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奈的少女，宮崎駿的大頭

曾有人問霍金，什麼最令他感動？

他答道，遙遠的相似性。

（1）

每次讀宮崎駿的報道或故事，總會不自覺地盯著他的照片發愣，心裡念叨一句：這頭，可真大啊。

在中國，我這代人的話語體系中，「大頭」這個詞，後面總忍不住會加上「兒子」兩個字。而作為「大頭父親」的宮崎駿，和兒子吾郎的關係近乎公開的差。

宮崎吾朗說宮崎駿整天在外工作，「讓母親在家中事務吃重」，「他是一百分的導演，卻是個零分的父親」。寥寥幾句，倒不難看出吾朗這種俄狄浦斯般的「厭父戀母」。

同樣的故事，在季羨林家也演過一遍。這位國學大師仙逝，其子季承立刻發文，痛斥季羨林是一個「孤獨、寂寞、吝嗇、無情」之人。

作為大師的孩子，似乎是可憐的。

（2）

那，作為他們的情人呢？大概也沒那麼艷羨。

1980年，27歲的揚·梅勒遇見了66歲杜拉斯，於是，愛情出現。

然而，燦爛炫目之物，大多不能長久。

杜拉斯渴望充分佔有，肉體、精神與靈魂。有一天，她對他說：「勒梅不好聽，要不，你就姓安德烈亞吧」。後來，她又在這個姓後面加了「斯泰內」這個名字，那是她作品中的一個人物。

揚·梅勒是她的情人，揚·安德烈亞·斯泰內是她的俘虜。

（3）

薩特和波伏娃過得也沒那麼快活。

世人都羨慕他們的洒脫自由，但個中冷暖，其人自知。薩特結識了許多女人都有一腿，波伏娃交往了幾個男人曖昧不已。

波伏娃去世前說：「薩特的死使我們分離；而我的死也無法使我們相聚，他早已厭倦了我們這麼久的糾纏不清。」

如此風浪的法國男女，在未加修飾的愛情故事中，也磕磕絆絆，痛苦不已。他們或許應該向同鄉莫奈學習。

（4）

莫奈畫過三幅撐陽傘的女子。這是第一幅，畫中是他的第一任妻子卡米爾，成畫於1875年。

四年後，卡米爾死於癌症。從此，莫奈再也沒畫過女子的臉。

但，這不是一個忠貞的愛情故事。

1878年，莫奈暫住好友歐內斯特·奧施地家中，並與友妻愛麗絲·奧施地漸生情愫。別忘了，此時的卡米爾，可是重病卧床。同年稍晚，奧施地破產，獨自逃至比利時避債。1879年，莫奈原配卡米爾逝世，愛麗絲決定幫助莫奈撫養孩子。1891年，奧施地亡於痛風，莫奈和愛麗絲於次年結婚。

故事的最後，莫奈與愛麗絲幸福的生活在一起，養育了八個孩子。

（5）

親情和愛情也就這樣了，文人相輕，文人相輕，友情就更指望不上了。

都德一直把旅居巴黎的屠格涅夫視為知己。二人雖沒有紅塵作伴，活得瀟瀟洒灑，但每每相聚，倒也總能從詩詞歌賦聊到人生理想。

然而，屠氏死後, 都德無意中得知，屠格涅夫根本瞧不起他, 並評價都德是「同行中最低能的一個」。都德傷心, 說道：「我還收藏著他寫給我的無數可愛的信，但他那和藹的微笑下，卻隱藏著如此意念。」

（6）

馮友蘭與錢鍾書原本是忘年交。

1938年，錢鍾書留洋歸國，馮友蘭力邀其到清華任教。按清華舊例，初回國教書只當講師，後升副教授，再升教授。然而，馮極力誇讚錢的學識，不惜對校長梅貽琦說：「（錢鍾書）可與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華羅庚條件如何？錢之待遇不減於此二人方好」。那年，錢鍾書才28歲。

然而，個體和個體，終歸渺小。再大的學識，終歸要經受時代的考驗。文革來了，有的人死了，有的人跪下，有的人站著。

文革期間，北大清華成立大批判組，馮友蘭年近八十，受江青指派，親自擔任顧問。他寫的大字報也深受主席賞識。而錢鍾書因觸怒王洪文，下放幹校，帶著楊絳一起喂牛種田。從此，馮錢二人不相往來。

文革過後，錢鍾書大罵馮友蘭出賣朋友，沒有文人的骨氣。但錢終歸沒說出馮究竟出賣了誰。如今這二位都已駕鶴，這段塑料友情也再無下文。

（7）

親情無所依，愛情難長久，友情不足惜。

對於那些高高聳立著的作家、學者與畫匠，終歸作品才是生命的載體。

莫奈晚年，深受白內障困擾，幾乎半盲，但他仍堅持畫下了最後一幅撐陽傘的女子。他自稱這是其繼女蘇珊娜。

然而，女子沒有樣貌，世人只能看到她的柔美，終究無法分別畫中人到底是誰。

2013年，宮崎駿最後一部作品《起風了》，講述了動蕩年代中愛情與夢想的故事。其中有一幕，女主里見菜穗子在野外採風繪畫。

大片藍白色背景下，微風拂過整片草地，吹動了少女的裙擺。

莫奈的少女沒有面龐，宮崎駿幫他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