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遭遇——談阿城小說《棋王》

阿城的小說《棋王》究竟寫了些什麼呢？有人覺得沒法談，有人覺得沒必要談。《棋王》一文不過兩萬餘字，三四個場景，情節結構都並不複雜，而難談的是它的主題。整篇小說讀完，給人的感覺彷彿是講了些很重要的問題，回過頭去再去看文本本身，又分明對要談什麼不著一字，只是講了個很精彩的故事。大家覺得讀不出什麼，看見文中撿垃圾的老頭和光頭老者對王一生大談棋道，涉及陰陽剛柔，就說這小說是在寫道家思想。汪曾祺看過《棋王》，還曾寫文章勸阿城不要一頭扎進道家出不來。像這樣的評價，跟小說中棋場外人們傳的閑話「棋是道家的棋」是一個意思，既是閑話，就是擺明了沒有看明白，而覺得應該說上點什麼。撿垃圾的老頭確實是講了點無為無不為的道理，至於後來的光頭老者，嘴裡一大通的道禪，全然是在虛捧年輕人，為了在場面上遮自己的面子。台灣人看到《棋王》，偏偏挑這個光頭老者的空話來學，說什麼「中華文道，畢竟不頹」，想來覺得很好笑，而這話又確實應該由台灣人來講。論地位、處境、用心用意，他們確是與這光頭老者相差無幾的。

《棋王》所寫的，首先當然就是棋。關於棋，王一生的母親講得很明白：先說吃，再說下棋。棋是人吃飽了飯以後的閑趣，說白了，就是那麼點玩意兒。所謂「閑趣」，就一定不能被當成吃飯的傢伙。人為了吃飯，閑是閑不住的。指望靠下棋吃飯，飯吃不好，棋也下不好。不只是下棋，中國的文章、書畫、音樂，多是如此。《棋王》挑了棋來寫，實際上體現了中國文化總體的遭遇：在人們吃不上飯的時候，文化應當怎麼辦？在複雜艱難的境遇下，文化之於人的意義又是什麼？小說中的「我」，腳卵，文化宮的畫家，都因這個問題而困惑著。在生產隊的生活中，「我」嫌大鍋飯沒油沒味，隊上又沒書沒電影，閑得無聊，是把文化當錦上添花的玩意兒。腳卵則是把棋當作一種「高級文化」，說隊里的人文化水平低，認為文化是身份的區分標準。畫家呢，跟王一生一開始的想法有點像。王一生在火車上說下棋是解憂，解不痛快。畫家聽見腳卵要送象棋給書記，則是感嘆：「我這兩年，也常常犯糊塗，生活太具體了。幸虧我還會畫畫兒。何以解憂？唯有——唉。」這些知識分子對待文化的態度是傳統的，然而在貧窮和政治的壓力下，以這種態度提出的對文化的訴求，註定很難實現或得到回應。誠如畫家所說：生活太具體了。在「無產階級專政」面前，傳統文化的提法往往很無力。王一生與眾不同的地方，在於他把下棋，把文化這件事，帶到了一個足夠有力的地步上。與老者和了棋以後，王一生看見「我」手裡的無字棋，哇地作嘔，嗚咽著叫著媽，後面還有一段，不知道何故，在發表以後卻被編輯刪改，變成：「媽，兒今天……媽——」語境里的意思是有了，可讀來總有點不明不白。王一生的原話是怎麼說的呢？

「媽，兒今天明白事兒了。人還要有點東西，才叫活著。媽——」

這才算講得痛快。下棋到了這個地步，已不再是為生活提供趣味的點綴，而是有了下棋，有了這麼點東西，人才叫活著。阿城近些年來的批評文集《文化不是味精》也在講這件事，他試圖釐清文化在今日應處的位置。文化不是味精般增添滋味的調味品，而是一種相當具體的，人活著的方式。每個人生來就要面對他人，與他人共處，產生各種各樣的關係。人與人之間，也不可避免地會有爭執和衝突。文化與「武化」相對，是一種關係上的溫和與協調。如果沒有文化，人們之間就是以力相爭，力量大的能活下去，力量弱的則沒有活路了。所以文化作為人們的活法，自然是名正言順，不可或缺的，也許可以稱之為鹽吧。王一生在棋場上明白過來，終於擺正了下棋的位置。他與九人輪番廝殺，在旁觀者看來，真的是過溝過坎，與人搏命。到最後老者提出和棋，王一生仍處於拼殺的緊張狀態中，像個死攥著斧子的士兵，過了好一會兒，意識到眼前已無敵人，才松下來，放下兵刃，與老者和了棋。人與人之間的戰鬥，僵持，和解，全在這一盤棋上了。和食物之於飢餓而非饞，睡眠之於睏倦而非懶一樣，文化之於生命，含義也是相同的。

《棋王》探討文化面對的另一層處境，是土壤流失的問題。阿城與2001年與書法家孫曉雲對談，講到中國文化，說它「幾乎已經不存在了」。中國文化除了在發生階段，成熟和傳承，靠的是富農地主這一類農業中產階級。文官武將，也大抵出身於此。另一方面，家系，宗族關係對文化的繼承也有關鍵的作用，即所謂的家學。以書法為例，若沒有筆法上的傳授，單憑字帖去猜去想，很難琢磨明白。新中國成立以來，無論是農業中產階級還是宗法家族，都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基礎遭到動搖以後，要如何自處，如何生存，是中國文化必須要面對的問題。《棋王》中的「我」有相當的文化涵養，父母在文革中遭迫害致死，加上「我」的談吐，對待食物上的細緻，不難看出「我」的家庭是頗有些家底的。腳卵則是南方的世家子弟，論棋宗可追至元朝倪雲林，自不必多說。比賽里拿了冠軍的光頭老者，也是山區的世家後人。王一生了解家學的厲害，跟腳卵交手以前就講：「家傳的棋，有厲害的。幾代沉下的棋路，不可小看。」可這些傳統身份的文化人，都沒有辦法適應天下紛亂的局勢。光頭老者感嘆棋道不興，是嘆棋根不存。腳卵受不了鄉下的勞累，要用家傳的象棋打通關係，回到原本的環境里去。「我」在城裡混過一陣，有的事情上沒那麼在意，但當王一生問「我」吃干饅頭的事時，「我」也覺得有點彆扭了：「講老實話，我不太願意複述這些事情，尤其是細節。我覺得這些事情總在腐蝕我，它們與我以前對生活的認識太不合轍，總好像是在嘲笑我的理想。」

