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軍大業》沒有講的故事？

本來，想好好梳理下南昌起義由來，但實在沒工夫，而且估計會觸及敏感點，就算了，稍微簡單點來補充下影片沒演而且教科書沒講的故事吧。

下面大部分材料來源於黨史上的兩位叛徒張國燾及龔楚，出自於張國燾的回憶錄《我的回憶》及龔楚回憶錄《龔楚將軍回憶錄》，由於回憶錄難免會有傳主自身的主觀因素，因此也不敢說他們的說法完全再現歷史現實，但起碼也是從另外一個層面的了解，讓我們了解官方說法之外的史實。

先說南昌起義爆發的原因，其實我們的教科書上講的也差不多，出入並不大。基本上，就是北伐過程中，國軍一邊軍事上勢如破竹，節節勝利，一邊政治上開始了分裂。形成了蔣介石為首的右派佔據了南京為中心，及以國民黨左派為主的武漢中心，形成寧漢割據之勢，這黨權、軍權與政治權不統一。之前，國民政府以廣州為首都，孫中山在世時，大家都聚攏在他的旗幟之下，相安無事，而孫中山去世之後，分裂的局面已經形成，並在北伐中正式呈現出來。當時國民黨時任主席為譚延闓，以他為首的黨內大佬都在武漢，於1926年12月宣布遷都，形成了武漢政權。此時汪精衛尚在莫斯科，後於1927年4月回國。掌握軍權的北伐總司令蔣介石覺得當時的國民黨中央及國民黨政府在俄羅斯人鮑羅廷的策動下，已有迎汪壓蔣之勢，便在1927年的1月份致電武漢中央，主張國府暫設南昌，以便領導軍事工作，以及將來建都南京。蔣還於1月初親赴武漢，企圖說服各要員移駐南昌，但當時各團體已提出迎汪復職的口號，蔣此行未有任何效果，於是回到南昌，黨權與軍權之爭正式拉開。

蔣鑒於當前政治環境形勢，國民黨左派與中共合作越趨緊密，覺得形勢對他不利，使他不得不決心先行反共。就是說，原本是國民黨內部紛爭，結果中共躺槍，直接做了犧牲品。蔣於1927年的3月31日起，進行了一系列反共行動。3月31日，槍決了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堅，3月16日解散了南昌左派市黨部，19日解散九江市黨部及總工會。對，就是這兩地，促成了南昌起義的發生。蔣的全面反共舉措於4月12日發出，是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此時，原本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支撐不下去，被迫搬到武漢。汪精衛原本打算利用中共的號召力，再加上北方軍閥馮玉祥的支持，共同反擊蔣介石，在回國後他發現中共其實不可利用，於是也舉起了反共的旗幟。最終，寧漢合流，中共到了非死不可的地步。

這其中，與中共極左的胡鬧也不分開。尤其是湖南，農民運動猶為過激。北伐前夕，湖南農協會員已有20多萬人。到1927年2月時，會員更是增長到200萬。當時據武漢國民政府農政部核計，湖南農協會員最高人數達451萬。這些農協許多將之前民團的勢力轉移到了協會之中，擁有槍支，更有強大的梭鏢隊，形成非常強大的地方武裝。當北伐軍從湖南打到湖北之後，湖南的農協運動也達到了高潮。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描繪的就是這種盛況。但他沒有說的是農運過激的一面，這些農運，在中湖南領導人夏曦、郭亮的主導下，不僅包括「減租減息」，「破除陋習」等，也包括「反對土豪劣紳」，而反對的手段就包括槍斃，像以舊學著稱的湖南清末遺老葉德輝就被農運分子槍決。另外還包括當時中共最高領導人之一的李立三，他的父親也被當地農協當做土豪劣紳處決了，甚至被處決時老人還拿著兒子為其證明清白的信件。這種種行為，讓許多北伐將領大為不滿，因為許多北伐將士的家鄉就在湖南，尤其是軍官們，他們的家庭往往有錢有勢，屬於被農運打倒的對象。而且，在農運的高壓之下，還有一些他們的親屬從鄉間跑到軍隊中，來擔任軍中文職工作，他們的講述，也使得軍人的反感火上加油。軍官們覺得老子在前方流血流汗，你們居然把老子的家給抄了，還把老子的老子給斃了，簡直是無法無天，必須予以糾正。因此，來自軍隊的的反農運呼聲，徒然高漲。最終，導致了「馬日事件」的發生，駐長沙的軍官許克祥發動了屠殺中共黨員及農運份子的活動。中共的極左活動，使得國民黨右派直接彈壓，連國民黨左派們也無法容忍，活動空間大為縮小。

