有落地生根開花的政治基礎。所以，當路易十四為太陽王時，他手下的宰相Colbert便動用國家機器的力量，對經濟進行了全面的干預。一切為了出口，一切為了金銀。

　　比如，他認為，要儘可能降低工人的待遇，只要其本人和老婆孩子不餓死、凍死就行。這樣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出口的成本競爭力。狠毒吧？

　　再比如，他大力修建道路、開通和疏浚運河，清除國內市場的稅收和貿易壁壘以建立統一的國內大市場。這是從硬體和軟體兩個方面為國內工商業的發展打造一流的基礎設施，目標依然是更好地出口。

　　由於此人的努力，法國成為重商主義的標杆，重商主義有時甚至被稱為Colbertism。

　　下面一篇文章將繼續討論重商主義問題，重點在其「今生」。但就法國而言，重商主義對今日法國的影響其實並不在貿易，而在於政府干預經濟。此傳統遠甚彼傳統。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