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君主制的進步意義？ —— 因為還有個你不知道的寡頭制

原標題：《貴族寡頭政治是中國的最大陷阱》，應該是整好五周年之前寫的，首發在共識網上。後來有人零星轉發。

當時有人看成針砭時弊，其實相反，那時是剛看到了點兒解決的希望。

真看不到希望的那十來年，我絕對不會寫，因為寫明白了更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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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眼裡的中國歷史，就是幾千年皇權專制，其實不然。

中國還有過寡頭們壟斷政權的時代，他們聯合起來架空皇權，確保自己的家族特權代代相傳，變成「貴族」世家，動輒延續上百年。

這種局面甚至發生過不止一次：春秋、魏晉、民國，乃至……貴族寡頭一直在和皇權做蹺蹺板遊戲。

三桓，《孔子》電影劇照，其實劇組連當時三桓的年紀都沒搞明白

一，孔子的僱主們

中國第一個貴族寡頭們當權的時代，是春秋。

春秋有三百年時間。我們拿春秋末年的孔子當坐標，看看那時寡頭政治的特徵。

孔子是魯國人。從春秋中期開始，魯國的政治就讓三大家族給壟斷了，這三大家族的始祖，是魯桓公的三個兒子，按照長幼排行，依次是孟孫氏（也叫仲孫）、叔孫氏、季孫氏。因為出自桓公，又合稱「三桓」家族。魯國的政局，其實是這三個家族的聯合統治。到孔子在世時，三家專權已經一百多年了。

這三家的政治地位，卻是倒過來排行的：季孫氏最厲害，叔孫氏次之，孟孫氏最末。

那時中原列國，最高級別的官員叫「卿」，各國習慣不同，數量在從三個到十來個之間，他們組成最高國務會議，類似後世的宰相，或今天「常委」的職能。

魯國的「卿」都是三桓家族祖傳。史書對此記載不太明確，大概是季孫家世代當司徒（也叫「正卿」，意為首相，類似今天的國務院總理），叔孫家世代當司馬（國防兼外交部長），孟孫家世代當司空（國土、資源、水利、建設部長）……還有一個三桓之外的臧孫家，可能是世代當司寇（管公檢法司，類似政法委）。這個臧孫家族來歷更老，但勢力不如三桓。

魯國的國土，也基本讓三桓家族瓜分完了。他們在自己的封地收稅、執法（其實那時也沒法律，就是管理農奴而已），組建家族軍隊，還建造了堅固的城池，派自己最得力的管家管理。歷代魯國國君都被三桓家族架空，沒什麼實權。間或有位國君不甘當傀儡，要除掉三桓家族，但都失敗，被趕到國外當寓公，一輩子不能回國。三桓再繼續扶植一個傀儡國君。

再說孔子。孔子出身小貴族，前半輩子都在教書做學問，本來沒機會擠到魯國政治最高層。到他五十來歲時，機會忽然來了。

原來，這時三桓的前兩家是季桓子和叔孫武叔，這兩人都是少年繼位，沒能力掌握局面，只有一個成年的孟懿子，獨力難支。而當時魯國政局又很亂，陽虎，一個和孔子長得一模一樣的小貴族（其實很可能和孔子是同父異母的兄弟，但兩人都沒挑明這一層），一度篡奪了季孫家的權力，想除掉三桓家族，後來失敗逃到國外，還在策動政變。

此時魯國內憂外困，三桓應付不了，急需個社會聲望高的人來維持局面，過渡一下。孔子家族又曾長期給孟氏服務，孔子就這麼有了當官的機會。

至於孔子，他主張的是「周禮」，就是國君和貴族都有存在的價值，應當和衷共濟。他掌權之後推行「墮三都」，就是勸三桓家族把自己封邑的城牆拆掉，不要和國君做對。不過孔子嘴上說的，是防止再出現陽虎那樣的叛臣。三桓拆了兩座城，才醒過味來。這時季桓子和叔孫武叔也都長大了，根基已固，孔子就被迫辭職，周遊列國去了。