這邊廂，汪精衛回國後與馮玉祥舉行了會談，汪精衛原指望馮支持他一起斗蔣，但馮卻建議寧漢合流。北伐打到河南以後，從武漢出師的唐生智、張發奎部出力甚多，但從陝西進入河南，接應北伐軍隊的馮玉祥，卻倒向了蔣介石，加上山西的閻錫山宣布支持蔣介石。蔣派實力大增，而汪派則因為戰爭中的損耗，實力反而衰減了，在寧漢鬥爭中已落於下風，起碼軍事上的勝算已經很小。汪精衛在政治上與軍事上的優勢以及消失殆盡。何況，河南一役，讓武漢政府的軍隊大為不滿，勝利果實被搶走，任誰也不滿。其中在唐生智旗下的獨立第15師在北伐中表現就比較為搶眼，師長賀龍原本是土匪出身的小軍閥，在北伐中對陣戰力孱弱的北方勢力，表現比較搶眼，而且他的軍中還有了中共黨員周逸群做政治部主任，應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河南戰役後，獨立第15師被改編為了第20軍，賀龍任軍長。但由於寧漢鬥爭，這個20軍也處於了被邊緣化的地步，賀龍心中大為不滿。

加上這期間，駐守在宜昌的蔣派將領夏斗寅，發起了軍變，武力進攻武漢。儘管夏斗寅的軍隊被北伐鐵軍葉挺部獨立團擊敗，但汪已經看到自己坐大的希望不復存在，於是徹底斷了心思，也開始反共，甚至手段比蔣更甚。對了，葉挺用以阻擊夏斗寅的部隊，其實不是他之前在北伐中率領的獨立團，（那個團已經交由他的部下周士第指揮，跟隨張發奎率領的第四軍開拔至河南前線。）葉挺此時已從獨立團調離，升任為了第四軍第24師師長，但這個師剛剛成立，3/4為新兵，裝備未滿，戰鬥力也較弱。不過，戰鬥還是以葉挺一方勝利了。但夏斗寅兵變與馬日事件的發生，無疑加緊了汪精衛態度的變化。

當汪精衛經態度明朗化之後，中共幾乎沒有了太多選擇的機會。就中央來說，他們當時的打算依然是儘可能拉攏國民黨內部的左派人士，另謀發展，這一主張以中共中央主席陳獨秀為主。當時的計劃是聯合時任北伐軍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外交部長陳友仁以及宋慶齡等人，另組新左派。進而拉攏武漢政府方面的第五方面軍朱培德，他一向對中共不錯，此時他正主政江西。蔣介石先是委派朱培德為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五路軍總指揮，然後又任命李烈鈞為江西省政府主席。這惹得朱培德非常不滿，他一方面接受蔣的任命，一方面又仍聽從於武漢政府，在寧漢爭執中採取騎牆姿勢。朱培德原本對中共持友好態度，在他的麾下，活動著大量中共黨員，像朱德就由他親自指派擔任其旗下教導團團長。但在當時國民黨反共的大潮之下，他對中共也要有所表示，他採取的是不殺，而是禮送出境，在南昌，他將共產黨人劉一峰、李松風、方誌敏、王枕心等二十二名護送出境，還解除了朱德的職務。

不過，汪精衛集團此時還沒有完全死心，而是打算放手一搏，於1927年7月15日公開反蔣，進行東征，程潛、張發奎、朱培德、賀龍軍分別向湖口、九江、南昌集中，準備分路攻安徽浙江。不過，這朱培德還是懷有私心，他深恐擁汪反蔣的唐生智乘機兼并江西，在外圍布置重兵警戒，南昌城遂兵力空虛。而中共的打算則是藉機聯合以張發奎為總指揮的第二方面軍南下廣東，然後舉行新的北伐。在此過程中，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聶榮臻、葉挺等在九江具體組織這一行動，但計劃趕不上變化，他們發覺張發奎有可能在東征過程中對中共黨員動手。於是，決定自己先動手，將軍隊集中到南昌，然後發動暴動，自己掌握命運。

