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政的「病變」與日本陸軍——《日本陸軍史：近代化的異化》推介（上）

終於趕在「2·26」這個非常「昭和」的日子寫完了，嗯，上半部分。本期的推薦是戶部良一的《日本陸軍史：近代化的異化》。我寫畢業論文時參考過這本書，今年購入之後又完整地讀了一次，對近代日本政軍關係的認識又進了一步。現在想想，這部分的讀書計劃差不多該結束了。如不出意外，除了預定好的《聖斷的虛無與昭和天皇》之外，應不會再寫舊日本政軍關係的讀書筆記了。今天推送的是本文的上半部分。全文的最後會推薦一些書給大家，以便更深入了解「昭和男兒」的日本在制度上是怎樣運行的。

本文沒有任何惡政隱。

在戶部教授之前，舊日本帝國陸軍史的書籍是十分豐富的，不管是一手史料的整理、記述還是歷史分析。但這一本日本陸軍史的有趣之處在於，著眼於描寫和總結陸軍的「政治」。這裡的「政治」不僅限於政治與軍隊的關係，還包括了陸軍內部的「政治」演進：「軍事制度」、「政治文化」以及「人事政治」等。這些「政治」的主題是近代化，即日本陸軍從各方面向現代軍隊的演進；然而同時，日本陸軍還伴隨著嚴重的「異化」。我把這種異化總結為「非政治的政治化」：一方面，日本陸軍試圖將自身與傳統的藩閥政治、政黨政治分開，標榜自身的正義，即「非政治」；另一方面，他們試圖掌控國家，獲得遠超于軍隊的權力，這又是「政治化」的。

當然，近代化和異化的並行並不是日本陸軍本身出了問題，而是明治體制本身的問題。最初設立的「統帥權獨立」，軍隊獨立於文官政府，即為了保證軍隊不受政治的干擾。然而這一體製得以運行的前提，是軍隊領袖同時也是政治家集團成員（山縣有朋），這樣軍事就能與政治得以融合。然而隨著明治九元老相繼去世，彌合軍政的人物已不復存在，獨立的統帥權就成了政治家不能插手的「小王國」。陸軍自然會逐漸萌生出獨立於政治、自己制定「國策」的想法。此外，政黨勢力的衰微和職業軍官的崛起，更加速了這一過程。隨著田中義一下台，宇垣一成又實力不足，陸軍課長級的軍官們就走上前台，開始操控國家政治。因此從根源上看，明治體制本身就是要註定失控的，其內部本身就蘊藏著政治失衡的風險。

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以下簡稱「明治憲法」）頒布，以此為基礎形成了近代日本的基本政治架構。有的人可能認為，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決定了國家政治的運行；但就現實而言，情況要複雜得多。一個政治體制的運行，憲法只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而非全部，政治勢力的角逐、社會結構的演變以及某些天才人物的政治實踐，都有可能使國家政治走向一個不一樣的結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憲法並沒有明確賦予最高法院違憲審查的權力，最高法院獲得這項權力是約翰·馬歇爾法官通過「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判決，這就是政治實踐對政治體制運行的重要修正。但如果美國憲法沒有三權分立的設計，美國也不是一個普通法國家，那麼這種修正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一個政治體制是否能健康運行，不僅取決於憲法和制度本身的設計，以及取決於其能否與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相容，更取決於以上這些能否經受住時間、政治和社會變革的考驗。

那麼，明治體制是否做到以上三點了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仔細觀察明治體制（不僅是憲法）的運行。

這張圖廣為流傳，基本上概括了明治體制的主要要素，不過有些地方不太令人滿意：一、沒有突出陸海軍的「統帥權獨立」；二、陸海軍與內閣之間，沒有標明「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這一聯繫制度；三、對元老重臣的位置描述過於簡單。

「統帥權獨立」是明治體制獨居特色的一環。雖然明治憲法的藍本——德意志帝國憲法，也規定了軍隊由君主直接統帥，但這並不是日本單純照搬過來，而是日本政治精英的政治考量。在西南戰爭結束之後，明治政府的政治精英們進行了反思，認為當時日本陸軍建設面臨著幾個挑戰：一是封建思想沒有根除，對藩的忠誠超過了對國家的忠誠；二是民權和自由主義運動高漲，軍人易受政治思想的動搖；三是軍隊領袖同時也是政治家（這裡特指西鄉隆盛），因此他在政治上的爭論容易引起軍隊的動蕩。因此，對軍隊進行「去政治化」，最終呈現在制度層面上就是「統帥權獨立」原則。