春秋列國里，和魯國政治比較像的，是鄭國。不過鄭國世代掌權的家族不是三個，而是七個：罕、駟、豐、國、游、良、印。它們比三桓家族出現稍微晚一點兒，也是由一位國君的兒子們繁衍出來的。這位國君是鄭穆公，所以七家合稱「七穆」，和魯國的「三桓」得名的原則一樣。

鄭國「卿」的編製有六個，必須來自七穆家族，外人不得染指（其實「染指」這個典故也和七穆家族有點關係）。但和魯國不一樣，鄭國這七家是「輪流做莊」，按資歷和能力相結合的標準，輪流當首席執政輪。從孔子幼時，鄭國是罕、國、游、駟四家依次執政。孔子很崇拜的政治人物子產，就出自國氏家族，他是孔子爺爺那輩的人，長期主政鄭國，以賢明、忍讓著稱，善於調節七家內部的關係。至於國君，完全是這七家操縱的傀儡。如果引起七穆家族不滿，會被殺死換人。

魯、鄭兩國的貴族寡頭政治相對穩定，它的特點，是幾個寡頭家族有共同的始祖（魯桓公和鄭穆公），所以他們容易結成利益共同體，對付共同的威脅。

對三桓、七穆的威脅，主要來自和他們出身類似的貴族，先朝國君的後人們。比如，在魯桓公之前國君的後人，可以叫「老貴族」；而魯桓公之後的歷代國君，也會生很多公子，繁衍成「新貴族」。新老貴族不甘心資源都被三桓七穆壟斷，經常發生內戰。三桓、七穆的寡頭統治，就是建立在取代老貴族、並不斷戰勝新貴族的基礎之上。

春秋的其他中原列國，也都是貴族寡頭專權，但不如魯、鄭這麼整齊，往往是老貴族、新貴族兼有。比如齊國，孔子時候還保存著三四百年的老貴族世家：國氏和高氏（此國氏和鄭國七穆的國氏沒有親緣關係），此外是一些產生較晚的貴族，甚至有外國遷來的貴族，比如來自陳國的田氏。後來，這個田氏家族就篡奪了齊國的君權，成為戰國時候的齊國。

衛國、宋國也和齊國類似，新、老貴族並存，內鬥起來也顯得沒規律。南方的楚國，則君權一直沒旁落，歷代國君都重用新貴族，就是自己的兄弟、叔伯，這些人的血緣總比老貴族近一些。但老貴族也沒消失，只是比較邊緣而已。比如戰國詩人屈原，就出自很老牌的屈氏家族，政治地位並不算高。

二，春秋貴族的落幕

說了這些，回頭再看孔子。他周遊列國，四處推銷自己的政治主張，但一直沒人採用。道理很簡單，孔子政治理念的核心是「仁」，希望統治者實行仁政，對底層老百姓好一點，不要盤剝太厲害，這跟孔子少年經歷過貧賤有關，也是為了統治者的長遠利益。

但對列國的貴族寡頭們來說，搞讓步的仁政完全是不著調，因為寡頭之間永遠有爭奪，不是鐵板一塊，沒人願意為了抽象的「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犧牲自己的家族利益。所以他們連樣子戲都懶得做。

只有到了皇權專制時代，天下是皇帝一個人的產業，他才會考慮自己和子孫的長期利益，約束一下自己和大臣們的慾望，儒學才成了官方意識形態。孔子自己來不及看到這一幕了。

春秋的貴族寡頭政治是怎麼終結的？

首先，是貴族之間的內鬥太厲害，一直難以形成穩定的統治秩序。即使像三桓、七穆家族那樣勉強能控制局面，但搞得國家越來越衰弱，最終樹倒猢猻散，被大國吞併了。

有人會聯想到歐洲的中世紀，他們也是世襲貴族社會，為什麼就能很穩定地維持一千多年，而春秋貴族就不行？

這後面有個大家都沒關注的因素：婚姻制度。歐洲是一夫一妻制，貴族們生的孩子少，爭奪也就沒那麼激烈。歐洲貴族沒兒子，女兒可以當繼承人；兒女都無，就找別的親戚繼承。看似人丁不興旺，其實正好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國貴族都一夫多妻，兒子一堆，資源卻有限，難免廝殺內訌。

