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類偉大的想像

03-02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城市的事。

想聊這個話題的原因是這個星期我不幸偶遇了一次北京早高峰的地鐵。

作為上課狗的我，雖然辛苦，但是一般情況下是可以避開早高峰的，畢竟早課更早，晚課更晚。因而那天遇上早高峰時，真的把我嚇傻了。首先連下樓梯都困難，感覺不是自己走下的台階，而是被一群人擁下去的。擁下去的一瞬間就看到了站台上的長隊，找了半天才發現，隊尾已經排到了對面站台上。

就著夏日的悶熱，我突然有一種很想逃離北上廣的感覺，我相信很多大城市中的居民都和我有過同樣的瞬間的想法。在地鐵里被擠到感覺整個人生都毫無尊嚴的感覺時，我突然想到了大概十年前，北京地鐵還沒有現在這麼擁擠的時候，我坐在從紐約法拉盛去市中心曼哈頓早高峰的地鐵上，基本上整個人的狀態也是單腳著地，絕望地看著每一站，一大群皮膚各色的人群螻蟻一般湧上已經毫無縫隙的車廂。

大城原來都是一個樣子的。

那麼有一個問題突然產生了，為什麼人類會創造出來如此大規模的城市呢？超大規模的城市我們可以順便學習一下它的英文單詞：metropolitan。

那麼我相信很多歷史學得還不錯的寶寶就會站出來說了，那超大城市產生的原因肯定是人類的經濟在發展啊，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到一定境界，所有人都跑到城市裡來謀職了，所以城市的規模才會越來越大啊，最後大成了現在這個樣子啊！

說得有一定道理，高中歷史課可以給一百分。但是問題來了，如果說經濟飛速發展能造就大規模的城市，那麼結論就必然是城市越大，便說明這個城市經濟越發達嘍。但是問題是，並不一定是這樣的呀。這個世界上有很多規模超小的城市，在經濟上卻超級發達呢。

衡量經濟發達與否，最重要的指標光看GDP恐怕是不夠的（GDP只能站在政府角度上衡量經濟增長水平），最好要看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數，這個參數更加反應實際發不發達的問題。那麼我們可以看看2016年的數據，這個世界上幸福指數最高的城市排名前三的是哪裡呢？答案是：盧森堡，瑞士伯爾尼，丹麥的哥本哈根。你就看看這三個城市吧，沒有一個城市規模可以用大來形容。你好比盧森堡，面積2586.3平方公里，人口只有52.48萬人。可以拿它和北京做個對比，北京的面積是16410平方公里，人口2172.9萬人。這差距課是一目了然啊。

那也就說明了一點，一個城市的經濟發達與否，與這個城市的規模大小，沒有必然的聯繫。那麼問題還是懸而未決，這麼大規模的城市，是怎麼被造就出來的呢？不是因為經濟發展還能因為什麼呢？

我思來想去，把手邊講到關於城市的書都翻了翻，最後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也許偏頗，但是相對合理），城市發展的規模有大有小，和人類的想像力最有關聯。

啥玩意？想像力？你是猴子派來的逗逼嘛？稍安勿躁，且聽我慢慢分解。

得出這個結論是因為有我最愛的赫拉利教授在我背後撐腰。他在自己的兩本書中《人類簡史》，《未來簡史》中都有提到，人類的想像力是非常豐富的，想像出了太多的東西，比如城市，國家，蘋果公司，貨幣，政府，自由市場，民主自由等等，這些我們現在習以為常覺得應該是客觀存在的東西，其實都只是人們的想像（imaginary orders）而已。

那麼城市既然只是一種人類的想像，那麼人類的想像力可大可小，自然就可以解釋城市可大可小的原因了，這樣的回答是不是很機智呢？那麼人類偏偏把有些城市想像得很大，把有些城市想像得很小呢？那我們就要來簡單看看城市的歷史了。