「統帥權獨立」原則的指導下，陸軍對政治，特別是民主政治和政黨政治充滿了不信任和敵意。這種警惕隨著19世紀80年代陸軍的「去政治化」開始，一直貫穿了整個明治體制時期。因此，陸軍中的普遍共識是，不能允許分裂國家的政黨政治家擔任陸海軍省首腦，而必須由軍人擔任。這一慣例從明治建軍開始，在1890年代之後形成了慣例，並最終於1900年形成了正式制度——「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即只有現役軍人才能擔任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從此開始之後直到戰敗，該制度中間雖然有山本權兵衛內閣的短暫廢除，但之後又得以恢復。這一制度初衷是為了安撫陸軍對政黨政治的不信任，但不久之後有人就發現了一個新玩法——只要陸軍大臣辭職，或者恰逢組閣之時，陸軍不向內閣派出陸軍大臣人選，那麼內閣就會因缺少重要閣僚而垮台。不過這個常規操作我們之後再說。

在「統帥權獨立」的情況下，軍隊獨立於政治之外，「元老重臣」就成為了聯繫政、軍、社會力量的中樞。這裡的元老特指由天皇敕命的九個政治家：黑田清隆、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松方正義、井上馨、西鄉從道、大山岩、桂太郎和西園寺公望。他們要麼是明治維新的元勛，要麼是薩長兩藩的領袖，或者是曾任首相的重要政治家。他們雖然沒有憲法規定的權力，但根據政治慣例參與重大決策的輔弼、共同決定首相的人選。其中，作為近代日本陸軍的創立者，山縣有朋在軍界有著極高的威望和影響力，其之後的接班人桂太郎也是陸軍的領袖。此外，由於陸軍一直是長州藩的地盤，他們同時也是長州閥（長州出身的軍人團體）的政治領袖。

這種「元老」兼「藩閥」來統率「陸軍」的配置，使得他們可以從國家政治的高度來考慮軍隊的作用，並有能力統制軍隊以實現政治目標。由於陸軍背景的元老本身也是政治家，他們對於軍隊的理解就是「國家的工具」，是用來實現政治目標的；而政治目標的確定和實施，則是由九元老代表的政治精英來決定的。此時，日本陸軍剛剛走過它的幼年期，中下級軍官還沒有成長為真正的近代化職業軍官，而軍隊創始者的威望還在，長州閥也仍是陸軍的主體，因此陸軍背景的元老能夠對其施以有效的控制。

然而這些元老並不是不老之身。隨著年齡的增長和身體條件的惡化，他們越來越難以應付政治責任的重壓。其中，作為山縣有朋的接班人和陸軍的「未來領袖」，桂太郎1913年被國民的護憲運動趕下台後病死；山縣本人也在「宮中某重大事件」後失去權勢，死於1922年。這不僅代表著元老政治開始衰退，還為陸軍脫離政治、反過來控制政治創造了條件。

不過山縣的死並沒有立刻導致這一結果，這是因為藩閥的力量依然存在，長州閥依然對陸軍保持了較高的控制力。田中義一作為長州閥的關鍵人物，在此時登上了前台。1918年他受山縣有朋提拔進入內閣擔任陸軍大臣，開始了政界生涯，在軍隊和政界逐步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1925年，田中退役後全力投入政界，並於兩年後擔任首相，這樣他就同時掌握了軍、政兩個方面的資源能力。然而也正是在山縣去世到田中組閣這段時間內，長州閥自身人才凋零，對陸軍的掌控力也逐漸下降。一些新生的陸軍軍官團體開始產生，他們不滿長州閥對陸軍的壟斷，決意要改變現狀。

改變現狀的第一槍打響在中國。1928年6月，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當時中國的合法領袖張作霖。這完全打亂了田中對中國東北的戰略部署，也徹底終結了他的政治生命。1929年，田中被迫辭職，長州閥對陸軍的掌控也成為了歷史。這樣，約束陸軍身上的兩股政治力量——「元老」和「藩閥」就不復存在了；而在「統帥權獨立」的原則下，這也意味著已經沒有任何政治家能夠對陸軍施加影響了。

那麼回到本部分開頭提出的問題，答案就不言而喻了。從政治運行的過程來看，明治憲法的實施實際上仰賴於元老重臣集團的穩定；他們中的一些人身兼「陸軍的元老」和「藩閥領袖」，從而充當了政治精英約束和驅使陸軍的「控制器」。在明治時期，由於元老重臣集團的協作施政，明治體制能夠穩定地運行。然而人總是會衰老的，小團體也常常會後繼無人，當這些自然規律發生時，原先設計的制度控制就會失去效果，而那些被視作防火牆的憲法設計（「統帥權獨立」），也反過來變成了肆意妄為者的堡壘。這就是陸軍的新生軍官團體不斷「暴走」，並最終掌控國政的原因。

從這個意義上看，至1929年，明治體制已經陷入了不可逆轉的制度性「病變」中：陸軍利用「統帥權獨立」來自行其是，利用「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甚至是暗殺、政變來脅迫政府，並不斷地利用對外的軍事擴張來擴大在國內的政治威望，增加政治實力；政治精英，無論是華族還是政黨，對此卻毫無辦法，因為憲法和政治慣例阻礙了他們的行動。

那麼，是誰取代了長州閥的位置，讓陸軍取代了政府在國政中的決定性地位，並最終把日本和亞洲人民拖入戰爭的呢？他們又是如何取得這種權勢的呢？那就是下一部分的內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