其次，歐洲有古羅馬的法制傳統，很多問題都通過法制和契約解決。比如長子繼承製，大兒子繼承全部家當，其餘的自己出去闖天下，這樣就沒有「三桓」一類的問題。

所以歐洲的貴族社會比較穩定，能實現貴族們的「共和」。中國卻只能靠寡頭們維持局面。

春秋貴族政治終結，第二個原因是國際競爭。

春秋時蠻夷色彩很強的外圍國家，比如秦、楚、吳等，貴族傳統比較弱，君權一直強大，他們對中原老牌國家形成很大威脅。

此外，春秋最大的超級大國是晉國，而晉國有一項特殊的國策，就是太子之外，公子王孫們不準在國內立足（這是晉獻公搞的特殊政策，知道晉獻公的人不多，但他兒子晉文公很著名）。所以在晉國長期掌權的，是十來個和國君沒有親緣關係的外姓家族。這些家族斗得更厲害，到春秋末年只剩了三家，就是韓、趙、魏，他們瓜分了晉國，變成了戰國七雄裡面的三個。

戰國初年，韓、趙、魏、楚、齊（已經是被田氏篡權的那個齊國了）、秦等主要國家紛紛「變法」，核心就是加強專制王權，打擊王親國戚、貴族世家，王權要越過貴族階層，直接統治老百姓。變法的目的是富國強兵，在國際戰爭中取得優勢。

那些貴族寡頭勢力一直很強大、沒法搞變法的老牌中原國家，如鄭、衛、魯、宋等等，就逐漸衰落下去，最終亡國了。貴族寡頭政治也隨之消失，新崛起的是專治王權，從秦、漢開始成為歷史主流。提倡仁政的儒學也隨之光大起來。

不靠貴族的話，皇權靠什麼統治國家？靠文官制度，也叫官僚制。

「官僚」這個詞現在含義不太好，但作為和「貴族」相對的政治制度時，它是一種進步。官僚制的原則是：1，官員擇優錄取，不考慮家族門第；2，官員靠工作的薪水養活自己，不像貴族，靠祖傳的封邑收入；3，有一套監督和考評體制，防止徇私舞弊，按工作能力或工齡晉陞，職位不能被某些人壟斷。

戰國時候列國搞變法，很重要的內容就是用官僚製取代世襲貴族。

三，漢魏皇權的衰微

從秦到漢都是皇權獨尊。到漢代，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完備的官僚制度。所有官員都要從基層小吏干起，靠績效升遷，通過考試進入正式官員序列——不要以為從隋唐的科舉制才有考試，漢代當公務員也是要考試的，所謂「儒生試經法，文吏課箋奏」。這樣，所有官僚都是皇帝的僱員，必須為皇帝服務，而不是給自己家族牟利。

漢初時候，皇帝也分封了很多親屬為王，他們有自己的封國，類似春秋的貴族甚至小國君。但當這些人威脅皇權時，他們立刻被剝奪了政治和經濟特權。到漢文帝時候，諸侯王就沒什麼權勢了。

漢朝還非常警惕民間的家族勢力。各地都會有一些非常富裕的大家族，漢代人給他們叫「豪強」。他們的子弟有條件接受文化教育，進入地方政府擔任小吏，逐漸升遷。但他們不能隨意擴張勢力。漢代地方官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抑制、打擊那些勢力過大、為害鄉里的豪強家族。這種打擊有時十分血腥：一個大家族的數百名成員被全部逮捕，成年男人被處死，女子和兒童成為苦役犯，家產被充公。在漢代，勇於「搏擊豪強」是地方官的重要政績。

