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朝鮮役——豐臣政權征明中的政治、文化、宗教、經濟、外交因素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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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織田信長之後，最終統一日本的是其原部將羽柴秀吉。羽柴秀吉原名木下藤吉郎，與天文六年（1537年）2月6日，出生於尾張國愛知郡中村，其父木下彌右衛門，有貧困農戶和足輕兩種說法。幼年期間父親便已經死去，年幼的秀吉與繼父不合，於是離家出走。因其自幼生活艱辛、營養不良而身材矮小且形容委瑣，酷似猿猴，因此被稱為猴子。雖然此時的藤吉郎出身貧賤，然而卻一心想出人頭地，於是想盡辦法期望能進入武士家工作。最終，藤吉郎如願以償，在近江國頭陀寺城城主松下之綱（松下嘉兵衛)中找到了一份工作。然而松下之綱雖然號稱城主，然而日本戰國時代，全國大大小小的「城」有數萬之多。頭陀寺城也不過只是浜松城的支城，即外圍據點。以2001年發掘情況看，所謂頭陀寺城只是一個長度大約一町（109米），寬度略小、帶有一圈壕溝的土圍。在那裡呆了幾年的藤吉郎，最終還是離開了這個並無什麼前途的城主。

天文23年（1554年），已經22歲的藤吉郎回到了尾張，成為了領主織田信長下仆，貧寒的出身嚴重製約了秀吉早期的上升空間，直到淺井家滅亡之後，在織田家苦熬多年的木下秀吉，終於因軍功而受封北近江國，獲得了第一塊領地，淺井故領北近江（伊香郡、淺井郡、坂田郡）約12萬石。受織田家內政經濟運作模式影響，木下秀吉放棄了交通不變的山城，即淺井家主城小谷城，將小谷城拆除後的建築材料，運至琵琶湖岸的今浜，修築了一座平城（平原、平地之城），取信長的長字，將城名改為長浜城，正式開始躋身於戰國群雄之列。同時他取織田家名將柴田勝家與丹羽長秀名字中各一字創造出一個新苗字——羽柴。然而，此時的羽柴秀吉已經37歲。

在日本戰國群雄中，織田信長可謂最為強大的一個人，即便戰國三英傑的另外兩位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直系都不如織田信長強大。本能寺之變前夕，織田信長控制的面積，約佔日本國土總面積的四分之一，戰國三英傑一個是其一手提拔的軍團長，一個是其從屬大名。然而，強大的織田家卻在爭奪天下的過程上，遭遇大規模圍攻三次，部將反叛不斷，最終仍死於部將之手。從「第六天魔王」、「佛敵」等稱號；當眾毆打明智光秀，處死外甥等傳說，以及拿敵人頭蓋骨取樂來看，織田信長也可以堪稱暴君。織田信長不可謂不強大，然而這麼強大的織田信長卻未能成為日本的統治者，在織田信長身死之前，織田軍隊還在各地與反對者激烈交戰。一味的使用暴力，並不能成為一個好的統治者，織田信長為此付出了被部將圍殺的下場，其勢力也在身亡後分裂瓦解並最終被羽柴秀吉取代。

羽翼豐滿後的羽柴秀吉獲得了從三位權大納言的職位，進而在朝廷官位上，超過了因織田信長拒絕接任朝廷官職，而導致官位低下的原主家織田氏。然而，羽柴秀吉畢竟出身低下，在重視血統出身的日本，羽柴秀吉最大的問題，是怎麼得到統治天下的正當名義。征夷大將軍是當時展示自己地位和權力最直接最方便的方式，然而征夷大將軍傳統上只有出身源氏的人才能擔當。傳說中秀吉當時曾經聯絡之前被織田信長放逐的足利義昭，想成為義昭的養子去獲得征夷大將軍的職位，但是被義昭拒絕了，秀吉只能爭取當關白。

