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為何讓位給袁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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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讓位的客觀原因在於

一是辛亥革命後呼喚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來收拾局面，此人非袁世凱莫屬

二是袁世凱在清末新政中政績卓著，得到資產階級的信任

三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各階層「擁袁棄孫」的一致傾向。

主觀原因在於，

一是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尚不具備掌握政權的思想準備，產生功成身退思想；

二是隨著中華民國成立，革命黨人認為滿清已經推翻，民國已經建立，只剩建設問題；

三是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尚不具備管理國家的政治經驗和才能。

辛亥革命爆發後，列強態度對中國政局的發展至關重要。以英國為首的列強為使其中國利益不受損害，表面上主張對中國革命實行保持中立的不干涉政策，實際上卻竭力扶持袁世凱上台主政。袁世凱上台得到了列強在輿論、和談、財政和外交四個方面的支持。

革命派流露出的民族主義情緒及其缺乏穩定政局的能力,使西方傳教士感到其利益受到了一定威脅,態度逐漸發生變化並最終選擇了袁世凱。

首先，軍事力量對比十分不利於南京臨時政府。袁世凱控制著訓練有素的北洋六鎮7萬多精兵，再加上仍然忠於清帝國的禁衛軍和其他新軍，總兵力達14萬多人(新軍總數為24萬1千人)。而南京臨時政府方面，號稱革命的各色民軍很多，絕大部分是會黨乃至綠林隊伍改編而成；雖然人數上遠多於北方，武器裝備、訓練、指揮和紀律等都遠遜於對方。用當時任總統府秘書長、協助孫中山綜理全局的胡漢民的話來說是：「南京軍隊隸編於陸軍部者，號稱十七師，然惟粵、浙兩軍有戰鬥力。粵軍不滿萬人……浙軍將軍，則素反對克強(時任陸軍部長兼參謀總長的黃興--引者)，不受命令……其他各部，乃俱不啻烏合，不能應敵。」

其次，經濟力量對比懸殊，南京臨時政府已到了難於支撐的邊緣。雙方在財政上都困難重重，但袁世凱出任清帝國內閣總理後畢竟仍牢牢控制著東北和華北大部，中央財政的基礎仍在，原有的徵稅系統沒有打亂，軍費比較充足。於是，除了維持正常運作外，袁世凱竟有餘力一再出手，拿出幾十萬乃至幾百萬兩白銀收買清帝國的王公大臣和革命黨人。與此同時，身為臨時大總統的孫文，卻為維持臨時政府所必需的經費在國內外頻頻伸手求援。他在私下談話中坦率地承認：「倘近數日內，無足夠之資金以解燃眉之急，則軍隊恐將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將面臨瓦解之命運……之所以斷然實行漢冶萍日中合辦，以取得五百萬元資金者為此；此次又苦心焦慮，欲以招商局為擔保，籌措一千萬元借款者，亦為此。然而，雖經種種籌劃，而時光荏苒，交涉迄無結果……于軍隊解散、革命政府崩潰之前，作為最後之手段，唯有與袁世凱締結和議，以防天下大亂。」當時各省雖然紛紛宣布脫離清政府「獨立」，但起義軍、民團等急劇增加，支出浩繁，自顧不暇，不但無力支持中央政府，反而要求撥款。再加上關稅收入被列強在「中立」的名義下凍結，臨時政府在經濟上顯然已走進了死胡同。

另一重要原因是人心思定。「排滿」是觸發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驅除韃虜」成了同盟會政綱的頭一條。占國民絕大多數的漢人，既對清廷腐敗不滿，更恨它是「異族」統治。1912 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頒發《遜位詔》，在許多人心目中，「異族」統治已經結束，其他便無關緊要了。用胡漢民的話來說是：「同盟會未嘗深植其基礎於民眾，民眾所接受者，僅三民主義中之狹義的民族主義耳。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極簡明切要，易於普遍全國，而弱點亦在於此。民眾以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故當時民眾心理，俱祝福於和議。逆之而行，乃至不易。」

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袁世凱得到帝國主義的支持。武昌起義後，孫中山先生並沒有急於回國。考慮到籌餉問題，他到各國遊說，希望給以支持。但待他回國時，西方各國以中立之名，而行干涉之實。這樣孫先生是兩手空空回國，一個大洋也沒有要到。袁世凱出山南下之初，英國公使朱爾典就認為；「袁此行形質大雖系軍方，其實乃調和此事。以彼之聲望，或能設以通融之法．以拯朝廷而令亂民之要求滿意。」又說：「欲選一調和漢人者，除袁外，無更相宜而又為人信從者。」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後，孫中山等多次要求列強承認，且以承認不平等條約為先，但仍遭到無理拒絕。日本和俄國政府密謀帶動各國不承認南京臨時政府，它們提出「只要日俄兩國能顯示出強硬態度，對中國共和政府不子承認，其他列強亦不會急於承認．」它們還攻擊孫中山「不知軍事」，實行「獨裁和寡頭政治」。另一方面．列強繼續承認和支持袁世凱支撐下的清政府，鼓吹袁是中國各派政治勢力「唯一可以接受的領袖」。「現時孫之勁敵為袁，於大局最有希望而得操最後之勝利，以底定中國者，亦唯袁一人而已」。列強表示，只有在袁世凱解決「南北爭端」後，才可能承認中華民國，實際上是脅迫革命黨人把園家政權拱手讓給袁世凱，以換取列強對中國共和政體的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