戰國秦漢的集權政治持續了五六百年。但漢朝衰亡之後，新一輪貴族政治開始抬頭了。

東漢末年董卓之亂，各地官員紛紛擁兵自立，互相混戰。這些動亂是地方豪強擴大影響的好機會。他們有大量宗族成員和家丁奴婢，宅牆高大堅固，糧儲豐富，可以組織自己的小規模武裝，在亂兵中自保。門戶單薄的百姓，只能向豪強獻出自己的土地和人身權，換取他們的保護。

州郡的地方官們（正在形成的軍閥）也需要豪強支持，來建立地方武裝。活動在中原的曹操、袁紹、劉備，南方的孫策、劉璋等軍閥，都要拉攏豪強。

曹操在混戰中統一北方，努力將支持過自己的豪強大族和官僚機構結合起來，承認一些他們的特權，同時希望他們服從自己的權威。大族成員相繼進入了中央政權，成為高級官員。

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兩人，一度想打壓豪門的勢力，重塑皇權，但他們執政的時間太短。司馬懿乘機奪權，到他的孫子司馬炎終於廢黜魏朝、建立西晉。

和曹魏相似，西晉改朝換代也是權臣篡位，採用和平「禪讓」的形式：早已被架空的先朝皇帝被迫宣布，自己的王朝天命已去，應該仿效堯、舜、禹相繼讓賢的方式，交給眾望所歸的賢人建立新朝。

但和曹家戰場上打出來的天下不同，西晉是靠「和平演變」，司馬氏之心路人皆知，他們需要群臣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對），就承諾了更多的特權。這些高官們已經足夠富裕，只有靠世襲特權收買他們，曹魏時期的「九品中正制」正好可以利用。

「九品中正制」是將尚未做官的人分為九個等級，這決定他起步官職的高低。第一品最高，理論上屬於聖人，永遠空缺。第二品是事實上的最高一級。再以下的各品之間，是量的區別；它們和二品，則是質的區別。

司馬炎的收買措施是：每一個官員家族的「品」都固定下來，他們的子孫後代，將永遠屬於這一品，享有做官和提升的各種便利。家族等級就這樣被法律認可了。「士族」由此產生，意指憑藉門第可以世代做官的階層。真正的士族都是二品家族。一個原本低於二品的士人想進入這一等級，需要獲得皇帝的賞識，或者士族官僚隊伍的一致認可，近乎鳳毛麟角。

二品家族的確定標準，除了照顧所有當朝高官外，還要按照地域原則，每郡有幾個二品名額，分配給最有勢力的家族。數百個家族由此壟斷了從朝廷到地方的整個官僚隊伍。因為品第和地域的聯繫，他們很重視自己的籍貫，習慣將家鄉郡名放在自己姓氏之前，這就是「郡望」。即使已經在京城定居數代，他們依舊認為自己是博陵人、隴西人或者陳郡人。

西晉朝數十年間，皇室、宗王和士族官僚在奢靡腐敗中墮落，集體投身到瓜分天下財富的狂歡中。曹魏時期的國有資產很多，主要是類似國有農場的屯田。司馬氏掌權後，國有屯田、包括耕種它的農民，都被權貴們瓜分一空，屯田農民成為權貴的私家奴婢。歷史上很著名的石崇、王愷鬥富的故事，就發生在這時。

分贓不均帶來爭鬥。司馬炎的繼承人晉惠帝是個傻子，他在位時，外戚和宗王開始打內戰，原本臣服的北方民族乘機起兵，兩位西晉皇帝相繼被匈奴人俘虜、殺死。中原落入匈奴、羯、鮮卑等少數族的統治下。北方士族紛紛南下避難，他們在江南擁立了一個西晉宗室，建立起偏安朝廷：東晉。