羽柴秀吉收買近衛前久，然後用加增領地作為誘惑，使五攝家不反對自己。於是，在天正13年（1585年）7月11日，羽柴秀吉以藤原秀吉的名義而當上了關白。然而血統依舊是藤原秀吉無法繞開的問題，迫於無奈，藤原秀吉開始宣揚自己是天皇的私生子，來解決自己的血統問題。借著與朝廷、天皇的緊密結合，天皇和公卿借秀吉的軍力和財力，以提升自己的生活待遇及威望，而藤原秀吉則獲取朝廷的大義名分並強化自己的權威。組成了「武家關白制」政府體系。天正14年（1586年）9月9日，正親町天皇正式下賜「豐臣」姓氏給藤原秀吉，12月25日，豐臣秀吉就任太政大臣，豐臣政權正式成立。

然而豐臣秀吉的崛起過於短暫，秀吉正式就任城主，已經是1573年，在他37歲時候的事了。在本能寺之變時，也不過是1582年。當1586年豐臣秀吉政權確立之時，短短几年的時間，豐臣秀吉便實質上的獲取了天下第一人的身份。豐臣秀吉輝煌的成就背後是其高超的軍事、外交、政治才能，從而吸收了原織田家中的大量實權大名、將領。也就是說，此時的豐臣政權中的大部分實權大名、家臣，實際上在三、四年前，不過是與豐臣秀吉地位相同，甚至還有所高出，當後來豐臣政權完全建立之時，豐臣五大老前田利家、德川家康、毛利輝元、小早川隆景、宇喜多秀家等人領地加起來超過五百萬石。

豐臣政權實際上是靠豐臣秀吉以其個人卓越的政治才能構建的，政權內的實權派是臣服豐臣秀吉個人，而非豐臣氏。僅僅依靠平定天下，並不足以支撐豐臣這個姓氏乃至這個武家關白制的政權。類比征討蝦夷而設立，最終成為武家典範的征夷大將軍這個職位；皇室血統出身、乃至鎌倉、室町兩代幕府下的歷代積累，豐臣氏在出身和功勛上完全不存在可比性。因此，當豐臣政權建立的同時，擺在豐臣秀吉面前的，就是這樣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如何讓豐臣氏的關白，能夠類比征夷大將軍而最終延續下去。

現在很多的研究者，將豐臣秀吉對亞洲大陸的侵略，給出了各種各樣的發起理由，比較流行的說法是秀吉本人一統天下後不正常的狂妄；還有是戰國時期國內軍隊太多，土地不夠分配等。然而最早被文字記錄下來的唐國平定設想，是在天正13年（1585年）豐臣秀吉就任關白後的9月3日。之後天正14年（1586年）3月，耶穌會日本教區准管區長科埃略·加斯帕爾（Gaspar Coelho）記錄了豐臣秀吉的唐國平定計劃以及造船規模，並討論提供船隻支援。同年4月和6月，毛利輝元以及對馬宗氏同時記錄了豐臣秀吉的高麗渡海乃至交涉事宜。

遠征大陸，實際上是豐臣秀吉剛剛獲得關白之後已經開始著手的計劃，而不是所謂一統天下之後。而戰國以來人口、軍隊太多，土地不夠分配之類，在對比1598年全國檢地和1604年全國檢地可以看到，前者為18509043.74石，後者為22171689.674石，短短數年，後者已經比前者多出了360多萬，而在近代之前的1831年檢地，全國石高已經超過三千萬。所以，實際上日本在豐臣時期，全國境內仍有大量未開發土地，因此，根本談不上當時所謂土地不足。

當結合傳教士的西班牙日本聯軍中國征服計劃，和豐臣秀吉提出的唐國平定計劃的時間上，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與其說是流行中的那些經不起推敲的理由，不如說是豐臣秀吉試圖以豐臣氏的太閣職位主導下，以軍事征服中國大陸這個口號，來獲取日本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殊榮，進而取得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並將新獲取的大量土地進行再分配，以充實舊部和豐臣直轄領，從而真正意義上的穩定豐臣政權。