我們把歷史分成小城市和大城市兩部分吧，可能分得不是很清楚，就分個大概，和大家探討玩玩即可。

先來說說小城市部分。這個世界上的小城市一般都集中在哪裡呢？答案是歐洲。你現在去歐洲就可以深深地感覺到，別說城市了，所有的國家就那麼一點點大，感覺還沒有中國的一個省霸氣。在車上打個盹，卧槽都路過了倆國家了。好多城市的市中心腿著不到半小時就逛完了，感覺去哪裡都是步行距離。還有很多國家，一個城市就是一個國，比如教皇國梵蒂岡，還有我們剛才提到的盧森堡。這些城市，包括國家，咋地都這麼扣扣索索的呢？不能大氣點嗎？

答案是，不能。

歐洲的城市起源於古希臘（Accent Greek）的城邦制度。城邦的英文名叫做Polis。一個城邦通常以一個城市為中心，農村包圍城市。古希臘的特點就是小邦林立，各自為政。除了少數幾個實力強的偶爾挑事一下，互相搶一搶資源，大部分的時間裡，這些城邦之間都比較和平。那麼就奇了怪了，古希臘城邦最盛之時，正好是中國由春秋戰國轉向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時候。那你說古希臘為什麼就一直可以堅持這種小邦林立的狀態而不像秦始皇那樣一統天下呢？

這就要說到人們的想像力了。很簡單，中國是一片廣袤的大陸啊，從這頭就能望到那頭。既然你大陸都連著，那為什麼不大一統呢？只要稍有野心的人都會這樣想啊。但是古希臘卻不一樣，全都是島嶼，中間隔著個愛琴海（Aegean Sea），上別的城市看個大表姐都得坐船，很不方便的。所以被海洋分割成一塊一塊的陸地，在當時人們的想像中，就不存在大一統的天下啊。

有史料為證，說希臘人在人口增長的情況下也不想擴張城市的範圍，一方面是受到周圍農村供應的問題，另一方面就是單純毫無理由地不想擴大城市規模。史料中說到他們寧可開發新的殖民區域，把多出來的人口移過去，也不想擴大城市範圍。

所以你發現了嗎？第一個統一希臘的人，著名的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那可不是希臘人啊。亞歷山大大帝是馬其頓（Macedonian）國王。馬其頓帝國是當時古希臘西北部的一個帝國，從地圖上可以看出來，那可是一大片沿海內陸國家啊。更容易產生一統天下的想法。

那麼歐洲大陸一大塊地方挺完整的啊？為什麼不建立大一統的國家呢？一方面因為古希臘古羅馬的小邦林立的思維方式已經形成了，後來佔領歐洲大陸的蠻族部落（Barbarian Tribs），如果想讓自己顯得不那麼野蠻，必然要學習希臘的政治體制。這一學不要緊，想像力就被限制了。那除了受到古希臘的影響，當然還有一個因素是教皇（pope）。教皇他老人家也不容易，自己守著那一步三分地，邊上全都是蠻族啊，很難馴服的，說不聽話就不聽話了。所以教皇從根本上是害怕歐洲大一統的，歐洲大一統了還有他老人家什麼事呢？於是給歐洲人洗腦的時候，也不忘記有事沒事談一談和平共存很重要，看太和平了就挑挑事，偶爾順便強調一下保護弱者自製的重要性。

比如歐洲當時的很多君主都有這樣的想法。你好比美地奇（Madici）家族的「豪華者」洛倫佐（Lorenzo），在他做佛羅倫薩僭主（tyrant）的時候，他就經常用自己的錢擺平國家間的爭端，認為保護弱者就是在維護和平。他在位的時候，至少義大利半島是沒有什麼戰爭吞併發生的。