經過這一番動蕩，皇帝和宗王權力大大削弱，朝廷和各州政權都落入了士族高門之手。如果說西晉士族得到了皇權的縱容，那麼，東晉的士族則架空和瓜分了皇權。

四，東晉門閥政治

東晉士族高門之間，既有合作，也有爭奪。他們爭奪的重點是軍權。

為防範北方的威脅，東晉形成了兩大軍區：長江中上游的荊州（兩湖、四川，有時包括江西），和長江下游的揚州（江蘇、浙江、安徽，也包括京城建康）。最顯赫的家族控制朝廷和揚州，但荊州統帥也不甘人後。荊揚二州之爭，貫穿了東晉百餘年的歷史。

「舊時王謝堂前燕」，出自琅琊的王敦、王導家族，出自陳郡的謝萬、謝安家族，相繼控制過荊州和揚州。此外還有潁川庾氏、譙國桓氏、太原王氏、高平郗氏等等，構成了東晉的貴族寡頭集團。

這種壟斷政權的東晉士族，當時也叫「門閥」。閥的本意也是門。街道兩側都有半掩的院門，門內是宅院家庭，家庭的職能是繁衍子孫後代。世代相承的特權家族，便是當時的門閥。

和春秋的三桓七穆不同，東晉的士族高門較少世襲某個職位的特權，要通過和其他高門的競爭、妥協，才能成為最顯赫的軍區都督、丞相。但他們成功壟斷了所有高層官職，近百年里，政治上層再沒有新面孔出現。

士族政治的最大威脅，不是來自社會底層，而是士族高門內部。總有個別野心家不甘於人臣身份，夢想為帝獨尊。最早的野心家王敦，他是丞相王導的堂兄弟，長期控制荊州軍權，還一度帶兵佔領京師。控制其他各州的豪門聯合起兵反對，王導為了自己的利益袖手旁觀，王敦還沒失敗就病死了。

第二個野心家是桓溫。他也在荊州崛起，而且借口「北伐」，逐漸侵奪下游。雖然他的北伐敗多勝少，最終還是成功控制了京師。桓溫晚年準備仿效曹丕、司馬炎，暗示朝廷「禪讓」給自己。此時控制朝廷的是晚輩士族王坦之、謝安（都做過桓溫的下屬），他們百般拖延，桓溫沒有等到禪讓便病死了。

二十多年後，桓溫的幼子桓玄已經長大，他以荊州為根據地，再次兵臨京師，而且廢黜掉有名無實的晉帝，自己登上皇位。但數月之後，一群下層軍官發動兵變，擊敗了桓玄。為首的軍官劉裕最終取代東晉，建立了南朝第一個政權，劉宋。

南朝宋、齊、梁、陳都是軍人政權。此時北方已經建立了強大的北魏王朝，如果南方還是萎靡的士族當政，恐怕早已被北魏統一了。南朝時，士族門閥已經退居次要，但還保留了擔任最高級文官的特權。因為軍人都沒文化，需要士族做點綴。雖然權勢有所下降，南朝士族更加在意自己的身份，他們不和身份低的人通婚，甚至不肯一起就坐、交談。

東晉南北朝時，中國南北分裂，士族政治的大本營在南方，但北方也一度有士族崛起的趨勢，這是北魏的孝文帝改革時期。

北方政權本來都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漢人士族地位非常邊緣。但魏孝文帝非常推崇東晉南朝的士族文化，他的改革也要模仿士族政治：詔書劃定了幾個漢人高門士族，如博陵崔氏，范陽盧氏，清河崔氏，滎陽鄭氏等，他們有各種做官特權，也和北魏皇族密切通婚。

