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最有名的自媒體月旦評是如何來的？

03-01

曹操是閹宦之後，年輕時品行不佳，他「不治行業，好飛鷹走狗，遊盪無度」。地方上的士人頗看不起曹操，沛相袁忠甚至打演算法辦他。後來曹操為入仕途，極力扭轉負面形象。他起初藉助太尉橋玄為自己正名，橋玄的評語是「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橋玄擔心自己名望不夠，建議曹操請託汝南許邵主持的「月旦評」。

許邵也鄙視曹操，不欲應對，但在曹操威脅之下，不得已評價「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這個褒貶兼有的品評令曹操暴得大名，不久後他就藉此被舉為「孝廉」，在首都洛陽做官。許邵何許人也？他的月旦評竟然比位列三公的太尉的賞識還管用？這要從東漢的選官制度說起。

外戚和宦官當權、清議之風大盛

東漢官員的選拔方式主要有兩種，察舉和徵辟。徵辟是由皇帝、中央官僚和各級官府自上而下地發現和委任人才。察舉則是地方州郡通過對人才的考察評議，自下而上地舉薦人才。察舉考評科目主要有孝廉、茂才、賢良方正等。東漢士人進入仕途的主要途徑就是察舉。察舉又號稱「鄉舉里選」，即以鄉里社會的輿論評價，作為人才選舉的依據。

到了東漢中後期，外戚和宦官輪流擅權專政，內憂外患持續加重。權宦視鄉閭評議如無物，任人唯親、「貿易選舉」，在政府機構隨意安插濁流子弟和庸俗無才之輩。學而優的儒家士子通經入仕、向上流動的途徑遭堵塞，於是挺身而出，發動社會輿論，臧否人物、抨擊朝政，「清議」之風遂蔚為大觀。士大夫在這一過程中亦逐漸形成發展出「群體自覺」。

士人清議的內容以人物評論為主，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對戚宦政治的猛烈抨擊，即「品核公卿，裁量執政」，此類風潮的發動者以在朝的李膺、陳蕃等名士官僚為領袖、太學生為骨幹，他們言辭激烈、危言深論，甚至採用違法極端手段打擊宦官、豪強等濁流；另一種主要評論人物才幹和德行風貌，這是士人之間的期許和標榜，即「激揚名聲、互相題拂」，這類人物品鑒以在野的郭泰和許邵最出名。

清議的人物品評之風其實就淵源於鄉閭評議。清初思想家顧炎武對此明察秋毫：「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舉里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到了漢末士大夫清流與權宦濁流對抗之時，鄉里公論仍存，但名士領銜的評論家成了公論代言人。他們的品鑒評論可以左右朝廷和地方政府選官。得到正面評價的士人，仕途通暢；被負面評價，則如墮深淵。

潁川陳寔就是這洋的名士兼人才品鑒專家，時人有雲「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可見其評價的影響力。黨人領袖李膺被公認為天下道德楷模，士人如果被他接見，猶如「登龍門」。

汝南名士、也是黨人領袖之一的范滂曾任掌管人事的功曹。當時大宦官唐衡以李頌相托，范滂的上級、汝南郡太守宗資打算任用李頌，范滂拒用。宗資不敢得罪范滂，將怒氣發在范滂手下主辦文書的朱零身上。這個小吏則寧願死於太守的拷打，也不違逆范滂的意願。范滂的裁斷竟可以凌駕於太守之上！

黨錮之禍前最權威的人物評論家是郭泰。郭泰字林宗，太原郡介休縣（今屬山西）人。東漢多數名士出身大家名族，但郭泰出身寒微，性格寬厚，不高標自持，亦無仕途野心，他口才無雙，名重洛陽，被太學生推為領袖。日本學者岡村繁指出郭泰評論人物的旨趣在「寬宏濟士」，即容納、誘導、扶掖青年後進和在野士人。據《後漢書》記載，郭泰提拔獎掖者多達六十餘人。郭泰的品評對象不涉及宦官權貴，也不做激切冷峻的評語。

當時很多名士領袖也為郭泰傾倒。比如范滂評價郭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這句話的意思是郭泰隱居不仕不違反母親的意旨，貞忠又不矯情絕俗。天子不得以他為臣，諸侯不得以他為友。「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尤其能體現出郭泰獨立自由的人格。

漢桓帝晚期愈演愈烈的清議風潮以及士人與宦官的矛盾激化，終於導致第一次黨錮之禍。上面提及的多位名士遭難，李膺、陳寔、范滂皆下獄受刑，陳蕃被免官，很多士人被終身禁止做官。

第一次黨錮之後，被罷黜的士人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於是標榜古人，寄託政治理想。著名的黨人三君（陳蕃在內）、八俊（李膺為首）、八顧（郭泰為首）、八及和八廚等名目來自上古時代高陽氏的「八愷」和高辛氏的「八元」，他們都是舜舉於堯廷以佐治的精英。

名譽稱號更是東漢後期人物品鑒的一個重要特徵。地方上名族士人集體獲得此類稱號極為普遍，如潁川的荀氏八龍和陳氏三君，汝南的平輿二龍，河內的司馬八達等等。

但是名士官僚們並沒有吸取言論過於激進挑釁、缺乏政治手段的教訓，盲目高舉高打，結果宦官集團先發制人，第二次黨錮爆發，給東漢士大夫群體以極其沉重的打擊。

郭泰不僅是當時最優秀的人倫鑒識家，對政局的判斷也高人一籌。他認識到東漢衰頹難救，故拒絕入仕為官。第一次黨錮發生後，郭泰立即回鄉，閉門講學，躲過劫難。但這不表明郭泰不與遇難的黨人持有基本相同的政治信念，實際上他得知陳蕃等人被殺後，號哭於野外，悲痛莫名。陳蕃死後次年（169年）郭泰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