因而歐洲從歷史的長河中來看，是很難統一的，因為實在缺乏統一的想像力。而且時間長了，歐洲人骨子裡就開始強調勢力均衡，特別害怕自己的鄰居突然長成個大個子威脅到自己。比如你想想歐洲歷史長河中的案例吧，古希臘古羅馬時期都出現了一統疆土的大帝，比如亞歷山大，凱撒（Caesar）等。但是基本上是大帝剛一死，國家就分裂了，說明歐洲大多數人還是缺乏對一統國家的想像力；再比如路易十四剛自稱「太陽王」，就被歐洲聯合痛扁；拿破崙剛一出現，反法同盟就去揍他了，揍不死不算；還有就是那看上去好像能統一歐洲的聽上去很牛逼的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eror），按照伏爾泰的話來說，是既不神聖，也不羅馬，更非帝國，就是一群鬆散的城邦聯盟而已，還不如現在本身就一團散沙的歐盟，就是這麼個玩意，也能引起歐洲人的忌憚，但凡發現其勢頭稍猛，便群起而攻之。而且歐洲只要兩三個國家開打，很容易就發展成一場大混戰，因為害怕一家在戰爭中獨大（比如七年戰爭，甚至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

因而歐洲到了今天，都沒有統一過。那麼國家的規模都很小，每個國家的人口也是少的可憐，自然更是想像不出來超大規模的城市應該是什麼樣子的了。而且與古希臘一脈相承，歐洲的城市職能一直秉承著簡單原則，比如慢慢發展起來的宗教（religious），娛樂（entertainment（比如常考的古羅馬的斗獸場Colosseum）），軍事（military function）和市場，金融（market，finance）。

那麼再來說說大城市吧。大城市來源於人們的想像力比較大。比如我們的疆土很大，建立的國家比較大，人口也相對比較多，就能夠讓人想像出大城市的可能性。比如美國和中國就屬於這種情況。還有一種情況就是雖然國家很小，但是相對獨立，沒有那些忌憚你的鄰居在你身邊瞎逼逼，甚至你周圍還都是泱泱大國共你借鑒，那你也可以發展出非常大規模的城市的，比如說日本的東京大阪，韓國的首爾這種情況。

泱泱大國，財富的分配又不可能均勻，甚至會更加不均勻，就必然導致人口往固定的幾個地方流動，造成超大規模的城市。本來三環外都不算城市的北京，現在七環都被划進城市的範圍，那還不是人們一句話的事？超大規模的城市因此形成，變成了人類歷史上一個既神奇又扭曲的想像體。

超大規模的城市發展，其實也挺有意思。但是為了把超大規模的城市講清楚，我們其實還是要先回到歐洲。歐洲歷史上其實也不乏超大規模的城市的，比如古羅馬。很多史學家認為古羅馬的城市規模之所以大，是為了滿足中央集權（centralisation）。由於史料的限制，很多證據都已經模糊了。但是如果你熟悉古羅馬的那段歷史，其實你能深深地感覺到，這個龐大的帝國里的城市，其實一直都是在苦苦地維持，彷彿在等待著蠻族入侵，土崩瓦解的那一天。

那麼現在的超大規模城市，為什麼只有失控的份，看不出任何苦苦維持，土崩瓦解的前兆呢？

答案還是得提一提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玩的是金融，金融是需要人氣的，再加上資本主義的土地變為私有，越擁擠利房產商的潤越高。再加上歐洲當時經濟好轉，人口瘋狂增長，從拿破崙時代的2億膨脹到了今天的8億。城市的規模自然是呼之欲出需要變大的。

然而，歐洲人的傳統是城市不要太大。如何化解這對矛盾呢？自然是國王及政府當局出面直接限制。巴洛克時期，歐洲的大多數城市已經規劃的相當漂亮了，格局也有了。如果你是一國之君，看到因為城市擴張而平民區過分擁擠，你會不會出來管管呢？管的方法史料里也記載了不少，比如人為限制兩個城市之間的經濟聯繫等等等等。