北魏士族沒發展到威脅皇權的程度，王朝就因腐化而分崩離析了。隨之興起的是兩個鮮卑血統的軍人政權，其中的北周統一了北方。

隋、唐皇室家族，也是出身北周上層的軍人。他們並不認可士族的高貴地位。隨著隋朝統一中國，專制皇權重新開始整合社會，士族的特權都被取締，田產強制充公，官僚制再次確立，從政不再有門第限制。王謝舊宅的主人都變成了平民百姓。

五，貴族寡頭、專制皇權與底層民眾

貴族寡頭政治的特點，是架空帝王，家族分肥。和土地一樣，平民百姓也被們瓜分，成為貴族寡頭們的私家農奴，他們成為貴族的私產，不再由國家登記戶口，不給國家納稅、服兵役，不受國家法律管轄。春秋貴族的產業是封邑，兩晉士族則是大田莊。

和貴族身份一樣，農奴身份也世代相傳，不能改變。這是政治層面。而在經濟層面，依附於貴族寡頭的這些農奴，生活境遇到底如何？史書幾乎完全沒有記載。

這很容易理解：在專制皇權之下，文人士大夫是國家的僱員，他們的法律地位和農民沒有太大差別，有義務和良知去反映民生艱難。但在貴族寡頭政治下，上層社會根本不會關心農奴的境況，如果有人敢這麼做，就是與整個貴族階級為敵。所以我們會看到，反應民生疾苦的那些作品，像柳宗元的《捕蛇者說》，杜甫的「三吏」「三別」，都是皇權時代的產物（據說孔子倒有「苛政猛於虎」的說法，但真偽很難考證了）。

但底層農奴也有選擇的機會。當皇權振興，開始打壓貴族集團時，底層農奴就是專制皇權的合作者。做專制國家的編戶齊民，畢竟比做貴族寡頭的農奴更好過：除了經濟上少受剝削，專制國家的農民還有通過讀書或軍功做官，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所以，如果沒有底層民眾這個天然同盟軍，專制皇權不可能獲勝。

古羅馬共和國轉向帝國的歷程，也和中國專制王權的振興類似。羅馬共和國來自部落民主制，但隨著共和國的擴張壯大，元老院貴族階級急劇膨脹，攫取了最多的利益。底層社會不甘心這種局面，於是全力支持內戰中崛起的軍人將領凱撒、屋大維，他們的聯盟壓倒了元老院貴族派，最終形成羅馬帝國。當（西）羅馬帝國覆亡後，西歐進入中世紀，又開始了貴族時代。

和歐洲不同，中國貴族寡頭政治缺乏法治基因，內耗極大，所以更為低效、萎靡。除了壓制底層民眾，中國寡頭們在重大問題上都難以達成一致，沒有任何政治改良的可能。一句民間俗語說得貼切：「九龍治水」——龍多了，反倒不會下雨了。貴族寡頭當政的春秋時代、兩晉時代，政治分裂，外憂頻頻，政治局面最頹廢。

而反過來，當專制皇權剛剛戰勝貴族寡頭政治、完成社會整合時，中國政治也最富有進取性。

從戰國到秦、西漢，政府的行政效率空前強大，社會經濟和人口大量增長，中國的版圖也急劇擴張；魏晉南北朝之後的隋唐王朝，也幾乎是秦與西漢的重演。

當然，剛剛完成集權的皇權，空前強大而無所顧忌，往往成為暴君濫用民力的試驗田，秦和隋的暴亡也根源於此。

對比一下西歐的歷程，也會發現相似之處。西歐中世紀整整一千年，是典型的貴族政治。但進入十五世紀，專制王權開始興起，封建貴族被壓制，王權統治力深入底層社會。同時，西歐也開啟了全球擴張的「大航海時代」，全球歷史進入近代和現代。

當然，西歐的專制王權時代並不長。近代工商業階層的崛起，加上古希臘的民主、古羅馬的法制傳統，中世紀貴族的協商「共和」習俗，使歐洲的專制王權並不絕對，而是要接受民主的制約。早期是有錢人的民主，十九世紀工人階級運動和全社會民權運動，又造成了民主的普及，直到今天的局面。