此時，中共尚處於四大組建的領導層之下，中央委員有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彭述之、譚平山、李維漢，候補委員有鄧培、王荷波、羅章龍、張太雷、朱錦堂。在1927年7月12日，中央改組，陳獨秀被取締了領導工作，成立以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張太雷、張國燾5人組成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持中央工作，並由張國燾臨時主持中央工作，如上所說，此時的中共中央在武漢。但當時在武漢中央工作的僅張國燾、周恩來兩人。當李立三等人在九江決定要在南昌發起武裝起義後，立即電報中央，張國燾與周恩來商討之後，決定贊成起義，並以中央的名義派周恩來即刻趕往九江南昌，擔任前敵委員會書記，以譚平山、李立三、惲代英、葉挺為委員。張國燾則留下看守中共中央。

但是，張國燾與周恩來的此次決定非常倉促，並未獲得共產國際的批准。要知道，那時候的中共，僅僅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種性質一直維持到了延安時期。千萬不要以為中共共產黨一直是一個獨立的政黨，早期它一直是共產國際的一個分支，一切活動都得聽從共產國際的指示。而要命之處在於共產國際並不支持南昌起義，他們判定起義成功的希望微茫，所以不僅沒有經費支援，而且電令俄國顧問不得參加南昌起義。接替鮑羅廷新到任的共產國際顧問羅明納茲遵莫斯科之旨下令阻止南昌起義，並建議繼續聯合張發奎，一起打回廣東，重新北伐。回到武漢的中共中央負責人瞿秋白也贊成共產國際的意見，並委派張國燾前往南昌傳達貫徹中央新指示。張國燾原本不願意去，而是想讓中央秘書處的王一飛去，但一時又找不到王一飛，而且瞿秋白與李維漢都要求張國燾前往。這使得他非常尷尬，因為張國燾是最初與周恩來商定發動南昌起義的當事者，中央阻止南昌起義且派他前往傳達貫徹中央指示使他陷入了出爾反爾的處境，也使他日後在正統官方黨史中背負了阻撓發動南昌起義的惡名。

張國燾首先抵達九江，在那裡見到了惲代英（前敵委員會委員）、廖乾五（第四軍政治部主任）、關嚮應（少共中央委員）等人，此時張剛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意思，就引起了惲代英等人的強烈反彈，並怒斥國產國際與中共中央，表示不理會國產國際與中共中央，要按計劃勇往直前，惲還表示如果張國燾敢反對就打倒張國燾。張國燾此時感到中共中央以及他的個人威信都已喪失，但他也沒有辦法。隨後，張國燾與惲代英等一起抵達南昌，見到起義領導人周恩來、李立三、彭湃、譚平山、葉挺、周逸群等人，張再次遭到激烈反對和指責，並被告知：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成敗不計，起義已經勢在必行不可變更。張國燾見已無轉圜餘地，遂決定由他承擔違抗共產國際命令之責任，與眾領導人一起共同指揮了南昌起義。

據張國燾回憶，談話時李立三告訴他說：賀龍這個土匪出身的軍人，以往與中共的關係不算很密切，現在追隨中共一塊兒干，我們不能令他失望；我們與賀龍已經信誓旦旦，在形勢上說彼此都已騎上虎背，在決心上說彼此都已表示破釜沉舟；任何改變都易引起嚴重的誤解。李立三進而警告說：賀龍不得志，疑忌甚多；他不滿張發奎（賀龍所部下屬張發奎的二方面軍），也自覺他這個土匪出身的人，在國民革命軍中無出頭之日，遲早要被繳械的，現在如果我們改變計劃，聯絡張發奎，那他可能認為是被出賣了；也可能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向張發奎告密，洗脫自己，反過來咬我們一口。周恩來對此則有進一步的重要補充，他說：賀龍決心參加暴動，並且秘密徵得他部下各師長的一致同意，他們都認為這樣做才有出頭之日；整個暴動計劃和發動時間，他們都已經知道了；因此不好再改變了。譚平山是最先動員賀龍參加暴動的，他也向張國燾說明：賀龍內心有恐懼也有野心，企圖取張發奎的地位而代之，我們正要利用他的這種野心，捧他做總指揮，而且任何聯絡張發奎的做法都易引起他的疑忌。李立三為拒絕中央聯絡張發奎的建議，最後還警告張國燾說：即使張發奎真誠願意與我們合作，一同回師廣東，決心在那裡重建國民革命根據地，依現在的情勢看也是沒有指望了；因為張發奎到達南昌後知道了我們曾策劃暴動反對他，哪有不翻臉對付我們的道理。