除開政治上的需要，文化上來說，日本是神國，這個起自新羅入寇，而在蒙古進攻日本失敗之後的不斷強化之下，在吉田兼俱與室町末期的文明年間，即1469年 - 1487年，創建吉田神道之後，將神國日本的定義，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吉田兼俱將日本稱為神國，日本的神道，定義為萬物萬法的根源，那麼相對之下，中國的儒教是神道傳入中國的枝葉，印度的佛教是枝葉上的花朵果實。即便明治維新之後，這個炮製日本凌駕世界的神道，依舊在國內有巨大的權威。那麼，神國的天下人秀吉，在其野望中相當突兀的含有天竺，其實也就並不奇怪了，畢竟除了從日本神道上發芽的中國文明，印度文明也是日本神道結出的果實。

日本神國的至高無上，跟自稱天朝上國的中國自然是不對付，更不提這個這個自稱天朝的國家曾經要求神國日本稱臣納貢，而且還出台歧視性政策並拒絕對日貿易。嘉靖大倭亂的爆發，在給中國東南沿海帶來慘重損失的同時，大量先進技術和唐物（中國商品）流入了神國日本，使得唐物這種之前被掌控在上層的奢侈品，逐漸被日本大眾熟知。然而隨著倭亂被平息，唐物的來源逐漸縮窄，在嘉靖倭亂刺激下的中國人眼裡，日本人被極端妖魔化，本著寧殺錯不放過的宗旨，對攔截到的日本船隻、或者船上有日本人的態度，無論是否是和平貿易，明朝上下的態度是只管殺不管問的。

然而，神國日本卻需要中國產的陶器、瓷器、絲織品、茶器、鐵鍋、針、儒學經典、繪畫、佛經等日用品和文化用品，還需要中國所產的用於做刀劍、槍管、火藥、子彈的精鐵、硝石、鉛，乃至中國產的銅幣，來維持其國家的日常經濟生產、生活、文化乃至軍事需要。但是高高在上的中國卻不願跟神國日本交易，而且不允許勢力範圍內的任何國家跟日本交易，朝貢體系圈外的馬尼拉西班牙人，從廣東進口鐵料後轉手日本，還要掛個南蠻鐵的名義，而作為進口中國二手貨的日本，又要被迫承擔高昂的轉手費、風險附加費以及運費。

這樣被一個在中國主導的東亞世界裡，被集體敵視的神國，無論從其國內國際上的政治、文化還是經濟需要上來說，都迫切需要打破日本在本質上被邊緣化的現實。但是以日本國內根深蒂固、以至於變本加厲的、神國日本是至高無上的觀念，向中國低頭朝貢，在當時日本的政治和文化上，是不被允許的。打碎中國對日本的敵視和封鎖，是當年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日本天下人豐臣秀吉必須要做的。

在中國境內倭亂逐漸平息，來自中國的走私船數量減少，而來往東南亞的船隻又有被明水師攔截的風險；而且做轉手貿易南蠻船上面，隨著商品一起來到日本的天主教狂信徒傳教士，對日本國防又有極大危險性：「予以為彼等（傳教士）酷似一向宗，且知識廣博，並以此獲取日本貴族名士之皈依，其相互間凝聚無間甚於一向宗。彼等企圖以不軌之手段占居諸國（大名的領地），以至征服日本。予當懲罰其罪惡。」所以，挑戰神國日本被敵視、邊緣化的根本源頭——中國，打破對日封鎖，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另：被已知世界封鎖邊緣化後試圖用軍事手段對抗超強，以求打開一片新天地的，中國人比較熟悉的近現代成功案例有一個本朝，行進中有鑫胖（並不看好）。危險性極高，成功者寥寥，日本的底蘊在當年即便處於上升期，也並不足以完成豐臣秀吉的野望，而同時期處於王朝後期的明廷，也並沒有墮落到晚清的滿洲水平。