六，民國貴族寡頭化的趨勢

回到中國。隋唐之後，雖然科舉制確立了職業化官僚體系，但貴族政治並未完全消失。在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比如遼、金、蒙元、滿清，統治者會重用本民族的貴族，由此形成和漢人官僚體系的制衡。但這並未架空皇權，也形不成貴族寡頭政治。

進入二十世紀，滿清覆亡，民國肇建，舊的皇權—科舉體系終結，民主制度尚未建立，給少數家族固化權力、壟斷資源提供了機會，中國社會一度有貴族寡頭化的趨勢。國民黨確立統治之後，少數家族壟斷政治和經濟資源的趨勢更明顯。我們已經很熟悉的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就是代表。有個美國人寫過一本《宋家王朝》，如今的果粉們很少提及，其實正反映了民國上層的家族特徵。在民國時，蔣介石的權威還達不到專制帝王的程度，而更像最大的寡頭之一。

貴族寡頭政治最重要的是控制政權，其次是經濟特權。和春秋、東晉相比，二十世紀的貴族寡頭們也有新特點，就是經濟特權不再以封地、莊園為主，而是控制壟斷暴利行業，比如四大家族控制的銀行、能源礦山、壟斷專賣權。

從政治、經濟上，貴族寡頭政治都是反動的，但在文化方面，卻頗有建樹。因為貴族們衣食無憂，又壟斷了文化。春秋貴族們有周禮，有詩經，魏晉更有士族風流、琴棋書畫。他們的言行舉止，都寫在了《左傳》和《世說新語》里。貴族是個小圈子，大家都認識，有點什麼矯情做派，很容易傳揚和記錄下來。前幾年流行民國文人熱，也和魏晉的情況類似：民國的文化人少，就那麼幾家，小圈子很明顯。

國民黨貴族寡頭化的進程並不長，剛開始出現第二代，就被趕到台灣去了。如果能延續到第三、第四代人，就能建立起真正的貴族寡頭政治。農民革命推翻國民黨，也是歷史的再一次重演，而且是加速版。畢竟，進入近代之後，歷史進程也大大加速了，不像古代那麼節奏緩慢。

而偏安台灣之後，蔣介石痛定思痛，一方面搞集權，剷除高層異己，一方面推行社會改革，也扭轉了寡頭化進程，使自己更像個專制帝王。蔣氏父子的專權逐漸過渡到今日之台灣。

三千年國史盤點下來，貴族寡頭政治的發展規律，似乎是總要被專制集權取代，如果是「開明專制」的話，或者能過渡到民主社會。寡頭政治沒法直接通向民主。至於如何確保專制的「開明」，就是另一個話題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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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重發補記：當時寫的倉促，有個別錯別字，後來一直懶得改了。我又不當帶魚，僅僅是觀察而已，適當記錄。

紅旗落地換朝廷，有俄羅斯的前車之鑒，今日徹底墮入寡頭貴族階層世襲統治，看不到翻身希望。

華人社會搞票選，有台灣的前車之鑒，社會撕裂經濟下行。

如今台灣、俄羅斯的GDP，都跟廣東省差不多。

選票制的好處是監督，防止腐敗；劣勢是決策，容易貽誤時機，和淪為寡頭分肥。

逐步引入選票民主監督機制是大趨勢，但不能急於搞選票決策。

千古冢累累，

何限殘碑？

幾人埋骨幾人悲？

雪點紅爐爐又冷，

歷劫成灰。

年月日，於夏河縣拉卜楞寺前旅社。

另：此文發出兩小時後，被網站方設置為不能回復、轉發。謹向點贊的各位致謝。小雨初落，也難免會讓人敏感一下，我理解。這也不是問題，驚蟄不遠，穀雨在後，以後照樣該幹啥幹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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