所以，這南昌起義已成為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而且軍事上的總指揮還是土匪出身的賀龍，那時候他並不是中共黨員。多說一句，由賀龍出發，也可以看出南昌起義時共產黨與賀龍的合作並非以信仰或主義為基礎——否則按照共產黨下級服從上級，黨叫幹啥就幹啥的紀律和原則，取消起義計劃，也無需擔心賀龍不滿，更不可能導致其反水。與賀龍的合作更多的是一種相互利用：共產黨需要賀龍的部隊以充實起義軍實力，賀龍則需要尋找新的出路改變處境並實現個人的抱負或野心。彼此既需要對方，也都對對方有所防範和警惕。所以委任賀龍做總指揮與其說是信任不如說是一種籠絡，是一種使其別無旁騖死心塌地與共產黨一同暴動的手段。當然，起義後，賀龍參加了共產黨，並在共產黨的幫助和自身努力之下，逐漸克服和改變了以往許多不符合共產黨要求的生活習性和行事風格，成為一個自覺的信仰共產主義的共產黨人。但那是後話了。

回到起義上。李立三與周恩來又告訴張國燾，得知暴動消息的人已經太多了，不僅有中共幹部，還包括張曙時等國民黨要人及賀龍部的重要將領，而且當時通信聯絡也相當廣泛，時在撫州的第三軍教導團團長朱德與在湖南平江的工農武裝領袖余灑度，也已經得到通報，尋求同時起事。保密工作無法確保，協調行動也無法停止，因此必須要暴動。而在這個過程中，起義的時間已經被兩次推遲，最終決定在8月1日舉行。

現在，宣傳南昌起義，周恩來成為了不二領導人。但其實，真正的領導人士譚平山。上面也說，周恩來不過是中央派去的前敵委員會書記，就是說起義在周恩來去南昌之前就已經確定了。起義的第一召集人正是譚平山。譚作為早期同盟會會員，生於1886年，1920年即加入中共，是中共早期在廣東地區組織的負責人。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譚平山是令人矚目的風雲人物。譚平山以中共黨員身份加入國民黨後，1924年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常務委員，任中央組織部長，1927年3月任武漢國民政府委員兼農民部部長。更關鍵的是，譚平山掌握著國民黨內的實權，他以第一、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身份，領導和推動國民黨內左派和民主人士，開展各種工農運動，培養農民運動幹部，為促進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革命統一戰線的建成，以及第一次國內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南昌起義的發起，正是譚平山借用了國民黨中執委常委的名義發起的。因為當時起義，並不是打著「黨指揮槍」的旗號進行的，而是以國民革命的名氣。而且，賀龍等人之所以能夠被拉來參加起義，正是譚平山任農民部部長時與賀建立的私友誼，由譚直接遊說賀龍來參加起義的。還因為賀龍拉來的是一個完整的軍建制，其他像葉挺的部隊，就只能是師，而且還不完整，於是連起義總指揮的名義都給了賀龍。

但當起義發起時，起義對外宣稱的名單上，總指揮是張發奎，前敵總指揮是黃琪翔，第九軍軍長是韋杵。之所以這麼干，就是以譚平山的名義，打著國民革命的旗號舉行，意思是另立國民黨中央，擺脫蔣汪單幹。以這些人不在位的國民高級指揮官當旗幟，一方面在於拉攏這些將領，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忽悠吃瓜群眾。在8月1日起義當天，南昌打出的旗號就是以國民黨左派的名義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員包括：賀龍、經亨頤、何香凝、朱暉日、黃琪翔、張曙時、徐特立、宋慶齡、于右任、郭沫若、陳友仁、張發奎、鄧演達、譚平山、惲代英、林祖涵、吳玉章、彭澤民、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葉挺、澎湃、江浩、蘇兆征。革命委員會領導機構為主席團，主席團成員為鄧演達、宋慶齡、張發奎、譚平山、惲代英、賀龍、郭沫若。主席團主席為譚平山，也即譚平山為南昌起義最高政治、軍事領導人。這其中，包括許多不在位者：經亨頤、何香凝、朱暉日、黃琪翔、宋慶齡、于右任、張發奎、鄧演達，就是說未經他們許可，就把他們捆綁進入了這個委員會。真正在南昌的國民黨要人僅張曙時一人。所以，儘管打著國民革命的旗號，組建的領導層包括了一批國民黨左派，但真正起主導作用的，還是中共，所以把這次起義說成是中共領導的起義，並被當成中共建軍的起點，也沒什麼錯。

話說，除了起義的最高政治機構，其下還有各分工機構及領導人：農工委員會，主席張國燾；宣傳委員會，主席惲代英；財政委員會，主席林祖涵；黨務委員會，主席張曙時；政治保衛處，處長李立三；秘書長吳玉章；參謀團；總政治部，主任郭沫若（此時也不是中共黨員）。