相比之下，王一生要從容得多：「我們這種人，沒有什麼憂，頂多有點不痛快。」腳卵問他哪裡學的棋，回答也很大氣：「跟天下人。」時勢困難到連一份棋譜都保存不下來的時候，文化就只有回到它的開端，回到天下人當中去。阿城說《棋王》是「水泥地縫裡長出的一棵草」，草被割了，根被挖了，甚至連土地都被蓋上了水泥，可總會有什麼東西，依然使足了勁長出來，因為活著就是這麼一回事。

這個開端，這個率先長出來的東西，要到世俗里去找。《棋王》中的文化與世俗，並非是十七年文學裡的階級關係。文化自世俗生髮，世俗接受文化的陶養，二者是相生而非相互鬥爭。身為知識分子的「我」，和來自世俗的王一生交遊，態度也不卑微，不諂媚，無非是下棋下不過嘛，沒有必要，不下就是了。棋上分了高下，收了棋盤大家還是朋友，可以一起痛痛快快地吃飯。要是以棋下的好壞分出水平強弱，如此窮酸，反倒是沒有文化了。阿城對世俗視野下文化的重視，是相對於「要武不要文」的狀況來談的。90年代中後期，他在《收穫》雜誌上開過專欄「常識與通識」，寫了一系列探討攻擊性、人性與藝術之間關係的文章。按他引申動物學者勞倫茲的說法，「藝術當中飽含了攻擊熱情和異化了的攻擊熱情」（《攻擊與人性》之三）。又有寫愛情，寫足球的雜文，皆和攻擊性沾上關係，下棋也是一個意思，都是在想一個辦法去把人和人之間的衝突排解掉。而當政治假以文化之名發起鬥爭時，世俗世界由於未經教化，反而能消弭依靠話語的鬥爭，為文化找到安身之地。阿城很看重整個世俗世界的寬鬆，在他講中國世俗與中國小說的講談文集《閑話閑說》中，阿城多次強調「禮不下庶人」的必要，認為惟其如此才能保有世俗的活力，永遠留著一點變通的餘地。

《棋王》既把文化立足於世俗上，小說本身的寫法，自然也頗有世俗氣象。《棋王》的故事情節相當有中國英雄傳奇小說的色彩，主人公的個性，想法，鮮明而沒有太大變化。最後王一生與眾人對弈的場面，更是不可不謂傳奇，語言乾淨利索，絕不拖沓，風格和情節的力量感是相一致的。《棋王》中人物不算太多，都在小說里一一鋪陳開來，心理描寫也不多，而著重寫儀態、動作、對話，屬於群像式的通俗演義寫法。按阿城自己的說法：「語言樣貌無非是『話本』變奏，細節過程與轉接暗取《老殘遊記》和《儒林外史》，意象取《史記》和張岱的一些筆記吧，因為我很著迷太史公與張岱之間的一些意象相通點。」（《閑話閑說》）王德威在《用<棋王>測量<水溝>的深度》一文中，談阿城的寫作只是傳統的延續而沒有小說自身的深度。延續了傳統寫作自是不假，不過有沒有深度這回事，為什麼談，有沒有必要談，還是值得商榷的。有深度的小說很多，想寫有深度小說的作者也很多，不過對於《棋王》，對於中國的世俗來說，深度這回事情，多是滿不在乎的。

另外，據阿城本人講，《棋王》里兼有著言情小說的成分（《閑話閑說》）。一篇從頭到尾沒出現過幾個女性的小說，何來的言情呢？要說有，恐怕也都是在同性之間。王一生到生產隊上來找「我」時，相見前有一段看似閑筆的鋪墊，講大家都以為是女知青小毛的對象來找她：「大家就議論可能是這個人來找小毛，於是滿山喊小毛，說她的漢子來了……我卻認出來人是王一生——棋獃子。於是大叫，別人倒嚇了一跳，都問：『找你的？』」其中的暗示意味十分隱晦。小毛的漢子沒來，來的卻是找「我」的漢子。到了最後的棋場大戰，王一生把母親的無字棋託付給「我」，已可以說是過命的交情。兩個孤零零的人相遇於江湖，其間的感情說是友情，曖昧，都像是有點，又都不太準確。《棋王》里又寫眾人洗澡：「三四個人精著屁股，上上下下地洗，互相開著身體的玩笑。」仔細讀來頗有情色意味。阿城寫過一個短篇小說《兔子》，就是講知青之間的同性情感：「籍著同性故事的那個，滲透異性的那個。」少年人，需求是擋也擋不住的，不管同性異性，只要稍微有個當口，有關「那個」的種種就會統統噴湧出來。事情發生就發生了，發生以後還是該幹嘛幹嘛，所以寫起來也是一筆帶過。讀不出來不要緊，讀出來，也不必講得太仔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