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史-序-文化撕裂

序

文化撕裂

如果世界上的人一半是視力良好的人，簡稱爲明人，一半是盲人。那麼，明人造的房子和我們今天造的房子不會有什麼不同，而盲人造的房子可能會出乎我們的想像。也許沒有窗戶，也許會朝地下建造。這時候，明人不能理解盲人，盲人不能理解明人，不過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問題，都是毫無道理的。

今天，西方不能理解中國，中國不能理解西方，在很大程度上類似於明人和盲人間的互不理解。中國和西方之間文化的互不理解，再上升爲相互指責，相互對抗。這不是什麼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不過是一種屁股決定腦袋的思維。而很多不了解中國文化的中國人，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後面來指責中國。則不僅可笑，而且可恥。

從第三者的視角來看問題，明人和盲人的區別，很清楚。而中國和西方的區別，不僅西方人不清楚，即使很多中國人也不清楚。

那就是集權和分權的區別。

集權是相對於分權而言，集權本是一個中性詞。

氏族社會，或稱原始社會，當然是一個分權社會；城邦社會，也是一個分權社會；封建社會，還是一個分權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仍是一個分權社會。

歐洲的中世紀，是一個封建社會；中國的周朝，也是一個封建社會。

而中國在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就進入了集權社會。

此後的一千多年，中國之所以能夠領先於世界，正是得益於集權社會對於分權社會的制度優勢。

集權並不是獨裁。集權政體確實可以產生出獨裁政體。但西方所謂的民主政體同樣可以產生出獨裁政體，例如納粹德國。西方人不懂得中國式的集權，還要硬給集權打上一個邪惡的標籤，只能說這是一種可恥的行爲。

從歷史上來看，分權的根源在於神權對於世俗權力的壓制。

在宗教發展過程中，一直貫穿著神權與世俗權力的衝突。而神權與世俗權力角逐的勝敗，是集權政體與分權政體最大的分野。

世俗權力壓制神權，才有可能進入集權社會。

神權壓制世俗權力，則是一個典型的分權社會。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早期，神權對於世俗權力具有壓倒性的優勢，這在人類文明的各個發源地均可得到驗證，無一例外。

而所謂的古希臘城邦民主制，在一個僅僅高於原始氏族社會的城邦社會，就已經發展出完善的議會民主制度，完全是違背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幻想，不過是誕生於希臘這片神奇的土地上的又一個神話而已。

中國人可以造史，歐洲人也可以造史；中國人托古改制，歐洲人也托古改制。

《十三經》中的《周禮》、《儀禮》，不過是劉昕等漢儒，按照王莽授意，僞造出來的所謂的古書，理所當然地成爲王莽托古改制的藍本。

而所謂的古希臘的典籍，不過是歐洲初生的資產階級僞造出來，用以作爲其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托古改制的藍本而已。

古希臘是一段僞造的歷史，這一事實，對於學習過西方歷史的人來說，很難接受。但是，古希臘的那些宏篇巨著，例如洋洋三百萬字的《亞里士多德全集》，是如何流傳下來的呢？仔細推敲所謂的古希臘的歷史，可謂破綻百出。溫泉關戰役，李奧尼達的三百斯巴達勇士抵禦十萬波斯大軍，是希臘神話還是希臘笑話？但絕不可能是史實。

而一旦世俗權力壓制神權，政體就向集權邁進了一步。

世俗權力又可以分爲王權與民主權力。

在伊斯蘭文化圈的很多國家，至今仍然是神權壓制王權的體制。在中世紀，伊斯蘭文明和歐洲文明長期競爭，勢均力敵。但在進入近現代之後，伊斯蘭文明卻被歐洲文明長期壓制，這其中最爲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伊斯蘭文明本身的神權過於強大。或者說，宗教極端主義限制了伊斯蘭文明的發展。

中世紀的歐洲也曾經陷入宗教狂熱，例如十字軍東征。但歐洲諸國的王權卻從來沒有被神權完全控制，在歐洲歷史上，從來沒有產生過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神權對王權的影響逐漸減弱。

在整個中世紀，伊斯蘭文明在和歐洲文明的長期競爭中，伊斯蘭文明並沒有落於下風。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技術進步，會很快擴散到阿拉伯地區。奧斯曼帝國在和神聖羅馬帝國，或者沙皇俄國的戰爭中，雖說勝少負多，但其武器裝備並不居於劣勢。

真正讓歐洲文明對伊斯蘭文明取得壓倒優勢的是資產階級革命。表面上，資產階級革命消滅了王權及其貴族體制。在社會形態上，由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但同等重要的是，資產階級革命也同時打破了神權對於國家的控制。民主權利最終戰勝王權和神權，使得歐洲文明取得了對伊斯蘭文明在社會制度上的壓倒優勢。