具體分工領導軍隊工作的為參謀團和總政治部，軍事由參謀團具體負責領導。參謀團委員有劉伯承、周恩來、賀龍、葉挺、蔡廷鍇（蔡廷鍇率兵脫離後改為鄧演達）。劉伯承為參謀團參謀長。政治部最高領導人則為郭沫若。朱暉日因不在南昌而且是被拉來的幌子因此未安排職務。

作戰部隊序列及將領：全部軍隊以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為序列番號，總指揮張發奎，代理總指揮賀龍；前敵總指揮黃琪翔，代理前敵總指揮葉挺。下轄：第二十軍，軍長賀龍；第十一軍，軍長葉挺；第九軍，軍長韋杵。當然了，上面說了，這麼說主要是忽悠，實質上的軍方指揮人員包括：

第二方面軍總指揮：賀龍

前敵總指揮：葉挺

第九軍軍長：朱德　　黨代表：朱克靖

第十一軍軍長：葉挺　黨代表：聶榮臻

第二十四師師長：董朗　黨代表：顏昌頤

第十師師長：蔡廷鍇

第二十五師師長：周士第　黨代表：李碩勛

第二十軍軍長：賀龍　黨代表：廖乾吾

第一師師長：賀錦齋　黨代表：方維夏

第二師師長：秦光遠　黨代表：陳　恭

第三師師長：周逸群　黨代表：徐特立

等等...

這其中，周士第的第25師起義時並不在南昌，而是在率部駐紮在九江回馬嶺。在起義之前由聶榮臻前往召集，星夜奔向南昌，等抵達時正好是8月1日，但發生在凌晨的起義已經結束，但好歹也算趕上了。第九軍的朱德，只是一個空架子，戰前剛剛成立，人數不足一個團，主要由南昌的警察與消防隊構成。此外，還有從廣東趕過來的農工隊大約500人，由龔楚率領。起義總人數約2萬人，這其中，賀龍的20軍，包括三個團，是完整建制。第一師師長賀錦齋是賀龍的堂弟，第二師師長秦光遠是賀龍的拜把子兄弟，這兩個師都下轄兩個團，但因為賀龍屬於邊緣性的小軍閥，加上剛剛在北伐中發生苦戰，所以編織都不滿，而且武器非常落後，對付北方的舊軍閥還可以，但面對國民黨的精銳就完全沒有招架之力。第三師師長周逸群是中共黨員，畢業於黃埔二期，是個人才，他這個師戰鬥力較強，但實際編製只有一個團，缺員嚴重。葉挺旗下的第二十四師下轄三個步兵團，一個教導團，戰鬥力較強，但也如上所說，他的這個師在武漢剛成立不久，戰鬥力也算不上很強。而周士第率領的第二十五師，原師長是蔣介石嫡系李漢魂，周從回馬嶺上拉回的實際上只有第73團一個團，加上75團的一個營，加一起有3000人，這是北伐中葉挺獨立團的底子，戰鬥力強悍，這其中就包括73團3營7連連長林彪。後來堅持到井岡山的也是這支部隊。而蔡廷鍇在起義當天並不在南昌，是聽說起義後迅速趕來的。蔡與葉挺是老鄉，葉挺很信任他，拉攏他參加革命，並任命他擔任南下任務的左翼指揮官。但在8月4日，左路軍進入江西賢縣時，看前後都無軍隊，就立謀叛逃了，他將旗下第30團團長范藎等中共黨員禮送出列，然後就率軍東轉，進入福建，投靠了蔣介石。

蔡廷鍇此舉，使得起義南下計劃嚴重挫折。因為起義中最具戰鬥力的就是葉挺的第24師，周士第的第25師，及蔡廷鍇的第10師，至於賀龍的部隊，基本上屬於一戰擊潰，沒有多少戰鬥力，看著人數最多，但最不扛打。蔡廷鍇這一走，等於拉走了一支精銳部隊，而且這支部隊中多是廣東人，他們的離開，對於餘下的廣東人來說，打擊也頗大。之後，朱德的第九軍也基本上全跑光了，因為這些人本身都是南昌附近的人，參加起義基本上基本上是被脅迫，大都不願意南下，這些原來的警察與消防員們就星散了。