那麼既然如此，大批的金融家大商人就開始拚命地搶奪郊區。郊區那一直以來可是人們休閑娛樂躲避瘟疫的勝地啊。《瓦爾登湖》的作者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住在郊區，凡爾賽宮設在郊區，薄伽丘的《十日談》的主人公們為了躲避瘟疫去的也是郊區。然而郊區卻因為工業和交通的發展，變成了普通市民的居住地，蓋起了千篇一律的小洋房，就連草坪都一模一樣，這簡直是置郊區曾經的一切浪漫情懷於死地，常考的sprawl（郊區擴張），在這裡形成了雛形（關於sprawl的文章放在附錄一）。

然而無奈歐洲地方小啊，郊區的擴張也是極其有限的。要不說歐洲人當時為啥那麼熱衷開拓殖民地呢。其實殖民地這個傳統在古希臘時期就有。城市人口太多了，就去更遠的地方開闢新大陸居住，從而保障原有城市規模得到限制。雖然現在歐洲也有大城市，而且按理說，歐洲經濟從19世紀以來全球發展最快，按理說應該更是產生超大規模城市的地方，但是由於以上限制，真正達到紐約，北京和東京這樣的歐洲城市，還真是找不出來。

甚至還有比較極端的學者提出理論，說歐洲人為了限制人口，限制城市規模，特別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讓歐洲人口一共損失6000萬（比黑死病的多了快三倍了）。

一言以蔽之，想像力限制了大一統，大一統限制了國家土地規模，國家土地規模限制了城市規模。

然而新興的移民國家，和中央集權較大的國家，就沒有收到上述限制的影響。拿美國舉例，當時移民到美洲大陸的，我們上一講講過，都是一群有著拓荒精神（frontier spirit）的人，其中不乏做買賣的。這些人天生想像力之豐富，敢想更敢做。而且美國建國後，投機商人，大金融家也是佔了很高的人口比例的。因而在歐洲沒有做成的事，在美國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大家就可以甩開膀子加油幹了。

西進運動（Westward Expansion／Manifest Destiny）中，可以反映出美國的西部城市當時在做城市規劃的時候，真的很隨便，卻也很大氣。林蔭大道隨便整，寬的不像話。對比英國最開始建立殖民地的新英格蘭（New England）地區，收到歐洲傳統想像力的影響，街道窄得不過30-60英尺。

城市的規劃隨了這些土豪們的意願後，變得越來越瘋狂，甚至連美感都不考慮了，只要方便摟錢就行。曾經有很多來自歐洲的城市規劃師，為美國城市規劃提過很多中肯的建議，比如當年舊金山城市規劃時，有人建議按照義大利錫耶那做藍本。錫耶那和舊金山地勢差不多，整個城市九曲迴腸（這是什麼形容詞！）的非常美麗，但卻沒有被採納，才有了今天舊金山今天這幅雖然風景不錯，但談不上人文建築有多美的地方。我每次去舊金山，還真有一種一個美麗少婦被土肥圓土豪包養，卻完全不被珍惜呵護的感覺。

至此，巴洛克（Baroque）時代所有關於城市規劃的神話，被土肥圓的資本主義土豪，糟蹋殆盡。一切的浪漫蕩然無存了。

當然了，當美國的城市人口增長時，也就不會有太多人站出來關心城市無限擴張的問題了。醜陋且千篇一律的郊區sprawl幾乎成為中產階級美國夢的偉大成果。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去美國，住在郊區。首先我真的沒覺得美國很漂亮，其次我真的剛開始每次出了家門就再也找不回來了，因為每條街都一樣，每個超市都一樣，每個商場都一樣，每條街都一樣，一模一樣好嘛！

被SAT考過的Burgess教授曾經為美國城市畫了一張非常標準的藍圖，以下是他畫出的文章節選，你就看看吧，真的都一模一樣。

Much of our perspective on the process of metropolitan settlement dates, whether we realize it or not, from a paper written in 1925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sociologist Ernest W. Burgess. It was Burgess who defined four urban/suburban zones of settlement: a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an area of manufacturing just beyond it; then a residential area inhabited by the industrial and immigrant working class; and finally an outer enclave of single-family dwellings.