對比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前世今生，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世俗民主權利的進步決定了文明的發展。

宗教信仰自由發端於歐洲，但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卻是在美國完善的。當然，美國文明本身就是歐洲文明的延續，或者說是歐洲文明的升華，二者可以統稱爲西方文明。宗教信仰自由導致了世俗國家的出現，並最終成爲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主流。

中國從三千多年前的商代開始，就是一個世俗國家。其後，雖然也出現過本土宗教，也有各種宗教傳入中國，但都沒有對王權形成過制約，更談不上壓制，中國從來就沒有出現過政教合一的政體。中國的世俗王權政體與歐洲和西亞的封建政體相比，無疑具有明顯的制度優勢。這也使得中國在一千四百多年的時間里，在世界上保持著領先的地位。

世俗王權政體在北宋初年發展成熟之後，就變得堅如磐石，很難打破。宋朝和明朝的滅亡，並不是這種政體內部的致命缺陷，而是遊牧民族打擊的結果。即便如此，入主中原的遊牧民族政權也在很大程度上繼承和借鑒了世俗王權政體。

相對於歐洲分權的封建政體，中國的集權的世俗王權政體無疑具備制度上的優勢。但歐洲的封建社會和中國的春秋戰國一樣，是一個充滿競爭的社會。而中國在進入集權社會之後，則在內部基本上失去了競爭對手，變得死氣沉沉。

此時，王權集權中的家天下屬性便暴露出來。天下既然是帝王的家業，那麼，內部的穩定就成爲第一要務。既然中國是一個農業帝國，重農抑商便成爲基本國策。而科學技術的進步，起碼在政府層面是不被鼓勵的。

中國的王權集權政體前後延續兩千多年。這種政體的相對優勢使得中國在世界領先了一千四百多年。但這種僵化且固步自封的政體終於被西方的分權民主政體所超越，中國在新的政體產生之前，經歷了一百多年的陣痛。

既然西方在政治制度上取得了優勢。對於中國來說，只能改革自己的政治制度，才能與西方抗衡。西方的政治制度一直是在分權政體上演進，而中國的政治制度則一直是在集權整體上演進。二者之間有著本質的差異，無法兼容。

中國和日本大約是在十九世紀中期受到西方的衝擊。但作爲中國的近鄰，日本卻一直處於封建社會，而這是一種典型的分權政體。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本就脫胎於封建社會。因此，日本由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變革，並沒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平滑過渡。

中國雖然也努力地在各個方面向西方學習，甚至也照搬過西方的政體，但資本主義制度畢竟是一種分權政體，而中國的分權政體，封建社會，已是兩千年前的舊事，中國已經無法退回到分權政體。資本主義制度給中國帶來的並不是分權政體，而是政權的分裂和割據。對分權政體的不適應，帶來的是中國的衰落，軍閥混戰，民不聊生。

西方的分權民主政體並不適合中國的具體國情。

當然，西方所謂的民主社會，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政體，充其量不過是分權民主社會。其最大的弊端是由分權傳統下的結社自由造成的。西方社會有各種各樣經濟或社會等方面的集團，包括各種黨派、社團和宗教組織。每個集團都在謀求其利益的最大化，而最終的結果卻是社會的整體利益受到損害。

例如在製造業中永遠都存在著資方和工人之間的矛盾。資方希望降低人工成本，使得其產品更具競爭性；而工人則希望增加工資，改善工作環境，提高生活品質。在工會介入這對矛盾之後，使得資方和工人個體之間的矛盾，變成資方和工會，這兩個集團之間的矛盾。其結果是勞動力成本急遽上升，西方製造業普遍低迷。

分權造成的永遠只是局部視角，永遠要求局部利益高於整體利益。而集權才能具備整體視角，才能平衡局部與整體之間的關係。集權與分權，兩種政體結構上的根本差異，決定了集權民主對於分權民主在制度上的優勢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標誌著中國徹底脫離了王權集權政體，建立起一種全新的政體，集權民主政體。經過建國初期三十年的摸索和動蕩，這種政體的優勢得以充分發揮，成爲改革開發三十年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制度保障。

中國的集權政體並不完美，西方的分權政體仍在進化。

而一切意識形態的形成皆有其歷史根源。

中國的集權政體並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間形成的，了解清楚這個脈絡，才能真正理解我們的自身優勢，也即知己。

而歷史比較研究，則可以讓我們知彼。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先定一個小目標吧，避免文化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