後來，主力部隊，在會昌與國軍黃紹竑與錢大鈞部發生激戰，此次戰役劉伯承顯示出了超人一等的指揮，贏得了軍中的讚譽。其中，葉挺的部隊與錢大鈞的部隊進行戰爭時，尤其是會昌城下的肉搏戰，交戰雙方的中下級幹部，多是黃埔同學，他們不僅彼此認識，而且很多事童年好友，在黃埔時，或者是同隊同班，或者是同營同連，肉搏時他們居然叫著彼此的小名或諢名對罵，這邊罵「中共為什麼要造反？」那邊回「你們為什麼要做反革命的走狗？」一邊像瘋狗一樣的廝殺，一邊又忍不住掉眼淚。折讓旁觀者看到無不感到心酸。

賀龍也是在會昌戰役之後，正式加入了中共，郭沫若入黨差不多是同一時間。之後，起義軍進入廣東揭陽湯坑一代，再次與黃紹竑部遭遇，並發送激戰。這一次，葉挺部的營長歐震發動叛變，臨陣倒戈，使得起義軍眼看就要全殲國軍薛岳部隊指揮部時功虧一簣。湯坑戰敗之後，部隊到了三壩河，結果主力部隊決定由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等率領直奔潮汕，打算轉戰廣東一帶，以求發展，結果在那裡被徹底打散；而原本作為後衛營的周士第部與朱德部就成為留守的最大股的兵力，當時包括25師與第九軍，但他們在承擔了攔截追兵的任務後，人數只剩下不到2000人。當時他們也想去追趕主力部隊，結果不就就遇到了潰敗下來的二十軍教導團參謀長周邦采率領的24師殘存的二百餘人，方知起義軍主力已在潮汕地區失敗，起義諸領導人都已經分散隱蔽分頭撤離了。他們這支隊伍成為了起義僅有的力量。當時，剩下的人大都想就地散了算了，畢竟當時他們身處包圍圈，幾乎沒有任何勝利的希望。這時朱德的決斷佔了上風，他堅持隊伍不要解散，要堅持下去，並轉移方向往湖南打。但畢竟朱德那時的威望並不高，隊伍從師、團級主官開始，各級幹部紛紛離隊。時間到了1927年10月時，師以上軍事領導幹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政工領導幹部則走得一個不剩。團級軍事幹部只剩下七十四團參謀長王爾琢，政工幹部只剩下七十三團政治指導員陳毅。團以上幹部全部加起來，僅剩他他們三人。領導幹部如此，下面更難控制。營長、連長們結著伙走，還有的把自己的部隊拉走，帶一個排、一個連公開離隊。剩下來的便要求分散活動。林彪帶著幾個黃埔四期畢業的連長找陳毅，說：現在部隊不行了，一碰就垮。與其等部隊垮了當俘虜，不如現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後來人們把這段話作為林彪在關鍵時刻對革命動搖、想當逃兵的證據，那是言之過重了。在當時那種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脫離隊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掉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外去搞」的。若說都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也許太重，但起碼對這支形將潰散的武裝能有多大作為不抱信心。周士第等人就是這個時間走掉的，圍繞著朱德的最少時僅有500人，之後又收容了一些潰軍，形成一股大約800人的軍隊，並接受了陳毅、王爾琢等人的加入。最早，他們並沒有想到要去井岡山，而是加入了國軍駐守韶關的第十六軍軍長范石生的軍隊，進行了改編，成為了國軍第16軍47師140團，朱德改名為王楷，任團長（朱德別字玉楷），王爾琢為參謀長，陳毅為政治指導員，第一營營長周子昆，第二營營長袁崇全，第三營營長為何*，林彪則是第一營第三連連長。但時間不久，范石生收留朱德等人的消息還是被主掌廣東的李濟深等人所知，並要求即刻驅趕這支部隊。朱德他們不得不打著140團的名義，進入湖南，之後吸收了粵北及湘南南的農運份子，正式組建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的番號，140團改編為第28團，粵北湘南的農運份子組建成為了第29團，一位之前曾任國軍團長的胡少海任團長，龔楚任黨代表，胡也是龔拉來的。之後，又陸續收留了部分參加南昌起義或被國民黨清黨掃出的中共黨員擔任營長，包括蕭克、陳光、鄧子恢等人。就此，第四軍形成了朱德、陳毅、龔楚為首的指揮系統，在湖南經過一段時間與國軍許克祥部的戰鬥及剿匪戰鬥，部隊逐漸發展到了2000多人。他們的聲譽，也終於被困守在井岡山上一籌莫展的毛澤東知曉，並派人進行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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