當然，美國的人口發展的流動，也嚴重受到了城市想像力的影響。SAT OG 第四套題的那篇Social Science（文章放在附錄二）講到了美國經歷了曾經整個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城市化urbanization之後，人口急劇湧向downtown。downtown的人口爆炸了，就出現了sprawl。進入千禧年之後，在2010的人口普查（census（人口普查十年一次））中，我們發現了人口的流動才沒有那麼大的規律了，人口流動呈現的規律被稱為demographic inversion（城市人口重新分布）。至此，美國的超大規模城市擴張進程才放慢了腳步。

好了，至此，城市的故事講完了，說起來都是淚啊，我要繼續去擠地鐵上課去了。

【參考文獻】：

《人類簡史》《未來簡史》尤瓦爾*赫拉利

《城市發展史》劉易斯*芒福德

《我的朋友馬基雅維利》鹽野七生

附錄一：ACT 2009年4月 66F social science

附錄二：SAT OG4 Passage2

This passage is adapted from Alan Ehrenhalt, The Great Invers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City. ?2013 by Vintage. Ehrenhalt is an urbanologist—a scholar of citi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Demographic inversion is a phenomenon that describes the rearrangement of living patterns throughout a metropolitan area.

　　We are not witnessing the abandonment of the suburbs, or a movement of millions of people back to the city all at once. The 2010 census certainly did not Line turn up evidence of a middle-class stampede to the nations cities. The news was mixed: Some of the larger cities on the East Coast tended to gain population, albeit in small increments. Those in the Midwest, including Chicago, tended to lose substantial numbers. The cities that showed gains in overall population during the entire decade tended to be in the South and Southwest. But when it comes to measuring demographic inversion, raw census numbers are an ineffective blunt instrument. A closer look at the results shows that the most powerful demographic events of the past decade were the movement of African Americans out of central cities (180,000 of them in Chicago alone) and the settlement of immigrant groups in suburbs, often ones many miles distant from downtown.

　　Central-city areas that gained affluent residents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decade maintained that population in the recession years from 2007 to 2009. They also, according to a 2011 study by Brookings, suffered considerably less from increased unemployment than the suburbs did. Not many young professionals moved to new downtown condos in the recession years because few such residences were being built. But there is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demographic trends prevailing prior to the construction bust will not resume once that bust is over. It i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demographic inversion is not a proxy for population growth; it can occur in cities that are growing, those whose numbers are flat, and even in those undergoing a modest decline in size.

　　Americas major cities face enormous fiscal problems, many of them the result of public pension obligations they incurred in the more prosperous years of the past two decades. Some, Chicago prominent among them, simply are not producing enough revenue to support the level of public services to which most of the citizens have grown to feel entitled. How the cities are going to solve this problem, I do not know. What I do know is that if fiscal crisis were going to drive affluent professionals out of central cities, it would have done so by now.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it has.

　　The truth is that we are living at a moment in which the massive outward migration of the affluent that characterized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s coming to an end. And we need to adjust our perceptions of cities, suburbs, and urban mobility as a result.

　　Burgess was right about the urban America of 1925; he was right about the urban America of 1974. Virtually every city in the country had a downtown, where the commercial life of the metropolis was conducted; it had a factory district just beyond; it had districts of working-class residences just beyond that; and it had residential suburbs for the wealthy and the upper middle class at the far end of the continuum. As a family moved up the economic ladder, it also moved outward from crowded working-class districts to more spacious apartments and, eventually, to a suburban home. The suburbs of Burgesss time bore little resemblance to those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ut the theory still essentially worked. People moved ahead in life by moving farther out.

　　But in the past decade, in quite a few places, this model has ceased to describe reality. There are still downtown commercial districts, but there are no factory districts lying next to them. There are scarcely any factories at all. These close-in parts of the city, whose few residents Burgess described as dwelling in "submerged regions of poverty, degradation and disease," are increasingly the preserve of the affluent who work in the commercial core. And just as crucially newcomers to America are not settling on the inside and accumulating the resources to move out; they are living in the suburbs from day 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